李明阳

　　（中国社会科学院 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北京 100026）

　　

　　

　　

　　

一、册命记载的文本认定

　　

　　

　　

　　

　　克罍盖铭拓本

　　

　　克盉盖铭拓本

　　

　　

　　与此对应，书类文献或出土竹简中的册命文本是以简册形式传抄并流传于世的册书，其主要内容是王的诏令。然而，铸刻铭文时的底稿由于未被传抄，全部散佚了；考古发掘出的绝大多数竹简写定于战国时代，经历西周、春秋与战国的不断传抄，导致今文《尚书》中出现各种讹误，甚至伪托相关史事拟作的先王诏令层出不穷。我们还应考虑到，抄本时代的文献具有“流动性”特点，这些文本有可能是直接抄录，也可能经过了追忆、想象、演绎和改写，还可能在传抄中出现各种讹误。如果说，简册与铭文均有被视为“册命文本”的理由，那么维系前者的文体要素只有册命仪式和内容的规定性，而后者则在整个叙事环节中体现出格式性的策略和安排，加之书类文献和出土竹简中出现的追忆、想象、演绎、改写等现象，笔者认为，或许为数众多的青铜器铭文才是更值得深入关注的文体学范本。

二、册命铭文的文体演进

册命仪式在西周中期渐趋成熟，册命铭文也很快形成了稳定的书写范式。显然，一篇完整的册命铭文包括四种基本要素：时间地点、仪式过程、作册用途（如“用作某公宝尊彝”等）和祷祝语（如“对扬王休”等），书写范式的定型体现了叙事的内在要求。下文即梳理西周册命铭文的结构和话语方式变化，探寻西周时代的叙事要素和载录方式的发展脉络。

　　

　　

　　

　　

　　纵观西周时代的铭文写作，西周早期和中期，册命铭文逐渐摆脱商代文化而建立宗周的时代风格，文辞渐趋明晰和典范，册命仪式的时间、地点、过程、作器用途等要素得以清楚地记载和呈现。从而在西周中期，对册命仪式的记载形成了高度稳定的书写程式和语言规范。至于西周晚期，册命铭文虽然总体保持了以往的风格，但笔墨稍显简省。

三、西周彝铭的撰铸制度

　　

　　

　　除铭文的撰写外，还要考虑到在铸刻铭文时，工匠很可能根据器型等情况对史官提供的底稿加以润色和修改，因此，不得不对铭文的铸刻制度加以考察。

　　

　　

　　

　　

结语

简册和铭文是册命文本的两种介质形态，前者多为册命仪式上宣读、传递的文书，后者则是史官对册命仪式的全面载录，因此册命文体研究应高度关注铭文文本。册命铭文的基本要素包括时间地点、仪式过程、作册用途和祷祝语。上文已对各要素的详细变化作了梳理，揭示出这些要素在西周中期的铭文书写中逐渐聚拢，形成册命铭文清晰而典范的书写风格，至西周晚期又再度归于简洁的总体趋势。由于铭文的撰写者供职于受册命贵族，铭文侧重体现受册命者的意志，在凸显册命仪式荣耀的同时强化了周王室的权威。笔者猜想，铭文语词的一致性可能与工匠对底稿的润色有关，因此，册命文体是国家意志与贵族愿望的综合体现，也是史官与工匠共同参与礼乐文明建构的结果，并推动着周代意识形态的生成、凝聚与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