争鸣与当代文学价值和意义的生成——以话剧《“炮兵司令”的儿子》为中心_长江学术_杂文_网络文摘

左安秋

　　（南开大学文学院，天津 300071）

　　2003年8月，周璇的长子周民将电影明星周璇的日记交给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揭开了关于周璇的许多谜题。值得注意的是，周民决定将《周璇日记》公开出版的初衷，除了要澄清关于周璇的诸多史实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为了救助一位作家朋友：

　　

　　周惟波是何许人？在当代文学史上，他又曾发挥过怎样的作用？在当代文学史著中，周惟波其人其作为何又离奇失踪？

一、《“炮兵司令”的儿子》及其意外走红

提起周惟波，大多数同时代人想起的是他与董阳声、叶小楠共同创作的话剧《“炮兵司令”的儿子》。《“炮兵司令”的儿子》是独幕话剧，在上海市大中学生文艺会演中大放异彩。但是，《“炮兵司令”的儿子》走红，实际上出乎所有人的意料。

　　1979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已经召开，全国的工作重心已经转移到现代化建设上来，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共中央秘书长、中央宣传部部长胡耀邦在中国文联举行的迎新茶话会上，对文艺界提出了新的希望：

　　我们伟大祖国奔向四个现代化的时代列车，现在已经开动了！党的三中全会公报，就是这列列车启动的汽笛声！

　　

　　文化部部长黄镇也反复强调，文学艺术工作者要“敢于冲破各种禁区，破除迷信，不断创新”，“必须贯彻执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发展文艺的方针。我们贯彻执行‘双百’的方针，重点在放，只能放，不能收”。但是，当时的文艺界实际上仍存在诸多禁区，许多文艺工作者仍然处在“抓辫子、戴帽子、打棍子”的恐惧之中。在当时的文艺创作中，有两类作品最多，也最保险。一类是歌颂杰出人物伟大事迹的作品，这些人物包括领袖人物，也包括与“四人帮”斗争的普通人，如《陈毅出山》《朱德将军》等；一类是历史剧，如《吉鸿昌》《王昭君》等。即使是广受好评的《于无声处》，实际上也是歌颂与“四人帮”斗争的杰出人物的作品，并未涉及更深层次的社会问题。文艺创作虽然得到了恢复，但是文艺工作者创作的积极性并不高，创新性也不足。为了调动各文艺团体的积极性，上海市文化局首先改进了创作、演出节目管理办法：

　　

　　这样，上海各单位创作的剧目，只要经本单位艺委会讨论，领导班子决定，就可以上演，免除了从创作到演出过程中的层层审查，实际上赋予了各文艺团体更大的自主权。应该说，上海市文化局的这项举措，为上海市文学艺术的发展繁荣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另一方面，卢新华的短篇小说《伤痕》在《文汇报》发表并获得好评，直接鼓励了复旦大学中文系学生的文学创作热情。为了迎接上海市大中学生文艺会演，复旦大学中文系的三位学生周惟波、董阳声、叶小楠三人共同创作了多部话剧。但是在创作之初，《“炮兵司令”的儿子》地位并不突出，复旦大学和《文汇报》主推的，是历史话剧《诸葛亮》。

　　早在1979年2月10日，《文汇报》就对上海市三位大学生的创作给予了肯定：

　　复旦大学中文系文学专业一年级学生董阳声、周惟波、叶小楠，解放思想，破除迷信，勤

　　

　　很显然，复旦大学主推的剧目是历史话剧《诸葛亮》，因为歌颂诸葛亮之类的历史人物，不涉及社会现实问题，在当时的文艺界是比较普遍的做法，也是比较保险的做法。而对于话剧《“炮兵司令”的儿子》，则仅仅用“三个独幕话剧”一笔带过。

　　那么，为什么在6月初，《文汇报》却态度急转，放弃历史话剧《诸葛亮》，转而对《“炮兵司令”的儿子》发生兴趣呢？这是因为《“炮兵司令”的儿子》上演之后，引起了广泛的论争，受到了人们的关注，群众意见纷至沓来，莫衷一是，而这恰恰暗合了《文汇报》的办刊宗旨。

　　1979年初，上海《文汇报》进行了改版，编辑部重新确定了办刊宗旨：

　　

　　“加强文艺评论，繁荣文艺创作，在学术讨论和争鸣方面做出特色”，这样的办刊宗旨，可见《文汇报》编辑部的眼光和魄力。在这样的办刊理念下，话剧《“炮兵司令”的儿子》自然成为《文汇报》改版后打响的第一枪。

二、《“炮兵司令”的儿子》及其论争

《“炮兵司令”的儿子》是复旦大学学生周惟波、董阳声、叶小楠合作创作的独幕讽刺喜剧，情节非常简单：“老虎灶”工人方师傅的儿子小方与孙处长的女儿小洁相恋，但是遭到孙处长的百般阻挠，因为孙处长试图让女儿与陈局长的儿子联姻，以女儿的婚姻为筹码，以获得副局长职位。无奈之下，小方听从同学小陈的建议，谎称自己是“炮兵司令”的儿子，结果孙处长态度大转。最终，孙处长与方师傅二人相见，孙处长才知道因为方师傅家“老虎灶”烟囱对着天空，好像“高射炮”，所以人们戏称方师傅“炮兵司令”。这样一个简单的剧目，参加第一轮会演以后，在评选时就产生了意见分歧。

　　1979年3月31日，在第一次评选会议中，参加这次会议的业余剧作者展开了激烈的讨论，产生了三种意见：一种意见认为尽管《“炮兵司令”的儿子》在艺术上存在缺陷，但是它大胆触及了某些党员干部的不正之风，对于实现四个现代化的任务有积极作用；第二种意见认为《炮》剧时代感不强，没有明确是国民党时期还是当前，是“文化大革命”时期还是粉碎“四人帮”后，没有明确是延安还是西安；第三种意见与第二种意见紧密关联，认为孙处长这样的干部在“四人帮”时期存在，但是粉碎“四人帮”后，就已经不再典型，因而建议将剧作的背景设定在“四人帮”时期，将孙处长设定为“四人帮”余党，这样既弥补了背景模糊的缺陷，又避免了政治上的风险。在各种意见当中，支持的声音占了上风，因而《“炮兵司令”的儿子》经评选会议决定，进入第二轮会演。

　　5月2日，会演办公室召开了第二次评选会议。与第一次评选会议不同的是，此次会议的参加者主要是相关文艺工作者、大学师生以及参与会演的各单位负责人，会上对《“炮兵司令”的儿子》基本持肯定态度，但是为了保证话剧可以对外公演，在会演办公室的建议下，作者对剧本进行了修改。

　　5月16日，会演办公室又邀请相关部门领导以及专业文艺工作者观看了该剧。演出后，又产生了意见分歧，进行了激烈的讨论。而在此时，有些讨论者提出了尖锐的批评意见，认为虽然这个戏形式很新，很受群众欢迎，但是要把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和政治第一结合起来，实际上对该剧表达了否定性的意见。有些人认为该剧虽然很有价值，但是丑化了党的干部，建议增加一些“保险系数”，如让陈局长出场或者安排陈局长写信给孙处长的情节，批判孙处长的错误思想，从而达到教育的目的；或者让周围的干部都反对孙处长，不愿与他联姻，这样就说明孙处长的行为只是个别行为，不代表大多数党员干部；还有人提议增加一个正面形象的老干部，与孙处长进行斗争，将这样一个讽刺喜剧演变为歌颂正面形象的剧作。由于意见得不到统一，会演办公室只能决定暂停公演，只在内部演出。

　　

　　此外，众多讨论者也对该剧的人物形象不够鲜明、讽刺深度不足、艺术上过于直露等缺点给出了中肯的意见。

　　1979年7月12日，《文汇报》再次对围绕话剧《“炮兵司令”的儿子》的讨论进行了报道，对《“炮兵司令”的儿子》基本给予了肯定：

　　

　　此外，署名“本报评论员”的文章《〈炮〉剧的争论说明了什么？》，也对关于《“炮兵司令”的儿子》的争论进行了总结，对《炮》剧的意义和价值给予了肯定：

　　

　　至此，关于话剧《“炮兵司令”的儿子》的讨论，最终以《“炮兵司令”的儿子》获得公演并受到肯定告终，关于这一作品的讨论也告一段落。

三、争鸣对于文学作品的意义

纵观《“炮兵司令”的儿子》的论争过程，可以发现，争鸣在文学作品的传播、文学作品意义的生成等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一）争鸣扩大了剧作的影响范围和广度

作为上海市大中学生文艺会演的剧目之一，《“炮兵司令”的儿子》地位并不突出，如果不是因为剧作上演后引起了激烈的讨论，那么在会演中获得好评的大概会是周惟波等人的另一部剧作《诸葛亮》，《炮》剧可能会像其他两部独幕剧一样，淹没在历史的尘埃里，甚至连题目都不为读者所熟知。即使在文艺会演中获得好评，大概其影响也仅仅局限于上海市大中学生之间，甚至局限于复旦大学学生中间。但是，经过《文汇报》的论争，剧本在报纸公开发表，正反双方的意见在《文汇报》针锋相对，关注《炮》剧的读者越来越多，在《文汇报》刊登的读者来信中，作者有复旦大学、上海戏剧学院、上海教育学院、东昌中学、空军政治学校的学生，也有无线电厂工人；有人民艺术剧院、上海电影局、上海电影制片厂的工作人员，也有专门的文艺评论家；有《上海戏剧》的编辑，也有专业剧作家，其影响不可谓不广。许多当事人回忆起1979年的复旦大学和上海，都会想起话剧《“炮兵司令”的儿子》。作家李辉回忆道：

　　

　　独幕话剧《“炮兵司令”的儿子》不仅成为复旦剧社的经典剧目，而且成为1979年上海市的文化地标：

　　

（二）争鸣扩充了剧作的内涵和深度

（三）争鸣为其他社会问题剧开辟了道路

围绕话剧《“炮兵司令”的儿子》的讨论，为其他社会问题剧的写作和发表开辟了道路。一方面，在众多讨论声中，反对者的意见此起彼伏。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文汇报》刊发的讨论文章中，反对的意见越来越少，支持者逐渐占据上风。《文汇报》两篇总结文章，《广大读者热情来信来稿参加〈炮〉剧讨论讽刺文艺应该大胆地干预生活》和《〈炮〉剧的争论说明了什么？》，实际上是以明确的态度对《“炮兵司令”的儿子》进行了肯定，同时也对暴露社会问题的剧作进行了肯定，重新确立了文艺作品要干预生活的原则。同时，《人民日报》1979年8月6日发表蓝芹的文章《典型问题不应该成为禁区——从〈“炮兵司令”的儿子〉的争论谈起》，也在一定程度上对剧作表达了肯定的态度。而另一主流媒体《解放日报》的报道则与《文汇报》不谋而合。官方媒体的肯定必然对其后社会问题剧的创作产生鼓舞作用。1979年下半年，大量反映“阴暗面”的社会问题剧涌现，其中就包括其后产生重大影响并在剧本创作座谈会上产生争鸣的三部剧作：《在社会的档案里》（王靖）、《假如我是真的》（沙叶新）和《女贼》（李克威）。另一方面，独幕喜剧《“炮兵司令”的儿子》为其他社会问题剧提供了写作母题和范式。不论是《在社会的档案里》还是《假如我是真的》，抑或是《女贼》，其故事情节和批判矛头都可以在《“炮兵司令”的儿子》中找到原型。三部剧作都是以青年犯罪问题入手，而这恰恰是《炮》剧中塑造小方的做法；三部剧作都是采用侦探剧的形式，层层推进，在剧作最后才令读者恍然大悟，这也是《炮》剧采用的手法；三部剧作矛头所指都是党内的腐败分子和特权阶级，《在社会的档案里》的首长和军代表，《假如我是真的》里的赵团长、钱处长和孙局长，都有《炮》剧中孙处长的影子。可以说《“炮兵司令”的儿子》是其后许多社会问题剧模仿的对象，尽管许多剧作的艺术成就已经超越了《炮》剧。

　　将后来获得较大成功的剧作《假如我是真的》和《“炮兵司令”的儿子》进行比照，可以看出其中的渊源关系。《假如我是真的》原名《骗子》，讲述的也是青年行骗的故事：农场知青李小璋为了能从乡下农场上调到城里工作，以便其婚姻获得女朋友父亲的支持，假冒中央首长的儿子，化名张小理，到处行骗，以获得上调许可证。在这个过程中，话剧团的赵团长、组织部的钱处长以及文化局的孙局长都落入张小理的圈套，为其上调开后门。最终，李小璋东窗事发，受到了法律制裁。通过故事梗概，可以发现两部剧的相似之处：都有一个假冒司令的儿子行骗的青年，《“炮兵司令”的儿子》中行骗的是青年小方，《假如我是真的》中是主人公李小璋；都有希望通过裙带关系飞黄腾达的党员干部，《“炮兵司令”的儿子》中是孙处长，《假如我是真的》中是话剧团赵团长、组织部钱处长以及文化局孙局长。《“炮兵司令”的儿子》中，小方的事情败露是由于孙处长和小方父亲的意外相见，孙处长知道了所谓“炮兵司令”其实是“老虎灶”工人方师傅；而《假如我是真的》中李小璋的事情败露，是因为首长张老出现，发现了住在吴书记家的并不是他的儿子。种种情节的相似之处，显然不是巧合。

　　值得注意的是，1979年6月13日，《文汇报》关于话剧《“炮兵司令”的儿子》的讨论专栏中，刊发了一篇题为《为什么不能讽刺？》的群众来信，署名沙叶新，而沙叶新就是《假如我是真的》一剧的作者。在《为什么不能讽刺？》一文中，沙叶新直接表明了对《炮》剧的支持态度：

　　长时间以来，我国文艺界有个令人深思的现象，即凡是引起争论甚至遭到非议的作品，经过实践的检验，往往证明绝大多数倒是些好的或较好的作品。……如今，独幕讽刺喜剧《“炮兵司令”的儿子》又引起了一场热烈的争论，我觉得这场争论似乎是过去一二十年来关于题材问题、关于人民内部讽刺问题等文艺论争的又一次重复……作《“炮兵司令”的儿子》的继承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