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永兵

　　（西藏大学 文学院，西藏 拉萨850000）

三、学科系统化与文学理论科学性

除了语言上的白话化、思想观念上的文学进化论倾向之外，在总体的论说形式上，文论作为一个学科开始谋求自身的独立性和表达逻辑的系统性。此时的文论建设开始从“诗文评”向系统的“论文”形式过渡，追求一种科学化的话语形式过渡，而这种学科话语的系统性追求又渗透着深刻的人文启蒙价值性诉求。有学者认为：

　　

　　

　　这种说法从另一个侧面肯定了文章学和现代文学理论/文艺理论之间的区别与联系。文艺理论学科本身是一种既入乎文学之内，又出乎文学之外的写作方式，它既涉及文学的技巧，又涉及对贯穿在文学之中的各种观念的研究。虽然文章学往往只能入乎文学之内，对文学的技巧进行分析，并不涉及文学中贯穿的各种政治的、哲学的、历史的观念，但是如果文章学已然将文章视为“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这表明文章学实际上已经有了现代文艺理论的雏形。这种在文章学中强调经国之用的做法，在晚清及民国初年的“诗文评”的演化中越来越明显。

　　传统的“诗文评”实则并不完全与现代文艺理论格格不入，在晚清及民国初年的诗文评中已出现了现代性的转型，从个人情趣走向社会、人生关切，走出诗文的内部，打开了文学研究更大的世界和更复杂的多维关系，从而与现代文学理论有了某种近似性。吴宓在《空轩诗话》中就以讨论诗歌为起点，将自己的话题延伸到了国家与社会的现状，一改传统诗话的个人化倾向。他说道：

　　

　　

　　这种评述实际上已经超出了“诗文评”体裁的论域，变成了社会评论。当时大量的“诗文评”作品都发生了与此相似的变化。林庚白在《孑楼诗词话》中说：

　　

　　他借论诗歌的思想性，将话题拓展到了民族性中的惰性成分上，诗歌在这种“诗文评”中只是一个引子而已，实际上不需要借助诗歌，作者也可以说同样的话。梁启超在《饮冰室诗话》中专论变法中的诗歌，更是将这种做法发展到了极致。如果说在林庚白等人的“诗文评”中，借诗词论国事还是一种借题发挥的话，那么在梁启超那里，则直接在“诗文评”的选材取向上将审美标准或者个人趣味转化为了社会标准。

　　同时，“诗文评”此时也大大拓展和更新了自己的论说范围，从论诗词、文章，发展到了总论作为一种思想形式的“文学”，形成了“大文学”观：

　　

　　

　　这一时期兴起的一系列有关《文心雕龙》的研究、有关《诗品》的研究都是“文学话”的组成部分。这些所谓的“文学话”介于传统“诗文评”和采用西式论文形式的文学研究之间。一方面它们将对“诗”“文”的研究归纳在一起并以“文学”的眼光看待它们，另一方面又对“文学”施以传统“诗文评”中常常采用的研究方法。这些研究往往将“文学”视为一个独立的学科，大多在广义上将对社会、人生等诸多问题的论述也算在文学之内，并从“大文学”观的角度对其加以论说，其实已经非常接近后来的现代文学理论。

　　

　　

　　

　　也有学者在区分广义和狭义的文学观的时候以“美”作为区分的依据，如沈天葆。这类论述更具有现代“文学”的意味：

　　

　　他们的具体观点或与现代文学观念不尽相符，但这种定义文学的逻辑思维是传统“诗文评”中阙如的，已经非常接近后来的文学理论的定义方式，呈现出明显的科学性特征。此外其研究对象正是本民族的文化经典，而非外国的文学文化历史，或者说，他们是以本民族的文化经典、文化历史来定义文学，既不是以其他民族的文化经典来置换本民族的文化经典、文化历史，也不是以外来的理论观念和范畴剪裁文化历史事实。这一点颇值得当代中国文学理论建设者们重视。

　　其二，“大文学”观的另一维度是为“学”赋予独立的地位，将“文”与“文学”区分开来，并借由对“文”的方法规律的探求，使“文学”从一种只局限于语言文字、趣味风格等问题的研究开始演化成一种认识论。章太炎提出，“文学”就是关于“文”之“法式”的研究：

　　

　　

　　不过，当时的理论家在论述和建构具体“法式”的过程中尚未走出传统“诗文评”的范畴体系，此时他们所作的仍是一种“文学话体”的评论，而不是现代意义上的文学理论建构。尽管黄侃等学者也非常强调体系性：

　　

　　不能不说，此类论述已经有了科学思维的雏形，已经在科学化的探索中迈出了坚实的一步。但是，这种“系统条理”主要说的是将传统的范畴、研究方法和价值转化成一个体系。黄侃此论就是在“系统”的意义上来说明对经学中的“小学”进行现代意义上的研究的重要性。他认为：

　　

　　

　　这里的“系统条理之学”实则指的是在传统学术研究的内部应有各自明确的学科体系，并将这些体系进行排列重组，以期对传统学术研究有更明晰的认识。于是，即便这种研究方法具有了现代的论说形式，但是从价值内核上来看，它们依然是传统的。同一时期，学者们对《文心雕龙》的研究也非常重视体系化，如范文澜的“两分法”、罗根泽的“三分法”、刘永济的“四分法”，都是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例子。但是他们的问题均在于即便是拥有了系统性的分析方法和学科独立的自觉意识，由于缺乏文学观上的实质变革，这种研究只能停留在用现代的系统化方式整理讲述传统思想的层面上，未能完成从“文学话”向文学理论的飞跃。

　　

　　

　　

　　而当时的思想家们之所以对“诗文评”进行改革，主要就是因为“诗文评”“文以载道”的传统承载着的封建伦理道德，不但无启蒙的功能，而且是启蒙所要革除之物；同时，“诗文评”既然不以求“真”为目的，自然无法提供关于文艺的真知识，无法打破人们的蒙昧状态，无法达成启蒙的目标。一如朱希祖所批判的：

　　

　　

　　

　　另一种倾向于自然科学的客观性的“科学”定义则如陈独秀所指出的那样：

　　

　　

　　虽然陈独秀在论述中区分了“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但是他对“社会科学”的解释却强调只有那些应用了自然科学方法的研究才能算作科学。这种科学的定义非常接近英语中的“Science”。我国的“赛先生”虽然取自英语中“Science”一词，但是实际意义却溢出了该词，不应只从单一维度来理解。

　　早期现代文学理论中用自然科学的方法研究文学实际上大多仅流于一种形式上的模仿。陈穆如在《文学理论》一书中提出：

　　

　　这一定义中的等号、乘号等符号实际上都只能作比喻式的理解，相等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数量相等，而相乘相除也与数量没关系。严格地来看，这些数学符号在定义中只表示这些要素的性质在逻辑上具有关联，以及它们在文学定义中的重要性层级，因此该“公式”完全是一种定性的描述，而不是数学上的量化关系。这种“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于是也只能是一种对“数学”的模仿，数学的形式并未给文学理论带来如数学一样的严密性和客观性，相反，由于不通过文字解释读者便无法理解这一公式的具体含义是什么，它实际上还在理论中造成了不必要的含混。这样的失误在文学理论的后来发展中也还常常出现。

　　

　　

　　老舍的论述虽然混淆了文学和文学研究，但还是很清楚地指明科学方法（主要指自然科学研究方法）在文学研究中的价值功能，并提出其功能的限度：“有非科学所能解决之点”，因此文学理论需要尊重文学自身的特点和研究主体的文学经验、体会在文学研究中的作用，以免被自然科学殖民。

　　另外，吴宓等学者认为，文学作为一种人文学科包含有太多的个人主观性和个性成分，文学研究无法像自然科学一样寻找研究对象之规律，因而科学面对文学无用武之地：

　　

　　

　　从文学等人文科学的独特性出发来看问题是可取的，意识到文学的科学化和物理学、数学的科学化有所不同也是一种进步，但是这些反思和批判的意见中又大都呈现出一种认为文学研究和自然科学截然不同、不可能获得客观性和规律性的认识。无论是认为文学的科学化就是要通过条理清晰来使文学研究更容易被理解，还是认为文学个性太强，无法被规律性地认识，都在一定程度上走上了非此即彼的道路。文学理论确实无法如自然科学的理论一样具有全然客观的规律性，但是文学理论却可以追求相对的客观性和普遍性，这种相对的客观性和普遍性既可见于对文学内部的规律和形式的揭示，又可见于对文学与作为其思想来源的社会现实之间的关系的阐释。

四、新范畴建构与文学理论科学性

如果说在早期“文学话”形态的文学研究中，论者由于在体系的建构上仍然保留着传统的范畴体系而导致这些理论建构更多是将传统学术思想体系化，还缺乏思想观念的根本科学性变革的话，那么用西方文学理论和哲学范畴进行的理论范畴体系建构，就具有了新的思想启蒙、思想革命的意义。因为范畴作为认识的纽结，新范畴便意味着新思想的出现，而这些新范畴本质上并不是对我国已有文学传统的新认识，而是一种对我国未来的文学走向的应然式预测或者价值期待。这些新范畴无疑承载着对文学的新的认知，一种在新的学科体系框架内关于文学的新知。也许用后世的眼光来看，其中的某些认识已经失去真理性，但是真理是一个过程，其在当时无疑是具有真理性、科学性的，并且是与启蒙价值融为一体的。

　　

　　

　　

　　“同情”与“情感”之所以能够与人文主义和启蒙思想建立起密切的联系，其主要原因在于一方面“情感”在一定意义上代表着个人的主体性，在启蒙思想家那里个人的情感体验往往被视为人性的核心要素之一。另一方面，这一“情感”又并不是纯粹个人性的，其中包含着普遍性的成分，在启蒙主义中，思想家们并不鼓吹极端的“情感”和现代主义作品中常出现的那种病态性的情感，他们重视的情感是最具普遍性的情感，以这种情感为基础，人与人之间能够形成有力连结，由于情感之间的连结是每个人依据自身的人性自发形成的，因此这种连结便带有了本质性。文学作品能够通过“审美”活动激发思想中那些具有普遍性的情感体验，如此便可使启蒙思想在某种程度上摆脱抽象性和精英性，与广大民众之间建立起有效的联系。正是因为看到了情感、审美和文学之间的这种关系，深受本间久雄影响的田汉在《文学理论》中提出：

　　

　　

　　此处说的“感动”，实际上是一种“共情”，作者和读者之间的想象和感情之间产生共鸣的时候，配合以这种体验的崇高性和审美性，一种启蒙就以审美的方式完成了。同时为了确保这种启蒙性，田汉又强调了要使“一般人”易于理解，这与文学领域中俗语化、大众化的倾向是一致的，其最主要的目标是要调和启蒙所涉及的两种话语体系——精英话语和民间话语之间的矛盾。

　　在对西方文论范畴进行译介和借鉴的时候，理论界并没有完全放弃调动中国传统资源，通过比较研究的方法来激活本土思想元素。刘永济在《文学论》中就曾指出：

　　

　　而作为文化组成部分之一的文学同样也遵循这一规律，最终要走向融合。钱锺书也曾表示要进行“比较诗学”的研究：

　　

　　朱光潜在《诗论》的《抗战版序》中也说：

　　

　　

　　虽然这种中西诗学的比较与融合还存在着诸多问题，但是这种倾向更加表明，文学理论建设的范畴化究其实质就在于通过范畴的整理和融合，以新的范畴为纽结将新思想提炼并固定下来。构建范畴并不是要无中生有构建全新的理论体系，而是要从借鉴西方思想已有范畴和对中国传统学术的研究出发，找到将两部分理论融汇在一起的交叉点。一个新范畴就是一个被结构起来的理论的立足点、出发点。

　　相较于从语言、逻辑体系等话语形式上进行的科学化转型而言，范畴建构的特殊性在于，“范畴”同时兼具内容和形式两个方面的纽结效力。从思想内容方面来看，对西方范畴论的学习和借鉴真正实现了对思想观念的提炼而使其得以固定化和明晰化。单纯将文学理论学科化、体系化其实并没有完成这一目标，学科独立和思想的科学性之间并没有必然的联系，譬如西方中世纪的神学便是一个独立的体系化的学科，但是其中并不包含什么科学性。只有当我国的文学理论建设出现了明确的范畴意识的时候，科学精神、启蒙意识等才有了在文学理论中立足的可能性。从形式的角度来说，范畴意味着要将思想观念明晰地凝固下来，形成一个概念，并为这一概念在理论体系中找到一个逻辑结构上的位置。这便是科学化的“范畴”和存在于我国传统文论特别是“诗文评”中的“道”“意境”等概念的不同，“诗文评”中的概念经常需要靠作品来诠释，靠读者来意会、领悟，它们难以被阐释或定义，而且它们缺乏“范畴”所涉及的在理论体系中的位置。我国传统文论的一些概念有其思想内涵，但是并不必然与其他所有概念之间具有严格的关联性，同一“诗文评”作者的很多概念之间甚至可以毫无理论性关联而只在思想旨趣上有着总体上的相似性。但是，从我国早期现代文论中引入“范畴”开始，这种总体上的相似性不再能满足理论家们进行思想现代性建设、进行思想启蒙的需要，总体性的相似性被转化为体系内的严格的逻辑关联性。这正是我国通过翻译借鉴西方文学理论著作而获得的宝贵财富。如果单从思想性出发来看这一时期理论家们提出的新范畴，那么对“感情”的强调其实与我国传统上讲的“兴观群怨”并没有太大差别，都是指作者的思想情感态度和读者的思想情感态度之间的共鸣。但是“兴观群怨”并没有明确的理论体系支撑，而田汉等人的理论借鉴了西方文学理论的构建方式，对“情感”问题做了体系化的理论建构，第一次将“情感”放置在了一个完整的体系框架中来看待，这便是早期范畴论的形式意义，也就是说，有了科学的范畴，文学理论体系化的科学性便大大增强了。

　　当然，早期的文学理论范畴论的问题亦很多，尤其表现在范畴的建构上以“空范畴”来承载新学说的“西方中心主义”倾向上。拿“同情”范畴来说，如果围绕“兴观群怨”重建范畴体系，那么“兴观群怨”在文言文话语体系中所涉及的儒家思想就会随着范畴的确立而一并出现，要想摒弃它们的影响，就必须通过有效的论证说明这些思想为什么要被排除在外，这一任务是急于完成文学启蒙任务的理论家们无法负责的。而新范畴则可绕开传统观念，直接与西方理论接轨。换言之，传统学说是有文化语境的，即便它们从来没有被范畴化，但是它们在被范畴化之后是充实的概念，西方思想只能与之融合、斗争而不能直接占据这个概念；而白话的新范畴则不然，它在传统的文化语境中没有任何文化含义，至多只有字面意义，在成为范畴之后阐释的空间极大，西方思想可以直接由这种“空范畴”承载，而不用讨论它们与传统思想之间的差异。“空范畴”现象表明，此时的文学理论建构并不主要意在阐释我国的文学现象，而是一种通过总结西方文学理论、哲学思想而形成的对我国文学的应然式期待。大量从日语、英语和文言词素中来的新“白话”范畴由于本身并不具有任何文化语境，基本上是直接对西方理论的挪用，这些具有严格“科学形式”的文学理论，虽然往往建构了严格的范畴体系，但是却“不接地气”，而那些有现实阐释力的理论又并未构建起范畴体系，难以形成有效的学术积累而进入现代学科体系之中。范畴论虽然是科学性的一个主要表现，也在一定意义上促进了我国文学理论的科学化发展，但是由于范畴本身是一种对西方理论的翻译和拼接，缺乏文化内生语境，可能只是一个并没有明确所指的能指，一个“空范畴”，因此实际上这些文学理论范畴试图绕过传统文学研究中包蕴的价值指向而直接达诸科学性和启蒙性。但是科学化永远是对非科学的科学化，启蒙永远是针对蒙昧的启蒙，“空范畴”实则并未消除“新”与“旧”之间的紧张关系，而只是绕开了问题的现实性、历史性。这一直是我国现代文学理论发展的一个症结，即文学理论与本民族文学及文论资源缺乏内在的联系，自我造血功能不足。这一问题一直纠缠到今天还没有真正得到解决。

　　中国早期现代文学理论的科学性追求在白话语言革命、文学进化论思想的引入、文学思想的学科化体系化努力以及现代文学理论范畴的熔铸及理论体系建构等不同维度得到呈现，这些维度是交织在一起的，单一的维度是无科学性可言的。理论的这种科学性不是凝定的、永恒不变的，它是一种真理探索过程。并且，这一过程中，中国早期现代文学理论一直保持有自己的独特性和理论张力，即其科学性与以启蒙性为中心的人文价值融为一体，科学主义的思维始终没有占据主流。虽然存在着科学与科学之用的混淆，但是反过来说，若没有科学之用的内在规定性，人文科学乃至于自然科学是否还有存在的必要呢，是否走向自己的反面？在新科技革命如火如荼的当代社会，似乎应该更全面地看待科学的内涵及其价值意义。

　　

　　

　　

　　

　　对于文学理论的科学性建设而言，文学规律可通过两种途径获得，其一是对文学现象进行内部分析，其二是从社会语境中寻找外部的客观参照。就后者而言，它可以为文学研究提供某种客观性，但是它所关注的主要是社会现象而非文学现象，这种纯粹的外部客观研究无法深入考察与文学的相对独立性相关的现象。对于前者来说，它几乎从头至尾都是人文主义的，因为文学由人创作，最终也必须作用于人，因此什么样的文学现象能够被规律化，什么样的规律应被总结出来，这本身就是一次价值选择。不过，这种价值选择在自然科学中也同样存在，自然科学研究在一定程度上也要服从于人文主义，反人类的自然科学研究难以得到支持。但是文学规律与自然规律不同的地方在于，文学不仅是一种对过去的总结，还是一种对未来的应然式期许。因此，文学的科学性建设既是一种认识论、方法论，又是一种面向未来的价值论，而且后者更为重要。

　　美国学者卡林内斯库提出存在着“美学”现代性和“科学技术”的现代性之间的冲突：

　　

　　

　　这种对立实则是思想文化现代性和经济社会现代性之间的冲突，虽然它们都追求人性的实现，但是思想文化上的现代性追求独立，而经济社会的现代性则要将一切纳入整体的秩序中去。换言之，它们实则是“理性”这块硬币的两面。我国早期的思想现代性建设中亦存在这样的对立，但是这种对立存在于“启蒙—救亡”与“美学—文学”两种现代性之中，前者试图把文学艺术纳入民族和国家的命运中来，而后者则追求“科学性”以谋取学科的独立，研究范式的体系化、明晰化。尽管二者均强调理性和人文主义，但是它们在精神实质上依然存在着深刻的对立，一味忽视这种对立是不可取的。虽然一种全然自主的科学性并不可能存在，因为全然的科学性意味着纯粹的客观性即一种彻底的非人性。但是，“价值交融”和“价值从属”是有本质区别的，“价值交融”意味着同时存在科学性和启蒙性，二者在理论体系中以一种对话和争论的方式共存；而“价值从属”则意味着如我国早期文论建设中的某些时候出现的那样，将科学性的检验标准定位在人文主义那里，将科学性的实现定位在启蒙任务的完成那里，以非科学性的价值为科学性的检验标准。我国文论科学性的特点和未完成性正在于科学性尚未能获得相对的独立性，而始终被纠缠在“启蒙”和“救亡”年代预设的理论逻辑之中。（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