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光旭《梁溪诗钞》述略_长江学术_杂文_网络文摘

樊昕

　　（凤凰出版社《江苏文库》编辑室，江苏南京210009）

　　

　　顾光旭编纂《梁溪诗钞》的意图与甄选标准，与他同年中进士的秀水钱载（1708—1793）有过总结：“取例于元遗山《中州集》、朱竹垞《明诗综》，上遵《御定国朝别裁》之义，大要以诗传人，而亦以人传诗。忠孝节义、丈夫女子、韦布寒饿，一事之合辄录之。梁溪唐则李公垂以诗名；宋则李忠定、尤文简辈起事功，文章彪炳；元无显士，倪元镇以隐逸称；明多君子，邵文庄续道南脉，顾端文公、高忠宪诸先正继之，岂直以诗哉！……《戴记·王制》命太师陈诗以观民风，其三代之盛乎！孔子教人以诗，《论语》所言尽之矣。君之用心与力之勤，非必诗传而人传，人传而诗益传。盖望后之读者之有以感发焉耳。斯固风教攸关而助流圣化之一端。”（《梁溪诗钞》卷首《梁溪诗钞序》）于此，顾光旭本人则有更为详瞻的说明：

　　右集东汉一人，晋一人，宋一人，唐一人，寥寥焉。北宋九，南宋十二，蒸蒸乎日兴，其道南之始欤？元十四人，明三百人，前后相望，虽出处不同，要皆崇名节、尚实学，盖龟山先生之泽远矣。洎乎本朝，世应昌期，家沿旧学，郁郁乎人文之盛，百五十年间得七百余家，流寓、闺媛、方外附焉，凡千一百人。余手而次第之，校而刻之。去夏遭母丧而止。是年秋，相国嵇文恭公薨，诸孤以遗集来，同时又有先后谢世者，皆在所录。诗曰：“虽无老成人，尚有典刑。”是刻也，有其典刑云尔。或有进而问曰：先生之志在献不在文，既得而闻矣。若夫诗可得而言乎？余曰：余何敢言诗。虽然，尝观《李忠定公全集》，郁乎苍苍，具忠君爱国之忱，迫而发之诗，其少陵之遗乎？邵文庄《容春堂集》，舂容大雅，所谓王公大人之容而寝处有山泽闲仪者乎？观《高忠宪遗书》，怡然自乐，见道深矣。斯三集者，其至矣乎！若夫李文肃三俊并称，尤文简为南宋四大家之冠，倪云林诗如其品，浦长源、王孟端、华鸿山、顾子方之称于前，与夫国朝之秦、顾、严三家并传不废，何待予言。其他则朴如秦泉南，逸如顾天石，秀如马云翎，最近如王晋川、吴黼仙辈，各有风格。今世之言诗者辄曰：诗有别裁，非关学也；诗有别趣，非关理也。余以为别裁亦由乎善学，别趣亦生乎名理也。（《梁溪诗钞跋二》综合两人说法可知，首先，顾光旭搜集并编撰《梁溪诗钞》，是出于对无锡乡贤所代表的地域文学传统的理解与尊崇，表现为一种强烈的以地域为视角来搜集、遴选、编集、批评诗歌的自觉意识。他曾言：“余居梁溪十余世矣。与吾父居者，与吾祖居者，更溯之先世，莫不有高曾规矩之思焉。故欲书其人，必举其爵里姓氏而书之。《诗》曰：维桑与梓，必恭敬止。树尤敬之，况于人乎？”（《梁溪诗钞跋三》）其次，《梁溪诗钞》的编纂体例乃仿效元好问《中州集》、朱彝尊《明诗综》、沈德潜《清诗别裁集》“以诗传人，以人传诗”之例，体现出一种“以诗存史”的积极文学观念。全书58 卷，入选诗人达1149人之多，顾光旭依时代编次，同朝代以科第先后为序，广泛参考各文集、方志、史乘等材料，为入选作者立传，众多邑人的生平与诗作，端赖是编得以留存，完善了诗文总集的编纂体例，有“知人论世”之功。复次，但凡硕学士子、僧道妇孺之作，只要合于忠恕之道、感人至深者，概所收录。顾氏云：“若夫予之所以选是诗也，不以其诗而已。夫隐恶而扬善者，《春秋》之旨，即诗人温柔敦厚之志之所存。其微而善入、关于人心世道者甚大，不独忠孝节义之行，形诸歌泣，垂于后世，以感人之深，即里巷之谣谚、贩夫牧竖之讴吟、劳人思妇之咏叹，苟合于道，虽一言亦登之，不敢废也。非是不在是选。”（《梁溪诗钞跋三》）也就是说，诗歌入选的标准乃在于有关风化之旨。而对于自宋代便盛行的“诗有别裁、诗有别趣”的理论，顾光旭则认为，“别裁”“别趣”，也应出自善学与名理，须有深厚的学养支持，否则便会流于浅俗。总之，强烈的地域意识、自觉维护乡邦文献的努力、以诗存史的诗学追求，构成了顾光旭编纂《梁溪诗钞》的背景与动机。

二、《梁溪诗钞》“以诗存史”的编纂特色

《梁溪诗钞》现存最早版本为清嘉庆元年（1796）刻本，顾光旭编完后第二年即付梓刊印。此本单鱼尾，每叶21 行19 字。前有仁和孙士毅（1720—1796）、梁溪王一峰、秀水钱载（1708—1793）等序及顾光旭三跋。全书58 卷。卷1 收东汉晋宋唐宋人诗作；卷2 为宋元人诗；卷3 为明洪武间诗，卷4 为永乐、景泰间诗，卷5 为天顺、成化间诗，卷6为正德间诗，卷7、卷8 为嘉靖间诗，卷9 隆庆间诗，卷10、卷11 为万历间诗，卷12 天启间诗，卷13、14为崇祯间诗；卷15—18 为清顺治朝诗，卷19—30为康熙朝诗，卷31—33 为雍正朝诗，卷34—50 为乾隆朝诗；卷51—53 为闺媛，卷54—56 为流寓，卷57—58 为方外。各卷按时代编次，同时代则以科第先后为序，无则按行年排列。

　　《梁溪诗钞》在编纂体例上的最大特点是“以诗存史”，也就是顾光旭、钱载反复提到的“以诗传人，以人传诗”，这表现在为入选诗人立传上。顾氏在各卷前先列出作者姓名及诗歌数量，便于后人检读，再在每位作者名后立作者小传，但凡其字号、爵里、事迹，均概所囊括。特别是，当小传有所未备时，顾氏还以双行小注的按语形式作进一步补充，其字数往往多过小传的字数，如卷5 秦旭（字景旸，号修敬）小传中提到其为“碧山诗社第一人”后便截然而止，顾氏则以按语补充道：

　　邵文庄公宝《碧山吟社》卷有跋，兹稍节其语志于此：碧山吟社在惠山之麓，若冰洞之前，黄公涧之上，陆子泉之右。时为成化之末，弘治之前，其人皆一时隐君子。为修敬秦翁景旸，为竹石陆翁懋成，为梅庵高翁梅清，为逊庵陈翁天泽，为杏轩黄翁舜明，为玉溪陈翁行之，为北野施翁彦清，为玉林潘翁继芳，而秋林陈公进之归自工部，冰壑盛公时望归自都台，中斋秦公廷韶归自江藩，亦时时一至，不在恒数。其会则惟论诗，诗成，有燕殽核数盘，饭一盂，酒八九行而已。于是三原王端毅公方在抚院，亦闻风而愿见焉。王文肃、吴文定二公亦数至而深慕，形于诗咏。盖于是者若干年，而修敬卒，诸老相继沦谢，今存者惟玉林一人能谈其事，闻者犹歆慕之而莫能继也。其为约甚严，十人之外，不参以散，一会一诗，必命题，必起稿，若为课然者。今考其年，絅庵八十有九，修敬八十有五，逊庵八十有三，竹石八十有二，梅庵七十有九，杏轩七十有三，玉溪六十有九，北野六十有一，皆可为寿矣。而玉林今年八十有二，康疆如六十七十者，其寿尚未可量也。此卷为玉林所藏，中亦有社外作者，宝于诸老皆及见之，比方仕于朝，未能操几仗以从焉。所谓歆慕之者，盖甚于人人。辛巳岁，大司徒秦公以都御使被召还，自湖南访我二泉书院，尝同至吟社，裴回久之，今见此卷，吾且老矣。乌能无情哉！嘉靖丙寅冬宝识。吴文定公宽题吟社诗曰：“诗坛高筑壬寅岁，胜事遥传大历年。买地有赀酬野衲，品泉无谱问茶仙。树藏亭子清风里，路绕云根小洞边。赓倡愿随诸老后，结盟迟我赋归田。”王文肃公题吟社诗曰：“少游何处开吟社，借得西神数亩山。一代衣冠追洛下，千金词赋播人间。松筠秉节堪怡晚，台榭临流好乐闲。我欲低头拜盟主，拄冠何日出贤关。”邵文庄公挽秦封君诗云：“寥落湖山晚，伊人谢草堂。子迟封尚早，身隐道愈光。杖老曾于国，祠贤合在乡。未能从吊客，东望意何长。”

　　碧山吟社是明成化弘治年间由无锡秦旭联合同邑另九位老人陆冕、高直、陈履、黄禄、杨理、李庶、陈懋、施廉、潘绪等组成的地方性诗歌团体，号“碧山十老”。顾光旭于此录诗社卷跋，详细交代了诗社的地理方位、诗社成员组成及年龄、诗社活动的内容等多方面的细节，实有助于后人了解这一地方性诗社的文学活动，加之最后的挽秦旭诗，更是增进了“知人论世”的功用。对于《碧山吟社》诗卷的收藏者邵宝（1460—1527），小传在历叙字号官爵后便以“明史有传”一语结束，顾光旭于其后特引出自己所撰写的《君子堂记》一文，较为翔实地讲述了邵宝的师承、文章成就等事，做到了其跋中所言“师友渊源，流传有序，足资依据”。

　　顾氏“以诗存史”的努力还体现在他对重大历史事件的记录与考辨上。《诗钞》卷20 录顾贞观（1637—1714）诗24 首。其小传简略记其营救因“丁酉科场案”而远戍宁古塔的吴兆骞（1631—1684）事，并云“事载邑志”。顾氏案语有此事后续的记录，云：“兆骞既入关，过纳兰成德所，见斋壁大书‘顾梁汾为吴汉槎屈膝处’，不仅大恸。盖公与成容若交至厚，《弹指词》载‘季子平安否’二阕，容若击节称叹，谓此事三千六百日中当任之。公曰‘人寿几何，当五年屈膝’，疑在此处。”这些细节，均是对邑志、《清史稿》等的有力补充。

　　在某些诗作后，顾光旭还用案语追忆与作者的往事与情意，如卷41 刘松苓《梅杖石门和朱霄庵炼诗》描写梅花“铁骨支寒原似我，鸩形本瘦欲扶谁”一联后，顾氏动情地追忆了昔时与作者的友情：“辛未夏五，余应澄江院童子试。傍晚放排，与同学数辈小憩道旁茶肆中。余中暑，痧发茶倾，大呕吐，举座尽散而余已昏晕，不省人事。久之，一友呼曰：‘醒醒，可行矣！’视之则雪坡（按：刘松苓字）也。余曰：‘公真长者。世上小儿夸疾走，如君相待今安有。’黑夜扶掖至余寓，已三下鼓矣。嗟呼！雪坡瘦欲扶，谁为之陨涕。同砚弟顾光旭识。”其细节与现场感跃于纸上，为原作诗句做了最生动贴切的注脚。

　　此外，顾光旭大量参考邑志、年谱、家传、墓志等第一手文献材料，为一些名不经见的诗人立传，或为其小传补充内容。如卷14 秀才过林盈，即利用邑志《忠节传》的相关内容，表彰其父俊民抵抗清军，城破被执，不屈自缢的忠义之举；卷7 用《邵氏家乘》中关于邵午川与冥府巡捕约定补缺酆都十王缺事。事虽不经，却反映出顾氏追求文献上的独占性；又如卷12 华允诚（1588—1648）因不肯剔发事清，与孙尚濂并斩于市，小传云“语在《明史》本传”。顾氏则引其《年谱》曰：“先生初授读，艰于贯句。同学乘间问故。先生曰：‘吾每读一字，必默思其点画。如一“大”字何以一画加撇捺而成“大”？思而不得，下文读不去矣。’临难谓濂曰：‘心即太虚之心，太虚中何曾有刀锯斧钺？清其刀锯斧钺不得加焉之，心亦安往不得哉！’”《年谱》的细节记载，显然要优于正史；再如卷11 刘元珍小传，顾氏节录了高攀龙为刘元珍所撰的墓志，丰满了其生平略历。特别是对于一些乡里著述，顾氏多所留心，如在是编中多次引用同邑黄蛟起《西神丛语》一书中的材料。

　　既是同邑之人，顾光旭与入选者多有熟稔，故在选录诗作时，经常引录己作或先人、他人诗作来作注。卷6 顾可立小传云其自号十峰山人，顾氏补注曰：“先洞阳公有诗云：我兄高躅良寡俦，别驾皇州不宜留。封还檄书旋旧里，即向山阴结隐丘。”卷45 周奇珍传云其“居独山隐，于农暇则读书咏诗以自怡，著有《怡野堂稿》”，光旭注题此集曰：“怡野何如者，甘为世外人。凿池流水活，种树着花新。四壁青霞气，十秋白发春。梁溪高士传，君是让王名。”又如卷17 秦松龄传后，顾氏注“宫谕顺治中在翰林，时尝应制赋，《白鸟诗》有‘高鸣常向月，善舞不迎人’句。世祖章皇帝赏其有品。新城王尚书赠句云‘秦子清真五字诗’，泰州邓孝威则称其‘七律字字工整’”。卷19 顾廷文因饮酒过量而夭卒，顾氏录薛杏方（匏园）悼亡诗两首以志之。在贯彻“以诗存史”这一编纂方针外，还体现出一种“以诗证诗”的文学追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