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大学 国学院，山西 太原030006）
忠义之为德，盛乎大哉。忠臣义士向来是传统社会最被认可的人伦楷模。赵氏孤儿故事中的程婴、杵臼，忠义兼备，为赵氏尽忠，于朋友有义，遂列身其中。赵孤故事的流传以忠义价值的文化承传为核心，随着故事的反复陈说，意义的不断沉积，故事中的各色人物已然成为各具意义的文化典范，作为忠义典范的程婴、杵臼更是特征鲜明，不断重复的故事叙述强化着劝善惩恶的价值判断，程婴、杵臼形象亦得深入人心，逐渐成为民族传统中的忠义英雄，感召后人，非止一代。
自本事之后，《春秋》简言，《左传》详述，至《史记》而大成，赵孤故事的流传日渐广泛，隐于其中的正是中华民族恒久悠远的忠义精神。于赵孤故事而言，传统社会的最大认同始终为节义忠烈的典范意义，而故事得以不断重述的核心价值亦在于此，千百年来，基于道德认同的文化心理成为赵孤故事最为深广厚重的接受基础。无论文体雅俗，无论作者身份，核心价值的基本认同因循无改，最为深层的忠义情怀于文字中喷吐激发，潜行浸润的民间情绪为之感染，由之造就的价值取向，遂成为赵孤故事接受、传播的一般态度。
元剧之前的故事流传
元剧《赵氏孤儿》盛行搬演之前，赵孤故事的流传已将近两千年，士人的立传赋诗自不必言，民间的接受传播亦潜行其间。如赵姓之祀程婴、杵臼，必有渊源讲述，司马迁所采，或本于此。《史记》大行于世，受者更众，传播遂为广远。《史记》传载，所记者何？“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士”①〔汉〕司马迁：《史记》，北京：中华书局1982 年版，第3295 页。。明确的道德限定显然有着高于一般身份地位的优先权。列国君臣，其数众矣，惟明贤忠义者，才可为记。不言“义士”，而特别拈出的“死义之士”最是《史记》着力之处。据司马迁自述《史记》百三十篇所作因由，“义”之出现最为频繁。儒家素称仁义，在整个《史记》中，“义”字出现频次约为“仁”字的两倍多，将近500 次。从某种程度上说，《史记》可谓因“义”而作，卿相权贵虽位尊一时，若无忠义之行，则不予关注，赵孤故事入传之根本原因即在于此。司马迁之传程婴、杵臼，畅言其义，刘向述赵孤故事，称其节士，庾信诗文称引，慕其忠义，程婴、杵臼之义，由节义而忠义，本旨相同而略有差别。节义，重在操行伦理；忠义，重在君臣之道。所重不同，其情怀亦略有轩轾，然要其根本，皆为“义”之体现。史传诗文的不同观照，不同层面的价值认可，所体现的正是传统社会对于赵孤故事的不同接受。较之“节义”典范的上层认同，“忠义”榜样更易为下层接受。
降及赵宋，程婴、杵臼虽得朝廷关注，并列于奉祀数十古人之中，却无特别礼遇。公元1081 年，宋神宗元丰四年，五月戊申，“封晋程婴为成信侯，公孙杵臼为忠智侯，立庙于绛州”。①〔元〕脱脱：《宋史》，北京：中华书局1985 年版，第304、2560 页。时隔百年后的祀庙礼遇颇为突兀，始作俑者当为承议郎吴处厚，其上书进言曰：“臣尝读《史记·世家》，考赵氏废兴之本末，惟程婴、公孙杵臼二人，各尽死，不顾难，以保全赵氏孤儿，最为忠义。……于是赵宗复盛，传十世至武灵王，而遂以胡服，与秦俱霸。其后为秦所并，则子孙荡析，散居民间，今常山、真定、中山，则古之赵地也。故赵氏世为保州人，而僖祖、顺祖、翼祖、宣祖皆生于河朔，以至太祖启运，太宗承祧，真宗绍休，仁宗守成，英宗继统，陛下缵业。向使赵氏无此二人，以力卫襁褓，孑然之孤，使得以全，则承祀无遗育矣，又安能昌炽以至于此？故臣深以谓国家传祚至今，皆二人之力也。……盖二人能保赵孤，使赵宗复续，其德甚厚，则赵宗之续，国统之继，皆自二人为之也。况二人者忠诚精刚，洞贯天地，则其魂常游于大空，而百世不灭。臣今欲朝廷指挥下河东北晋赵分域之内，访求二人墓庙，特加封爵旌表。如或自来未立庙貌，即速令如法崇建，着于甲令，永为典祀。如此则忠义有劝，亦可见圣朝不负于二人者矣。”②〔宋〕吴处厚：《青箱杂记》，北京：中华书局1985 年版，第97—99 页。
既有同姓为宗的姓氏渊源，且有维系帝嗣的延祚关怀，于是，建庙封祀，优礼一时。南宋偏安，又建庙临安。以国家祀典面目出现的祭祀行为虽未获得宋代士人的认同，对于普通民众而言，却颇具影响。“世俗民众视灵验与否来选择宗教人士与神衹，他们根据自己对人性的认识，来理解神的行为。中国民间宗教的这种简易性，给了信徒与宗教人士以充分的主观发挥余地：不管是谁，只要能够提出最令人信服的解释，就可以说服别人信奉他（她）所崇祀的神的威力。这一灵活性意味着民间宗教对于信徒们生活中出现的变化尤其敏感。”③〔美〕韩森：《变迁之神——南宋时期的民间信仰》，上海：中西书局2016 年版，第72 页。作为保佑赵氏皇室子嗣的神灵，程婴、杵臼颇有灵验，如若后人所言：“程婴、公孙杵臼于赵最为功臣，神宗皇嗣未建，封婴为成信侯，杵臼为忠智侯，命绛州立庙，岁时奉祀，其后皇嗣众多。”④〔元〕脱脱：《宋史》，北京：中华书局1985 年版，第304、2560 页。崇信经史之说的士大夫们虽然不肯买账，但于普通百姓而言，却多半以祭祀之后的“皇嗣众多”作为判断。皇家既已立庙奉祀，百姓自然信以为神。
赵宋王朝虽然覆亡，然而，民间对于程婴、杵臼的尊奉信仰却未随之消失。毕竟，对于程婴、杵臼的建庙崇拜，原是以求嗣为目的，至于永保江山，却非程婴等人所职。除却保佑子嗣外，程婴、杵臼诸人更系古代忠臣义士的象征，而此亦是程婴等人于民族心灵最为深层的影响所在。追崇前代名贤，累朝皆有。“世近者官其后，世远者崇其封。劝忠表德，可谓厚矣。”⑤〔清〕赵翼：《陔余丛考》，北京：中华书局1963 年版，第348 页。历代追崇自有视角的不同，作为宗教崇拜的神道尊奉，自然有别于“怀贤褒德”的道德关注。宋、元朝廷对于前贤道德的表彰大抵以“忠义”为归，所谓“劝忠表德”，正得其谓。除却诸贤封号之中比比皆是的“忠”之字眼外，自有相关事迹的讲述宣扬。作为国家策略的“劝忠”行为更与文化传统中的道德崇尚契合，着力旌表与潜移默化相得益彰，于传统社会而言，因朝廷态度而造就的民间崇拜更是不可忽视的文化力量，较之观念之玄虚，忠臣义士的切实行状入人之深，化俗之广，固非寻常。被视作古之义士的程婴、杵臼自不例外，自宋而元，士林虽有微词，民间的关注接受却始终聚焦于忠义精神的承载。在金代，在山西，祭祀程婴、杵臼庙祠即有两处，一则绛州，系赵宋官修，再则为忻州，或为民间所建。祚佑赵姓延祀的官修庙祠，虽盛极一时，然宋亡即废，感于忠义节烈的民间崇拜，却不以王朝更迭而兴废，历久尚存，足见，忠义精神之感召远在皇家的权力提倡之上。自官而民，自南而北，庙宇祠堂自是“劝忠表德”的有形标识，但更为深层的信仰力量却是忠义精神于民族心灵中的无形积淀。
于赵孤故事而言，无论是经史领域的求真辨析，还是赵氏皇家的有意表彰，或抑或扬的文化影响固然存在，但核心价值的基本认同却不因之改变。赵宋之亡，士人们或为神伤，或为激愤，遗民情怀充溢天地之间，忠义节烈，层出不穷，虽布衣庶民亦为之感染。需要指出的是，最为深沉的遗民情绪远不限于对前朝政治的叹惋怀念，更多的是因亡国而激发的忠义情结，故可博得共鸣，举世所仰。代宋而兴的元帝国不仅对宋末忠臣义士颇为优礼，于民间的忠义行为亦用力提倡，“祠忠臣、褒节妇”的举措，比比皆是，武宗即位伊始，即诏令将“义夫义妇、孝子顺孙”等“具实以闻，别加恩赐”。①〔元〕佚名：《元典章》，北京：中国书店出版社1990 年版，第37 页下。古已有之的忠义情怀于宋元之际的政局变化中喷吐激发，潜行浸润的民间情绪为之感染，由之造就的价值取向，遂成为赵孤故事接受、传播的普遍心态。
“忠义者，真天下之大闲欤！”②〔宋〕欧阳修、宋祁：《新唐书》191，北京：中华书局1975 年版，第5496 页。忠义精神的着力表彰成为元杂剧《赵氏孤儿》的基本叙述立场，尽管剧作的故事重述与史传的本事记载出入甚多，元剧作者的增饰删减更不同于诗文碑传的叹咏感怀，但贯穿其中的核心价值却一脉相承，“忠义”二字更是统领全剧的灵魂所在。元刊本之末有“正名”四句，曰：“韩厥救舍命烈士，陈英说妒贤送子。义逢义公孙杵臼，冤报冤赵氏孤儿。”③《古今杂剧三十种》，京都：日本京都帝国大学影〔元〕刻本影印，第66 页下。明刊本以“公孙杵臼耻勘问”为题目，以“赵氏孤儿大报仇”为正名。即题名而言，表彰忠义之意图已是分明；至若剧作之中，忠义字眼更是铺满纸面，贯穿始终。
忠奸对立的道德情绪
《赵氏孤儿》以“忠良”定位赵氏，以之作为全剧展开的伦理基础。对于“赵盾弑其君”的经学话题而言，宋元学者自有议论，然而，精英的学术关注却非通俗剧作的留心所在。赵氏家族既然以“忠良”面目登场，经史所云的“弑君”之论遂被有意删改。对于晋灵公，杂剧并无特别叙述，既不言其“不君”之事，亦不交待其最后结局。元刊本最末云：【煞尾】欲报俺横亡的父母恩，托赖着圣明皇帝福。若是御林军肯把赵氏孤儿护，我与亢金上君王做的主。④《古今杂剧三十种》，京都：日本京都帝国大学影〔元〕刻本影印，第66 页下。
据全剧曲文推论，这位“圣明皇帝”正是晋灵公，而明刊本亦有“明主晋灵公”之语。较之赵盾弑君的经史争论，以晋灵公为明主的论调正是对一般史实的彻底颠覆。从赵盾弑君的有意回避，再到灵公有道的刻意粉饰，不惜改写经史的用心亦颇为明显：维护赵氏忠良之名，成就剧作的忠义精神。无论是赵盾的弑君，还是灵公的不君，一旦写出，必将引起“忠”的争论、怀疑，导致忠义精神的不纯不粹。故而，元剧所预设的政治背景有意遮蔽了经史之中的伦理争议，由之呈现的则是以“忠”为本的道德凸显。“忠，民之望也。《诗》曰：‘行归于周，万民所望。’忠也。”①〔清〕洪亮吉：《春秋左传诂》，北京：中华书局1987 年版，第536 页。整个故事的重述必须建立于符合大众旨趣的道德认同之上，对于“忠”的立场奠定则是戏剧叙事的逻辑起点。
《赵氏孤儿》的剧情因“忠”之误解而展开，事君以忠的赵氏家族因故被晋灵公误解，酿成灭门之祸。灵公虽难脱其咎，但其所承担的责任仅是被奸臣蒙蔽的“不明”，却非不堪其任的“不君”。剧中对晋灵公的指责大抵在“偏顺”之昏，若称“奈灵公听信谗言，任屠贼横行独步。”②〔明〕臧懋循：《元曲选》，北京：中华书局1958 年版，第1480、1483、1477、1479、1479、1482—1483、1483 页。又言，“正遇着不道的灵公，偏贼子加恩宠，着贤人受困穷。”③〔明〕臧懋循：《元曲选》，北京：中华书局1958 年版，第1480、1483、1477、1479、1479、1482—1483、1483 页。虽斥为“不道”，落足处仍在偏听不明。至如“好臣强也屠岸贾，好君弱了晋灵公”④《古今杂剧三十种》，京都：日本京都帝国大学影〔元〕刻本影印，第65 页上、第65 页下。，虽语带反讽，亦仅是对灵公偏信以致大权旁落的批评。再如曾为宰辅的公孙杵臼所唱：【贺新郎】谁敢着一封书奏帝王宫。顺着屠岸贾东见东流，搬的晋灵公百随百从。唬的两班文武常惊恐，向班部里都妆懵懂，紧潜身秉笏当胸，仅鳔胶粘住口角，似鱼刺嘎了喉咙，低着头似哑子寻梦。也是世间多少事，尽在不言中。⑤《古今杂剧三十种》，京都：日本京都帝国大学影〔元〕刻本影印，第65 页上、第65 页下。
细究其词，对于灵公颇有开脱之意，君主的“不明”源于奸臣的搬弄、庸臣的颟顸，明哲保身的官场守则造就了整个朝政的“忠义”缺失，“臣不贤而君不明”的政治生态借致仕宰辅之口表出，曲尽微妙。“尽在不言中”的慨叹之中包含着归于从政规则的无奈认同，藏于纸背的恰是对忠义道德的渴盼。对于灵公的有限批评，既承认其为君的合法性，又指出其不当之处，本是忠臣谏上的应有之义，亦是传统文学的中庸态度。作为忠良的赵盾不能有过，作为君主的灵公不能无道，并非有意的曲笔开脱，正是劝善褒忠的宗旨所在。
古之叙事，向以褒贬善恶为念。自孔子作《春秋》，劝善惩恶、辨析忠奸的叙述思路渐成传统，见于戏曲小说，更是蔚为大观。戏曲叙事之展开，多赖对立冲突，而忠奸对立则是深植于传统的基本判断。赵孤故事既以忠义为精神，因之构建的根本矛盾便是深植于传统的忠奸对立。
故事伊始，在楔子中，赵朔起首的第一句唱词便是：“枉了我报主的忠良一旦休！只他那蠹国的奸臣权在手。”⑥〔明〕臧懋循：《元曲选》，北京：中华书局1958 年版，第1480、1483、1477、1479、1479、1482—1483、1483 页。开宗明义，标明本旨所在。第一折中，韩厥的开篇首唱亦是此调，其曰：“列国纷纷，莫强于晋。才安稳，怎有这屠岸贾贼臣？他则把忠孝的公卿损。”⑦〔明〕臧懋循：《元曲选》，北京：中华书局1958 年版，第1480、1483、1477、1479、1479、1482—1483、1483 页。紧随其后的第二首“混江龙”情绪更为激愤：“忠孝的在市曹中斩首，奸佞的在帅府内安身。”⑧〔明〕臧懋循：《元曲选》，北京：中华书局1958 年版，第1480、1483、1477、1479、1479、1482—1483、1483 页。在第三折，公孙杵臼的起始唱词，亦与此同，其曰：“兀的不屈沉杀大丈夫，损坏了真梁栋。被那些腌臜屠狗辈，欺负俺慷慨钓鳌翁。正遇着不道的灵公，偏贼子加恩宠，着贤人受困穷。”⑨〔明〕臧懋循：《元曲选》，北京：中华书局1958 年版，第1480、1483、1477、1479、1479、1482—1483、1483 页。随于其后的第二段唱词中亦有“只将那会谄谀的着列鼎重裀，害忠良的便加官请俸，耗国家的都叙爵论功”⑩〔明〕臧懋循：《元曲选》，北京：中华书局1958 年版，第1480、1483、1477、1479、1479、1482—1483、1483 页。之类的相似情绪。接连散出的情绪铺垫，明白无疑地展现出杂剧《赵氏孤儿》的基本冲突与伦理态度。其后，在第三折开篇，公孙杵臼的唱词中，同样有着“损忠良贼徒”的字眼。至第五折开篇，赵武的开篇唱词中亦有“今日报仇舍命诛奸党”的描述。第四折中，赵武以不明真相的少年姿态登场，作者为其安排登场唱词正欲表现其受蒙蔽的状态。明刊本中但言其“尽心儿扶助”“贤臣屠岸贾”，而元刊本中则标明了屠岸贾谋朝篡位的奸臣用心。既言“待交我父亲道寡称孤”，又称“反故主晋灵公，助新君屠岸贾”。纵观全剧，每折首唱，皆以忠奸立意，作为开场的特殊演唱自是剧作本旨的意义点明。唱词之外的宾白，作为故事情节的叙述交待，虽未叙事，却不乏或明或暗的道德评判，诸如忠良、奸佞的表达更是常见。忠奸对立虽是屡见不鲜的老生常谈，却是不容忽视的价值根本。《赵氏孤儿》的精彩动人，自不在此，但若论其深入人心，却是民众接受的认同基点。
由忠奸对立而引申出的剧作表现则是屠岸贾奸臣形象的凸显，在杂剧中，屠岸贾以奸臣的面目登场，成为造就故事悲剧的反面人物，担负着全副罪恶。上欺晋君，下陷忠良；从剪草除根的残忍到谋朝篡位的野心，桩桩件件，可谓罪大恶极。杂剧中的屠岸贾以“净”出场，“副净所扮之人，不似正净仅扮忠良之单纯。奸相权臣，悍将枭帅，土豪恶霸，与夫巨盗凶寇，均有其份。故首须将各人之个性、身份加以揣摩分别清楚，而后始能恰到好处。至其做工”①徐慕云：《中国戏剧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 年版，第185 页。。对于这位反面角色，除了将各种恶行移加其身，如将其身份抬高至“晋国大将”，位高权重，欺上瞒下，正是奸臣常见行径，养獒、进谗、灭族、搜孤、杀孤的系列行为正是谗害忠良的表现，忠良被害，谗臣得势，便有弑君之念，颇为简单的奸臣逻辑正是忠奸对立下的一般表现。于屠岸贾而言，最为突出的奸恶之处，则在对于忠良之后的赶尽杀绝。全剧之中，除屠岸贾之外，登场人物，或唱或白，于屠岸贾皆以奸臣、贼臣称之，足见鄙夷。最末的魏绛更云“这损害忠良的奸贼”，意旨甚明。对其恶行，全剧之中尤为口诛笔伐者，便是其斩草除根的阴毒用心。
第一折开场，屠岸贾即发令：“若有盗出赵氏孤儿者，全家处斩，九族不留。一壁与我张挂榜文，遍告诸将，休得违误，自取其罪。”②〔明〕臧懋循：《元曲选》，北京：中华书局1958 年版，第1478、1479、1479、1483 页。故事因此展开。韩厥领命把守府门，云：“嗨，屠岸贾，都似你这般损坏忠良，几时是了也呵！”③〔明〕臧懋循：《元曲选》，北京：中华书局1958 年版，第1478、1479、1479、1483 页。慨叹中颇有不满，至唱词中更言：
【油葫芦】他待要剪草防芽绝祸根，使着俺把府门。俺也是于家为国旧时臣。那一个藏孤儿的便不合将他隐，这一个杀孤儿的你可也心何忍。〔带云〕屠岸贾，你好狠也！〔唱〕有一日怒了上苍，恼了下民，怎不怕沸腾腾万口争谈论，天也显着个青脸儿不饶人。④〔明〕臧懋循：《元曲选》，北京：中华书局1958 年版，第1478、1479、1479、1483 页。
于心何忍的质问中自然引出“狠心”的批评，更加以天怒民怨的气氛渲染，以表屠岸贾之恶行。
第二折，韩厥的自刎并未终结搜孤，屠岸贾变本加厉，诈传灵公的命，张挂榜文，“着普国内但是半岁之下、一月之上，新添的小厮，都拘刷到我帅府中来听令，违者全家处斩，九族不留。”如此大幅度的波及无辜，更是灭绝人性所为，天理不容。随之出场的公孙杵臼即唱道：
【隔尾】你道是古来多被奸臣弄，便是圣世何尝没四凶，谁似这万人恨千人嫌一人重？他不廉不公，不孝不忠，单只会把赵盾全家杀的个绝了种！⑤〔明〕臧懋循：《元曲选》，北京：中华书局1958 年版，第1478、1479、1479、1483 页。
所谓“圣世何尝没四凶”，已然承认奸臣的普遍存在，但屠岸贾如此了无人道的行为却将其置身于前所未有的“至恶”，而“万人恨千人嫌”的集中所指便是“心狠”，即儒家所言之不仁。剧中反复言称的“狠心”虽是民间口吻，却系诛心之论，屠岸贾罪大恶极之处正在于此。正史中的实际行为不过“索于宫中”，所谓“今一索不得，后必且复索之”①〔汉〕司马迁：《史记》，北京：中华书局1982 年版，第1783 页。乃是程婴的推测之语，杂剧却于此敷衍出不惜大面积伤害无辜婴儿的残忍手段，原本系诸将的共同行为，也被坐实在屠岸贾一人身上。如杀害假赵孤一节：
（屠岸贾怒云）我拔出这剑来，一剑、两剑、三剑。把这一个小业种剁了三剑，兀的不称了我平生所愿。②〔明〕臧懋循：《元曲选》，北京：中华书局1958 年版，第1489、1478、1478、1478 页。
状写颇为形象，斩半岁婴儿竟用三剑，屠岸贾之狠毒、残忍表露无遗，作为“搜孤”的终结，屠岸贾已是穷凶极恶。较之史传本事，作者对屠岸贾多有渲染，负“恶”诚多，作者有意的移植虚构，放大恶行，恰是忠奸对立下的一般手法与习惯情绪。
以剧作而论，作为故事主轴的忠奸对立所呈现的乃是一种普遍的价值关怀，黑白两判的道德取舍自非历史真相，乃文学渲染的常见表达，并无新奇特异之处，却最能获得一般大众的普遍认同。劝善惩恶的褒贬寄寓，自是古已有之的传统笔法，对于复杂史事的忠奸解读，虽显简单，却使得故事的精神主旨由之挺立。
贴近人情的忠义形象
“曲之历世也，亘四五百年，……无非演畅物情，表彰人事。”③姚华：《弗堂类稿·曲学一勺》，台北：文海出版社1974 年版，第320、313 页。有别于史家的真实叙事，杂剧所呈现乃是一种贴近人情的逼真。“惟曲尽而无遗，乃人情之真谛。若论世而尚友，与求之鸿博，不知曲之深切而着明也。”④姚华：《弗堂类稿·曲学一勺》，台北：文海出版社1974 年版，第320、313 页。所谓人情真谛，未必是完全吻合原始事实的搬演传递，实是一种合乎人情事理的文学塑造。于杂剧而言，最可表现此种真实情态者，并非对立冲突下的情节推动，而是藏于叙事微处的细节补充。《赵氏孤儿》虽以忠奸对立为本，但对于忠臣义士的形象却未大力渲染，有意拔高。作为头号义士的程婴，并未曾开口演唱，自抒胸臆，仅于宾白动作中穿插表现，历尽曲折，终成大义。然而，以草泽医人出场的程婴并无太多的英雄气概，亦无侠肝义胆的着力渲染，贯穿始终的表演乃是担忧惊惧中的立孤行为，最为深刻逼真的细节表现，则是对于“泄密”的始终担心。程婴登场自言：“自家程婴是也，元是个草泽医人，向在驸马府门下，蒙他十分优待，与常人不同。可奈屠岸贾贼臣将赵家满门良贱，诛尽杀绝，幸得家属上无有我的名字。”⑤〔明〕臧懋循：《元曲选》，北京：中华书局1958 年版，第1489、1478、1478、1478 页。寥寥数语间，便已将人物的身份特征、感情基础、性格表现交待清楚，“与常人不同”的优待成为程婴仗义救孤的动机，而“幸得”二字则将这位医人胆小求安的细微心态和盘托出。救孤之行，并非程婴的主动，而是公主的哀求。赵家蒙难，程婴尚“传茶送饭”，略见其义，作为门下医人的程婴仅是以此种日常行为来报恩，并无更多的想法，“闻的公主呼唤，想是产后要什么汤药”，不曾想公主却以孤儿托付，程婴的第一反应则是：“公主，你还不知道：屠岸贾贼臣闻知你产下赵氏孤儿，四城门张挂榜文，但有掩藏孤儿的，全家处斩，九族不留。我怎么掩藏的他出去？”⑥〔明〕臧懋循：《元曲选》，北京：中华书局1958 年版，第1489、1478、1478、1478 页。虽未明确拒绝，却已将其恐惧担心完全表露。公主下跪哀求，程婴虽然答允，却非豪气干云，而是顾虑重重：“公主请起。假若是我掩藏出小舍人去，屠岸贾得知，问你要赵氏孤儿，你说道，我与了程婴也。俺一家儿便死了也罢，这小舍人休想是活的。”⑦〔明〕臧懋循：《元曲选》，北京：中华书局1958 年版，第1489、1478、1478、1478 页。公主为使程婴放心，自缢身亡，颇见节烈。当孤儿被韩厥搜出，“程婴做慌，跪伏科”，韩厥仗义放行，程婴的表现更是可圈可点：
〔云〕程婴，你抱的这孤儿出去。若屠岸贾问呵，我自与你回话。〔程婴云〕索谢了将军。〔做抱箱儿走出又回跪科〕〔正末云〕程婴，我说放你去，难道耍你？可快出去！〔程婴云〕索谢了将军。〔做走又回跪科〕〔正末云〕程婴，你怎生又回来？
【金盏儿】敢猜着我调假不为真，那知道蕙叹惜芝焚。去不去我几回家将伊尽，可怎生到门前兜的又回身？〔带云〕程婴，〔唱〕你既没包身胆，谁着你强做保孤人？可不道忠臣不怕死，怕死不忠臣。
〔程婴云〕将军，我若出的这府门去，你报与屠岸贾知道，别差将军赶来拿住我程婴，这个孤儿万无活理。罢，罢，罢！将军，你拿将程婴去，请功受赏。我与赵氏孤儿，情愿一处身亡便了。〔正末云〕程婴，你好去的不放心也！〔唱〕①〔明〕臧懋循：《元曲选》，北京：中华书局1958 年版，第1481、1481、1483、1485、1488、1484 页。反复的“走又回跪”，虽不着一语，却将程婴的担心畏惧表现得淋漓尽致，以致韩厥怒斥，“你既没包身胆，谁着你强做保孤人？可不道忠臣不怕死，怕死不忠臣。”②〔明〕臧懋循：《元曲选》，北京：中华书局1958 年版，第1481、1481、1483、1485、1488、1484 页。程婴的胆小怕死于此集中流露，入木三分。韩厥自刎成仁，程婴投靠公孙杵臼，一出场便言，“程婴，你好慌也；小舍人，你好险也；屠岸贾，你好狠也。”③〔明〕臧懋循：《元曲选》，北京：中华书局1958 年版，第1481、1481、1483、1485、1488、1484 页。当与公孙杵臼议定换孤之计后，程婴的担心一如从前，既言：“老宰辅既应承了，休要失信。”又云：“老宰辅，还有一件：若是屠岸贾拿住老宰辅，你怎熬的这三推六问，少不得指攀我程婴下来。俺父子两个死是分内，只可惜赵氏孤儿，终归一死，可不把你老宰辅干累了也？”④〔明〕臧懋循：《元曲选》，北京：中华书局1958 年版，第1481、1481、1483、1485、1488、1484 页。正是一贯口吻。其后，殴打公孙杵臼一节，程婴先“做慌科”，又唱出“我委实的难熬，尚兀自强着牙根儿闹；暗地里偷瞧，只见他早唬的腿脡儿摇”⑤〔明〕臧懋循：《元曲选》，北京：中华书局1958 年版，第1481、1481、1483、1485、1488、1484 页。，两相映照，甚为传神。再后，程婴亲子被杀，先“做惊疼科”，后做“掩泪科”，正是常情。作为草泽医人的程婴，自与公主、将军、大夫等在朝者不同，懦弱谨慎，不敢独立担当，时常以全家性命为念，深恐泄密无功；绝非豪侠的程婴，无勇无力以保赵孤，只能以严守秘密的行为报恩全孤。而这种懦弱惊慌又成为畏罪告发的重要表现，故而屠岸贾深信不疑，又将赵孤认作义子抚养，其根本所在，即是程婴的畏惧懦弱构不成任何危险。按照程婴的性格表现，杂剧删改了史传“大功告成、自刎赴义”的最后结局，以受封得养作为最后的结局，平淡圆满的收束毫无波澜，却是切合传统心理的一般表现。史传中程婴的后死报知己，后儒有“太过”之评，面向大众的杂剧自然不采，更为重要的则是，程婴性格的一以贯之，这位平凡的下层人物，有着合乎其身份、性格的软弱表现，处处慌张、忧惧的细节表现，更使得这位“义士”有着普通人的情绪、心态，仿佛身边人物，尤见逼真。
始终忧惧的“义士”程婴并无一点英雄气概，却于忧惧之中完成了救孤、换孤、存孤的不朽功业，虽然满心恐惧，更未标榜气节，却于平凡普通中完成了不可能的义行。舍亲子，换赵孤是存赵的关键所在，最是程婴的勇气所在，杂剧对此并未太多渲染，只是将其设定为程婴的想法：“念程婴年已四旬有五，所生一子，未经满月。待假装做赵氏孤儿，等老宰辅告首与屠岸贾去，只说程婴藏着孤儿。把俺父子二人，一处身死，老宰辅慢慢的抬举的孤儿成人长大，与他父母报仇，可不好也。”⑥〔明〕臧懋循：《元曲选》，北京：中华书局1958 年版，第1481、1481、1483、1485、1488、1484 页。而公孙杵臼的年龄被设计为70 岁，史传中最为著名的“死易，立孤难”的讨论并未出现，取而代之的则是符合人情事理的年龄选择。孰难孰易，见仁见智，杂剧演出自无深刻之想，其意不在辨析道理，而在合乎情理。需要特别指出的是，程婴之子“未经满月”，屠岸贾搜捕的对象是“半岁之下、一月之上”的小儿，并不在搜捕范围，可以豁免。此处细节的点明，实在特别说明程婴之义，所谓担心屠岸贾屠杀晋国小儿，以致程门绝户，不过托辞，并非这位懦弱医人的真实想法。
杂剧虽未刻意拔高程婴、杵臼之忠义形象，但涉及人伦品节，确不得不为之曲笔改写。程婴、杵臼的救孤行为，《史记》明言，“二人谋取他人婴儿”，实有不仁之嫌。“人始生曰婴儿。”①〔汉〕刘熙撰，〔清〕毕沅疏证，〔清〕王先谦补：《释名疏证补》，北京：中华书局2008 年版，第92 页。纯洁无邪，无欲无求，为世间最无辜者，因其为人之初始，最可见人之可贵处，最得人间之恻隐关怀，诚若《孟子》所云：“今人乍见孺子将入于井，皆有怵惕恻隐之心。”②《孟子注疏》，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 年版，第93 页。与之相反，戕害婴儿者则罪加一等，被视作违背人性之灭绝行为。屠岸贾所以为后世所唾弃，即与其所杀为婴儿颇有关联。史书中，程婴、杵臼的谋取行为实为道德之玷，不宜亦不可鼓吹。故而，杂剧则特别将“他人婴儿”改为“程婴亲子”，从道德而言，因大义而献己子，不伤害他人，无损于仁。从生命而言，程婴虽未捐躯，却献出了亲子性命，较之公主、韩厥、杵臼、亦大体相似，并称为“义”。以性情而论，据程婴于杂剧中的畏缩表现，自不会有谋取他人婴儿的手段念头。在被迫殴打公孙杵臼时，程婴亦言：“元帅，小人是个草泽医士，撮药尚然腕弱，怎生行的杖？”虽是推托之辞，却于细处标出实情。就《赵氏孤儿》而言，并无唱词的程婴并非主角，然而，借言行细节所塑造的人物却亲近逼真，虽无英武气概，却血肉饱满，程婴的义士品格由史传中颇为过激的“自杀下报”转移为大义面前的性格转换，于忧惧中激发的义行更是寓神奇于寻常的妙笔。
细节所以真实，描述扮演的传神逼真或在其次，最为关键处，乃是切合人情世故的合理阐释。“迨夫曲之为妙，极古今好丑、贵贱、离合、死生，因事以造形，随物而赋象，……笑则有声，啼则有泪，喜则有神，叹则有气，非作者身处于百物云为之际，而心通乎七情生动之窍，曲则恶能工哉！”③〔明〕孟称舜：《古今名剧合选》序，《中国古典戏曲序跋汇编》，济南：齐鲁书社1989 年版，第444 页。身处其境的合理想象，正是为曲工妙的根本所在，细节所在，尤为关键，整个剧作的活龙活现尽在于此，大处转移，小处逼真，程婴等人的忠义形象虽然有别于史传所载，却别有一种生活的合理真实，最符合民众的接受心理。
结 语
传统诗文观照下的赵孤故事，大抵保持着经史所载的故事原态，尽管切入的视角万差千别，具体的表达阐述亦面目迥异，但“述而不作”的创作态度大体无二，对于故事的反复陈述中始终保持与经史大体一致的价值取向。正宗诗文的故事重述自是精英阶层的态度呈现，自有其思想规范与美学诉求，而面向下层的民间创制，自然有别于知识精英的“述而不作”。作为新载体的俗文学所呈现出的文学趣味与美学精神亦截然不同，但“文以载道”传统下的价值关怀却一脉相承。举世认同的忠义精神成为赵孤故事进入元杂剧的心灵原点。尽管剧作的故事重述与史传的本事记载出入甚多，元剧作者的增饰删减亦不同于诗文碑传的叹咏感怀，但贯穿其中的核心价值却一脉相承，正即“忠义”二字。纵观全剧，始终未出场的晋灵公实是灭赵、兴赵的最终缔造者，赵氏的兴亡历程，始于“忠良”的蒙蔽不识，终于“忠义”的褒奖爵赏，隐于其后的思想主线正是忠义精神的由暗而明。精英立场下的经史考辨，意在求真，庶民视角下的故事重述，旨在向善。如此心态下的故事重述自然不会纠缠于历史的真实，其所呈现的正是民族道德求善指向。尽管没有十足彻底的批判意识，尽管有着曲解真相的误读导向，然最不可忽略的，正是传统文化心态下的忠义信仰，最是不应忽略的价值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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