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崇毅

　　（南京大学 艺术学院，江苏 南京210093）

　　清代文坛存在骈散文之争，就骈体而言，常州、扬州、苏州、杭州等地作家云起。吴锡麒弃散文不取，仅将其骈文先后编成《有正味斋骈体文集》24卷和《有正味斋骈体文续集》8 卷，似乎可由此辨明他在骈、散体之间的取舍。

　　但是，吴锡麒挚交沈赤然的一封信却透露出不同的信息。这封信题为《答吴谷人论文书》，信中说：

　　比示论文一书，知足下稍厌骈体，憣然致力于秦汉、八家之文。窥见作者渊深旨趣，诚仆之所大望于足下者。至云欲得仆文以为之程，毋乃效颦笑于嫫母，师揆正于拙工。……虽然，仆亦有所不为者三焉。一曰故为艰涩，以托于古奥。二曰摭拾浮艳，以破坏法度。三曰刻意规模，以失吾本真。故仆之为文，词达即已矣。……骈体之病，在于华靡，要实自东京开之。苟能沿流溯源，由六季而魏，由魏而东西两京，雕饰既刬，气体自纯，虽先秦可几也，况下此者乎？今足下既舍彼而就此矣，则当尽去其故步，如乘车者不得更载舟楫，载舟楫者不得更乘车。先意而后法，先法而后言。纯而不杂，敛而不驰，于卓然成家也亦易易矣。

　　这封信主要透露了沈赤然的三点思考：一、骈文崇尚文辞华美，“刻意规模”；古文则强调“本真”，“词达即已”。二、骈文、古文不可兼修，乘车则不得载舟楫。三、对于吴锡麒“稍厌骈体”一事，沈希望他“憣然致力于秦汉、八家之文”。

　　吴锡麒的《论文书》今不得见，但从沈的复信可知，吴锡麒曾就骈散文之争做过深入思考甚至反复，最终他在骈散文之间做出了取舍。但这种取舍是从此泾渭分明，还是有所扬弃后的融会贯通，则值得进一步探索。

一、吴锡麒骈文的传播情况

嘉庆元年，吴锡麒晋上书房，在仕途上有所起色。同年，吴鼒从吴锡麒游，遍览吴氏骈文手稿，为两年后编纂《八家四六文钞》奠定了基础。《八家四六文钞》收吴锡麒骈文54 篇，占全书篇幅近三成，是吴锡麒骈文得以广泛传播的重要载体。

　　嘉庆九年至十年间，吴锡麒因两淮盐运使曾燠的推荐，在扬州任安定书院山长。同一时期，曾燠聘彭兆荪入幕协助其编订《国朝骈体正宗》一书。曾燠与吴锡麒交谊深厚，又擅长骈文，对于吴锡麒骈文的优点长处自是了然于胸。至嘉庆十一年，《国朝骈体正宗》12 卷刻成，其中共收清代42 家骈文作品，卷六专收吴锡麒之作12 篇。《八家四六文钞》与《国朝骈体正宗》是当时最流行的清代骈文选本。《八家四六文钞》更使吴锡麒获得了“清代骈文八大家”的称号。吴锡麒骈文的传播与经典化与这两部选本有紧密联系。

　　嘉庆十三年，《有正味斋骈体文集》24 卷在曾燠的资助下刻成。曾燠为该集作序称：

　　窃惟论骈体者，李唐以前无闻，宋始有王铚《四六话》、谢伋《四六谈尘》。铚矜切合之巧，伋主剪裁之工。要是两宋规模，未窥六朝阃奥。……岂知秦汉传薪，实在晋宋；韩柳树帜，不薄庾徐。大抵骈体之兴，古文尚存；古文浸失，骈体亦亡已。……先生学富涵海，章成织云。荟四部七略之精，兼六诗三笔之妙。而旷观近代，遍揽艺林。慨然俪耦之文道几乎熄，故为兹体，多至千篇。独扶大雅之轮，用砥中流之柱。

　　按照曾的论述，吴锡麒“慨然俪耦之文道几乎熄”，于是倾力骈体，重振大雅。值得注意的是，曾燠指出六朝骈文继承了秦汉古文的精神，就连韩愈、柳宗元等古文运动的领军人物也不轻视庾信、徐陵骈体。骈文与古文虽然形式不同，但精神相通。

　　《有正味斋骈体文集》刻行后引起了学者重视，多个注本随之出现。其中最早的是汪燮注本。汪燮是杭州人，无功名，晚年飘泊浙西，以开馆课徒为生，自称“性喜骈俪，于《有正味斋集》尤嗜同脍炙”，但颇有“不得其解”之处。道光二年，他开始为吴氏骈文作注，数年改易，终于在道光十一年定稿，命名为《有正味斋骈体文初注》。汪燮以一己之力，严格按照《有正味斋骈体文集》24 卷的编目顺序对全部作品做了详细注释。遗憾的是，汪燮及其后人皆无力将《初注》付梓，以致湮没无闻。值得欣慰的是，汪燮至少完成了这一艰巨的注释工作。据李富孙《张君子鹤传》和张廷济《感逝诗》记载，嘉兴人张邦枢注释《有正味斋骈体文集》已完成十之七八，偏偏于道光十九年病故，未能卒业，颇为可惜。

　　虽然汪燮和张邦枢的注本或湮没无闻，或未能完成，但王广业和叶连芬各自所作的注本弥补了空白。咸丰九年，王广业的《有正味斋骈体文笺》刻成，据该书《凡例》介绍，该书早在道光十三年便已脱稿，其后20 多年的时间里王广业陆续补笺了200 余条，终于得以付梓。第一次付梓是由浙江书商承担，质量不佳，王广业很快予以校正，重新刻印出版。叶连芬注释吴氏骈文，原是出于家塾教育的目的，故采取随读随注的方式，实则是《有正味斋骈体文集》的选注本。该本脱稿于道光十九年，后于同治七年付梓。这两个注本较汪燮注本的优势在于完整性——王、叶两家注意到了刻于嘉庆二十年的《有正味斋骈体文续集》8 卷，对其中作品予以了注释。

　　光绪十年，许贞幹对《八家四六文钞》进行注释，编成《八家四六文注》。其中注释吴锡麒的54篇作品参考了《有正味斋骈体文笺》，并做了补注。光绪十八年，陈衍又在《八家四六文注》的基础上进一步补注，编成《八家四六文补注》。

　　到了民国年间，出版业随技术进步而发展起来，有多家出版商将王广业、叶连芬两家注本予以合编发行。如上海会文堂将两家注合编为《笺注提要有正味斋骈体文集》，该本于民国十四年发行，在王、叶两家注的基础上还对吴文作了简单的提要。又如上海文瑞楼不仅发行了王广业笺，叶连芬注的《有正味斋骈体文笺注》，还发行了合许贞幹注、陈衍补注于一集的《八家四六文注·补注增订校勘附》。民国三十五年，徐志达又对王、叶两家注作了校正，付与大达图书供应社出版《有正味斋骈体文笺注》。

　　除此以外，曾燠的《国朝骈体正宗》后又经姚燮和张寿荣两家评点，成《国朝骈体正宗评本》，于清光绪十一年付梓。其中对于吴锡麒作品的品评亦值得重视。

　　总体来说，吴锡麒的骈文创作，经吴鼒《八家四六文钞》和曾燠《国朝骈体正宗》的揄扬，初步确立了骈体正宗的地位。其后随着《有正味斋骈体文集》和《骈体文续集》的传播，出现了汪燮、张邦枢、王广业、叶连芬四家作注的盛况，只可惜汪注无闻，张注未成。但王注和叶注流播较广，沾溉后人不少。此外，许贞幹、陈衍就《八家四六文钞》中54 篇吴文所作补注，姚燮、张寿荣就《国朝骈体正宗》中12 篇吴文所作品评，都值得重视。

　　吴鼒在《有正味斋续集题辞》中说：“先生不矜奇，不恃博。词必择于经史，体必准乎古初。”吴锡麒骈文以其“准乎古初”“传薪秦汉”而成为曾燠眼中的骈体“中流之柱”。借用沈赤然“先意而后法”的观点，则吴锡麒骈文之“意”，是融通秦汉古文与六朝骈文的“意”，具有“事”“情”“理”三个维度的求真精神。

二、述真事：融考据入骈文的游记

吴锡麒《有正味斋骈体文集》共收记文4 卷，其中游记占篇幅较大。3 篇游记《游泰山记》《游焦山记》和《游西山记》都能体现出吴锡麒融考据入骈文的风格，以《游西山记》最为成功。

　　吴锡麒对历史地理有考据意识，除了上述3 篇游记以外，在其《还京日记》《南归记》中，可见他以日记体对山川河谷、人文古迹进行考据。他还曾奉命前往热河，并作《热河小记》以考据、记载热河的风土人情。将文献记载与实地考察进行比对求真的思路，是当时学术风气在吴锡麒个人创作中的体现。当大多数人用散文来写考据文章时，吴锡麒尝试用骈体来写，也是一种开拓创新。较早创作的《游泰山记》和《游焦山记》，其中考据与骈体的融合还显得生硬、拼接。至嘉庆五年吴氏写作《游西山记》时，真正做到了将考据融入骈文。

　　先来看《游西山记》的开篇部分：

　　西山为神京之右臂，分太行之一支。虎卧龙蹲，烟开雾合。水泉流衍，物产滋丰。有助竹柏之怀，时流梵呗之响。何仲黙诗：“先朝四百寺，秋日遍题名。”郑继之诗：“西山五百寺，多傍北邙岑。”大都后宫祝釐，内侍祈福。瑞应之征是托，贯盈之忏难言。金钱不赀，土木斯滥。然而借藤蒲以结静，拈槌拂而谘禅。每当千花欲飞，一磬相召。不啻行逢影窟，身入化城。

　　这段文字以骈句为主导，融散入骈。一开篇吴锡麒就对西山展开了描写，不仅用“为神京之右臂，分太行之一支”点出其地理位置，还用“虎卧”以下三组骈句概述了西山风物。在引录前人诗作后，吴锡麒用“大都”“然而”“每当”“不啻”等词语勾连骈句，确保文气连贯。“虽洛阳之记伽蓝，西溪之志梵隐，勿之过也”更是通过添加“虽”字与“勿之过也”一句，丰富了骈文的表达效果。与《游泰山记》《游焦山记》以日记式的散句开篇，全文骈散夹杂不同，《游西山记》开篇便确立了全文以骈为主、以散辅助的文字风格。

　　接下来吴锡麒记叙一路走到潭柘的经历。在这一段叙述事情的发展进程时，因骈句对仗形式的束缚，需要辅助以散句的要素。如段首“朝旭未升，宿露犹泫”是对句，但在前面冠以“是日也”强化了对于时间的记录。“余先过芗泉寓，偕行出阜成门”虽不严格，但也可谓用骈对的形式交代了行程，用“阜成门”对“芗泉寓”，显然是有意为之。“开香积之厨，设伊蒲之馔”通过增加主语“主僧”，也获得了更完整的叙事功能。综合来看，融散入骈的文风使得这篇骈文在叙事上不再依赖散句。

　　

　　同样，在考据结束，行文即将回归骈句之前，吴锡麒也用散句过渡。他先说“踰河五里，至栗园庄，憇于奉福寺”。虽然这三句是散句，但其中又包含了骈句的要素，如果把“于”字去掉，“踰河五里，至栗园庄，憇奉福寺”，就成了三个四字句，比较整齐，且“至栗园庄，憇奉福寺”还能形成对仗。但吴锡麒故意添一“于”字，用这三句话充当骈散间的过渡。接下来他写“易篮舆而行，石棱怒生，如踏寒浪；萝带微袅，若凌天风”，在一组隔句对前加上“易篮舆而行”一句，就逐步完成了由散句向骈句的过渡。于是接下来三组骈句对沿途景色的描写就显得自然而然了。但三组骈句之后，又是散句“麦苗新碧，多白羊眠藉其间，殊足点缀村落之趣”，这是为了引录农书《种树书》而准备的过渡。同样，在这一段引录佛教辞书《翻译名义》前后，也都有相应的散句过渡。

　　在《游西山记》中，吴锡麒以融散入骈为主要手法，通过散句过渡的方式使得枯燥的考据在骈文中显得不再突兀，而逐渐取得了融盐入水的效果，也真正开创了将考据包含于骈体记文中的风格。可以说，《游西山记》的成功，使得骈文能够与散文在考据功能上予以抗衡，实现了“考据、词章相结合”。

三、抒真情：琴台故人间的书信

吴锡麒的书信保留下来的不少，被人整理为《有正味斋尺牍》传世。其中大部分书信是亲友间往来的短札，以散句写就，显得比较随意。其中写给恩师王杰的书信则以骈体写就，文采华丽，如“延款蒲轮，眷留鸠杖”，“瞻北阙之觚稜，丹心依恋；缓东都之祖帐，赤舄雍容”等句子都兼顾了用典与骈对的技巧。对比可见，骈体书信在吴锡麒是比较正式的创作行为，而非日常书写。

　　《有正味斋骈体文集》和《骈体文续集》中共收吴锡麒骈体书信数十封，在这一批书信华美的词藻下，是吴锡麒情感的流露。如他的《寄王冶山同年书》陈述自己家贫无以自给，《与沈梅村书》中对好友的关切与劝慰，其感情皆充盈于行间，可谓“情文委婉，动人怊怅”。这里以他的《与黄相圃书》为例予以分析。

　　黄模、吴锡麒、姚思勤、黄基早年结成“琴台夏课”，谈诗论艺，感情深厚。乾隆三十八年，黄基去世，三人为之扼腕。两年后吴锡麒中进士，黄、姚各奔前程，三人从此聚少离多。乾隆五十五年前后，姚思勤进京，与吴锡麒再度团聚。对于飘泊京城、淡泊自守的吴锡麒来说，故人的到来自然令人喜悦。两人朝夕相处，亲密无间。然而，受该年考差落卷的打击，吴锡麒颇感失意而乞假南归，两人便再度离别。离别后，彼此仍书信往来不断。

　　孰料，次年夏传来噩耗——姚思勤于京中病逝。当年都中一别竟成永别。回到京师后，吴锡麒赶到姚思勤曾经的住所，满目萧条。姚思勤一生笔耕不辍，文集却没有来得及刊刻。当时的吴锡麒也饱受贫寒之苦，知道诗文集散佚意味着故友人生价值的消逝，他感到有责任帮亡友整理文集。于是，他以骈体向黄模致信，乞求帮助，信件开头说：

　　夫鸣廉修营，各极操张之妙；菱杼紾抱，竞呈剞劂之能。乃钟子殁而音沉，猱人亡而斤辍者何哉？伤冥契之既堕，亮目巧之难希也。“鸣廉”“修营”皆是《淮南子》中记载的古琴名，“菱杼”是《淮南子》中记载的水草名，这里被误用作良木名。开头这一组隔句对意思是说事物各有其擅长与用处。然而，古琴、良木也需要知音，钟子期去世后，伯牙不再鼓琴；猱人去世后，匠石不再挥斤。《世说新语》记载，法虔去世后，支道林哀伤地说：“昔匠石废斤于郢人，牙生辍弦于钟子，推己外求，良不虚也。冥契既逝，发言莫赏，中心蕴结，余其亡矣。”吴锡麒借用这一话头来比拟姚思勤去世造成他心中的悲伤和凄凉。接下来他回顾当年共举琴台夏课的岁月：

　　

　　

　　迨仆游长安，道阻且长，迥隔言笑；维桑与梓，翻若天涯。三秋之思，曾何足喻其轸结哉！会春漪以计偕北来，续欢条以畅襟，结芳兰而崇佩。携手一豁，谓可无乖。而秋风之思，警余于寤寐；终古之别，兆端于河梁。归羽偶羁，潜舟遽悼。

　　吴锡麒乾隆四十年中进士后，仅短暂地回乡过数次，大部分时间都羁留京师，对杭州故人的怀念始终萦绕在心间。姚思勤北来，令吴锡麒大为欢喜，两人携手言欢，以为从此再也不用分离。经过这一层铺垫，吴锡麒再次笔锋一转，用极简洁的两组骈对写姚思勤的去世，又与前文在情感上形成强烈落差，文章意脉可谓跌宕起伏，一波三折。尤其是“归羽偶羁，潜舟遽悼”两句，写自己只是短暂地离开京师，没想到竟与姚思勤成了永别，言下也颇有自责之意。带着这种情绪，吴锡麒接下来的一段话显得格外悲凉沉痛，他说：

　　呜呼痛哉！仆去冬还京，过所旧舍。寒阴惨淡，墨迹依稀。月苦风酸，怀哉曷已。冷萤干蠧，瞥尔安存。毎思知己之言，辄坠盈怀之泪。恻剥肝肺，愤结喉衿。想足下亦同此情也。

　　吴锡麒在回京后赶往姚思勤旧居，房间里阴寒凄惨，一丝人气都没有，然而案上姚思勤亲笔写下的诗文，墨迹还依稀可见。吴锡麒读着姚思勤的遗著，想起过往两人的交往，不禁潸然泪下。写到这里，吴锡麒表示希望黄模能够刊刻姚思勤的遗著，他说：

　　嗟嗟盈尺之璧，方经剖璞，而乃沉之于波；千金之珠，本希照乘，而乃锻之以石。若春漪者，禀德不耀，怀宝终迷。西风败其丛兰，美人歌其芣苢。天何言，而无以弥短生之憾；地之厚，而不足埋长夜之忧。岂下白玉之棺，惟有王乔可召；执丹漆之器，竟随尼父西行也耶。青春受谢，朱夏方长。愁以绍哀，俯落花而莫拾；月复继日，感芳草之又生。念其著述之精，足耀湘纨之色。素旐南返，荩箧相随。遂恐飘流，时增悚惕。此则荀郎后事，要托乎钟君；元相遗文，待传于白傅。非足下，其谁任之哉！

　　这一段用璧玉沉波、宝珠锻石比拟姚思勤的逝世，“禀德不耀，怀宝终迷”两句写出吴锡麒对于姚思勤一生不遇的无奈。姚思勤已是“短生之憾”，若其诗文不能传世，则是其“长夜之忧”。“青春受谢”和“愁以绍哀”两组对句将沉痛的感情融入对自然的描写中。春逝花落，芳草又生，斯人已逝，而春秋仍将继续更迭。言下之意，人在世间要寻求不朽的方法。紧接着他写到“念其著述之精，足耀湘纨之色”。姚思勤的遗著精美能比之湘纨，若能传世，则其人将不朽。东汉时，荀攸与钟繇交善，荀攸去世，后事全部交由钟繇办理。而元稹的遗著，则皆拜托给好友白居易整理。吴锡麒用这两个典故，意指自己和黄模作为姚思勤的好友，应该当仁不让地承担起整理姚思勤遗著的责任。然而，吴锡麒不具备办理此事的经济条件，是以他对黄模说：“非足下，其谁任之哉！”写到这里，吴锡麒已将一片期望之心道出。

　　总体来看这封书信，感情非常充沛，但吴锡麒没有选择直接将情感宣泄出来，而是采用迂回往复、层层递进的手法，让悲伤的情感在文中不断起伏。通过几次扬抑之后，待情感积累到一定程度，吴锡麒方郑重地将嘱托之意道出。这封书信词藻华美，用典贴切，设色富瞻，对仗工整，辅以严谨的结构，使作者深刻的情感得到了充分的表达。抨击骈文者，往往视骈文为矫情之作。但吴锡麒的这封《与黄相圃书》，显然在抒情上取得了很高的成就，使骈体与抒情实现了很好的结合。

四、发真论：见解独到的议论文

吴锡麒集中有八篇骈体议论文，总体而言以驱遣史事、骈对精工为题中应有之义。就议论文的评价而言，刘勰《文心雕龙》称：“圣哲彝训曰经，述经叙理曰论。论者，伦也，伦理无爽，则圣意不坠。”由此，评判议论文的核心标准在于不背儒家义理。但仅仅不违背儒家伦理，还不足以成为一篇议论文的长处。吴锡麒真正取得成功的议论文，在于就一些问题提出了个人的真实见解。

　　韩信一生，颇受争议。司马迁说他“天下已集，乃谋畔逆，夷灭宗族，不亦宜乎”。司马光则批评他“以市井之志利其身，而以士君子之心望于人”。皆认为他咎由自取。而吴锡麒不这么认为。他在《韩信论》中指出：韩信“智能料敌，兵出如神”，焉能不知“震主必危之说”？假若韩信“利果滑心，贵贪相背”，则可“据淮泗之要，拥甲兵之强”而自保。他非但不拥兵自重，反而抱着“感恩效死之心”以辅佐汉室，但结果却是“信无负德，汉实寡恩”。“信之憾，亦憾为女子所卖耳”，吴锡麒认为是吕氏集团趁刘邦东狩之机，罗织罪名，陷韩信于死境；史籍中罗列的韩信叛状，不过是“史臣附会，每过深文”。文章最后，他提出：“吾党平反，要持公论。淮阴之不反，实可以理信之；淮阴之不能不怨，又可以情度之。”从对韩信的同情与体谅出发，吴锡麒与两位司马氏唱反调，作出韩信不曾反刘的推论，虽然不能说首创，但也自成一家之言。

　　吴锡麒持论不以新奇的观点眩人耳目，但必定是自己切身的理解和看法，不随大流作矮人观场。这一优点最集中的体现则是其《友论》。

　　南朝时期，任昉去世，刘孝标见任昉遗子流离失所，无人抚恤，而平素与任昉往来者皆冷眼旁观。刘孝标激愤之余写下一篇《广绝交论》，抨击了“势交”“贿交”“谈交”“穷交”“量交”等五种“义同贾鬻”的“利交”。吴锡麒《友论》则是针对清乾嘉年间的社会现实，对《广绝交论》的发展延续。

　　吴锡麒不拘寻常路数，首句“我知之矣”为这篇骈文起到开篇夺目的效果。第一部分讲往古以来的三种交谊。第一段讲“富交”，铺排富户生活之奢侈淫靡，言下自有谄媚之士活跃于这“畅飞畅舞之场”。第二段讲“侠交”，写少年英雄同声相应同气相求，但求义气而不惜身死。第三段讲“势交”，写权贵门下食客云集，皆期盼能借势腾达，“附一毛可以翔千里”。吴锡麒驱遣典故，在分辨“富交”“侠交”“势交”的同时，也论证了社会上确实有此现象。那么其弊端何在？吴锡麒说：依附富户者，容易忽略掉自己的家庭；任侠者，不顾及自己的性命；委身权贵者，仅听从主人的驱遣，而忽略掉主人之上还有更重要的国家需要效劳。吴文中的“势交”与刘文一致。而吴文中的“富交”则接近于刘孝标所批判的“贿交”。在刘笔下，“穷巷之宾，绳枢之士。冀宵烛之末光，邀润屋之微泽”，其姿态非常可怜卑微，在这种不平等条件下的交谊，其真伪可想而知。

　　接下来，吴锡麒分析了乾嘉时期士人间“学问之交”相互诋娸的社会现象：

　　若夫总角从师，十年讲学。检冬书而拾蠧，披暑草而搜萤。砚席必与偕，出入必与共。似乎晨夕相思，不迷乎风雨；华实异用，均贽于韦弦。何以口舌偶愆，胶漆立泮。谈性天者，诋娸乎高密；习训诂者，訾议乎新安。门上之莠未除，室中之戈已起。愤言腾于酒座，詈吻肆于宾筵。学问之交，亦如是乎？

　　吴锡麒先写了读书人寒窗十年的种种不易与惺惺相惜。朝夕论道，华实并用，正是读书交友的理想境界。然而，一旦发生口舌，原本不可分割的胶漆也能判然两立。

　　吴锡麒之论是有现实针对性的。乾嘉之际，“实学”昌盛，学林间形成综合程朱理学与考据学的发展趋势。但是，在交汇融合的同时，学者个人间的交往却造成了许多不愉快。“谈性天者”指宋学家，“习训诂者”指汉学家，汉宋之争是当时学林最集中的矛盾。在京师文坛，执牛耳者是朱筠、翁方纲等人，他们在当时也不失时尚地强调考据，一时有汉学家之目。凌廷堪是他们的门生，其《燕乐考原》极见考据本领。姚鼐是宋学家，对汉学家有所不满，他曾写信给亲戚说：

　　吾昨得《凌仲子集》，阅之，其所论多谬，漫无可取。而当局者以私交入之儒林，此宁足以信后世哉？……吾孤立于世，与今日所云汉学诸贤异趣。然近亦颇有知吾说之为是者矣。浑潦既尽，正流必显，此事理之必然者耳。至于文章之事，诸君亦未了解。凌仲子至以《文选》为文家之正派，其可笑如此。

　　他看不起凌廷堪，说他是“当局者以私交入之儒林”，把凌廷堪等“汉学诸贤”的学问斥为“浑潦”，而自矜“正流”。这种全盘否定的态度说明姚鼐与他们势不两立。因为姚鼐的这种偏激态度，使得他很快就在京师文坛处于“孤立于世”的窘境，亦不能不说他自己负有很大责任。

　　吴锡麒所不满的，就是诸如姚鼐这种谩骂他人为“浑潦”的态度。更有甚者，如戴震反对宋学，斥奉程朱者“其所谓理者，同于酷吏之所谓法。酷吏以法杀人，后儒以理杀人”。钱载对他非常不满，指责戴震破碎大道。钱载言辞激烈，一并将戴震秉持的考据学也否定了。孰知这又引起了翁方纲、卢文弨等人的强烈不满。翁方纲与钱载本是“晨夕相思”25 年的老友，翁方纲恪守程朱理学，本不同意戴震言论，他抨击戴震说：“反覆驳诘，牵绕诸语……特有意与朱子立异……戴震文理未通也。”但翁氏又颇以考据之学自豪，提倡“学者正宜细究考订诂训，然后能讲义理”，于是又批评钱载等人说：“必若钱君及蒋心畬斥考订之学之弊，则妒才忌能者之所为矣。故吾劝同志者深以考订为务，而考订必以义理为主。”“妒才忌能”的判断，直接导致钱、翁反目。钱、戴之争的结果，导致汉宋学之争进一步白热化，亦使学者交恶。《友论》对于“学问之交”的反思，基于吴氏对当时学林生态的真实感受。“门上之莠未除，室中之戈已起”，他将这种为学问而反目比作同室操戈。而学人之间互相讽刺的话语，又如何不是“愤言”呢？由此可知，吴锡麒撰《友论》绝非简单地效法前人，而是在继承《广绝交论》发真论精神的基础上对当世社会现象的反思和批评。

结 语

吴锡麒的骈文，在形式上铺陈排比，骈对精工，词藻华丽，典故圆熟；同时能做到不虚饰矫情，不空疏无物；文章结构精紧，脉络清晰；既能展现学识，又不失之獭祭；感情充沛，己见独抒。曾燠在《国朝骈体正宗序》中说：

　　夫骈体者，齐梁人之学秦汉而变焉者也。后世与古文分而为二，固已误矣。……岂知古文丧真，反逊骈体；骈体脱俗，即是古文。迹似两歧，道当一贯。

　　在曾燠看来，骈文与古文一脉相承，都以“真”为追求。吴锡麒在骈文中述真事，抒真情，发真论的“以散驭骈”风格可谓与曾燠文论互为映照。吴锡麒的创作为清代骈体的复兴做出了自己的贡献，基于此，他享有一代骈文大家之名，文集得到广泛流传与关注，可谓实至名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