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南大学 文学院，重庆400715）
风流，既是晚明文化的重要特征，更是晚明文学的精神气质。晚明文化与文学独一无二的意蕴可以概之以“晚明风流”。如果说铸就魏晋风度的主要因素是玄学，那么铸就晚明风流的主要因素除性灵思潮之外则是性别——一种取得重大突破的性别关系和性别交游，特别是在文学、艺术领域无处不在的“两性合奏”。
如果进入晚明的文学场景之中，我们需要特别关注那个时代的士女交游及其所形成的交往圈，尤其是女艺人的文人圈，因为只有交往圈的存在和活跃才是风气产生的直接条件。
据《潘之恒曲话》，晚明有一大批文坛名流活跃在风流场上，如曹大章、梁辰鱼、冯梦祯、张凤翼、吴梦旸、韩上桂、茅元仪、王稚登、陈继儒、臧懋循、程嘉燧、谭元春、张献翼、汪道昆、屠隆、袁中道、李维桢、潘之恒等，选胜征歌，士女欢游，成一时之盛。再据余怀《板桥杂记》、冒襄《同人集》，我们可以梳理一份类似的名单，他们中包括钱谦益、吴伟业、龚鼎孳、侯方域、冒襄、方以智、陈贞慧、吴应箕、孙临、陈梁、万寿祺、陈名夏、周立勋、李雯、吴绮、邓汉仪、杨文骢等，独擅风流，甚至眠食旧院，共睹欢场。前者主要活跃在晚明前期，后者则在晚明后期。今人通常熟知他们的身份是复古派、公安派、竟陵派代表作家，或“江左三大家”，“晚明四公子”，复社、几社名士，以及著名戏剧家、诗人、画家、山人领袖等，但在此他们有一个共同的身份即活跃在晚明时期的以风流著称的文坛名流，他们形成晚明女艺人交往的基本文人圈。
晚明女艺人的文人圈的另一种情况是，以某一女性为中心形成的文人交往圈。这种情况十分普遍，从早期的王赛玉、徐翩、马湘兰，到后来的顾媚、董小宛、寇白门、卞玉京、陈圆圆、李香君、柳如是等，所谓名妓都与文人才子有广泛的交游，甚至其声名之大小往往与其所交往的文人圈大小不无关系。比如，有“女孟尝君”之称的徐翩，其文人圈至少有数十人之多，其中包括潘之恒、周天球、汪道昆、屠隆等名流。再有柳如是，所密切交游者如陈继儒、张溥、宋征舆、陈子龙、程嘉燧、钱谦益等，可以说她的文人圈在当时是顶级的。柳如是与钱谦益的情缘之所以造成的影响最大，是因为士女交游乃晚明一时之风气，而钱、柳则是这种风气的最高代表——他们的结缘是晚明风流的结晶，也是晚明风流的杰作。
把晚明女艺人文人圈当作一种现象来研究，对寻求晚明文学研究的新突破不失为值得探索的途径之一，而且这一方面的研究相对较少。本文希望解决的问题是：晚明女艺人的文人圈究竟是怎样形成的，或者说是怎样的契机促成了女艺人与当时文人的广泛交流并由此形成了以其为中心的文人圈？放在晚明社会的具体情景下加以考察，得出若干形成因素。
一、学艺：青楼女艺人的导师们
学艺是从女艺人来说的，从其所交往的文人来说则是授艺。女艺人的学艺与异性文学家或艺术家的授艺，事实上就促进了晚明士女之间的交往。也回答了一个重要的问题，即晚明青楼女子何以能在诗词、歌舞、绘画、书法等方面取得很高的造诣，从而创造了古代中国女性文学、女性艺术的一个辉煌时期。这是因为她们当时拥有一个与之交往密切、众艺兼赅而可供学习取法的文人群体。晚明青楼女子多以才艺超卓著称，而她们的才艺通常得之于文坛艺苑的名流，这是一个基本事实。从性别关系来看，学艺求师成为当时异性交往的重要途径，正是这一途径扩大了女艺人的文人圈，而在性别的另一端而言则通过授艺形成了与女艺人深入的个人交往。潘之恒《徐翩传》记载：“同日就四师授以艺：字则周公瑕；琴许太初；诗陆成叔；曲朱子坚。”这一条材料提供了两个很重要的信息：一是晚明青楼女子为何具有多方面的才艺，而且她们的才艺往往达到很高的水平。原来她们在书、琴、诗、曲等方面往往都有专门授艺的老师，这些老师也往往是当时各个领域的名家。例如，这里教徐翩书法的周公瑕即周天球，就是明代较为著名的书画家。《续书史会要》载其“人品高古，为世所重，诗亦庄雅，书法文待诏，纯用藏锋，所谓‘宁拙毋俗，不坠古意’者也。篆亦佳，写兰草独步一代……楷书亦精”。尽管他的书法造诣已如此之高，徐翩除向他学习外还拜另外一位叫方嗣宗的书法家为师，这又说明当时青楼女子学艺并不是学学样子、图个虚名而已，而是真正转益多师，获得真才实学。二是书画、琴艺、诗词、戏曲等成为晚明女子与士林名流结交的重要媒介，这便使当时的性别关系不仅仅是借助肉体获得的男女性爱关系，而且还包含文学艺术等精神生活在内，由此也可以说当时的文学艺术促进了性别的交往并丰富了性别交往的内容。徐翩以拜师求艺而结交文坛名流并不是晚明时期的个案，再如李香君与周如松、柳如是与陈继儒等皆不例外。还有人们较为陌生的谷珊珊的例子也以可得到佐证。谷氏名兰芳，小字笑儿，珊珊是当时人们给她的爱称。潘之恒《谷珊珊传》载其“喜画兰，师丁南羽，得管夫人笔意”，可见她画兰达到了非同一般的水平。这里讲到的管夫人叫管道升，是著名书画家、文学家赵孟頫的妻子，她也是一位书画家、诗人，其画长于人物、佛像、山水、花、竹等题材，《书史会要》载其“有才略，聪明过人，为词章作墨竹，笔意清绝，亦能书”。谷珊珊的画兰，亦有管夫人“笔意清绝”的特点和境界，但她并不是直接师法管夫人，而是通过师法与她同时的一位叫丁南羽的画家为途径的。南羽是丁元鹏的字，《图绘宝鉴续纂》载：“丁元鹏，字南羽，休宁人。善白描人物，山水、佛像无不精妙。初见其笔，似乎过拙，展转玩味，知其学问幽邃，用笔古俊，皆有所本，非庸流自创取奇也。”可见，丁元鹏与管夫人一样，绘画造诣主要在于意趣之美，谷珊珊能得其师法，无疑也达到不同凡响的艺术境界。《图绘宝鉴续纂》在专收女画家的一卷即载入了谷珊珊（书中叫谷兰芳）的名字，足以说明她在绘画史上的一席之地，而她之所以有如此成就则与拜师画家丁元鹏密不可分。
女艺人与导师之间建立深厚情谊也是常有的事情。徐翩为报答其诗歌导师陆成叔，就曾借一次士女雅集的机会，“赠以百金”来表达对老师作品的赞赏，陆成叔后来在这次赠金基础上成了“百万之富”。陈继儒曾在嘉兴盛泽镇的青楼当过柳如是的老师，后来陈继儒七十大寿时，柳如是亲赴松江为老师祝寿，也是这次机会结识了几社名流陈子龙、宋征舆、李待问、李雯等，与陈、宋等的情缘即始于此。
二、狎昵：风流场上的风流领袖
狎昵在今天听起来似乎很不雅，但晚明的文学风流和艺术风流便与这个不好启齿的现象密切相关。当时的文学才子，多为风流才子；文坛领袖，亦即风流领袖。选妓征歌，纵情欢场，是他们日常生活的重要部分。所以，谈晚明文学、晚明艺术都不能避开“狎昵”的话题。以某一女艺人为中心的文人圈，主要是“狎昵”和“被狎昵”的关系形成的。在男性而言为“狎昵”，在女性一方则是“被狎昵”，这种情况在晚明文人与青楼女子间最为常见。潘之恒与陈夜舒、徐翩，王月、葛嫩与孙临，马湘兰与王稚登，冒襄与董小宛，尹春与余怀，尹文与张维则，马娇与杨龙友，马嫩与陈名夏，李香君与侯方域，等等，都是在狎昵基础上建立的情谊。潘之恒直言不讳地记载了自己狎昵的一些对象，如徐翩：“初与之昵，为之迁其居。”陈夜舒：“丁未灯宵，夜舒乘轩初税，表襄成楼而居之。”杨璆姬：“引与密坐，而杨姬独时时目属予。予因过姬家谈竟夕……明日，投以歌二章。”从这几条材料来看，潘之恒与徐、陈、杨三位青楼女艺人都有过“狎昵”关系，反之则在徐、陈、杨的文人圈中都有潘之恒，形成一男多女的狎昵关系。一女多男的情况当然同样常见，如徐翩除与潘之恒外，还与汪道昆、屠隆等名流相当亲密。徐翩曾主动赴焦山访汪道昆，结下了一段特别的情缘。“徐翩昵屠”在当时也广为流传。徐翩此类情况单从可见的材料来看就不乏其例，如《板桥杂记》详细记载了复社名士孙临与名妓王月、葛嫩的风流故事：
葛嫩，字蕊芳。余与桐城孙克咸交最善。克咸名临，负文武才略。倚马千言立就；能开五石弓，善左右射。短小精悍，自号“飞将军”。欲投笔磨盾，封狼居胥，又别字曰武公。然好狭邪游，纵酒高歌，其天性也。先昵珠市妓王月。月为势家夺去，抑郁不自聊，与余闲坐李十娘家。十娘盛称葛嫩才艺无双，即往访之。阑入卧室，值嫩梳头，长发委地，双腕如藕，面色微黄，眉如远山，瞳人点漆。叫声“请坐”。克咸曰：“此温柔乡也，吾老是乡矣！”是夕定情，一月不出，后竟纳之闲房。
《板桥杂记》附录之《珠市名姬》又载：
王月，字微波……月尤慧妍，善自修饰，颀身玉立，皓齿明眸，异常妖冶，名动公卿。桐城孙武公暱之，拥致栖霞山下雪洞中，经月不出……武公亦婉娈，欲置为侧室。会有贵阳蔡香君名如蘅，强有力，以三千金啖其父，夺以归。武公悒悒，遂娶葛嫩也。
这两则材料正好互相补充，由此可以较完整地了解孙临先后狎昵王月、葛嫩的原委，同时也可以看出当时即使是复社名流也一再沉迷于“温柔乡”而不能自拔，风气所致可见一斑。
不仅孙临如此，复社领袖张溥也不例外。张溥与柳如是就有过这样一段经历：“崇祯丙子春，娄东有张庶常溥告假归。溥固复社主盟，名噪海内者。过吴江，舣舟垂虹亭，访佛于盛泽之归家院。值佛他适，爱出迎溥，一见倾意，携至垂虹亭，缱绻而别。爱自是窃自负，誓择博学好古为旷代逸才者从之。”这讲的是崇祯九年（1636），当时张溥34岁，已是天下闻名的复社领袖，造访嘉兴盛泽青楼归家院徐佛，邂逅柳如是（杨爱），当时她19 岁，两人一见钟情，分别时依依不舍。应该是张溥的博学和风度给柳如是留下了十分美好而深刻的印象，她从此立志要找一位“博学好古为旷代逸才者”作为终身伴侣，后来她与钱谦益的姻缘实造端于这次与张溥的短暂情感。而钱谦益与柳如是的关系最初也始于狎昵。崇祯十一年（1638），钱谦益官场受挫，到杭州西湖散心，与名妓王微昵，并通过王微结识柳如是，两人迅速成为了临时情人和诗友。也就是说，王微、柳如是与钱谦益同样是狎昵与被狎昵的男女关系，后来钱、柳正式结为伉俪，那是在此基础上情感发展的结果。
三、举会：青楼为中心的女性社交
女性社交在晚明是一种值得关注和研究的社会现象，影响于文学、艺术非常深刻。晚明青楼女艺人以自己的身份或借重自己结交的文坛名流，常常在自己的居所举行各种聚会活动，这类似于今天说的“个人party”，是她们的一种重要的社交形式。这种活动，在女艺人来说有利于扩大其影响，是产生“名花”效应的有效方式，从性别关系来说则是增强两性交往，促进才子、佳人结合的重要渠道。
能够举行这种活动的一个有利条件，是晚明青楼女艺人往往拥有自己较为优越的独立居所，这种情况在南京等城市最为突出，如马湘兰的幽兰馆、徐翩的惊鸿馆（盈盈楼）、傅寿的双艳楼、顾媚的眉楼、李大娘的寒秀斋、李香君的媚香楼等。依据文献材料，我们今天仍然能够了解当时她们居所的优美环境和格局装饰等，如顾媚所居的眉楼，余怀《板桥杂记》描写道：“家有眉楼，绮窗绣帘。牙签玉轴，堆列几案；瑶琴锦瑟，陈设左右。香烟缭绕，檐马丁当。余尝戏之曰：‘此非眉楼，乃迷楼也。’人遂以‘迷楼’称之。”他没有具体说到眉楼的规模有多大，但从装饰之精美、设施之雅致、局部之样式（如檐马）特别是比之为“迷楼”来看，足以想象建筑的格局之非同一般。“迷楼”是隋炀帝在扬州修造的宫殿，虽然眉楼不可能与之相提并论，但精致豪华的程度也可想而知。余怀还特别写到眉楼中独此一家的“厨食”之盛：“而尤艳顾家厨食，品差拟郇公、李太尉，以故设筵眉楼者无虚日。”郇公是唐代做过礼部、吏部尚书并袭封郇国公的韦陟，李太尉则是唐代宰相，加太尉，并赐爵卫国公的李德裕。顾媚眉楼的“厨食”之品类几乎可比韦、李二家了，以至当时的名流都要借眉楼来设筵，眉楼的格局及其生活的豪华奢靡完全不难想象。
再看另一位秦淮名妓李十娘的居所。作为当时才子佳人共同活动的生活和娱乐场所，余怀的笔下同样给予了十娘居处比较具体的描述：“所居曲房秘室，帷帐尊彝，楚楚有致。中构长轩。轩左种老梅一树，花时香雪霏拂几榻；轩右种梧桐二株，巨竹十数竿。晨夕洗桐拭竹，翠色可餐。入其室者，疑非人境。”内外环境既优越又清雅。再如李大娘的寒秀斋：“所居台榭庭室，极其华丽，侍儿曳罗縠者十余人。”冒襄有诗写道：“寒秀斋深远黛楼，十年酣卧此芳游。”并在诗注中说：“寒秀斋，李小大读书处。”李小大是李大娘的别称。冒襄还描写一秦淮名妓所居的“某楼”：“豪侠宕逸，风疏霞举，慕名如渴，挥金如土，三湘九畹，笔墨淋漓，剑客飞仙，两难拟议，即我辈犹有愧色，其余五云为笺，十吏供笔，难为叙述。”具体是哪位名妓所居，冒襄或有不便，故讳称其名。他也没有具体交代此楼规模有多大、建筑有多气派，但从楼中生活的奢豪程度让人完全有身临其境之感。冒襄自己说曾在寒秀斋和某楼久居，写的是他亲身经历的情境。上述这些材料足以说明，当时的青楼名妓通常都拥有十分优越的居住环境，俨然大家闺秀一般，甚至让文人士大夫也不敢想象，而这种环境也恰恰提供了她们与达官贵人、文人墨客交游的便利。也就是说，一方面她们有丰足的经济条件购置这样的居所，有的还是与之交好的异性为其添置的，另一方面社会角色的性质决定她们需要这样优越的居所来方便于她们所从事的职业。
青楼名妓在自己的居所频繁举办各种聚会活动，由此扩大与文人名流交往。例如顾媚的眉楼：“文酒之宴，红妆与乌巾紫裘相间，座无眉娘不乐……以故设筵眉楼者无虚日。”又载：“曲中狎客……或集于二李家，或集于眉楼，每集必费百金。此亦销金之窟也。”再如：“岁丙子，金沙张公亮、吕霖生、盐官陈则梁、漳浦刘渔仲、如皋冒辟疆盟于眉楼。”当时来眉楼赴会者不计其数，据余怀《板桥杂记》，再结合孟森先生《横波夫人考》，至少如余怀、冒襄、龚鼎孳、张明弼、吕兆龙、陈梁、刘履丁等皆眉楼常客，另外顾仲恭、朱尔兼、陆孟凫、赵退之、周勒卣、周简臣等也是顾媚的唱和诗友。
再看上文所引提到的“或集于二李家”，其一即指李大娘的寒秀斋，另一则是李十娘的居所。这里的两位女主人公不仅靠优越的居住场所接纳来往名流，她们的个人魅力更是让人迷恋不舍。本身就带有几分“须眉丈夫气”、性情豪迈、风情万种的李大娘，她自己说：“世有游闲公子、聪俊儿郎，至吾家者，未有不荡志迷魂、沉溺不返者也。然吾亦自豪奢，岂效龊龊倚门市倡，与人较钱帛哉！”这样一位兼有女人风情与男人豪放在当时有“侠妓”之誉的女子，无疑是男人最为乐交的魅力异性了。所以，可以想象，一旦寒秀斋举会，赴之者必当趋之若鹜，门庭若市。加之，李大娘音乐才艺非凡，演奏多种乐器，达到极高的造诣。每当士女雅会，寒秀斋便成了生活的乐园、艺术的天堂。《板桥杂记》就记载了这样一次盛会：“置酒高会，则合弹琵琶、筝，或狎客沈云、张卯、张奎数辈，吹洞箫、笙管，唱时曲。酒半，打十番鼓。曜灵西匿，继以华灯。罗帏从风，不知喔喔鸡鸣，东方既白矣。”文字虽然不多，但生动地描述了寒秀斋士女高会的一天。让我们想到，不应一提到青楼女子，就是以色事人而已，她们还以情迷人，以物待人，以艺娱人，因此她们与文人雅士的聚会也就不是肉体之欢，而是艺术之乐、性情之欢。
李十娘是则另一类型深受人喜爱的女子。她有女人最引以为傲的“娉婷娟好”的身姿，有“肌肤玉雪”的美貌，特别是有“既含睇兮宜笑”的动人与亲和。至于她的音乐才能，生就于母亲怀她的时候就有的“胎教自觉”——“在母腹中，闻琴歌声，则勃勃欲动”，也就是说她具有音乐的天性和天才。她有洁癖，所以她的居所装点得清雅有致，与她的美貌还有气性浑然一体。她的琴声，也像其人其性，传递出来是那样美妙和雅静。而这样一位女子，还有一个特点是“爱文人才士”，且她本人也“略涉文墨”。这使她同样成为文人交流的一个活跃人物，在她家举会的情况十分多见。余怀就曾回忆：“余每有同人诗文之会，必主其家。每客用一精婢侍砚席、磨隃糜、爇都梁、供茗果。暮则合乐酒宴，尽欢而散。然宾主秩然，不及于乱。”由此，李十娘家是余怀和他的朋友们常常举行“诗文之会”的地方。当时的秦淮名妓一般都有十几或更多的婢女作为使唤，当结社时便安排为社友们侍砚、磨墨、燃香、沏茶、送果之用。这里我们还发现，在不同女子居所举行的文人社集会带上不同女子的性格特点，李大娘家举会是豪放不羁的，李十娘家举会更有节制一些。至于参加二李家举会的文人，余怀没有具体的记载，但是我们据冒襄《和书云先生己巳夏遇桃叶渡口即事感怀原韵》诗注：“余庚午与君家龙侯、超宗追随旧院，其时名姝擅誉者何止十数辈。后次尾、定生、密之、克咸、勒卣、舒章、渔仲、朝宗、湘客、惠连、年少、百史、如须辈咸把臂同游，眠食其中，各踞一胜，共睹欢场。”这里交代了秦淮名妓文人圈的主要成员，他们都是复社名士，排在其首的就是“晚明四公子”陈贞慧（定生）、方以智（密之）、侯方域（朝宗）和冒襄本人，其他还有吴应箕（次尾）、孙临（克咸）、周立勋（勒卣）、李雯（舒章）、刘履丁（渔仲）、梅之熉（惠连）、万寿祺（年少）、陈名夏（百史）、姜垓（如须）等都是来自各地的一代名流，例如周立勋是几社六子之一，李雯也是几社中的重要成员。按照冒襄的说法，当时他们这些风流才子“各踞一胜”即各占一位秦淮名妓，形成较为稳定的相处关系。他说自己“淹留”于“寒秀斋”“某楼”最久，又说“与余久者十妹，曲中则呼十生”，则当时他狎昵的名妓主要有李大娘、李十娘即二李。而“某楼”，据《板桥杂记》，应该就是有“迷楼”之称的顾媚的眉楼。那么，冒襄早年的红颜交往中还有顾媚在内，他与董小宛是崇祯十二年（1639）以后的事情。而这时还是崇祯早期，密切交往的主要是二李和顾媚等当红名妓。另外，余怀、姜垓所“踞”之“胜”主要为李十娘，陈贞慧为李贞丽，侯方域为李香君，孙临为王月、葛嫩，等等。
四、赴社：文人社集中的女性风流
晚明是文学风流的时代，而成其风流既有文人之风流，也有女性之风流，单其一方面则不可能有什么“风流”可言。前面是讲秦淮名妓的举会，也包括文人名流依托名妓居所的举会，这里则主要是讲她们外出参加当时的文人结社，这也是秦淮名妓结交文人名流的重要方式。《板桥杂记》载“同人社集松风阁，雪衣、眉生皆在”，就是在南京城外松风阁举行的一次士女同社的文学社集。雪衣是李十娘的字，眉生是顾媚的字。因为她们的参加，这种社集也体现不同于纯粹文人社集的情景：“饮罢，联骑入城。红妆翠袖，跃马扬鞭，观者塞途”，当被视为“恍然心目”的“太平景象”。文人举社邀名妓参加，在晚明时期的南京几乎成为了一种风气。万历三十二年（1604）由藩王朱承彩举办的金陵大社，聚集了120 余位海内名士和40 余位秦淮名妓，其盛况载于大文学家钱谦益的《列朝诗集小传》丁集上“齐王孙承彩”云：“万历甲辰中秋，开大社于金陵，胥会海内名士，张幼于辈分赋授简百二十人，秦淮妓女马湘兰以下四十余人，咸相为缉文墨、理弦歌，修容拂拭，以须宴集，若举子之望走锁院焉。承平盛事，白下人至今艳称之。”这段材料所传递的信息对我们了解那个时代很重要，可以注意到40 多个秦淮青楼女子参加了与120 位“海内名士”诗酒唱和的大型社集，仅从女性一方来说，至少她们都是有着良好才艺修养的女子，否则何以能与天下名流一同“辑文墨、理弦歌”呢？而且当时她们与文人才子的诗酒交流必然已是极为常见的事，不然不可能招之即来，来之如此之众，这一点我们可以从潘之恒笔下的大量相关记载得到佐证。应该说，这已是一个士女交流十分频繁、深入的时代，同时其交流又进一步扩大和促进了士女之间的再交流。万历三十二年这次金陵大社，可以理解为，当时的文人名流已拥有一个可供交游的女人圈，而青楼女子一边则有了一个可供交游的规模更大文人圈，这便为士女双方建立了一个庞大的交游网，无限多的交游可能性都可以由此铺开。
据今天可见的不少资料显示，万历时期在南都举行的文人社集中青楼女子几乎是不可或缺的角色，特别是在“秦淮水阁”，这样的社集更为多见。著名文学家、公安三袁中的袁中道，在《游居柿录》《东游日记》中都记载了他在万历三十七年（1609）夏屡举社于秦淮水阁，“大会文士三十余人”，并有“女校书二人”即朱无瑕、傅灵修前来赴社，说明当时的秦淮名妓与公安派作家有密切的交往。这两位“女校书”，可以说是万历时期的南都当红的交际花，潘之恒作有《朱无瑕传》《傅灵修传》载其人其事较详。她们才艺无双，获得文人名流极高赞誉。如朱无瑕不仅长于歌舞，而且在唐诗方面下过惊人的功夫，潘氏载曰“间得《唐诗正音品汇》，藏之帐中，递相吟诵忘倦，不知晨欢夕宴之足娱也”。其于诗歌如此痴迷，一方面是当时青楼女子普遍好学的表现，另一方面还与满足士女交游的需要有关，即造就诗才是她们与文人交流并赢得欣赏，还很可能结成情缘的重要媒介。朱无瑕当时活跃于各种文人结社的场合，显然与她拥有的诗歌才能不无关系。除参加公安派领袖之一袁中道的社集外，还参加潘之恒结社等。至于后来文坛泰斗钱谦益在《列朝诗集小传》中都为她在社集的惊艳表现写下一笔：“无瑕，字泰玉……万历己酉，秦淮有社，会集天下名士，泰玉诗出，人皆自废。”这里的己酉年即万历三十七年，应该说是袁中道举办的大型社集。朱无瑕在这次社集中佳篇惊出，让天下名士自叹不如，虽或不无夸张成份，但女子像文人一样在诗坛中驰骋其才，则为晚明文学之佳话。当然，从结社盟主袁中道来说，南都连举社集显然还有借此扩大公安派影响的动机。当时的文坛风气已是士女不分，文学的风流与风流的文学已形成士女“合奏”的文学风景。一个文学家或文学流派的社会影响力不仅仅在文人内部产生，还与当时处于最活跃交游场中的青楼名妓有密切关系，因为后者在与文人才子交流过程中的取舍、品评和宣扬在那个时代就是最好的传播媒介，反之文人对青楼女子名誉的作用亦如此。所以无论从性爱的角度还是从名誉的考虑，士女交游都是双方乐此不疲的选择，何况那个时代提供了较为开放的条件。
余怀、冒襄的记载中都能见到当年秦淮水阁雅集的胜事。当时有些社集完全为士女交游而举办，内容很特别，相当于今天的选美活动。余怀《板桥杂记》附《珠市名姬》就有过这样的记载：“己卯岁牛女渡河之夕，大集诸姬于方密之侨居水阁，四方贤豪，车骑盈闾巷。梨园子弟，三班骈演。阁外环列舟航如堵墙。品藻花案，设立层台，以坐状元。二十余人中，考微波第一，登台奏乐，进金屈卮。南曲诸姬皆色沮，渐逸去。天明始罢酒。次日，各赋诗纪其事。余诗所云‘月中仙子花中王，第一姮娥第一香’者是也。微波绣之于帨巾不去手。”这是崇祯十二年（1639）七夕夜晚的一次士女“大集”，举会者是“晚明四公子”之一的方以智，赴会者一方是“四方贤豪”即文人才子，另一方是包括南曲、珠市的青楼名妓，会集的内容是很正式的选美包括参评者“二十余人”，选得第一名为珠市王月（字微波），并设台颁奖，奏乐渲染氛围，发给奖励，举杯庆祝等等。会集一直延续到第二天，文人词客纷纷赋诗纪其盛事。余怀的诗，王月尤其喜爱，将诗句绣在手巾上，爱不释手。冒襄记载的一次社集是“四方同社诸友”与秦淮名妓董小宛、顾媚、李大娘等于水阁置酒戏剧，那时董小宛正历尽艰难与冒襄走到一起，同社结聚以表庆贺。这次士女雅会观演的是新上演的阮大铖的《燕子笺》，剧中的悲欢离合与冒、董二人所经历者恰相印合，加之情辞优美，曲致动人，又逢中秋之夜，明月当空，让与会者无不感慨不已，为之泣下。《影梅庵忆语》载曰：“（崇祯十四年）秦淮中秋日，四方同社诸友感姬为余不辞盗贼风波之险，间关相从，因置酒桃叶水阁。时在坐为眉楼顾夫人、寒秀斋李夫人，皆与姬为至戚，美其属余，咸来相庆。是日新演《燕子笺》，曲尽情艳，至霍、华离合处，姬泣下，顾、李亦泣下。一时才子佳人，楼台烟水，新声明月，俱足千古。至今思之，不异游仙枕上梦幻也。”
综上所述，女性参加文人社集在晚明万历至崇祯时期一直是极为常见的事情，这是明代文人结社出现的新景象，也是明代文学出现的新景象。但也应注意到，除青楼女子外还未见其他女性活跃在文人结社活动中，可见在文学活动士女酬唱中的“女”首先是由青楼女子来突破的，这是她们在古代中国社会环境下反而拥有某种特殊的“身份”自由。特别是青楼女子中有不少杰出的女艺人，她们热衷于参加文人举办的社集而且在社中的角色并非只是一种陪衬，她们同样驰骋诗才，激扬情辞，妙笔生花，如同她们的美貌尽情绽放。女子赴社，在性别交往来说既扩大了女性的文人交往圈，也扩大了文人的女性交往圈。而前者尤其是女性交往和女性才艺进入主流文学圈的重要前提。晚明以降，之所以在文学史上涌现的女性越来越多，也越来越受到重视，与这个时期以来士女文学交流的加深有很大关系。
五、其他：演剧等方式助益晚明情缘
晚明青楼女艺人文人圈的形成还有四个因素以外的以下一些方面也不可忽视，例如演剧、造访、推介、偶遇等等。演剧，这里也包括演艺。艺术或戏剧，在古代不仅是一种重要娱乐活动，同时还是一种重要的社交方式。特别是晚明，艺术十分活跃，富豪人家几乎家家有戏班，各种社会活动几乎处处有戏剧或艺术表演。而戏剧以及其他艺术在性别关系方面还有一个不可替代的作用，就是它是提供异性交往的重要媒介。在晚明这种情况尤其突出。这一时期大量文人涉足戏剧，写剧、观剧、评剧甚至自家养戏班，特别是一些常在风流场中活跃的才子们，戏剧更是他们与女性频繁交往的重要渠道。在女性一方，当时青楼女子大多是艺术的天才、剧场的名角，她们在音乐、舞蹈、戏剧等领域达到极高造诣，并以高超精湛的表演赢得观众特别是士林的赞誉。如王赛玉、罗桂林的音乐，“或以当景而舒啸，或中曲而涕零。十年空音，犹若在耳。千里忆别，惨于临岐。人人欣于一遇，不可必于造次间，品之上也”；杨新匀的氍毹舞、徐翩的观音舞，“一靡其身，而绣被千金；一扬其腕，而珠串十琲”；杨美扮演张凤翼创作的《窃符记》中如姬的角色，“其行若翔。受栲时雨雪冻地……蒲伏不为起，终曲而肌无栗也”；此外，傅灵修、朱馥、顾节、顾筠卿、寇文华等，无不身怀绝艺，声蜚遐迩：这仅仅是潘之恒《初艳》一文所载而已。至于陈夜舒之表演，“恍登梦境，非雾非烟，疑秦青、绛树冉冉林端”；尹春扮《荆钗记》之王十朋，“悲壮淋漓，声泪俱迸，一座尽倾”；李香君“《玉茗堂四梦》皆能妙其音节，尤工琵琶”；陈圆圆“演弋腔《红梅》……如云出岫，如珠在盘，令人欲仙欲死”。正因如此，她们不仅仅以美貌与风情更以令人叹为观止的艺术才能吸引无数的观赏者，这其中就包括许多风流才子。演剧和观演，也就成为士女交游一种重要场合。潘之恒就说“吾尝观妓乐矣”，又提到郁金堂“征歌”，佳色亭“奏技”，载后者“一声而烛跋，再阕而鸡号，几合阴阳之和，尽东南之美”，另载在顾氏馆主持曲会：“凡群士女而奏技者百余场。”那时的士大夫家时常都有演剧的活动，潘之恒《消夏》记载了在茅元仪家观剧，《余响》记载了在丘长孺家有虞山班“试技”，其中丘家是一次大型社集。特别是晚明的南京，简直就是戏剧的乐园、艺术的天堂。“时善音者皆集金陵”，“每开筵宴，则传呼乐籍，罗绮芬芳。行酒纠觞，留髡送客，酒阑棋罢，堕珥遗簪。真欲界之仙都，升平之乐国也”。这无疑也是士女交游、纵情声乐的乐园和天堂。
大量记载显示，晚明已是一个社交发达、相对开放自由的时代。士、女主动对其心仪对象的造访，在当时是一种最为直接的异性交往方式，这种方式的出现见证了晚明士女关系的突破。柳如是主动造访陈子龙、钱谦益，冒襄造访董小宛，结下了流传千古的情缘。这种方式的男访女，最初或许与寻花问柳并无区别，但发现真爱也往往从这里开始，而女访男则完全是大胆追求所爱的勇敢行为了。就是推介的方式，在晚明也来得毫不遮遮掩掩，例如王微向钱谦益推介柳如是，李十娘向孙临推介葛嫩，方以智向冒襄推介董小宛，成为钱柳、李葛、冒董结交的直接缘起。偶遇或邂逅，也开启了晚明士女交游的另一扇门。柳如是在盛泽旧院偶遇复社领袖张溥，在松江陈继儒寿筵上偶遇几社社友陈子龙、宋征舆、李待问等，陈圆圆在一次筵宴中偶遇晚明四公子之一冒襄，卞玉京在席间偶遇后来一代文豪吴伟业，无不成就了一段段士女情爱的奇缘。当然，偶遇并不直接产生交往作用，但是在一个对异性拥有发现和追求眼光的时代，它就是让爱成为可能的机缘。
总之，学艺、狎昵、举会、赴社、观剧，以及造访、推介、偶遇等等，是晚明士女交游的一些常见方式。这些方式，既促进了文人才子与青楼女子的交往，扩大了他们的女性交往圈，也促进了青楼女子与文人才子的交往，扩大了她们的文人交往圈。不过，需要补充的是，各种方式之间并不是完全截然可分，彼此间也密切相关，例如偶遇以后再造访，并建立狎昵关系，进而走入婚姻殿堂，其他方式之间也一样。但尽管如此，它们各自又属不同的士女交往方式，这一点并不能否定。交往方式的多样化，反映了晚明社会生活的丰富和开放，也反映晚明士女关系向多方位、多层面取得突破和发展，虽然还不是全社会的，也已经弥足珍贵，有值得充分肯定的地方。特别是它的意义不仅于性别问题，重要的是对晚明文学和艺术有不可忽视的重要影响。与其它时代不同，性别因素已成为晚明文学之“晚明性”的重要成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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