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泽逊

　　（山东大学 文学院，山东 济南250100）

　　各位同道，今天武汉大学文学院举办的这个“文献学与学术史青年学者学术研讨会”非常有意义。为什么呢？因为学术事业要一代一代传下去，青年是我们的未来，我们的希望。与青年同行讨论学术，对于我这个已过中年的同行来说，要表达的意见就不同于平常。承蒙会务组看得起我，要我讲几句话，我就讲几句也许有参考作用的话。

　　各位都是青年学者，青年文献学家。各位的任务是治学，这一点我们可以达成一致。那么如何治学呢？学术界几乎也达成了一致。例如打好基础。每个方向都有一个知识基础，离了这些知识没法从事这个行当，要把这个基础知识学到手。再如掌握方法，干什么都有个干法，干文献学也有个干法。比如要把目录学、版本学、校勘学、文字学、音韵学、训诂学学好，掌握这几门小学科的方法，尤其是小学，那是基础的基础。这样既知道人间有哪些重要的书，又知道这些书到哪里去找，找什么版本，版本之间有什么差别。找到了要找的书、要找的版本，还要读得懂。读不懂的话，有把它弄懂的手段。

　　文献学是研究文献的学问，从形式到内容，你都可以走得通。当个老师，你不用怕了，可以应付得了了。这样你就可以说是一位文献学家了。这是“治学之道”。你有了这个基础，可以教书吃饭。可是学术界如何承认你呢？你必须写文章，写书。写出好文章、好书，人家看了自然承认你。这就出现了另一个话题——著述之道，也就是如何写出尽可能多而又可以为学术界认可的著作来。

　　张之洞《书目答问》后边附有一个“国朝著述诸家姓名略”，这里出现了一个名词叫“著述家”，也就是善于著书之人。我们也有一个词叫“著述等身”，也是说有的先生善于著述。我们熟悉的先生，例如陈垣先生、王力先生、周祖谟先生、程千帆先生、张舜徽先生、王仲荦先生、高亨先生，著作都很多，他们自觉地利用一切机会著书立说。

　　陈垣先生任清室善后委员会专门委员，在故宫发现元刊本《元典章》，用来校勘沈家本刻本，写成了《元典章校补》。这是因地制宜著述的范例。但陈垣先生不止于此，他总结经验写成了《元典章校补释例》，成为校勘学名著。其中归纳的“校法四例”，至今沿用。陈垣先生《敦煌劫余录》以及《四库全书》研究成果，也是因地制宜著述立说的榜样。

　　“甲骨四堂”——罗雪堂、王观堂、董彦堂、郭鼎堂，前三人都亲自接触甲骨，只有郭鼎堂是利用人家的材料来著书，写出了《卜辞通纂》《殷契粹编》等名著。

　　王仲荦先生参加二十四史点校，与顾颉刚、宋云彬、唐长孺、张政烺、翁独健等一块，唐长孺先生负责北朝各史，王先生负责南朝各史，当时有“南王北唐”之说。其中《宋书》是王先生亲自点校的。为了完成这一任务，他作了《宋书校勘记长编》，对前人成果和新校出来的内容进行了详细考证。但是许多条目都没有写入点校本，而是在《长编》上批“径改不出校”。之所以这样做，是当时批判资产阶级繁琐哲学，不敢多出校勘记。王仲荦先生把《长编》带回济南家中，放在橱子顶上了。近年中华书局修订二十四史，徐俊总经理到王先生家拜访。先生已去世多年，夫人郑宜秀老师说还有一包稿子。取下来一看是《宋书校勘记长编》，整整齐齐的手稿。徐俊先生当即决定影印出版，我们可以看到精装16 开三大册。王仲荦先生有《北周六典》《北周地理志》《敦煌石室地志残卷考释》《金泥玉屑丛考》《西昆酬唱集注》《资治通鉴选》《魏晋南北朝史》《隋唐五代史》等等，可以说是一个著作多而且精的学者。

　　张舜徽先生有自己的方法。他的《广校雠略》《中国古代史籍校读法》《中国文献学》，这三部书可以说是一个升级的过程，后者都是利用前者的成果。他还有《清代扬州学记》，后来逐步增加，成了《清儒学记》。这是一种累积著书法。

　　清代的顾祖禹有名著《读史方舆纪要》，胡渭有《禹贡锥指》，他们从哪里来的材料呢？徐乾学为国家修《大清一统志》，二人都参加了，利用有利的资料，完成了自己的著述。因地制宜，是很值得学习的。

　　顾广圻一辈子为人校书刻书，为黄丕烈、张敦仁、阮元、胡克家、吴鼒、顾之逵、秦恩复、汪士钟刻了不少精品。替人家写校勘记，不能署自己的名字。但他在这个过程中把心得写成跋文。我们看《思适斋集》，主要是题跋。他成了与卢文弨齐名的清代校勘学家的代表。

　　我们要向这些前辈学习，善于利用一切机会从事著述。我在1987 年研究生班毕业后，开始考虑硕士论文。那时有位学长傅根清，是殷孟伦先生的研究生。我去他的宿舍，他正在写硕士论文，题目是《云麓漫钞》的研究。他说：“毕业论文不能太小，我这个题目小了，如果选个大题目，可以受用十年。”我在考虑硕士论文时受了他的启发，选择了《四库提要》研究。导师王绍曾先生说题目有点大，不过很有意义。王先生为我取了个题目《四库提要发微》，拟了十来个题。那是一部专著的框架。我读《四库全书总目》用了十个月，离答辩还有一个月，不得不抓紧写，只把比较好办的辨伪书部分写完了，6 万字，叫《四库提要辨伪学发微》。因为印刷费少，压缩为3 万字，通过了答辩。其余九个方面的卡片至今30 年没有开捆。

　　完成了硕士答辩，马上参加了王先生的《清史稿艺文志拾遗》，一忙七八年，无暇顾及个人的研究。

　　1992 年1 月，我去中华书局送《清史稿艺文志拾遗》的稿子，趁机去琉璃厂古书店，发现一部《四库全书存目》，线装四册，上面有批注，内容是版本。一看就知道和邵懿辰、莫友芝是一路的，不过他们是标的《四库简明目录》，这位是《四库存目》。我花了80 多元买下来了，是一个多月的工资。回来研究，红色的批注都来自《四库提要》，没有价值。墨色批注条目较少，但都是批注者自己的知见版本。我买下这部书，就是要仿莫友芝、邵懿辰，作《四库存目标注》，和邵、莫二人的成果配套。邵、莫二人标注的是《四库全书》已收的，而《存目标注》是《四库全书》未收的。

　　由于王先生的活没干完，我的标注只能业余干，进展很慢，而且前人都是一生办这件事，我也不能急。

　　1992 年5 月，全国第三次古籍整理出版规划会议在香山召开，周绍良、胡道静先生提出《四库存目》之书要调查研究。周先生明确建议要印一部《四库全书存目丛书》。我看了《简报》就坐不住了，这和我的想法一样。我去找董治安先生，董先生说你写个东西征求专家意见。他开了傅璇琮、赵守俨、黄永年、安平秋、周勋初、章培恒等名字。我就起草了《四库存目标注叙例》，寄给这些先生。傅、赵二位很快回信，支持鼓励。傅先生把《叙例》发在国务院《古籍简报》上，这份《简报》虽然是内部文件，但影响很大。从此学术界知道山大有人在干这个项目。北大的刘俊文先生向国务院古籍小组提出编纂出版《四库全书存目丛书》的计划，匡亚明先生批准了，计划中使用了我的例子。后来傅璇琮先生推荐我参加了《存目丛书》工委会，1992 年以后，到1997 年底，我参加了这项工作。1994 年至1997年四年内住在北大干项目，任总编室主任、常务编委。在这个过程中，我把自己调查的结果贡献出来了。同时利用这个机会积累了《存目标注》的材料一百余万言，看了五千多部书；还去了台湾，看了一批书。如果不是《存目丛书》这个机会，在那个年代（数字资源很少，古籍普查未开展）很难完成《存目标注》。

　　《四库全书存目丛书》获第一届霍英东贡献奖，这是国务院重大项目，但我个人在山大考核和评职称中，都是按零分计算的，我不是项目第一负责人，署名也在五六位了。项目也不是山大的。可是参加这个项目，我学到的东西太多了。我在这个过程中多次见到顾廷龙、周绍良、周一良、黄永年、冀淑英、刘乃和、沈燮元、陈杏珍、张玉范、杨成凯、宋平生、辛德勇、刘玉才这些前辈和同辈，罗琳、张建辉、刘蔷这些专家是共同从事《存目丛书》的同事，也认识了古籍界很多师友。我的版本学知识大幅提高，真是一次大进步。所以说《四库存目标注》是借《四库全书存目丛书》这个国务院大项目才得以完成的，这和老一代因地制宜，借项目干项目是一样的。

　　我前面说了，一毕业就参加王绍曾先生的《清史稿艺文志拾遗》，这是史志目录。七八年后我对各家书目了如指掌，得失成败完全明白了。2000年以后，国家开始修清史，2004 年9 月，我承担的《清人著述总目》开工了。这是国家清史项目，我们得以承担是靠王绍曾先生的基业。不是王先生从事《清史稿艺文志拾遗》，清史委怎么会委托我们干呢？那时王先生已经94 岁了，无法主持，他向清史委书面推荐我来主持，师徒相接，在清代著述总目方面，我是先参加项目，后主持项目。我记得《清史稿艺文志拾遗》快要出来时我评职称，因为还没上书皮，给我算零分。《四库存目丛书》也是零分。后来《拾遗》得了教育部一等奖，我和刘心明、王承略也都是零分，因为只承认第一获奖人。是不是吃亏了呢？没有，是沾光了。没有前因哪有后果呢？

　　还有，1991 年我陪王先生到商务印书馆，他们委托王先生整理《百衲本二十四史校勘记》，137 册，手稿。我告诉王先生，不能答应，因为我们干不了。商务的领导林尔蔚、胡企林、李思敬都出来了。张元济的儿子张树年先生从上海飞到北京，已经八十几岁了。他们在王府井萃华楼请吃饭。王先生想不干，开不了口，答应了。我们十几个人干了八年才完成，《史记校勘记》就是我干的。这个项目获教育部二等奖，我们参加者一样是零分。

　　2012 年儒学高等研究院成立，征求项目，我申报了《十三经注疏汇校》。为什么呢？因为张元济校了史，经书也要校。阮元《校勘记》不完善，要升级。没有整理张元济《百衲本二十四史校勘记》的经验，哪里可能想到《十三经注疏汇校》呢？我们印的稿纸就是仿照张元济《百衲本二十四史校勘记》来的。张叫“校史处”，我们叫“校经处”。《十三经注疏汇校》的第一种《尚书注疏汇校》九册已出版了，被评为中华书局2018 年“双十佳”图书第二名。第一名是修订本《宋书》。学术界对我们的工作是认可的，无论挣不挣分，我们都要干。这是中国传统学术的主要方式之一，我们不能断了路。

　　一句话，我的项目大都是因为参加项目而得来。我建议青年同志要参加一些高层次大项目，当学徒。自己规划项目也要从大处着眼，从大处着手，以项目带成果，以项目带人才。这是一条成功经验，也是我所体会的“著述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