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 勇

　　（北京师范大学 文学院，北京 100875）

　　从学科发展的历史来看，一个学术重镇、一个学术高地、一个学术平台，往往都有自己的历史传统和鲜明特色。作为一个学术重镇，它必然有自己的学术传统；作为一个学术高地，它必需有自己的理论建构；作为一个学术平台，它一定会有推动国家社会当下发展的时代责任感和使命感。从这三点看，我认为武汉大学既是一个学术重镇、一个学术高地，同时也是一个非常接地气的前沿学术平台。而在武汉大学这种学术传统的建构当中，於可训先生是一位承前启后的集大成者。在武大传统的继承上，在自己独特的理论建构上，於先生始终积极地把学术研究和社会发展结合在一起，在推进文学与社会发展的结合等方面都做出了重要的贡献，最近长江文艺出版社推出的十卷本《於可训文集》充分地说明了这一点。这套文集包含了四卷文学评论、一卷文学史、一卷文学理论、一卷作家评传、一卷新诗研究、一卷古诗选注和文学创作、一卷序跋和访谈，全面地展示了於可训先生从理论到创作、从文学史写作到作家作品批评、从古诗选注到新诗批评等方面的多元建构。於可训先生几十年来在多元领域的辛勤耕耘，不仅为他的学术研究打下了厚重的基础，也使得他的文学批评始终带有一种开放性，形成了独具一格的个人特点。在我看来，这种特点集中体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坚守传统方法，融入西方特色

客观来说，当代文学批评的发生和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西方文论的影响，尤其是上世纪80年代，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中，各种西方的批评方法和文学观念蜂拥而入，1985年被称为“方法年”，1986年被称为“观念年”。然而在这种西方“方法热”的浪潮中，於可训先生始终坚持的仍然是以社会历史学为主体的传统批评方法。对于这种方法的坚持，既是於可训先生个人的生活经历、学术训练和知识结构决定的，更来源于这种方法与研究对象本身的深度契合。从王蒙、刘醒龙到方方、池莉等等，於可训先生与他的研究对象几乎都共同经历了那个特殊的时代，文学对于他们来说，就不仅仅是自我世界的个体言说和方法实验，而更多的是一代人对于历史的反思和对社会的思考。拿《王蒙传论》来说，於可训先生自称写作此书的目的“不是单纯为了写一部作家评传，而是想借这部书的写作，把我对社会人生的观察和思考，包括对历史文化的一些看法，表达出来”。以传记的方式来关照文学和历史，它的内容已经超出了文学评论的范畴，而向更广范围更深层次的历史、文化、社会等方面拓展。因此我们看到《王蒙传论》中用了11章的篇幅系统地勾勒了王蒙从出生到复出文坛40余年间生平活动的主要线索，然后才开始重点解读王蒙的作品。用於可训先生的话来说，这本书的前半部分内容是“生活的王蒙”，后半部分是“文学的王蒙”，这两者是不可分割的，想要理解文学的王蒙，必须首先读懂生活的王蒙，“这后一半的王蒙进行文学创作，又常常要向前一半的王蒙索取生活资源，这前一半的王蒙于是就得源源不断地向后一半的王蒙输送各种各样的生活材料”。

　　在生活与作品的相互印证中追寻作家的精神轨迹不仅是於可训先生对个体作家研究的一个重要思路，在对一些文学现象和思潮的考察过程中，他也特别善于将非文学化的成分与文学的发展建立起一种历史联系。比如说对“干预生活”文学思潮、“新写实主义”创作潮流等现象的分析，我们都会看到於可训先生用很长的篇幅对这些文学现象出现的背景、原因、经过进行详细的整理和论述，同时又深入地考察了具体作家的作品创作。这种时代社会与文本资料的相互生发，使得於先生的文学研究既呈现出一种宏观的大气象，又具有实实在在的资料支撑。

　　值得注意的是，於可训先生对于传统方法的坚持绝不是封闭的，在《论多元格局中的社会历史批评》中，於可训指出“当创作出现了某些新的艺术因素的时候，传统的社会历史批评很快就显出了它接纳新事物的迟钝和笨拙”，尤其是在面对新的艺术实验上，传统的社会历史批评方法难免暴露出一种与研究对象的“隔膜”。比如说对“朦胧诗”“文化小说”“现代抒情史诗”的分析，如果仍然套用社会历史批评的方法，会很容易“忽视直觉、灵感、情绪、意志乃至欲望、需求和潜意识活动等个体因素对艺术创造的特殊作用和意义”。因此，於可训先生提出要建构一种开放性的批评格局，打通社会历史批评与其他批评模式之间的理论通道，达到圆融的境界。在坚持“民族、阶级、文化、时代等等决定文学创造的群体的或带有共性的社会历史因素基础上，进一步追踪它的原始的或在历时性过程中存留的原始意象和心理积淀”。实际上，无论是在现代文学还是当代文学研究中，都存在一种“非此即彼”的研究模式，这种模式在辨明学术观点、彰显学术个性的时候是有益的，它能够使得论点的表述更加鲜明和具有针对性。但是回归到具体问题，我们又会发现这样的研究模式常常会走向一种狭隘与偏执。传统和现代、本土与西方，这些本来就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面对什么样的对象，就应该用什么样的研究方法，这才是实实在在做学问的一个基本道理。於可训先生这种既坚持古典传统又吸纳西方异质的双重姿态，为健康地构建中国文学批评的轨道，起到了积极而重要的作用。

二、既有批评家的敏锐，又有史学家的视野

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於可训先生就一直坚持在文学批评的前沿，对于很多重要问题给予了及时的关注。比如在1989年发表的《创造已经完成》中，他就指出当时的文坛出现了一些作家急于创新、忙于创造的“怪相”。对此於先生认为，“当科学进入到一个稳定发展的时代，甚至任何一个细小的科学发现和创造都是十分艰难的，都要付出数十倍于前人的努力和代价。文学的创造也是如此。”承认创造的艰难性，并非宣扬悲观消极的情绪，而是一种扎扎实实做学问的基本态度。任何一个细微的发现，背后都是深厚的积累和锲而不舍的钻研。动不动就讲究创新、时不时就要颠覆过去，这不仅是对已有成果的无视，更是对当下发展的无知。於可训先生几十年前的这番见解放到今天来看，非但没有过时，反而能在信息大爆炸、技术手段飞速革新的当下更加给我们以警醒。

　　敏感地捕捉到当下学术发展的前沿问题，是於可训先生作为一个文学批评家的基本素养，但我们发现於可训先生对这些热点问题的思考，始终投以一种历史的眼光，始终站在一种理论的高度。於先生曾多次表示自己有“历史癖”，“好读史书，好关心过去的事情，想问题也好瞻前顾后、前挂后连，从纵向去寻找联系”，所以我们看到，他去探寻“鲁迅对新时期的文学影响”，去梳理“近四十年小说文体流变”，去分析“科学与文学的联姻”，去追溯“通俗文学的兴起与文学观念的更新”，去考察“近世小说艺术形态的分化”……同时於可训先生在理论建设方面也做出了突出的贡献，他对“新写实主义”“新现代主义”等思潮都有着独到的见解，并大力提倡文艺批评和文学写作的学科化建设。尤其是《中国当代文学概论》《当代诗学》《当代文学：建构与阐释》《中国文学编年史·现代卷》《中国当代文学编年史·当代卷》《王蒙传论》等文学史、编年史著作的陆续出版，於可训先生在史料整理与理论建构上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尤其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在如何平衡文学批评与史学建构的问题上，於可训先生也有自己独特的见解。与古代文学和现代文学不同，当代文学的史论和史料建设一直存在一种误区，那就是作家的创作还在进行，评论家的评价还会变化，一切还未定，一切还在变，所以先不着急记载，不着急下结论。这种看法严重影响到了当代文学的史料建设，但我们也不得不承认，如何更好地将当代文学评论入史确实是实际存在的难题。对于这一问题，於可训先生认为，应该及时地记录保留这种一时一地的评论，因为从历史上看，“文学史的许多‘结论’，大多采自当代文学批评‘一时一地的看法’，这些‘看法’，有的在文学史上甚至具有极大的权威性”，因此，於可训先生认为应该及时采纳时下的鲜活的文学评论，把这些评论“放到批评对象中去检验，通过我对文本的检阅和事实材料的研究，看其是否符合批评对象的实际，然后再将我的甄别所得，即那些将要写进文学史的内容，放到固有的文学史系列中，为其寻找和安排一个适当的位置”。任何一段历史都是由当下的每一个瞬间共同凝结起来的，都是从当下一步一步走过来的，每过一天，昨天就已经成为历史。如果因为当下文学形态的“未完成”“不确定”而不去重视当下的史料建设，那么再过10年、20年、100年，我们回过头看的时候，就只剩下一片混乱，甚至是一片空白。1935年赵家璧主持编写第一个十年《中国新文学大系》10卷本的时候，现代文学也处在“未完成”的状态，当时的编者，个个都是身处新文化大潮中的当事者和亲历者。但这丝毫不影响第一个十年的《中国新文学大系》成为经典，特别是鲁迅、茅盾、胡适、郑振铎等人为各卷撰写的“导言”，可以称为新文学史上最早，也最为精华的总结。反观20世纪80年代巴金、丁玲、吴组缃等人编撰的第二个十年、第三个十年的中国新文学大系，不仅研究的对象早就已经“完成”，而且也拥有足够充分的时间和足够成熟的视野去反思、审视新文学第二、第三个十年的历史进程，但今天看来，后两个十年的《新文学大系》却远远不及“第一个十年”《新文学大系》的意义重大，特别是在史家眼光的准确客观等方面相去甚远。这里面首先有特殊历史时代的原因，同时也因为远离、丧失了第一时间书写的现场感，而失去了本身的鲜活性和经典性。

三、把握整体特色，突出“汉味文化”

於可训先生在进行文学批评时，善于从宏观整体上把握中国当下的创作现状，蔡家园在评论於先生的《中国当代文学概论》时就曾经谈道：“它改变了过去教材过多罗列作家生平和复述作品内容的惯例，集中探讨宏观文学现象和带有综合性的文学问题。”通常来讲，对文本的细读、对作家的体悟与理解最能体现一个评论家的功夫，但对一种文学现象、一种思潮流派、一种区域文化的整体把握和独到见解，更能体现一个研究者的功力。基于这一点，於可训先生的研究从对方方、池莉、刘醒龙、李传峰、曾卓、姜天民等个体作家的解读，到构建“鄂派文学”的资源版图，再到建设“汉味文化”的整体格局，一步步走向历史纵深。

　　作为一个湖北人，於可训先生始终关心湖北地区的文学状态，积极推动湖北文学创作的发展，大力推进湖北文学批评的繁荣。在文集中有专辑对湖北作家作品进行评论，也有专章对新世纪湖北文学进行深入的研究，此外，还从不同侧面对方方、池莉等湖北地区大大小小几乎所有的作家都给予了精心的论析和准确的评价，这对于推动湖北作家的成长与成名功莫大焉。特别值得提出的是，於可训先生在文集中对湖北地区的文学资源进行了系统的梳理，尤其是他的《湖北文艺评论、文艺理论建设研究报告》一文系统梳理了湖北地区文艺理论批评的历史与现状、队伍与特色、问题与建议，不仅亮出了“鄂派批评”的旗号，引起学术界的关注，也为湖北地区文艺理论今后的发展提出了若干思考，指明了方向。更重要的是，於可训先生在此基础上进行了湖北文学资源的版图建构，用“汉味”文化来概括湖北地区人民的精神生活，再次将文学与人联系到了一起，将文学与地域联系到了一起。我在北师大担任过北京文化研究院执行院长将近15年，深知“京味”文化的建设和传播非一日之功，凝聚了包含现代文学大家老舍等人在内的匠心与努力，将心比心，我非常敬佩於先生建设“汉味文化”的雄图大志，也深知“汉味文化”建设的深远而重大的意义。

四、强调文学个性，葆有社会责任

在阅读於可训先生几十年的学术成果时，我还有一个很明显的感觉，无论是文学批评还是文学史建构，於可训先生的个性特色都是非常明显的。拿《当代文学概论》来说，在这本文学史推出之前，当时几乎所有的当代文学史都是多人通力合编的，於可训先生的《当代文学概论》是第一部个人独立撰写的当代文学史。因此我们看到这部文学史里有很多观点是极富有个人色彩的，最明显的就是文学史框架的设置，於可训先生突破了当时大部分当代文学史的基本框架：即十七文学、“文革”十年文学、新时期文学的“三分法”，而代之以两分法，即“1949—1976年间的文学”和“1976—1989年间的文学”。对于这种划分，於可训先生后来解释道：“我之所以采用纯粹的时间分期法，用理论化一点的说法，就是对可能存在的这种本质主义危险的一种规避，当然，也可以看作是一种叙述的策略。”虽然於可训先生谦虚地将这种研究框架的突破称为“叙述的策略”，但我认为这实际上传达出了他在文学史观上的深刻思考和独到见解。文学史既是文学史实的梳理，又是一个评价体系，从什么时候开始，到什么时候结束，选取哪些作家，筛选哪些作品，这实际上反映的是研究者关注视野与文学史观的差异。采用纯粹的时间分法，实际上贯彻了於先生一直坚持的“文学的主体性”，“我只是觉得文学史分期的依据，只能是时间，而不能是别的什么东西，尤其不能是一种人为的本质规定……这样的分期既有可能脱离文学发展的实际，用非文学的社会政治活动或经济建设的历史代替文学发展的历史，又容易把丰富复杂的文学现象简单化，合则留，不合则去，结果就会出现我们以前讥讽过的半边文学史现象。”又比如说於可训先生特别关注到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出现的莫言《透明的红萝卜》、徐星《无主题变奏》等作品，与一般论者将其称为“现代派小说”不同，於先生认为这一时期小说并未真正形成一个艺术流派，准确地说只是“拟现代派”小说。这一判断看似简单，却显示了於先生独到的学术眼光。

　　可贵的是，於先生在坚守学术个性的同时，还始终葆有强烈的社会意识和社会责任感。在20世纪80年代，消费文化和大众文化严重冲击社会，文学出现了明显的商业化倾向。针对纯文学越来越边缘化的窘境，於先生以对先锋派的文艺批评，提出了纯文学如何在困境中发展的问题。於先生认为，像余华的《许三观卖血记》《活着》等先锋派的作品，既学习西方现代主义，进行语言游戏与形式试验，又追寻本国传统，回归本民族文化脉络，这样的创作才能经得起各种浪潮的考验。在时代的商业文化大潮中，於可训先生勇于向社会大众强调“回归传统，返本开新”，体现了一个学者应有的担当和责任。

　　以上几个方面促成了於可训先生文学批评独树一帜的风格，但当我们面对煌煌十卷文集的时候，才会更清楚地看到，这些特点得以形成的根本，来源于於可训先生深厚的学术积累和广阔的学术视野。十卷本文集中，既有史论性质的文学史概述，又有对文学理论的建构，还有专门的一卷古诗选注以及文学创作。多重的身份造就了於可训先生独特的治学风格，拿对诗歌的研究来说，长期对新诗诗体的关注，让他敏锐地捕捉到了方方创作中存在一种说不清的新奇感受，而这种感受正来源于一种凝重而浓郁的诗歌精神。相较于其出色的“情节化”小说，於可训先生认为反而是这种诗歌精神构成了方方小说的独特性。长期对古诗的选注，不仅奠定了於可训先生深厚的古代文学功底，更造就了他“诗无达诂”的学术品格。於先生多次强调“评论的自由”，强调“文学的风骨”，提倡的就是一种既多元又坚守的文学态度，因此我们看到，他既始终坚持社会历史学的研究方法，又强调要“放开现实主义的缰绳”；既坚持文学研究过程中要根据“中国经验”，又提倡在“开放中走向世界”；既坚持一种纯文学的立场，又对通俗文学、影视文学给予足够的关注和重视。这些看似矛盾的地方在於可训先生身上达到了一种奇妙的平衡和圆融。另外，於先生的文集中还有厚厚的一本文学创作，包括诗歌、散文、杂感、小说等等，与他的文学研究一样，於先生的文学创作之路至今也已持续了30多年，以学者的身份跨界文学创作，“让文学回到自身”也成为他的一种创作诉求。个人生活经历、民族和国家的历史、文化语境等等，成为於先生文学创作的重要元素，无论是诗歌、散文还是小说，作品中充满了丰富的个人体验与文化反思。如在杂感文中提到的对于“企业文化”“校园文化”“少儿教育”的思考，都是与社会及於先生的个人经历密切相关的。文学是人学，文学归根到底是我们每一个人自己的人学，於可训先生的作品有意识地在人性思辨的基础上反思和还原历史，坚持在个人生命基础上的社会追问。充满生活体验的感性与学者的理性思考，双重的格调平衡着双重的思考，这是於先生的创作给我们带来的难以抵御的冲击力。

　　最后我想特别强调这样一个意思，那就是於可训先生的大气象与武汉大学的大气象是相辅相成的。我曾经多次来到武汉大学校园，无论从环境还是建筑上，武汉大学给我的感觉都是古典和现代、人文和自然的融合。我始终认为，武汉大学与社会大众共享樱花，这是一个很接地气的举动。由此我想到我接触过的陆耀东先生、易竹贤先生等，他们既是大学者，又是很接地气的人。我一直清楚地记着这样一件事情，早些年的一个夏天的深夜，陆耀东先生突然给我打电话说：“刘勇，你有一篇文章的一个注释是错误的！”我说：“这么晚了，您老赶紧休息，明天我查到后向您报告！”第二天我查找到了，文章是有错误的地方，但作者不是我，是另外一个刘勇。什么是老一辈学者？什么是对后辈的关爱？这件事我终身难忘！我虽然不是武汉大学的弟子，但我对武汉大学充满了感激与崇敬。因为这里有陆耀东先生、易竹贤先生、陈美兰先生，这些先生都对我多有教益，当然还有於可训先生和许多新的同行朋友。大学的排名不在哪一个机构，而在每个人的心里。武汉大学是我心中崇高的大学，於可训先生是我心中可敬的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