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加州大学尔湾分校 英语与比较文学系，美国 加利福尼亚 92697；2.武汉大学 文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2；3.华南师范大学 国际商学院，广东 南海 528225）
我怀着深深的敬意拜读了三位著名的中国学者在本期《现代语言季刊》上发表的三篇文章，它们让我获益匪浅。这些文章共同探讨了西方文学理论在中国学术和教学中的现况，不过它们的关注点和研究方式差异非常大，各自的观点也存在很大差别。这一定程度上证明了这些话题的范围之广和观点的多样性。我可以很容易想象，由另外三位同样杰出的中国学者撰写的文章，也不会与这些文章有太多的重合。他们会对在中国有影响力的西方文学理论家，例如乔治·普莱特、弗雷德里克·詹姆逊或爱德华·赛义德进行完全不同的论述。
中国是一个大国，全国各地有许多不同的大学，每所大学都在以不同方式教授文学和文学理论。中华人民共和国使用多种语言，普通话在日常用语中并不是通用的。1988年至2012年，我曾多次前往中国讲学或参加会议，了解到中国的学术环境相当复杂多样。尽管近年来，中国各地都在努力使文学理论更加统一，但情况仍然没有太大改变。正如本期《现代语言季刊》的三篇文章所体现的那样，中国人希望通过发展一种独特的、排除他们所说的“西方价值观”影响的中国式文学理论来实现统一文学理论的目标。这是一个可以理解的目标，所以这三篇文章都以不同方式提到了它。但是，西方价值观究竟是什么，其答案可能并不太好具体化，但它们大概包含了西方文学理论所推崇的价值观。一种独特的中国文学理论究竟应该是什么样的，除了说它应该非常地“中国”之外，也没有具体化。到底是指马克思主义、儒家、中国禅宗，还是其他什么？我对中国特色的文学理论的微末了解，不是来自在中国工作的学者，而是来自一位才华横溢的中国学者顾明栋。顾先生目前任职于达拉斯德州大学，多年来一直致力于对中国思想流派进行详细的比较。例如，他最近写了一些关于中国禅宗及其与西方文化的类比的文章。他对禅宗与弗洛伊德和拉康精神分析的共通之处特别感兴趣。中国有几千年的文学研究和文学理论传统，对他们来说，没有“西方价值观”，回归这些古老传统应该不难做到，但还需要进一步协调这些传统与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
本期文章的三位中国作者都是研究西方理论在中国的影响的专家。他们都身居要职，并且都能够与权威人士对话。不过，他们的职位在重要性和权力上差异很大。
王宁在北京的清华大学（可称为中国的麻省理工学院）工作了很长时间，现任职上海交通大学人文艺术研究院致远讲席教授。这在一定程度上表明，中国的文化和商业中心正从北京转移到上海。王先生不仅在中国发表了大量的论文和书籍，在许多西方学术期刊上也发表了一系列令人印象深刻的文章。
张江是中国社会科学院汉语和文学理论教授，该院的副院长。由于这是一个政府资助的、极其重要且具有影响力的研究机构，张的职位非常重要。他在中国几乎所有主要的学术刊物上发表过大量关于西方文学理论与批评以及中国当代文学批评的文章。他为《现代语言季刊》撰写的文章的不同版本已在中国、美国和欧洲广泛发表。
朱立元是中国重点大学复旦大学的汉语和文学理论教授。他曾在美学理论、中西美学、现代与后现代文学理论等方面发表过大量的中文论著。他为《现代语言季刊》撰写的文章是这三篇中唯一一篇详细分析了西方文学理论家到底说了些什么，以及在中国是如何被解读的文章。既然我就是那位文学理论家，我想说，朱立元对我的作品及其在中国的影响的细心关注，使我深感荣幸，此前我并不知道我的“文学终结”的论文在中国被如此广泛地阅读和讨论。
由此可见，这三位学者在机构任职和学术工作上的差异确实很大。不仅如此，他们还体现了中国学者对西方文学理论及其在中国影响的观点的差异性，这种差异是值得肯定的。正如所有语言和文化的每一部文学作品都是独特的，这三位学者在其论述的内容和方式上也有许多不同之处。他们的文章代表了他们自己。我的评论并不是试图去进行“细读”，而是对其中的重要内容做一些观察。
王宁的《法国理论在中国以及中国理论重构》和他的许多其他著作一样，是一部广博的、全景式的作品，而不是高度聚焦的作品。这篇文章开头的总结是正确而具有启发意义的。该文讨论了法国在中国最具影响力的三位理论家：萨特的存在主义哲学和文学理论不仅对中国当代文学产生了巨大影响，而且对中国文学理论和批评也产生了巨大影响；德里达的解构批评理论，通过在中国批评界和翻译界的应用，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中国后现代主义；阿兰·巴迪欧对毛泽东思想的热情与中国文化界和知识界对他的批判性接受，无疑帮助了中国知识分子重新审视毛泽东思想的遗产。
上世纪50年代初，我自己也是萨特的忠实读者，我学习了法语，这样就能读懂他关于让·热内（JeanGenet）的书，当时这本书还没有翻译成英语。然而，我并不知道萨特在中国有如此大的影响力。王还列举了一些受索伦·阿拜·克尔凯戈尔，弗里德里希·尼采和萨特的“存在主义”影响的中国作家。在我多次访问中国的过程中，从未遇到任何人提起过萨特对他们工作的影响。由于我的研究领域一直是文学研究和批评，因此尽管我曾读过萨特的纯哲学著作，但那时候我最感兴趣的还是萨特的文学随笔。萨特的不同作品在中国有哪些影响？关于这一点，王没有给出具体的信息，他也没有具体介绍德里达和巴迪欧在中国是如何被阅读的，如果能知道这些信息将很有意思。王的文章没有介绍中国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也极少提到萨特或德里达所说的话。他或多或少有些想当然。
我希望有人能给我解释一下中国马克思主义的独特之处，亦即中国人是如何解读马克思的。就我读过的一些官方英译本所了解的，马克思是一个非常复杂而又精妙的作家。其中一个例子是《资本论》中关于“亚麻布说话”的那个著名片段。还有一个例子，《资本论》的脚注常常是对一些倒霉的学者（通常是马克思所不赞同的德国学者）的诙谐有趣的辩驳。2000年7月，我在中国桂林参加了一个关于“马克思主义与美学”的会议并发表了演讲，弗雷德里克·詹姆逊也出席了那次会议。我记得在会议上问过一位中国学者，为什么他们国家需要像詹姆逊和我这样的西方学者来和他们讨论马克思主义美学。他的回答至今仍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里，他说，“因为我们没有那样的学者。”
张江在本文脚注中提到的文章对我作品的批判，在《现代语言季刊》中发表时被缩减为一段。他的论文《论强制阐释与中国文学理论的建构》（“On Interpretation and Chinese Construction of Literary Theory”）差不多全盘否定自20世纪初以来的西方文学批评理论。作为回应，我提出四点意见：
2.我非常赞同张江的文章在《现代语言季刊》版本中的一个新元素，即强烈反对文学批评中的公式或模式，而应该把每一部作品作为独特的、自成一格的东西来阅读。
3.张的文章的最后一部分阐述了他关于构建中国特色文学理论的设想。他认为这个理论应当以中国五千年的文学理论和文学实践传统为基础，但是他并没有具体展开讨论，也没有讨论任何一部中国传统文学理论著作，甚至是任何一部中国文学作品。但是实际上，哪怕在篇幅较短的文章中，也应当有一些例证。
感谢朱立元先生写了这篇描述我在中国的影响的文章，使我得以详细了解我的“文学终结”一文在中国所引发的争议。他的这篇文章是西方理论对中国影响的详尽描述的典范。他不仅对自己选择的西方理论进行了准确的解读，也解读了像我的《论文学》这样的后期作品。此外，他还详细介绍了在中国发表的多篇参与了“文学终结论”辩论的论文。他向我们展示了我的文章在中国是如何被阅读的，以及为什么会引起争议。他说，这些争议最终达成了一种普遍共识，即文学永远不会终结。他正确地引用了我说的同样的内容：我们所称的“文学”，或者更广泛地说——“文学性”，不会终结，但它可以以多种形式和媒介来表达。《希利斯·米勒论文学的终结》在各方面都是一篇关于这一问题的精彩文章，朱先生所写的这篇文章对我来说是一种极大的荣幸。
以下是对朱立元的文章的两点评论，主要是想对他提出的一般性问题进行后续讨论：
1.朱先生在文章的开头提到了我提出“文学的终结”时引用的雅克·德里达在《明信片》中所说的一段话。下面这段话是德里达的法文原文：“Toute une époque de ladite littérature,sinon toute,ne peut survivre à un certain régime techno-logique des télécommunications（le régime politique à cet égard est secondaire）.Ni la philosophie,ni la psychanalyse.Ni les lettres d’amour”。艾伦·巴斯把它翻译为：“在特定的电信技术王国中，整个（即使不是全部）所谓文学时代将不复存在。哲学、精神分析学都在劫难逃，甚至连情书也不能幸免。从这个意义上说，政治对文学的影响都没有这么大。”
2.朱先生对德里达的话进行一定扩展是很好的，因为我当时确实把它们当作了自己文章的基本背景。例如，他已经注意到德里达的一连串夸张描述：新的“电信体制”不仅终结了文学，而且也终结了“哲学”“精神分析”和“情书”。在今天的社会，“弗洛伊德的理论已经不适用了吗”“不能用电子邮件发送情书了吗”“不能在电脑上进行哲学思考了吗”，这三种说法似乎都不对。德里达说，政治“体制”在一个正在经历数字革命的国家已经不那么重要了，因为“数字化”会终结每个国家的文学和同类事物，这样的说法在现实中也是有问题的。最近美国资本家对“互联网中立”的攻击就证明了这一点，更不用说唐纳德·特朗普总统大肆利用推特来说谎了。在任何情况下，一个国家的政治都不能阻止数字革命的发生，但它确实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数字革命的发生方式，从而在政治上契合了德里达所说的“体制”所蕴含的主权力量。
王先生在为本期《现代语言季刊》撰写的文章中，对德里达在中国的影响进行了权威性的论述，但他未提及德里达在中国最具影响力的作品以及中国文学理论家对德里达作品的看法。我衷心希望王先生或者其他同样学识渊博的人，能够像朱立元先生介绍中国学界对我的“文学终结”的解读时所做的那样，进一步介绍德里达在中国的影响。
此外，《明信片》本身与其说是一篇随笔，还不如推定是想象的情书集，是书信体小说的戏仿。我说“推定”是因为信中提到了真实的人，比如辛西娅·蔡斯（Cynthia Chase）和乔纳森·卡勒（Jonathan Culler）。据我所知，这些都是真实的情书，都是寄给真实的人的，虽然大多数都相当长，并不适合写在明信片上。作品中的这些不确定性不是偶然的，而是刻意为之的。无论如何，作为一部书信体小说，《明信片》是这种古老的西方文学形式的例证，尽管中国也有类似的文学形式。
为什么不会有电子邮件情书、数字文学、数字心理分析或数字哲学？答案是：不会有，就如很多讨论我的论文的中国文章所断言的那样，是因为文字媒体（如印刷小说或诗歌）正在向视觉媒体（如电影和电视）转变。朱立元的文章说，关于文学终结论的争论“在历史上与学术界对视觉文化、日常生活的审美化、文化研究和全球化的关注不谋而合”。此处的“审美化”是一个复杂而又有些模棱两可的词。我认为他的意思是，至少在一定程度上让步于电影和电视等或多或少缺乏深度的表现形式。不过，在朱与他人合编的标题带有“美学”字眼的文集中，“审美化”这个词是一个积极意义，用来指称一个理论学科。
然而，我关心的不是向视觉文化的转变，而是从印刷文化向数字文化的大规模转变。这一转变仍在进行中，许多新小说仍然以印刷形式出现，至少在一开始是这样，但现在有些新小说是用计算机书写，在计算机上阅读。
还有无数曾经只有印刷形式的作品，现在都是免费的电子在线文本，比如安东尼·特罗洛普（Anthony Trollope）的所有小说和其他作品，以及德里达《明信片》的法文原版和英译版。数字化正在使研究图书馆在某种程度上变得过时。像我这样一直在拥有大型研究图书馆的大学任教的学者可能会发现这是一种威胁，至少我是这样认为的。不过，退休后我生活在缅因州农村，数字资源就变成了一个非常有利的东西。
更确切地说，我同意德里达的看法，这种变化不是从语言转变为视觉，而是转变为一种完全不同的媒介，即新的“电信体制”。这个体制不仅神奇地把视觉材料发送到我的电脑或苹果手机上，还把以前只能在纸上看到的新版口头材料发送到我的电脑或苹果手机上。随之而来的是全新的纯语言材料，如推特、电子邮件、数字诗歌和数字小说，当然同时还有一些广告，正是这些广告在为我们所接受的这些技术奇迹买单。正如马歇尔·麦克卢汉所说的，“媒介就是信息”。
《明信片》中的这段话给我们提出了一个大问题：阅读纸质版的特罗洛普的《弗拉姆利教区》或《明信片》与在线阅读有什么区别？为什么媒体就是信息？这个问题绝不是那么容易回答的。假设《明信片》是由想象中的爱情电子邮件组成的，可以在苹果手机上阅读，而不是通过明信片发送、收集并打印出来的、想象中的情书，会有什么不同？自从写作和发表我的“文学终结”文章以来，我花了很多时间尝试在教学、讲课和写作中回答这个问题。我发现，部分差异是身体上的或体验上的。你手中拿着书去阅读，与我此刻正在拿着苹果笔记本电脑阅读或写作是不同的。还有一部分差异是印刷媒体和数字媒体所在阅读环境的巨大差异。印刷书籍所处的阅读环境是图书馆和书店中的所有书籍。电子文本的阅读环境是极其复杂的“网络空间”。我的电脑连上了互联网，只要点击正确的网址，就可以即时访问大部分的网络空间。不管用户对这些语境多么地习以为常，他们至少会在潜意识中意识到这些语境的差异。
印刷媒体和数字媒体的另一个区别是，通过翻页费力地搜索印刷书籍中的某个给定单词或短语，与大多数数字文本（如PDF或Word文档）的简单搜索功能大不相同。
与西方国家相比，数字设备在中国普及的速度可能要慢一些。然而，在我上次访问北京和其他中国城市时，在路上遇到的许多人都在使用网络手机，就像现在的美国一样。我认为，对这两个国家中的数字化的人来说，手机或多或少已经是身体的附属物，他们使用的主要不是视觉网站，而是语言和视觉网站的混合。与西方学者一样，中国学者难免会担忧印刷书籍被影视“审美”所取代，但我更关注的是从印刷文化向数字文化的全面转变。
接下来，我会就朱立元关于修辞语言在我的文学理论和实践中的作用的几句话发表评论。朱立元说：“文学是一门运用修辞语言的艺术，因此不能完全被理论语言解释穷尽。”我更想表达的是，从亚里士多德的诗学和修辞学到德里达的《白色神话》，西方文学理论一直关注的“理解和解释”正是文学中修辞语言的使用。其中一个例子就是希腊人（包括亚里士多德）所说的“catachresis”这个词的用法。这个词的字面意思是“反[cata]）使用[chresis]”，其意义是“山的脸”或“椅子的腿”。这个词的意义既不是字面上的，也不是比喻性的。它不是指一张真正的脸，而是用来指从山脚直到山顶的陡峭斜坡。这是文学理论中很少注意到的修辞性转换。
朱先生随后提到：“文学也使用修辞语言和修辞手法，在不同事物之间建立联系，赋予人物生动的形象。”这种表述假设文学作品中使用修辞来帮助丰富和生动地表达所讲的内容，也就是所谓的“解释学”意义。但是我认为，虽然修辞似乎有助于丰富意义，但我们必须把关注内容的“解释学”和关注表述方式的“诗学”区分开来。文学中的“诗学”实践，尤其是修辞的使用，不能等同于关注内容的“解释学”。两者可能会相互影响相互干扰，从而给阐释造成很大的困难，也就是说，无法准确地判断作品到底说了什么内容。这种干扰可能会阻碍解释学意义上的成功释义。比如说，把《明信片》看作一组情书，可能不符合它“实际上”是一篇强大而奇怪的哲学论文的实质。用德里达的话来说，这本书正是创作于传统意义上的哲学写作被新的电信数字体制所改变之前。
让我重申我对这三篇文章的高度赞赏。尽管它们彼此差异很大，但每一篇都使我获益良多。我希望三位作者能在其他文章中拓展他们在《现代语言季刊》文章中所说的内容。在西方理论在中国学术文化中的作用如此多样、变化如此迅速的时代，这对西方学者尤其有帮助。
不过，我越来越认为，我们不仅要以这样或那样的形式继续从事文学研究，目前还迫切需要考虑一些其他问题，其中有两点：
1.人类造成的气候变化仍然未加遏制，相反速度还在加快，全球变暖很快将导致包括智人在内的大规模物种灭绝。那时候就不用再谈什么文学研究了。任何能说服人们减缓气候变化的文学研究都将是非常有价值的。
2.文科院校尤其是其人文学科，正遭受着巨大的冲击，至少在美国是这样的。他们所传授的知识和所灌输的批判性思维习惯，被视为对大众文化的威胁，事实上也确实如此。我们的文化越来越被新的数字媒体形式所主导，比如脸书（Facebook）、推特（Twitter），以及福克斯新闻（Foxnews）等传播“假新闻”的宣传机器。文学研究可能会通过换位来对这些产生一定的影响。
美国政府在基本上自由的选举中被右翼独裁总统接管。争取在下次选举中改变这个投票结果，并以任何可能的方式证明目前这种情况所造成的危险，是最重要的。继续进行文学研究（就像本期《现代语言季刊》所做的一样）本身就是一件极有价值的好事，不再需要其他外在的理由。不过，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还可以用其他很多有效的方法来抵制和改善当前政治体制下正在发生的事情。例如，可以从修辞角度来解释这种情况，即通过新媒体大规模利用谎言的力量。谎言的力量是印刷文学中的一个重要话题。通过阅读《米德尔马契》，可以了解谎言（包括自欺这种谎言形式）是如何起作用的。我抵制新的政治体制，将继续做一些我喜欢做，并且觉得有理由去做的非常重要的事情，希望能帮助改善目前的政治局势。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能引导我们更好地了解当前的局势，以及新媒体如何被用来延续和加强这种局势，这种了解反过来又可能导致更有效的政治行动。因此我认为，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活动仍然具有不可替代的个体价值和集体价值。
缅因州塞奇威克
2017年12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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