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兰州大学 国际文化交流学院，甘肃 兰州 730000）
清代词学号称中兴，清人的词学研究留下了卷帙浩繁的文献资料。清人论词的形式极为丰富，词话、选本、论词诗词等不一而足。有关词话、词籍序跋、词学选本以及论词诗词的词学史意义，学界业已做了不少研究。相对而言，对于论词书札的研究还没有充分展开，论词书札的词学史意义还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本文试就清代以书札论词这一独特的论词形式进行探析，研究其在清代词学史研究中的作用。
一、论词书札的渊源及界定
书札，即我们今天所说的书信，在古代也称作书牍、书简、尺牍等。明人吴讷指出：“昔臣僚敷奏，朋旧往复，皆总曰书。近世臣僚上言，名为表奏；惟朋旧之间，则曰书而已。”书札原来总称君臣、朋旧之间来往的书信，后一分为二，应用性质的公牍书信被称为奏疏，朋旧之间的书信被称为书信、书札。书札这种文体容量很大，结构灵活，写法自由，兼议论、抒情、叙事于一体，适宜于表达创作主体的思想情感，如刘彦和言：“详总书体，本在尽言，言以散郁陶，托风采，故宜条畅以任气，优柔以怿怀。文明从容，亦心声之献酬也。”这种文体能够“尽言”，可以尽情抒写一己之情，表达“心声”，达到“尽其委曲之意”。且由于书札一般是写给亲朋师友的，故而能够尽情直言，绝少伪饰，更能够见出作者的真实情感和思想。在文学批评史上，许多具有代表性的文学思想都是通过书札的形式记载流传下来的，如司马迁的《报任少卿书》、曹丕的《与吴质书》、白居易的《与元九书》、苏轼的《答谢民师书》、何景明的《与李空同论诗书》。到了清代，学术文化集古代之大成，文人学士之间的交流往来益发频繁，各种文学思想的交流碰撞也都是通过书札的形式进行的，如顾炎武的《与人书》系列、魏禧的《答施愚山侍读书》《答蔡生书》、袁枚的《答沈大宗伯论诗书》《与稚存论诗书》、姚鼐的《复鲁絜非书》、阮元的《与友人论古文书》等，不可胜数。可以说书札在清代已经发展成为一种重要的文学批评形式。
具体到书札论词而言，其实宋代就已经初露端倪，如朱熹的《宋文公文集》卷四十五《答廖子晦》书中就曾论及读东坡晚年所作小词的事情，但是这样的材料总体上还不多见。随着清代词学的兴盛及书札批评的流行，一向少为文人士子关注的词体文学也纳入了研究者的视野，以书札论词也出现在清人文笔之下，或许是由于这种论词形式相对较少，并且散见于清人文集、笔记、诗话、词话之中，不易寻觅，故而论者较少，迄今见到的对此关注较早的是孙克强先生的《清代词学的文献整理和研究》一文，其中指出：
清代论词的形式也有发展，如论词文、论词书札也都是清代新出现的形式。论词之文，不仅有书札形式的如顾贞观的《论词书》，毛先舒的《与沈去矜论填词书》，沈谦的《答毛稚黄论填词书》，吴锡麒的《与董琴南论词书》、王晫的《与友论选词书》，潘德舆的《与叶生名沣书》。……论词书札尤以晚清为盛，成为晚清词学的一道亮丽的风景，亦可视为晚清词学的一大特色。晚清四大家及其周围的词学家如夏敬观、张尔田、夏承焘、龙榆生之间经常以书札的形式探讨词学，极具理论价值。例如郑文焯与友人的书札仅存于世的即多达125则，郑氏的词学理论主张主要体载于此。清人的论词书札兼有私家信函和公开发表的双重性质，因而虽然语气婉转客套，但主张鲜明，批评尖锐，辩论激烈，是词学理论的特殊形式。
该文从文献学的角度指出了清代论词书札的特殊意义，并且初步梳理了一些论词书札文献，虽然没有具体展开，但亦导夫先路。
在笔者看来，论词书札不应仅仅拘泥于篇目上有“论词”字样的书札，凡是涉及词学问题的书信都应该纳入论词书札研究的视野。古人论学，往往没有现代的学术专著、论文那么集中专注，但是其间凡有只言片语涉及词学问题，都应该进行观照，考察其中的词学思想。如毛先舒的《与邹訏士书》《答孙无言书》、沈谦的《答丁飞涛书》《与李东琪书》《与邹程村》等、郑燮的《与江宾谷江禹九书》《与金农书》等、谢章铤的《答黎生》、郑文焯的《与王半塘书》《与吴伯宛书》等，也皆曾论及词学问题，纵是吉光片羽，也弥足珍贵。叶恭绰在《全清词钞序》中也曾记载儿时见其先祖与谭献、张景祁等人用书札讨论词学问题，可惜诸多书札流失不传。以书札形式论词至现代亦有学者沿用，如夏承焘就有《与龙榆生论白石词谱非琴曲书》《与张孟劬论〈乐府补题〉书》等多篇，可谓流风余韵，连绵不断。
二、清代论词书札的词学功能
清代学术文化发达，学术信息交流频繁，学者们改变了传统学术研究中独守书斋的钻研模式，更加注意与学界时贤、师友交流学术思想。清人在进行词学研究的时候，也经常将自己的学术理论主张通过书札与亲朋师友交流，由是论词书札得以兴起发展。综观清代论词书札，主要就如下几个方面进行了深刻的词学思想交流切磋：其一，用论词书札批评词坛流弊。清初词学复兴与清初词选的推扬关系密切，清初重要词派皆有选本，如阳羡词派的《荆溪词初集》《瑶华集》、浙西词派的《词综》《明词综》等、京华词人群体的《今词初集》等，一时蔚为风气，各种词选跟风而上，数量跟进了，但是质量却没有保障，故而顾贞观在《答秋田求词序书》中有云：“国初辇毂诸公，尊前酒边，借长短句以吐其胸中。始而微有寄托，久则务为谐畅。香严、倦圃，领袖一时。唯时戴笠故交，担簦才子，并与燕游之席，各传酬和之篇。而吴越操觚家闻风竞起，选者作者，妍媸杂陈。”书札回顾了清初作词兴盛的因由，并直言当时词坛流弊，即词风竞起之时，无论是创作还是选本，皆妍媸杂陈，影响了词体文学的健康发展，可谓针砭时弊。清初王晫在其《与友论选词书》中也指出当时词人选词黯于己见，喜欢周、柳之词者，尽黜苏、辛，爱好苏、辛者则尽弃周、柳，这种“执一以概百”的做法不利于多样词风的发展。
随着词学的发展，浙西词派逐渐成为词坛主流，他们标举醇雅理论，审音辨律，清代近两百年来的词坛基本为浙西词风所笼罩，但是浙派末流却逐渐将词体文学发展成一种徒具华彩的艺术品，缺乏真情实感，所以谢章铤在《与黄子寿论词书》中严厉批评了这种词坛流弊：
国初诸老奋兴，宗唐祖宋，词学固为最盛，复古不已，继以审音，持论愈精，用功愈密矣。然渐流渐衰，耳食之徒或袭其貌，而不究其心，音节虽具，神理全非，题目概无关系，语言绝少性情，未及终篇，废然思返，岂按吕协律之作必如是，味同嚼蜡而后可乎？甚且冷典卮词，轇轕满幅，专以竹垞、樊榭咏物为宗，则尤为黄茅白苇矣。
在书札中谢章铤指出了清初词学复兴的原因，但是笔锋直转，痛斥词界末流只注重词作的音韵律吕，而缺乏真实性情。谢章铤论词不拘泥于浙、常二派，曾自谓其论词“颇与时流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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