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 彬

　　（中南民族大学 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4）

　　任蒙的散文《反读五千年》以其独特的切入历史的方式，对中国五千年的历史进行了独特的观照。《反读五千年》是一部散文合集，分为四辑，第一辑为《世纪的黎明》，描写辛亥革命的艰难历程；第二辑为《遥远的影像与符号》，描写中国古老的文化符号所蕴含的复杂内涵；第三辑为《青灰的往事与记忆》，描写中国历史文化遗产的善恶特色；第四辑为《神奇的圣贤灵光》，描写中国历史人物的多重人格。《反读五千年》出版后得到专家读者的一致好评，《反读五千年》汇集了任蒙所有的历史文化散文，是他历史文化散文的总集。

　　仔细阅读任蒙的历史文化散文，发现任蒙最具特色的方法是采用“反读”、细节描写和主体性思考等方式，多个侧面对中国五千年历史文化进行了任蒙式的解读，即如书名所说的“反读”，对中国五千年文化进行深刻而独特的反思，对人们耳熟能详的历史事件进行颇具主体性的解读。

一、“反读”

所谓“反读”是任蒙给自己散文集所取的书名，也是他所有历史文化散文的主要特色和主要写作方法。“这是一部充满着新锐思考的厚重之作。在以中国悠久历史为题材的文化散文几乎让读者厌倦的情况下，任蒙运用反向思维，别出蹊径，以自己的目光审视历史文化，通过反思一些重要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重新解读了中国五千年的文明史、文化史，不少篇章给人耳目一新之感。正如作者所言，所谓‘反读’，并非故意唱反调，念歪经，而是力求将历史说透，力求将过去一些荒诞的历史观纠正过来，其实是‘正读’。这种解读，为读者开拓了一个异彩纷呈的世界，让人掩卷沉思，不得不叹服作者思辨历史的睿智和魅力。”中国历史文化，在几千年的发展过程中，有过各种各样的解读方法，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有两种：一种是传统文化的解读，这是几千年历史积淀下来的文化内涵；一种是意识形态的解读，这是某个时期主流意识形态的解读。这两种解读交织在一起，形成了人们对历史文化的基本共识。这两种解读都有其合理的一面，也有其不合理的一面。传统文化的解读，是几千年的传统文化的积淀，其包含着几千年中国传统文化的传统内涵，这种固化的解读，主要包含中国正统观念，这种观念主要是封建文化内涵，但也包含有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比如儒家文化的“仁义”内涵、道家文化的“自然”内涵等。主流意识形态的解读，其具有时代特色，也有政治特色，这既是其优点又是其缺陷。一方面，任何文化都要向前发展，在发展中必然运用新的观念去解读历史，这是社会发展的必然形态，但是这种主流意识形态的解读必然带上政治的痕迹，必然会按照主流意识形态的观念解读历史，从而形成对历史事实的某些遮蔽和对历史解读的局限。因此对历史文化的解读可以形成多重解读方法。任蒙在对历史文化事件、人物、现象以及典籍充分阅读、充分掌握、充分思考的情况下，提出“反读”的方法，就在于他看到以上两种解读方法的缺陷，试图运用自己的解读方法，对历史文化提出自己的思考。要说明的是，任蒙是文学家，是散文家，他不是历史学家，因此他运用的是文学的方法，他的“反读”也是文学的“反读”。

　　任蒙首先选取中国历史文化中最令人震撼、影响最大的历史事件——辛亥革命，来进行他的“反读”。究其原因，首先，任蒙生活在武汉，武汉是辛亥革命的发源地，这里有丰富的辛亥革命的历史遗址，散文家任蒙经常到辛亥革命起义旧址去寻访、去考察、去思考、去想象、去发思古之幽情。因此，任蒙这部散文的第一辑主要是对辛亥革命的艰难历程进行思考，进行“反读”。其次，任蒙对历史文化有自己独到的见解，他所谓的“反读”不是完全消解历史、也不是将所有的历史解读都推倒重来，他是在传统的历史解读和主流意识形态的历史解读的基础上，进行自己的独立思考。

　　在《反读五千年》的引言中，他对辛亥革命的界定是“可以说它是一次成功的革命，也可以说一场失败的革命”。他在《世纪的黎明》中感慨地说“公正地看，革命党人没有错；立宪党也没错，皇帝仍然没有错”。这种解读就具有他所说的“反读”的意味。“历史的进步换一个角度看，历史是否能够经受住理性的追问？在国家危急、群雄逐鹿的乱世，革命主张与立宪诉求的激烈较量各有其理，而最终的胜负其实常常取决于许多偶然因素的此消彼长、互相作用。”樊星教授的这段文字，说明了任蒙这种“反读”的合理性。这种解读，肯定不同于传统的解读，也不同于当下主流意识形态的解读。因为按照主流意识形态的解读，辛亥革命是一场推翻满清建立共和的伟大革命，当然只有革命党人是对的，立宪党人和皇帝都是错的，而任蒙却说他们也没错，可见这就是“反读”。这种反读并不是没有历史依据，也不是任蒙一个人的想象，这是任蒙深读历史后的哲理思考，也是冲破历史陈规的一次飞跃。

　　在第二、三、四辑中，任蒙对很多历史现象、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也进行了“反读”，其实就是在已有的历史文化解读中呈现自己的思考，发表自己的不同于传统的、也不同于主流意识形态的历史观点，从而使得他的散文呈现出一种既不同于普通文章的“借景抒情”、又不同于一般游记“借游说理”的审美特点。

　　对于历史现象，任蒙在人们惯常的历史思维中提出反诘，写出自己的解读，从而呈现出“反读”之意。

　　对于马王堆，任蒙一反人们歌颂女尸千年不朽的奇迹，展开自己的思考。反诘这个封建的列侯夫人的“阴间奇迹”是如何出现的？这样一个小小的官僚夫人就如此奢华，不是残酷地搜刮民脂民膏，她何以能够千年不朽？最后任蒙掷地有声地说：“漫长的时间使腐朽化作了神奇，而我们通过神奇更透彻地看到了腐朽！”这种“反读”就不再和其他的游记散文一样，只是按照一般的、主流的观念进行简单的表达，而是“反读”出历史的深刻内涵，写出自己对历史的独特思考。

　　对于长城，任蒙不再将长城比喻为中华民族伟大的象征。他另辟蹊径地将长城比喻为围墙，把故宫比喻为院落。这种围墙和院落不过都是封建皇权这个家天下的私物，是为了维持自己私欲的一种束缚。这种“反读”将人们从传统的、经验束缚的观念中牵拉出来，用当下的、心灵的、自由的思维进行思考，正是这种“反读”的当下意义。

　　对于泰山，任蒙也不再是仰望它的巍峨，不再是歌颂它的“五岳之尊”的神圣。任蒙在《辨识泰山》中这样写道：“那一刻，我越打量，越觉得泰山像个被层层缠裹的病夫。泰山伤痕累累地带给今天的许多古董、故事和历史痕迹，由于浸透过漫长的时光，使人们无法否认它们的文化价值。但是，无论是从自然审美的视角，还是从文化演变的视角看，泰山在其几十个世纪的所谓荣耀历史中堆积起来的不过是一处深蕴着悲剧意义的荒诞文化。”任蒙掀掉泰山的层层光环，将泰山比喻为一个被层层缠裹的“病夫”，是一种“荒诞文化”，任蒙以超人的勇气，以对封建社会本质的精辟入里的认识，“反读”出泰山被历代统治者所神圣化的实质。

　　对于孔子，任蒙既不同于封建传统文化将其仰望为“圣人”，也不同于有的时代将其糟践为“孔老二”。任蒙这样评价孔子以及孔府：“孔府是孔氏子孙的天堂，但对于天下的百姓来说，却是一座精神的监狱，一座思想的牢笼。天不生仲尼，万古长于夜。但事实上，正因为老天生下仲尼，才万古长于夜！”他并不是要否定作为传统文化存在的儒家思想，而是警示人们千万不可将孔孟理论继续作为我们社会的思想主流。这就是任蒙“反读”历史的精华，充满了勇气、充满了哲理、充满了智慧，这种反读将引领着人们去思考、去创新。

　　对于王昭君，任蒙也不是一味地歌颂这个汉家姑娘如何深明大义，歌颂其如何在匈奴和汉朝和睦中起到了巨大的作用。“事实上，在匈汉和睦中起根本作用的不是（也不可能是）公主外嫁，联姻只是一种形式，通过这种形式宣告结盟或归附和体现友好。能否实现友好，关键仍在于双方政治和外交的方略是否正确。”任蒙明确地说明这样一个小小女孩子是起不到人们津津乐道的那种意义和作用的，实际上，两国是否能够和平相处，最重要的是在于双方决策者在政治和外交方略上的选择。

　　这样的例子，在任蒙历史文化散文中不胜枚举。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反读”是任蒙切入历史文化的锐利钻头，它深入历史文化的深处，力求进行新的开掘。这种开掘的结果不再是人们耳熟能详的内涵，也不是已成定论的历史教科书，它是任蒙通过对历史现场的考察、对历史典籍的研究、对历史观念的思考基础上进行的反向思考。这种思考不是消解历史，也不是否定历史，而是在历史解读的基础上进行非束缚的、非经验的、非传统的解读，在历史基础上进行自由的、心灵的、当下的解读。这种解读会引领人们用自己的而非他人的、用心灵而非经验的、用自由而非束缚的思维进行思考，对历史文化能有自己的思考，才能解放思想、不断创新。打破成规是创新的基础，“反读”则是打破成规的一种重要方法。

二、细节描写

所谓细节描写，本是叙事文学的一个术语，细节即细小的情节，是叙事文学刻画人物、展开情节、构成环境的基本单位。因此细节描写是文学术语，而非历史术语。文学尤其是叙事文学特别强调细节描写，只有细节生动丰富，作品才能生动丰富，才不会干巴，不会了无生趣。而对于历史文本来说，只需要描写历史事实、历史现象、尤其是历史事件的结局，不需要细节描写，尤其是生动的细节描写。因此历史文本一般都枯燥、干巴、不生动、不丰富，如同一段干枯的树干，基本事件、基本人物都有，但没有细节，就如同枯树干上没有枝叶，没有花朵。实际上，发生过的历史事件是有丰富的细节的，有生动丰富的生活的，但随着时间的流逝，这些丰富的细节和故事就如同枯树干上的枝叶和花朵一样凋零了。甚至一些历史文化散文，也只是将历史事件、历史人物描写出来，最多将历史事件对当下的影响写出来，而不去进行细节描写。因为他们认为历史细节已湮没在历史长河中了，无法去还原，也无法去表现。

　　但是历史文化散文不是历史教科书，它是文学，是可以想象，也是可以进行细节描写的。但是历史文化散文的细节描写不同于纯粹的文学创作可以完全虚构。历史文化散文的细节描写必须有历史根据。那么这样写出来的细节，就会将历史文化描写得丰富生动，可以将历史枯树变得枝繁叶茂、花朵飘香。任蒙的历史文化散文就采用在历史事实基础上进行细节描写的方法，将五千年历史描写得枝繁叶茂、活色生香。

　　任蒙的历史文化散文凸立于一般散文之上，除了他反读的智慧以外，其突出的特点便是细节描写，他的历史文化散文的细节描写不同于小说和其他叙事文学的细节，他的细节描写是在历史事实基础上进行的合理的描写。任蒙历史文化散文细节描写主要包括以下几种方式：

　　第一、查找被人们忽略的历史细节。任蒙的历史散文，不是坐在家里没有根据的想象，他对历史资料、历史典故、历史事实进行详细的研究；他走出家门，到处游历考察，用他一颗具有思辨、审美的心灵进行历史考察。他的历史研究不同于历史学家，按照历史学科的规律进行研究。任蒙是文学家，是散文家，他会发现很多历史学家或者其他文学家不曾发现的历史的细节，这些细节的发现，既是对历史事实的补充，是对历史的丰富，又使得他的历史文化散文充盈着审美特色，饱含着文学的温度，并使得他的历史文化散文从枯燥无趣的历史文献中突显出来，成为枝繁叶茂、丰富多彩、活色生香的历史文化散文。

　　对于辛亥革命发生的时间，任蒙在《中国的十月革命》中这样写道：“我根据不少资料判断，那是个晴朗的秋高之夜，武汉的十月刚刚告退酷热，晴朗少雨，是这里最好的季节。十月十日，数字整齐好记，又意味着吉祥，像是精心挑选的‘黄道吉日’，其实是一个接一个的意外事件导致的。”“起义的具体时间应该是九月二十四日，那天是农历八月初三。上午，武昌蛇山北麓的一条小巷陆陆续续续走来一些年轻人，他们都若无其事地来到巷子口，然后回头张望一下便迅速走进一户人家。史料记载，他们聚集的这户人家，是共进会骨干分子、新军士兵胡祖舜的寓所。”这是任蒙在查阅了历史典籍后进行的细节描写。历史学家不会去关注十月十日这天的天气情况，其他的散文家也不会如任蒙那样深切感受到武汉十月的天气，只有生活在武汉的人才能感受到武汉十月的秋高气爽，因为武汉从五月到十月都是酷热的天气。任蒙根据资料判断，根据武汉的具体天气特点，写出了武昌起义的天气细节，这细节填补了所有关于武昌起义文献的细节空白，读起来有亲临其境的感受。而关于胡祖舜的寓所，则是任蒙仔细查找历史典籍后的描写，这种细节也不是很多人都会了解的。任蒙用他既不仅仅是历史学家、也不仅仅是文学家而是一个历史文化学者的敏锐眼光，发现了这个细节，让读者清晰了解当时情景。这些细节描写，让读者仿佛看到当时那些热血青年的面容，听到他们为了举事来到蛇山北麓匆匆而镇定的脚步声。

　　对颇具争议的黎元洪，作者从其照片着笔，对其进行细节描写的“反读”：“武昌起义爆发时，黎元洪在湖北军界是仅次于张彪的第二号人物，相当于一个旅长，年已四十八岁，五短身材，头圆颈粗，腮帮上隆起的鼓肉挤去了他青春时代的大眼、浓眉和挺拔的鼻梁，两撮八字胡也遮蔽了他棱角分明的嘴唇。这副‘块头’与袁世凯不但相似，而且斤两上估计也不相上下，但各自表情所包含的个性和内容却大不相同。肥圆的袁世凯，一看就是机灵和奸诈，而黎元洪的胖脸上显露的却是敦厚、忧郁和疲倦。两个不同性情、不同心思的人，从不同的途径走到了时代的风口浪尖，他们的根本表现和根本追求是不同的，历史对他们的结论也应该是截然不同的。黎元洪被起义官兵摁住头颅强行架上都督宝座，他还是顺从了革命，在大混乱的风暴里没有迷失自己，特别是袁世凯称帝后封了他这个副总统为‘武义亲王’，他坚辞不就，袁氏派心腹将所谓册封圣旨送到他府上长跪不起，遭他一番痛骂，又通过邮政寄来，仍然被他严辞拒绝。”任蒙对一直以来被诟病的历史人物黎元洪进行了他的“反读”，这里的细节是照片，任蒙对黎元洪的照片做了细致的描述，尤其是和袁世凯脸上的表情做了详细的比较。任蒙写出了自己对黎元洪的判断：他是“敦厚、忧郁和疲倦”的，和袁世凯的“机灵和狡诈”截然不同。而黎元洪对袁世凯称帝的严辞拒绝，也被任蒙用“痛骂”的细节描写得生动丰富。

　　第二、根据历史事实进行合理想象。想象是文学的主要方式，但是历史文化散文的想象方式不是漫无边际的想象，这种想象必须以历史事实为依据，符合历史基本规律。任蒙的历史文化散文，就是根据历史事实进行合理的想象，这种想象，将冰冷无趣的历史事实描写成有血有肉的历史故事。任蒙在进行这些合理的想象的时候，满含人道主义情怀，具有强烈的历史思辨精神，对历史事件进行任蒙式的想象，便形成了他的历史文化散文中的细节描写。

　　在《历史深处的昭君背影》中有这样的细节描写：“面对乡亲们庄重而敬畏的表情，聪慧的昭君已多少从中领悟出了自己的未来，她本来沉沉的心思中掠过一阵阵不快。在村边的响滩渡口，昭君朝着她的父母挥挥手，朝着乡亲们挥挥手，朝着延绵不断的大山挥挥手，她要上路了。乡亲们看着她挥动着瘦小纤细的手，好像突然想起：她还是一个孩子！”这是任蒙想象的有关王昭君告别故里开始第一次远行的细节，这段文字让读者看到一个即将离开父母、离开大山的女孩子走出大山的场面，尤其是那句“乡亲们发现她还是孩子”的细节交待，满含深情，满含怜惜，将一段冰冷的历史写得如此清晰，如此详实，从而让历史在任蒙笔下有血有肉、活色生香。历史事件从而变成了任蒙的历史文化散文，有细节，有温度，有情怀。

　　在《世纪的黎明》中，任蒙对武昌起义发生的具体细节描写得格外细致，这是在历史事实基础上的合理想象：“‘哪来的子弹？你敢造反！你敢造反！’陶启胜以为自己这下立了多大功劳似的，得理不饶人，朝着金兆龙连声大吼。革命，暴动，早在金兆龙他们脑子里想过一万遍了。此时，他知道自己过不了眼前这个‘坯货’的一关，于是他霍地一下跳起，以更大嗓门咆哮道：‘老子造反了又怎样？还怕你咬了我的卵子？’金兆龙口里骂着，并不解气，他顺手将枪支往床铺上一丢，边骂边上前揪住陶启胜的衣领，还用脚使劲踢他。陶启胜见势不妙，只想尽快挣脱逃走。金兆龙哪肯松手，此时他已回过神来，扭头朝窗外高声呼喊：‘弟兄们动手吧，还等个么事！’”对于武昌起义，很多人都只知道“彭刘杨”烈士，知道打响第一枪的熊秉坤，知道从床下捞出来的黎元洪，但是怎么发生的，具体发生的细节是怎样的？除了一般人知道的这些起义英雄以外，还有其他英雄吗？很多人都不清楚。任蒙在历史事实的基础上进行的这番合理想象，为我们提供了生动、丰富、详细的细节，让历史变成有血有肉的过程，让那些湮没在历史尘土中的人物鲜活起来。任蒙的细节描写不是胡编乱造、不是不着边际的虚构遐想，而是符合历史事实，符合历史规律的合理的想象。

　　在他的历史文化散文中这样的例子很多。比如在《秘藏了二十多个世纪的拷贝》中，对长沙古墓辛追夫人，他有这样的细节描写：“当管家捧着厚厚一叠所收贡物的清单，送给利家大官人过目时，他那位娇小玲珑的年轻妻子，正在一旁努力克制着外露的喜悦。也许她心里正盘算着如何向丈夫提出，今年她还将添置一件素纱衣和质地精美的绫锦制衣，还想为家中再购几种新式样的漆具，等等。她当然知道这类衣物是世上最稀罕、最昂贵的，一匹新款绫锦价格可达万钱；而那些漆器所以名贵，是因为一只杯盘需用百人之力，一扇屏风竟需万人之工，她也是听说过的。但是，她认为这一切是他们应该拥有的，她知道丈夫完全会满足她的要求，可她是否想过，为了维持他们一家的贵族生活，那饱经战乱刚刚过上安宁日子的七百户人家，要付出多少艰辛？仅仅一件薄如蝉翼、轻如鸿毛的素纱衣，凝集了其侯国庶民的多少血汗？今日，我们也没有必要去推测那位贵妇人的思想深处，对百姓的艰辛是否有过丝毫的怜悯。”这段细节也是任蒙在历史基础上的合理想象，利仓夫人辛追那墓中奢华的陈设，那超过当时人民承受力的享受，应该是不断搜刮民脂民膏的结果。当一般人都在惊叹其尸体千年不朽的时候，任蒙却从中反读出“漫长的时间使腐朽化作了神奇，而我们通过神奇更透彻地看到了腐朽”的历史真谛。这些历史判断不是无中生有的，也不是虚无缥缈的，是有具体细节支撑的，是运用细节描写来说明来表现的，从而使得这段历史具有温度、具有细节、具有过程，给读者以深刻的印象。从细节描写中的得出的结论，比那些大而化之的描写更具有说服力。

三、主体性

所谓的主体性，是指文学的主体性，在这里，我们主要谈及的是作家的主体性。“主体性是源于哲学领域的人类学本体论命题。……主体性可以说是一切思维、意识和感觉的统一体，是指积极活动和认识的、具有意识和意志的独立存在的‘个人’，它与客体是对立统一的；……就哲学来说，主体性最大的特色是强调人的主观能动性，强调人本质上就是自由的。”因此文学尤其是作家的主体性就是作家自己的不同成规的不同于一般人的主观能动性。刘再复在他在那篇著名的《论文学的主体性》中，强调了主体性的重要性。“而一个作家，如果能充分地意识到自己的精神主体的全部灵性，则能自觉地构筑内心雄伟的调节工程，最大程度地调动和发展自己的创造才能，达到前人尚未达到的彼岸。”因此一个作家如果没有主体性，那就没有创新，也就没有作为个人的而不同于他人的文学创造。因此刘再复说，具有主体性的作家一般都表现出三种特征：“即超常性、超前性和超我性”。

　　任蒙的历史文化散文具有超常性、超前性和超我性的主体性特征。

　　第一，超常性。任蒙的历史文化散文具有自己独立的思考，对历史事件、历史人物、历史现象都具有自己的超越常规的思考，他不是重复前人已有的观点，而是摆脱了前人的窠臼以及前人已有的构想。任蒙历史文化散文的“反读”实际上就是超常性的表现。他对辛亥革命功过的独立思考、对历史人物的重新评价、对历史符号的再次言说，都是超越前人思考、评价和言说的，具有超常性。这种超常性表现了任蒙对历史独立的思考，他对历史事件，比如对辛亥革命的思考，超越了人们一般的历史观念。他用文化学者的思维对历史事件、历史人物、历史观念进行以自己的主体性的思考，以自由的创新的思维超越常规思维。他的散文的副标题是：“一个文化学者的历史沉思”，其实他已经身兼文学和历史的两种角色，文学是文化的形象化表达，历史是文化的经验传承，二者在任蒙历史文化散文中融为一体，从而形成了具有不同于古人、不同于常规的创新性、超常性思维，同时，从创作类别来说，任蒙散文兼具了文学、历史、学术等多方面的内涵，也具有了超常的特征。

　　第二，超前性。所谓的超前性，就是“既要尊重现实，又要超越现实，具有站在历史制高点的气魄”。任蒙历史文化散文则是尊重历史又超越历史，并站在历史制高点对历史文化进行深度思考。任蒙历史文化散文的细节描写，就是在尊重历史基础上的合理想象。他在所有散文中都能站在人道主义、辩证主义的高度，拥有积极美好的愿望，寻找历史和现实美好的连接点。任蒙的历史文化散文走在时代的思想前列，具有强烈的批判封建主义、官僚主义、独裁统治等人类腐朽观念的意识，试图用自己的作品作为照亮人们前进的灯火，具有充当时代先驱者的意识。同时他将中国五千年的历史文化用自己的主体所同化，并融合进自己的独特思考，从而进行美的再生产和再创造。同时，任蒙用自己的主体作为中介去感悟历史，将自己的主体思考和历史事件、历史人物、历史符号的内涵融合在一起，并采用细节描写去感受历史人物的悲欢离合和情感起伏，给历史以新的生命力。

　　第三，超我性。刘再复所说的超我性是从自我实现来说的，强调作家既要有自我又要超越自我。而超我的最高境界则是“无我”的状态。从任蒙的历史文化散文看，他的超我性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任蒙的写作不断地超越自我，从他早年的“梦回乡关”到如今的“反读历史”，可以看出他不断自我超越的过程。从对乡土的眷恋到对历史文化的解读和思考，任蒙做了大踏步的跨越，这种自我超越是他主体性不断加强的结果。另一个方面是任蒙具有热爱生命、热爱正义、热爱真理的内在品质，他在散文中呼唤真善美，抨击假恶丑，针砭时弊，同情底层劳动者，同情弱者，这是作家的使命感。作家还具有忧患意识，将历史和现实结合起来，从历史教训方面联想到当下的问题，任蒙不断地拷问，不断地思考，就是希望后人不要重蹈覆辙。而对那些忘记历史、将历史意识形态化的短视行为，作家则满怀忧虑：“汉口楚善里那座小小的胡同，确定了一个划时代的日期。几多次，我捧起一幅模糊的图片，凝视它给后世留下的唯一姿容。只见狭窄院落的石板地面及其停放其中的一辆黄包车，还依稀可辨，但院中几扇黑黢黢的门户，人们无法判定哪一户房间是当年策动革命的神经中枢。这个其貌不扬，但足可号称‘天下第一胡同’的宝善里，却是整个中国的一处重要记忆，更是值得大汉口引以为荣的一处记忆，却在九十年代初期的城市改造中被铲车推平了。几年后，开发商迫于舆论压力才在他们竖起的高楼下面，贴着墙基补建了几间异型小屋，相关部门也在墙上嵌进了“湖北共进会旧址”的大理石标牌，仍然称作‘楚善里二十八号’。”这段文字虽然只是客观描述，但是作者的忧患意识和愤怒情绪已跃然纸间，那是对当下人们遗忘历史的忧患，那是对那些不尊重历史、只寻求利益的人的有力抨击。

　　任蒙历史散文中主体性表现最为充分的篇目，我认为是《莫高窟，让一个民族纠结百年》中对于王道士的描写。这个在余秋雨散文《道士塔》中被详细描写过的人物，任蒙在查阅历史资料后做了自己的另辟蹊径的描写。王道士在发现宝藏经卷之后，曾经不断给当地官方报告，两个县令毫不理会，道台大人也不置一词，甘肃省府则宣称筹不出六千两银子的运费而不了了之。最后王道士为了维修佛窟将经卷卖给了外国人，这个西方探险家一个人万里迢迢就卷走了莫高窟二十九箱文物，而这个不幸的日子离王圆箓发现藏经宝窟已经整整7年了。因此，任蒙感叹地说：“敦煌悲剧绝不是一个自生自灭的低等神职人员的耻辱，而是封建国家的无能和制度的羞耻。”任蒙在大名鼎鼎余秋雨写过的王道士身上发掘出新的历史事实，表达新的历史思考，这是任蒙主体特征的明显表现。

　　任蒙历史文化散文切入历史的三个方式具有内在的逻辑性。反读、细节是任蒙主体性思考的两翼，主体性是任蒙历史文化散文的本体，如此一体两翼的切入历史的方式，使得任蒙散文具有超常性、超前性和超我性特征。因此首届全国孙犁散文奖组委会给《任蒙散文选》以如下的颁奖辞：“亘古兴衰，历史沧桑，山河变迁，现实经纬，经他的酣畅笔力化作了一道道气象万千、诗意盎然的人文风景。无论是黄钟大吕的磅礴长调，还是言近旨远的精粹短歌，都使他站在了一个‘天、地、人、文’浑然交融、厚积薄发的写作高度。”这种高度与他这三种切入历史的方式密不可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