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红贤

　　（武汉大学 文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2）

　　“重言”与“寓言”“卮言”合起来被称为“三言”，是庄子总结出的自己散文写作的三个特点。其中“重言”的含义颇令人费解，学界众说纷纭。有人说它是庄子自己的话语，但借他人即寓言人物之口讲出来，也有人认为它不是庄子自己的话语，是作者引用的名人名言。前者乃“作文”，后者则为“述文”，二者的行文性质明显不同。那么，“重言”究竟是“述”还是“作”？此外，学界一般将“重言”的作用理解为止息辩言，这似乎也低估了“重言”的理论价值。本文试从这些疑问出发，探究“重言”的含义，并初步阐释庄子“重言”的写作学意义。

一、“重言”：庄子自己的话还是别人的话？

“重言”究竟是庄子自己的话还是别人的话？如果是他自己的话，那是作者本人直接言说还是借他人之口讲出来？了解“三言”的表达方法，或有助于解答这些问题。庄子阐述“三言”含义当借用了墨子立论的方法。《庄子·寓言》首先“以名举实”，提出“寓言”“重言”“卮言”三个概念；再“以辞抒意”，分别用“寓言十九，藉外论之”“重言十七，所以己言也”“卮言日出，和以天倪，因以曼衍，所以穷年”三个判断表达作者的观点；最后“以说出故”，分别阐释所做出的三个判断的理由。《寓言》论述“三言”的内容可图表如下：

　　

　　以名举实以辞抒意寓言寓言十九，藉外论之。重言 卮言重言十七，所以己言也。 卮言日出，和以天倪，因以曼衍，所以穷年。以说出故亲父不为其子媒。亲父誉之，不若非其父者也。非吾罪也，人之罪也。与己同则应，不与己同则反。同于己为是之，异于己为非之。是为耆艾，年先矣，而无经纬本末以期来者，是非先也。人而无以先人，无人道也。人而无人道，是之谓陈人。不言则齐，齐与言不齐，言与齐不齐也。故曰：“言无言。”言无言：终身言，未尝言；终身不言，未尝不言。……万物皆种也，以不同形相禅，始卒若环，莫得其伦，是谓天均。天均者，天倪也。

　　表中，“重言十七”说明“重言”在《庄子》中所占比例，即占全书的十分之七。

　　“所以己言也”这句话解释“重言”的含义。“重言”即“己言”。“所以”表达此句与下文的因果关系。古汉语书面表达常使用“意合”方法予以省略。该句的完整表达应该是：重言，己言也。所以己言，“是为耆艾，年先矣，而无经纬本末以期来者”等。

　　“是为耆艾”这几句话阐释称名“重言”的原因。其大意是：五六十岁的人是年长者，年长的人若没有与其年龄相匹配的学问和见识，就愧为长者。人若没有过人之处，就没有尽其为人之道。人若没有尽其为人之道，就叫做陈旧之人。

　　关于“重言”的这几句话的逻辑关系是：提出“重言”概念，判断“重言”在全文中所占比例及其“己言”性质，最后阐述命名“重言”的原因。

　　庄子的解释话语很特别。他不是采用肯定的句式正面阐述理由，而是连续运用三个否定的假设复句，间接说明“重言”的言说主体是有学问、有见识、有过人之处的长者。相对于一般简单陈述句而言，复句已经能表达比较复杂的思想，可庄子还进而采用否定形式的假设复句，使表意更加曲折，行文也独具风味。从表达内容来说，这段话侧重对作者的主体素质判断，具有写作主体论的意味。此问题下面详论。这里先探究谁是长者的问题。

　　在庄子看来，“重言”是长者之言，这毋庸置疑。问题是，“重言”的言说主体——长者——究竟是先哲时贤还是庄子自己？庄子是否自视为长者，《寓言》本身没有直接回答这个问题。不过，从《庄子》全书而言，庄子对自己的言说十分自觉，且高度自许。庄子将自己的言论称为“至言”，强调其与“俗言”的差别。他说：

　　大声不入于里耳，折杨、皇荂，则嗑然而笑。是故高言不止于众人之心；至言不出，俗言胜也。

　　“大声”“高言”“至言”均指庄子超凡脱俗的言说，“折杨”“皇荂”是通俗的乐曲名，比喻卑俗之言。世俗之人听不进庄子的高论，只能够理解并欣赏卑俗之言。庄子感叹自己的高论不能入众人之耳，更遑论入其心智。他认为表达至理的言论不出现，流俗之言就会比比皆是。可见庄子非常看重自己的言论，并将其与一般的流俗之言区别开来。

　　此外，《齐物论》写了一个著名的“大圣之梦”：

　　是其言也，其名为吊诡。万世之后而一遇大圣知其解者，是旦暮遇之也。

　　愚俗者认为庄子的这些言论是怪异荒唐之言。但是，如果万世之后遇到了一个能理解这个道理的大圣人，他就会认为庄子所言只是朝夕相遇的平常之理而已。庄子“大圣之梦”与《左传》“立言不朽”以及司马迁“藏之名山，传之后世”等思想上下相承，庄子成一家之言的著述理想略窥一斑。

　　由上可见，庄子对自家言说的价值期许甚高，他以得道长者自居的思想应该是明显的。故“重言”指庄子自己的言论。至于庄子的“己言”思想，恐怕与孔子有关。子曰：“不言，谁知其志？”孔子不仅认为言说有必要，而且还主张说得动听，说得有影响，所谓“言之无文，行而不远”。庄子做到了言之有文，影响悠远。

　　顺便指出，《庄子》确实存在引用他人言论的现象。除了明白标示的引用之外，还有一些引文恐怕隐含在寓言之中，我们目前还不能将其分辨出来。这些引言恰好说明与之相对的“己言”的存在，可间接证明“重言”即“己言”。至于“重言十七”的判断，若引文占十分之三，则庄子自己的话语占十分之七。与引用之言相比，作者自己的话语占大多数。因此，《庄子》以“作”为主，以“述”为辅。

　　“重言”是作者自己的话，这本没问题。不过，由于庄子在表达自己的话语时，除了采用少量的直接论述之外，他大量使用寓言论述这种形式，而《寓言》关于“三言”的并列表达方式很容易使人们将三者理解为平行关系，从而认为“重言”和“寓言”是两种话语形式，并努力将它们区分开来，如，熊良智先生认为，“寓言”是指采用神话方式，描写自然物的人格化的故事，“重言”是记述历史和传说中人物的事。笔者认为，这是用故事的题材把“寓言”体裁一分为二。其实，这两类故事既是“寓言”，也是“重言”。不仅“寓言”“重言”有重叠，“卮言”与它们也互有重合。“三言”是交互错综的关系。

　　《庄子》有些文字是直接论述还是寓言论述，学界有不同看法，如《齐物论》“大知闲闲”到“此之谓葆光”这一大段文字，它们究竟是借子綦之口的讲述还是作者亲口讲述，学界有不同看法。实际上，两种理解皆成立。理解为作者直接论述，完全讲得通。理解为寓言形式，也有道理。因为《齐物论》文章结构方式与《秋水》非常相似。《秋水》全篇由七个寓言构成，第一个寓言写河伯与海若的七次对话，篇幅较长，偏重于理论阐述。后面的六个寓言比较短小，故事成分较多，主要用来重申第一个寓言提出的观点。《齐物论》的理论阐述部分也是由子綦和子游的对话构成，只是其对话形态没有《秋水》清晰。上述两种理解的差异在于，若将此段内容作为子綦与子游的对话，那么，该段话语就属于借外人之口的寓言；若认为此段内容是作者亲口讲述，那它就是直接论述。这正好说明了作者在寓言里借外人之口所言实乃庄子本人的话，可证明“寓言”与“重言”交叉关系。

　　综上可知，“重言”是“己言”，即庄子所作之文，是他自己的话。庄子采用直接论述与寓言论述这两种方式表达自己，前者由作者本人阐发，后者借他人之口言说。《庄子》以“作”为主，以“述”为辅。然而，就作者与作品关系而言，所有著作自然都是作者之言，都是发表作者的声音，自然都是“己言”。那么，庄子为什么要特别提出“重言”概念？“重言”学说旨趣何在？它是不是庄子为止息辩言而“借古人之名以自重”？《庄子·天下》说“以重言为真”，故我们需要引入“真”的维度来讨论这些问题。

二、“以重言为真”：历史的真实还是艺术的真实？

“真”是庄子的重要学说。《大宗师》论述“真人”“真性”，是庄子论“真”的名篇。《天下》说“以重言为真”，表明“真”是“重言”的重要属性。从写作角度而言，“真言”是什么？庄子强调“以重言为真”有何特别的涵义？下面试分别讨论直接论述和寓言论述这两种“重言”之“真”的含义。

　　《庄子》的直接论述数量不多，如《逍遥游》写道：

　　故夫知效一官，行比一乡，德合一君，而徵一国者，其自视也，亦若此矣。而宋荣子犹然笑之。且举世而誉之而不加劝，举世而非之而不加沮，定乎内外之分，辩乎荣辱之境，斯已矣。……至人无己，神人无功，圣人无名。

　　这一大段是作者直接阐明自己的观点，是作者的本性之言，肺腑之言。由此可见，“真言”是相对于违心之论而言，它是作者自己的真心话，与假话、空话、套话有别。我手写我口，我口言我心。这是“真言”的第一层含义——“修辞立其诚”。直接论述之“真”的这层涵义直接明了，容易理解。难点在寓言论述这种表达形式上。

　　《庄子》寓言形态多样，风格诙谐，非常具有创造性。《庄子》寓言论述的话语形式复杂，可分为完全虚构式和真人参与的半虚构式两种。在完全虚构的寓言中，庄子假借外人或外物之口表达自己的思想；在真人参与的半虚构寓言中，庄子让历史上的真人成为寓言的人物，甚至将自己和朋友虚构到寓言之中，成为寓言中独具特色的一个类型。

　　寓言论述具有“寓真实于玄幻”的写作特点。《庄子》有许许多多荒唐之言、谬悠之说，不过，其言下之意却是庄子非常独特的思想，所谓“弘大而辟，深弘而肆”。庄子笔下的寓言故事是虚构的，但它们所表达的思想内容却与直接论述之“重言”一样，也是作者的真心之言。这就引出了庄子“重言”之“真”的另一个含义——艺术之真。

　　“重言”所涉及的艺术之真问题，在庄子笔下的真人参与的半虚构式寓言中尤为突出。它使《庄子》写作有别于其他诸子散文而自成一家。这类寓言夹杂着历史真实和艺术真实双重属性：人是历史上的真人，但其言行却大都不符合历史的真实，如何看待这种写作？

　　这类寓言名篇很多。我们选择其中庄子本人参与的寓言加以探讨。姑举《秋水》“惠子相梁”为例：

　　惠子相梁，庄子往见之。或谓惠子曰：“庄子来，欲代子相。”于是惠子恐，搜于国中三日三夜。庄子往见之，曰：“南方有鸟，其名为鹓鶵，子知之乎？夫鹓鶵发于南海而飞于北海，非梧桐不止，非练实不食，非醴泉不饮。于是鸱得腐鼠，鹓鶵过之，仰而视之曰：‘吓！’今子欲以子之梁国而吓我邪？”

　　“惠子相梁”是全文的第六个寓言故事，旨在论述庄子“无以得殉名”的思想。此故事采用全知叙事，作者是故事叙述人，他讲述了惠子的梁相身份、他人告诉惠子的话、惠子的心理及行为、庄子的言行等内容。此外，庄子作为该寓言的一个角色，他在寓言中又讲述了鹓鶵故事。鹓鶵故事成为寓言中的寓言。“惠子相梁”故事套叠了三层，话语形态丰富。虽然故事很奇特，言辞很吊诡，但它们却是作者内心真情的自然流露。这正如庄子自己总结的，“其书虽瑰玮，而连犿无伤也。其辞虽参差，而諔诡可观。彼其充实，不可以已”。书写真情实意，庄子继承了修辞立诚的优良传统。

　　“惠子相梁”整个故事都是庄子自己的话语，但是否真实，情况就比较复杂了。故事所谓“或谓惠子曰：‘庄子来，欲代子相。’于是惠子恐，搜于国中三日三夜”云云，很难说这些内容符合惠子和庄子的事实。不过，翻开历史，为争夺名利而同门相争、手足相残者在在皆是。因此，这个故事可能不是历史的真实，但它却是庄子创造出来的一个艺术典型，符合艺术真实的原理，是高于历史真实的艺术真实。鹓鶵也是庄子按照艺术的真实原理创造出来的一个高洁者形象。这个艺术形象在文学史上影响很大，如李商隐“猜意鹓雏竟未休”、苏轼“拣尽寒枝不肯栖”等诗句实撷典于此。庄子“惠子相梁”故事可能不符合历史的真实，却符合艺术的真实。庄子这类寓言独特的艺术风格令人瞩目，此种写作所包含的艺术之真也是庄子“重言”理论及其实践的价值所在。

　　顺便指出，《庄子》寓言式“重言”的真假问题不可等闲视之，其中一些历史人物之言行恐怕具有真真假假的复杂性。《庄子》可能隐含着不少东周诸子学术信息，它们容易被庄子光怪陆离的漫画式表达方式所遮蔽，如章太炎先生认为庄子师承颜回：“孔子传颜回，再传至庄子。”章氏说法不能说毫无道理，庄子确实很熟悉孔门学术。因此，《庄子》研究不可忽视《庄子》与诸子的复杂关系。

　　综上可见，庄子“以重言为真”涵义有二：一指作者的本心之言，二指与历史真实相对的艺术真实。前者继承了修辞立诚的表达传统，后者是庄子对文学创作理论的独特贡献，也是庄子“重言”学说的写作学重要价值所在。下面从“己言”和“真言”两个方面谈谈“重言”的写作学意义。

三、“重言”的写作学意义

“作文”是现代的一个普通词语，但在两千多年前，“述”还是“作”却是孔子和墨子等一代宗师都必须面对的重大理论问题，也是庄子、孟子等大家无法回避的问题。庄子的写作理论与实践值得探究的内容非常丰富，如寓言写作问题、言意关系问题、精品写作问题，等等，笔者侧重谈谈“重言”所涉及的庄子的写作理论与实践，即作者论、艺术真实论和“作”文实践。

　　先说作者论。“重言”是耆艾长者的合道之言，庄子看重作者的素质，提出了“经纬本末”说。“本末”指事物或事理的主次，“经纬”一般喻指办事情有章法步骤。在庄子看来，“重言”作者应当是有学问见识，有办事能力的才俊之士。庄子的作者论以继承传统学说为主。儒学注重表达，所谓“言以足志，文以足言”，但由于言与德时常分离，故主张“慎于言”，并特别关注作者品德修养，认为“情深而文明，气盛而化神，和顺积中而英华发外”，孟子还提出了“浩然之气”说和“知人论世”说。因此，在写作论方面，庄子像孟子一样继承了孔子思想，认为作者有学问、有见识、有德性才能确保其文章的写作价值。

　　再说艺术真实论。庄子“重言”旨在强调文章不是传递别人的声音，应该表达作者自己的思想。他说“以重言为真”，既指真心话，又关系到艺术真实问题。如果说前者是庄子继承了修辞立诚的优良写作传统，那么，后者则是庄子独创的写作学说。庄子笔下许多影响深远的艺术形象与其艺术真实思想是分不开的，除了上文所说的“惠子相梁”，又如“曹商舔痔”折射出历史上“易牙烹子”这类不计手段追求富贵的丑陋嘴脸，等等。这些艺术形象及其创作原理与后世的小说创作非常相近，庄子寓言写作具有传奇写法或小说笔法，在中国小说史上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 。

　　最后说说庄子的“作”文实践。“重言”表明庄子有较为自觉的“作”文意识，其写作经验非常丰富，至少有如下三个方面值得我们思考。首先，庄子对于传统经典不是“照着讲”之“述”，而是“换着讲”“接着讲”之“作”。如《寓言》所谓“陈人”，显然是相对传统“新民”而言。《礼记·大学》写道：“汤之《盘铭》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康诰》曰：‘作新民。’《诗》曰：‘周虽旧邦，其命维新。’是故君子无所不用其极。”与《大学》偏“述”的表达方式不同，庄子的“人而无以先人，无人道也。人而无人道，是之谓陈人”属于“换着讲”。又如，庄子“齐物论”，它可能与名家“指物论”有关，都是讨论语言、思维与存在的关系，不过，由于对名家和墨家形式逻辑学说持批判态度，所以庄子创造了“齐物论”概念，属于“接着讲”。无论是“换着讲”还是“接着讲”，都与“照着讲”不同，体现出庄子的“作”文思想。

　　其次，《庄子》语言往往多义，具有诗性语言特点，这是庄子成功“作”文的一个重要方面。如“重言”“卮言”“庄语”等词语往往多义。又如《秋水》“濠梁之乐”故事结尾，庄子用“我知之濠上也”回答惠子“汝安知鱼乐”问题，倘若将“知之濠上”理解为庄子的强词夺理，那就掉进他的语言多义性之陷阱。庄子的意思是：我看见濠水里的鱼自由自在游来游去，所以知道鱼很快乐。庄子的语言具有“复式符号”性质，它“不仅具有使用上的价值，而且有内在的审美价值”，即“在语义上是反身的，即它是它表达的意义的一个部分”。《庄子》的这种语言艺术恐怕不是偶然现象。一个成功的作家，不仅对语言敏感，而且会高度重视语言。

　　第三，庄子发明了“非指”表达方式。“非指”表达往往从事物的否定方面立说，正如《齐物论》所言：“以指喻指之非指，不若以非指喻指之非指也；以马喻马之非马，不若以非马喻马之非马也。”庄子认为，与其说马是什么，不如说马不是什么。这与传统的“此指”表达方式不同，“此指”多从事物的肯定方面立说，采用“这是什么”句法。例如，同样论述作者素质，庄子说：“是为耆艾，年先矣，而无经纬本末以期来者，是非先也。”孟子说“善养浩然之气”，并解释说“其为气也，至大至刚，以直养而无害，则塞于天地之间。其为气也，配义与道；无是，馁也”云云。庄子采用“非指”表达，说一个年纪大的人如果没有“经纬本末”就不能算是长者；孟子使用“此指”表达，正面说出了作者人格修养、内在精神品格的具体内容。《庄子》文风与众不同，与其“非指”表达大有关系。

　　“此指”表达揭示事物的内涵，确定其外延，其优点是表达内容明确具体，其不足是这些被言说的具体内容相对于存在本身而言往往片面而且有限，尤其是一旦这些肯定式言说内容被固化，并沉淀在民族语言及思维的话语结构之中，它们便会束缚思想的自由活动。而“非指”言说因其无确定内容也避免了固化、模式化、刻板化等毛病，其语言风格为“曼衍”，具有流动性、变化性。庄子强调自家言说为“和以天倪，因以曼衍”的“卮言”，就在于他时刻警惕且批评“此指”言说的潜在问题，他因此采用“非指”言说方式以克服“此指”言说的不足。《庄子》成为后现代思潮研究语言与存在问题的经典文本与其“非指”表达方法不无关系。庄子“非指”思维及言说方式可能与老子、墨子、名家有关，但庄子却将其发挥为一种文体写作因素。“非指”言说的多义性、流动性体现了《庄子》永恒的文学魅力，也是《庄子》有别于《墨子》这类科学文体写作之所在。

　　综上所述，“重言”是庄子本人的合道或阐明事理之言，其表达形式包括直接论述和寓言论述两种。其“己言”含义关涉写作主体的品德素质和超出凡俗的见识等思想内容，其“真言”含义涉及修辞立诚和艺术真实等重要写作理论。“重言”表明了《庄子》以“作”为主、以“述”为辅的写作实践及有关理论探索。《庄子》文章的成功与其自觉的“作文”意识是分不开的。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庄子“以重言为真”思想与古希腊亚里斯多德有关诗的价值高于历史的价值这个学说有异曲同工之妙。亚氏学说是西方文学理论基石之一，享有崇高的地位。差不多与此同时，东方庄子“重言”说也触及到文学的艺术真实这个重大理论问题。倘若我们仅将“重言”理解为借重先哲时贤的言论以止息辩言，那就愧对庄子这位中国文学史上的写作巨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