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剑华

　　（暨南大学 中文系，广东 广州 510632）

　　借鉴与传承：也谈《二月》中的鲁迅因素

　　宋剑华

　　（暨南大学 中文系，广东 广州 510632）

　　柔石的代表作《二月》，借鉴与传承了鲁迅精神，在空间背景、故事情节、人物形象等诸方面，都留有鲁迅的影子，以至于学界一致认为，《二月》同鲁迅的小说具有太多的相似性。通过仔细比较，发现《二月》的文化批判性，虽然力求去接近鲁迅经验，却远未达到鲁迅那样的思想深刻性。两者之间的这种差别，绝不能等同视之、一概而论。

　　《二月》 芙蓉镇 孤独者 新女性 孀妇劫 鲁迅因素

　　《二月》是柔石的代表作，也是鲁迅非常喜欢的一部作品，他不仅亲自为其作序，还仔细地校对了全文。能够得到鲁迅如此厚爱的青年作家，恐怕也是屈指可数的了。鲁迅之所以十分欣赏《二月》，一方面固然是他看重柔石的文学才华，另一方面则是他从中也发现了自己的影子，即《二月》对《呐喊》《彷徨》的传承关系。而学界更是坚信不疑，柔石受鲁迅的影响颇深，《二月》在题材、情节和人物等方面，都与鲁迅的小说十分相似。但我个人却并不这样认为，《二月》对鲁迅思想的传承性，要远大于它技巧上的模仿性，否则鲁迅也不会如此隆重地去向读者推荐了。

一、芙蓉镇与鲁镇：两个叙事空间之比较

小说《二月》的故事情节，鲁迅曾用一种诗性的语言去加以概括：“冲锋的战士，天真的孤儿，年青的寡妇，热情的女人，各有主义的新式公子们，死气沉沉而交头接耳的旧社会，倒也并非如蜘蛛张网，专一在待飞翔的游人，但在寻求安静的青年的眼中，却化为不安的大苦痛。这大苦痛，便是社会的可怜的椒盐，和战士孤儿等辈一同，给无聊的社会一些味道，使他们无聊地持续下去。”简而言之，鲁迅是在告诉读者，小说《二月》的创作主题，无非就是要以芙蓉镇为叙事空间，去揭示乡土中国的“死气”与“无聊”。在这里，鲁迅还特意将芙蓉镇与旧社会联系在一起，去强调小城文化对于乡土中国的重要性——它不仅是乡土中国的经济中心，同时更是乡土中国的政治中心；只有读懂小城文化的这种特殊性质，人们才会明白启蒙与变革的艰难性。实际上，这也是《呐喊》和《彷徨》的一贯思想。

　　众所周知，鲁迅是中国现代乡土文学的创始人，但他的乡土文学创作，却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乡土”叙事，而是以“鲁镇”为空间场域的小城叙事，因此对于“鲁镇”现象，我们应给予高度的重视。鲁迅为什么会如此青睐“鲁镇”？这其中固然有“剪不断理还乱”的故乡之情，但更多的还是他对乡土中国的深刻认识。费孝通曾指出：“如果把‘城镇’这个名词用来指作为农村中心的社区，从字义上看，它似乎应当属于城的一方，而实际却是乡的中心。为了避免这种因望文生义而可能产生的误解，不如称这种社区为‘集镇’。……我主张把农村的中心归到乡的一边。”费孝通认为，“镇”的文化属性，应该“归到乡的一边”；那么由于“镇”的大量存在，无疑又直接决定了20世纪初期的中国社会，仍旧没有摆脱农耕文明的历史羁绊。“据1933年资料统计，当时全国总人口约45000万，而城镇人口中，小城镇（2500～10000）人口约达10000万，而大、中、小城市人口才共约4600万人，由此可见，我国半殖民地半封建时期城镇体系等级规模结构中，小城镇这一级占有很重要的地位。”鲁迅虽然不是社会学家或经济学家，然而他却以极其敏锐的思想洞察力，发现了这数量众多且又负载着农耕文化传统的小城镇人口，必将成为未来中国都市社会发展的主力军，所以他才会用“无物之阵”和“大染缸”理论，去形容中国现代思想启蒙之艰难。

　　《二月》也是小城叙事，柔石以“芙蓉镇”为表现对象，并通过一个催人泪下的悲情故事，揭示了那里“死气沉沉”的文化氛围。学界认为“芙蓉镇”上有“鲁镇”的影子，这一见解自然有其一定的道理；但“芙蓉镇”又不是对“鲁镇”的单纯模仿，而是呈现出一种明显的传承关系。

　　首先，“鲁镇”是以清末民初为时间背景，去表现旧中国的“死气”与“无聊”。鲁迅笔下的“鲁镇”，既愚昧落后又封闭保守，人们获取外界消息的唯一渠道，就是“道听途说”：或坐在“临河的土场上”，听七斤讲述城里的见闻，“例如什么地方，雷公劈死了蜈蚣精；什么地方，姑娘生了一个夜叉之类”。或坐在茶馆里，听康大叔讲杀革命党的故事，例如“夏三爷真是个乖角儿，要是他不先告官，连他满门抄斩”。夏瑜“这小东西也真不成东西！关在牢里，还要劝牢头造反”。“芙蓉镇”描写的也是浙东水乡，但作者却将时间背景，置于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故空间环境也就发生了某种变化：“在芙蓉镇的一所中学底会客室内，坐着三位青年教师，寂静地各人看着各人自己手内底报纸。”通过报纸他们知道了“近三年来，有多少事：江浙大战，甘肃地震，河南盗匪，山东水灾”。作品如此开局，是意在告诉读者，报纸作为一种新闻媒体，已经成为了芙蓉镇同外界联系的重要桥梁。然而，尽管芙蓉镇人也在顺应时代的潮流，大谈什么“三民主义”“资本主义”“共产主义”之类的时髦名词，可并未从根本上改变小城生活的“死气”和“无聊”——人们围着火炉喝酒空谈，却对寡妇文嫂和她那两个可怜的孩子视而不见；他们只关心绯闻传言，也不愿去睁开眼睛看世界。传统习俗的强大势力，令主人公萧涧秋感到无比恐惧，一句“我恐怕要在你们芙蓉镇里死去了”的凄凉呐喊，其实就是作者本人绝望情绪的间接表达。这说明柔石已经清醒地意识到，一切外来的新思想或新主义，在芙蓉镇上都会被同化掉，诚如鲁迅所言的那样：“中国大约太老了，社会上事无大小，都恶劣不堪，像一只黑色的染缸，无论加进什么新东西去，都变成漆黑。”而小说《二月》，所表现的就是这种同化过程。

　　其次，鲁迅笔下的“鲁镇”，就像一潭浑浊的死水，很少出现新事物；即便有个革命者夏瑜，在那里喊了一嗓子“这大清的天下是我们大家的”，可是这一人物始终也没有正式登场。当然了，还有一个女子学堂，女学生们都剪了短发，假洋鬼子的胸前，也别上了“银桃子”。除此之外，一切照旧：“知县大老爷还是原官，不过改称了什么，而且举人老爷也做了什么——这些名目，未庄人都说不明白——官，带兵的也还是先前的老把总。”鲁迅之所以这样去描写“鲁镇”，其立意是在讽刺辛亥革命，除了“城头变幻大王旗”之外，并没为中国带来任何变化。柔石笔下的“芙蓉镇”，已开始呈现出新旧交替的时代气息：受新式教育的影响，陶家虽住着“旧式的大家庭的房子”，“桌上放着两三样古董”，却已经有了电灯和钢琴；人们穿着长衫彬彬有礼，但是只要一开口，便满嘴的洋话，比如“密斯”“王后”“泰西”等等。此外，大学商科毕业的钱正初，家里为他挂了块“学士第”的巨幅匾额；陶岚弹着贝多芬的《月光曲》，萧涧秋则和她以李白的《将进酒》。新旧事物交织在一起，使芙蓉镇变得有些不伦不类，物质上芙蓉镇人追求“洋为中用”，精神上芙蓉镇人却崇尚“中学为体”——弹钢琴只是在玩高雅，言立志则仍需用古诗；外国东西多为一种摆设，教学生还得靠那堆“旧书”。在柔石眼中看来，芙蓉镇上的“洋”因素，如同中国大都市里的“洋”因素一样，既无法遮蔽乡土中国的“死气”与“无聊”，更不能改变中国人自私冷漠的“国民劣根性”。这种强烈的忧患意识，源自鲁迅且又影响着后人。只要我们读一读钱钟书的《围城》，从“鲁镇”到“芙蓉镇”再到大都市上海，实际上就是一部现代中国发展史的艺术构图。

　　再者，无论是鲁迅笔下的“鲁镇”，还是柔石笔下的“芙蓉镇”，都对乡土中国文化生态环境的急剧恶化，表现出了一种强烈的情感焦虑。阅读《呐喊》《彷徨》我们不难发现，掌控“鲁镇”秩序的关键人物，基本上都是些文化素养不高的乡绅人物，诸如赵七爷、白举人、魏老爷、七大人之类；他们除了一本《三国演义》，其它儒学常识一概不知，即便是一部《三国演义》，还被他们说成了《三国志》。由于缺乏必要的知识储备，他们治理乡镇的全部法宝，就只能是连唬带蒙以势压人，比如派头十足的七大人，仅用了一句“天外道理”，便草草了结了一桩离婚案。乡绅在中国历史上，对于稳定地方社会秩序，曾做出过不可磨灭的重要贡献。他们自觉地去传承儒家文化，办蒙学、赈灾民以及调节邻里纠纷，这是任何人都不能否认的客观事实。但是到了近代中国以后，大量饱学之士离乡进城，而补位者又庸俗不堪，他们已不再可能去“为往圣继绝学”。乡绅“劣”质化的发展趋势，使鲁迅清醒地意识到，乡土中国的文化生态，也随之变得更加糟糕。在柔石笔下的“芙蓉镇”里，传统的乡绅形象已被消解，取而代之的核心人物，则变成了一些受过“新学”教育的知识分子。不过柔石也惊奇地发现，“新”与“旧”的人物更替，只是一种乡绅身份的形态转换，而不是乡土中国的文化转型。比如陶家原本就是镇上的有钱人家，陶慕侃虽然做了中学校长，但却并不妨碍他子承父业，成为芙蓉镇上的新乡绅代表。又如钱家更是“芙蓉镇里最富有的人家”，尽管钱正初的身份只是一个中学教员，可他同样是在运用家族势力，左右着芙蓉镇的社会局面。如果说鲁迅揭示的是传统乡绅的劣质化，那么柔石揭示的就是现代乡绅的劣质化——商科毕业的钱正初，“西学”知识不好，而“国学”知识更糟，他那一首攻击萧涧秋的“打油诗”，其低俗程度并不亚于高老夫子。新旧乡绅均是如此，那么他们治下的乡民，又能好到哪里去呢？鲁迅与柔石都将答案留给了读者。

　　柔石自己曾说：“我不是盲目的自扰者！”的确，《二月》更不是无病呻吟之作。柔石继承和发扬了鲁迅传统，以“芙蓉镇”去效仿“鲁镇”，既生动地再现了乡土中国的真实影像，又深刻地表达了他对思想启蒙的悲观情绪——“悲观”与“绝望”，不仅是小说《二月》的创作主题，同时也是柔石与鲁迅心灵相通的对话基础，我认为这才是鲁迅钟爱《二月》的真正原因。

二、萧涧秋与魏连殳：两个孤独者之比较

谈及《二月》里的鲁迅因素，学界似乎都从主人公萧涧秋的身上，看到了“《孤独者》中魏连殳的影子，他们两人内在精神气质有相似的一面，都是爱世而又愤世，始终不渝地探索人的存在本身的意义，而又不被社会理解的孤独者”。我并不反对这种对比性研究，但是简单地将魏连殳与萧涧秋的精神“孤独”，视为一种叛逆者“不被社会理解”的苦闷情绪，恐怕既没有真正读懂柔石对于“孤独”的生命体验，更是大大低估了鲁迅小说的思想价值。米兰·昆德拉曾说：“小说的精神是复杂性的精神。每部小说都对读者说：‘事情比你想象的要复杂。’这是小说的永恒的真理。”我个人认为，《二月》的复杂性，不是“反抗”社会的悲壮呐喊，而是“回归”遭拒的无地彷徨。只有理解了这一点，我们才能真正理解鲁迅与柔石的情感焦虑。

　　鲁迅与柔石的“孤独”，在很大程度上与他们的漂泊者身份有关。研究鲁迅者在解读《故乡》时，很少有人去注意那两句最具痛感的叙述语句，即：“永别了熟识的老屋，而且远离了熟识的故乡”。“永别了”以后，“鲁镇”对鲁迅而言，“虽说故乡，然而已没有家”（《祝福》）。所以他才会无限感慨地喟叹道：“北方固然不是我的旧乡，但南来又只能算一个客子，无论那边的干雪怎样纷飞，这里的柔雪又怎样的依恋，与我都没有什么关系。”（《在酒楼上》）鲁迅在魏连殳这一人物身上，明显投射了自己被逐出故乡后的悲愤情绪：“父亲死去以后，因为夺我屋子，要我在笔据上画押”，逼得魏连殳大哭一场。从此他在“鲁镇”上，既没有了亲人也没有了“家”，在同乡人的眼里就是一个“异类”；“异类”自然要受到排斥，所以他始终都感到“孤独”，并只能在“孤独”中凄惨地死去。萧涧秋的境况与魏连殳类同，“回到浙江来，浙江本是他底故乡”，原本他希望在芙蓉镇，得到灵魂上的自我救赎；“可是在他底故乡内，他却没有一椽房子，一片土地的。从小就死了父母，只孑然一身”，也变成了一个“异类”。“因此，他在人间更形孤独，他底思想，态度，也更倾向于悲哀，凄凉了。”无论是魏连殳还是萧涧秋，他们都是因为没有了“家”，而失去了精神上的安全感，只不过萧涧秋说得更为直白：失去了物资上的“家”，使他变成了一个四处漂泊的流浪者；但失去了精神上的“家”，他又将魂归何处呢？所以“孤独”一词，既反映着魏连殳与萧涧秋内心深处的极度恐惧，更反映着他们渴望“回家”的心灵呼唤。换言之，“家园”意识，是五四新文学在狂热地反传统之后，重新去审视传统文化现实价值的一种表现。

　　《孤独者》与《二月》所讲述的故事，不是“有家难回”，而是“无家可归”，两者并非是同一概念。“难回”则“有家”，说明“根”还存在；“可归”却“无家”，说明“根”已不存在了。故鲁迅笔下“永别了”那三个字，宣泄的恰恰是他难以言表的“根移”之痛。魏连殳和萧涧秋重回故乡，都受到了故乡人的强烈排斥，学界对其遭遇的相似性，往往又是用新旧势力的“水火不容”，去做牵强附会的生硬解释，我的看法则有所不同。“鲁镇”上“只有连殳是出外游学的学生”，于是人们便把他看成是“‘吃洋教’的‘新党’”，并以“异类”称之，以便划清他同“鲁镇”人之间的文化界限。魏连殳作为“新党”人物，他在“鲁镇”上的全部表现，无非就是教书：“孩子总是好的，他们全天真——我以为中国的可以希望，只在这一点。”萧涧秋也是“芙蓉镇”上的“新党”人物，他的远大志向，同样是要献身于教育事业，“只有看到孩子，这是人类纯洁而天真的花！可以使他微笑的”。问题在于，学界乐此不疲地将教育孩子，视为是他们“新党”身份的基本内涵；那么试问一下，他们教给孩子们的，难道真是些“新”思想吗？回答自然是否定性的了。比如鲁迅调侃说，“鲁镇”人都把魏连殳，看成“是一个可怕的‘新党’，架上却不很有新书”。而柔石也揶揄道，“芙蓉镇”人认为萧涧秋是个新派人物，但是“他所喜欢的旧书都拿出来，整齐地放在书架之上”。“新党”教“旧书”而不是新知识，这难道不是一种绝妙的讽刺吗？尽管柔石也会让萧涧秋，“腋下夹着几本泰西名家的歌曲集”，去同陶岚讨论西方的古典音乐；然而一首“何以解忧，唯有杜康”的《短歌行》，才是他苦闷人生的思想知音。

　　有一个奇特现象，我一直都感到困惑不解：魏连殳与萧涧秋作为“新党”人物，他们为什么都不留在大城市里发展，反倒要回到封闭落后的故乡小镇，以避世心态去委曲求全地活着？学界目前所能给出的唯一解答，无非就是他们试图用新思想，去改变乡土中国的旧面貌，我认为这种说法很难令人信服。无论是鲁迅还是柔石，他们对于“孤独者”的文化身份，既没有加以详细的说明，更没有去做必要的确认，以至于魏连殳和萧涧秋的知识结构，完全呈现出一种十分混乱的模糊状态。《孤独者》告诉读者，魏连殳的思想之“新”的全部体现，就是“常说家庭应该破坏”；《二月》也告诉读者，萧涧秋的思想之“新”，就是懂点西方的音乐常识。他们“新学”知识肤浅，那么“旧学”功底又是如何呢？从时代背景去加以分析，魏连殳与萧涧秋都是先读“旧学”，后因“新学”的兴起，方才改为“新学”。学界历来都持这样一种观点，五四时期中国知识分子的最大特点，是既精通“国学”又精通“西学”，恐怕鲁迅和柔石并不这么看，否则魏连殳与萧涧秋，也不会回到偏僻的小镇，去当一个小学教师了。于是，研究者又以“中间物”思想，去剖析“孤独者”的人格矛盾，似乎这样就能合理地解释他们在变革时代所承受的精神痛苦。鲁迅的确曾说自己是历史的“中间物”，实际上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历史的“中间物”。“中间物”只不过是一种时间概念，它与城市和乡村没有逻辑上的必然联系。难道返回故乡是“中间物”，留在城里就不是“中间物”了吗？也许萧涧秋的一席独白，能够为我们揭开这个谜底：“他在人间是孤零的，单独的，虽在中国的疆土上，跑了不少的地面，可是终究是孤独的。”厌倦了漂泊不定的流浪人生，萧涧秋迫切希望终结这种无聊的孤独，而他回到芙蓉镇的真实目的，无疑就是一种文化寻根。正如他自己所说的那样：“他要在这里新生着了，从此新生着了。”

　　抱着“新生”的希望，魏连殳与萧涧秋重返故乡，但却未曾想遭到了故乡的冷漠拒斥，这使他们一下子便陷入到了无地彷徨的尴尬境地。由于鲁迅与柔石的人生阅历，并不在同一水准线上，故魏连殳和萧涧秋在“回归”与“拒斥”的矛盾对立中，命运归宿也就表现得截然不同。魏连殳回到“鲁镇”以后，鲁迅为其设计的人生轨迹，是以不断地牺牲自我，去寻求融入“鲁镇”的一切可能：先是放下身段去小学教书，可是孩子们已被“环境教坏”了，“自己竟被‘天真’的孩子所仇视”，“连我的东西都不要吃了”；紧接着，他又哀求“我”能不能替他找一份差事，只要能填饱肚子，“便是钞写，一月二三十块钱的也可以”；最后不得已，竟“躬行于我先前所憎恶，所反对的一切，拒斥我先前所信仰，所主张的一切”，去军阀杜师长那里做了一名顾问。“鲁镇”排挤魏连殳，学界可以给出许多种符合启蒙话语的充足理由；但他为什么至死也不愿意离开“鲁镇”，则很少有人去直接面对这一问题。其实在作品的结尾处，“我”像狼一样“在旷野中嗥叫”，然后“心地就轻松起来”，已经明确地回答了读者的疑问：魏连殳之死与“永别了”的告白，所表达的意思完全相同，都是在宣泄鲁迅对于物质故乡的绝望情绪，即“哀莫大于心死”。萧涧秋回到“芙蓉镇”，柔石为其设计的人生轨迹，则要积极与阳光得多：“他极想有为，怀着热爱”，投入全部精力和财力，去拯救那个可怜的寡妇以及她的两个孩子，并试图用自己的人文关怀，以感化“芙蓉镇”的冷漠氛围。但他又“有所顾忌，过于矜持，终于连安住几年之处，也不可得”。在鲁迅看来，萧涧秋过于幼稚，“他其实并不能成为一个小齿轮，跟着大齿轮转动，他仅是外来的一粒石子，所以轧了几下，发几声响，便被挤到女佛山——上海去了”。萧涧秋虽然没有像魏连殳那样悲惨地死去，而是选择了再度“逃亡”；可是他已经没有了“家”，结局也只能是四处流浪。

　　魏连殳死了，杜绝了鲁迅的返乡希望，然而他在临终时刻，却幻想着那个“红衣女吊”，引领他去魂归故里。萧涧秋逃了，但却活在世上，这说明柔石本人，还没有彻底绝望，仍为他留有一条归来之路。因为对于每一个中国人而言，“故乡”和“家”是他们的文化之根，如果失去了“故乡”和“家”，就会变成随风漂泊的无根之萍，不仅无地彷徨，并且也会丧失其生命意义。所以我认为，《孤独者》与《二月》主人公的结局虽有差别，但两者所要表达的思想主题，却殊途而同归：用灵魂深处的精神家园，去替代物质上的“故乡”，并以一种爱恨交织的复杂情感，去传达他们想要“回家”的迫切愿望。

三、陶岚与子君：两个新女性形象之比较

陶岚与子君这两位新女性形象的相似性，自然也是学界关注鲁迅对于柔石影响的一个焦点，比如她们都敢于反抗社会、追求个人幸福，就一再被人们视为同类且津津乐道。研究者普遍认为，“子君为了爱情背叛家庭，为了追求理想中的爱情整日忙于柴米油盐之中。陶岚为追求自己的爱情主动热烈地表现出自己的大胆，为了萧涧秋她可以不顾芙蓉镇的流言诽语”，两者间那种精神上的内在联系，应该说是不言而喻的。尽管她们最终都没有逃脱悲剧命运，但在“追求爱情的道路上，确实做到‘我是我自己的，他们谁也没有干涉我的权利！’”如果仅从外表上去看，陶岚与子君的确很相像，子君向社会高喊道“我是我自己的，他们谁也没有干涉我的权利！”陶岚更是无所顾忌地“笑骂由人笑骂，我行我素而已”。但是我们也应注意到，鲁迅与柔石对于新女性的认知态度，在“爱”与“不爱”的叙事策略上，还是具有一定差别性的。

　　“恋爱自由”既是五四启蒙的中心话语，又是新文学之“新”的显著标志。沈雁冰当时就曾一针见血地指出，以女性解放为前导的新文化运动，其意义“在中国，就是发现恋爱”。体现在文学创作方面，则是“近年来在中国所喧闹着的妇女问题，差不多完全是集中于‘恋爱’的一个题目上——新体写实小说的出现，浪漫的剧本和电影的编制——没有脱得了恋爱问题的”。道理似乎非常地简单，因为“妇女占人类半有之数，社会对于妇女之情形如何，足徵文明之进化与否”。鲁迅也写过《娜拉走后怎样》一文，猛烈抨击了中国封建婚姻制度的不合理性，但他对女性解放这一问题，却并不持丝毫的乐观态度。他认为女性如果没有经济基础，即便像娜拉那样离家出走，其结果“不是堕落，就是回来”。鲁迅比其他启蒙精英的高明之处，是他心里十分清楚，在一个男性连自己都解放不了的社会里，又怎么能去畅言解放女性呢？鲁迅甚至还言辞犀利地嘲讽那些“先觉者”，“假如真识路，自己就早进向他的目标，何至于还在做导师”。用这段话去理解《伤逝》和《二月》，我们会惊奇地发现，鲁迅与柔石看问题的角度，其实并不完全一样。

　　学界认定陶岚与子君属于同类，无非是强调她们有三个方面的相似性：其一，她们在爱情问题上，都是自己命运的掌控者。比如，子君是自己“走入”涓生的生活，“蓦然，她的鞋声近来了，迎出去，却已经走过紫藤下，脸上带着微笑的酒窝”。陶岚也是主动“走入”萧涧秋的生活，“我和你认识不到二十四小时，谈话不到四点钟，而你的人格，态度，动作，思想，却使我一世也不能忘了。我底生命的心碑上，已经深深地刻上了你底名字和影子”。其二，她们都是传统家庭秩序的叛逆者，而不再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牺牲品。比如，子君不仅不顾家庭的反对，毅然决然地与涓生同居，并且还挽着涓生的手臂，在众目睽睽之下，犹入无人之境。陶岚更是放纵任性，她全然不顾母亲为其订下的婚事，无视社会与同事的流言蜚语，一封接着一封的情书，向心中的男神去发起进攻。其三，她们又都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新女性，骨子里仍无法摆脱对于男性的绝对依赖。比如，子君同居以后，便沉湎于家庭生活，不再读书且不再独立思考，一切都听命于涓生，仿佛婚姻便是她人生追求的全部意义。陶岚自从爱上了萧涧秋，立刻就失去了以往的自我，身份也由“女王”变成了“奴仆”，“萧先生，我一定听从你的话，请你指示我一条路吧”。除了以上三个方面的相似性，《伤逝》与《二月》的叙事模式，也都是“爱”与“不爱”的二元对立，这就更使研究者有理由去相信，柔石是在借鉴鲁迅的思想与手法了。

　　柔石崇拜鲁迅的思想与作品，这是一个人所共知的客观事实；但他们毕竟是两个不同的叙事主体，那么相似性也并不意味着就是相同性。仅以《伤逝》和《二月》为例，两者对于“爱”与“不爱”的情节设计，以及对于“爱”之意义的各自阐释，就明显带有两代人的不同特点。

　　涓生与子君的爱情叙事，是以“爱”与“不爱”的二元对立，去讲述一个“不爱”而“爱”的悲剧故事。我绝不怀疑子君真爱涓生，但却怀疑涓生是否真爱子君。学界历来都将《伤逝》的婚恋悲剧，归结为是子君婚后的日见消沉，所以涓生才会对她说，“我已经不爱你了”。这显然是有失公允的主观臆断。《伤逝》开篇便交待得十分清楚：“我爱子君，仗着她逃出这样地寂静和空虚，已经满一年了。”这句颇具讽刺意味的说白，一下子便道出了涓生爱子君的真正原因，即他要借助于子君，去逃避自己的“寂静和空虚”。常言道，“爱”是两情相悦，无“情”又何“爱”之有呢？特别是当两人走在街上，子君“镇静地缓缓前行”，而涓生却“全身有些瑟缩”，立刻便揭穿了涓生人格的虚伪性。人们自然会将他们二人“谈家庭专制，谈打破旧习惯，谈男女平等，谈伊孛生，谈泰戈尔，谈雪莱”，看成是涓生真“爱”的一种表现，其实诠释者都误读了鲁迅写这段话的真实用意。涓生与子君畅谈西方文学，根本就不是为了爱情，而是为了逃避“寂静和空虚”，因为只有对话才能使他不再感到孤独。当涓生一旦醒悟到两个孤独与寂寞的生命个体，相加组合后所得出的结果，是更大的孤独与寂寞时，他真“爱”的谎言也就不攻自破了：“我觉得新的希望就只在我们的分离；她应该决然舍去，——我也突然想到她的死，然而立刻自责，忏悔了。”涓生倒是非常坦诚：在“寂静和空虚”时，你子君主动“走入”了“我”的生活；当“我”再次感到“寂静和空虚”时，你子君同样应该主动地离“我”而去。为了换取“我”的新生活的重新开始，哪怕是以对方的“死”为代价也在所不惜。我曾在一篇文章中指出：小说《伤逝》的创作主题，是对涓生自私人格的揭露与批判；而子君的悲剧命运，也不过是“始乱终弃”的现代演绎。由此可见，鲁迅并没有把子君，看作是一个新女性人物。

　　萧涧秋与陶岚的爱情叙事，也是以“爱”与“不爱”的对话结构，去讲述一个“不爱”而“爱”的悲剧故事。但萧涧秋与涓生不同，他对于陶岚的“不爱”，是“不敢爱”与“不能爱”，背后所隐藏着的却是“真爱”。与子君相比较，陶岚身上的新女性特征，要表现得更为突出一些，比如她读过大学、会弹钢琴、喜欢读外国书籍、具有自我意识、敢爱敢恨绝不矫揉造作等等。应该说柔石是有意将陶岚，塑造成五四新女性的理想楷模。在爱情方面，萧涧秋刚一出现，她就被其气质和才华所征服，并且立刻发起主动进攻，简直就是世俗社会中的一位奇女子。然而，萧涧秋虽然也被陶岚的热情所打动，在内心深处激起了一丝“爱”的火花，但他却始终都不敢去面对和接受这份“爱”。因为他自嘲“是一无所有的人”，是“认影子就是灵魂”的孤独者，灰色的心境与颓唐的情绪，早已使他形成了这样一种信念：“‘自由’是我底真谛，家庭是自由的羁绊。”所以他不愿将陶岚带进自己生活的阴影当中，去毁灭一个纯洁女子对于生活的美好希望。此外，出于人道主义的同情心，萧涧秋不计一切后果地要去拯救文嫂一家，甚至于还想娶文嫂为妻，以帮助她支撑起那个已经破碎了的“家”。萧涧秋在文嫂与陶岚之间，选择了“拯救”而放弃了“爱”，故他对陶岚的冷漠与绝情，也就有了合理的解释：如果说“孤独”使他“不敢爱”，那么“拯救”又使他“不能爱”。这样一来，萧涧秋便不再是涓生的影子，《二月》更是摆脱了“始乱终弃”的叙事模式。

　　小说《伤逝》与《二月》，在讲述“爱”与“不爱”的悲情故事时，内容与情节虽然大不同，但有一点却是完全相同的，即两者都揭示了五四新女性虚无之“爱”的致命弱点：无论是子君还是陶岚，她们都把“爱”视为是自己生命中的唯一要素；一旦爱情理想遭受重创或破灭，也就失去了现实生活的全部意义。比如，子君最终郁闷而死，陶岚则想剃度出家，无一不是在说明这一问题。由此我们可以断言，《伤逝》与《二月》都带有善意忠告的暗示性质：新女性当然可以去追求美好的爱情，但前提是她们首先要有独立的意识；否则“除了觉醒的心外，还带了什么去？”尽管鲁迅希望子君能够自我觉醒，柔石也鼓励陶岚要去“努力自爱”，但她们却深陷“爱”的误区，失去了自我救赎的精神动力，这既是鲁迅和柔石的悲哀，更是那个启蒙时代的不幸。

四、文嫂与祥林嫂：两个寡妇形象之比较

《二月》同《祝福》一样，也描写了一个寡妇的不幸遭遇，故有研究者便言辞凿凿地指出，《二月》“继承了鲁迅攻击封建宗法专制秩序及其伦理礼教禁锢人们思想‘铁屋子’的文学旗帜”。尤其是“文嫂生前得不到人们的理解，在文嫂死后，同样得不到理解”，这就使她与祥林嫂同病相怜，最终只能是以己之“死”，去控诉礼教“吃人”的滔天罪行。仅从寡妇这一身份来判断，文嫂与祥林嫂的确很相像，她们都丧夫失子，或被动地“再嫁”，或被臆想“再嫁”，于是便被庸众视为“不洁”之人，受到了世俗社会的强烈诋毁。然而，将文嫂与祥林嫂之死归罪于儒学“礼教”，这只不过是五四启蒙话语的一种解释，而并非是鲁迅和柔石两人的思想本义，我们绝不能等同视之、一概而论。

　　每次谈到“礼教”问题，我都要不厌其烦地去做一番解释。因为五四时期，出于思想启蒙的客观需求，曾将“庸俗”和“礼教”，巧妙地进行了概念置换，结果使“礼教”蒙冤至今，仍在饱受诟病且非议不断。

　　何谓“礼教”？我查遍了所有的权威词典，几乎都不收录该词条，可见“礼教”这一概念，从理论上是站不住脚的。五四批判的儒学“礼教”，其实就是指由孔子创建并倡导的礼仪文化，它的使命是要以人类社会的文明规范，去节制千百年来民间流行的“庸俗”习惯。对此，《礼记》说得明明白白：“是故圣人作，以礼以教人，使人以有礼，知自别于禽兽。”换言之，即“礼也者，理也”。从人必须懂得做人的道理这一意义上来讲，儒家所制定的礼仪规范其本身并无过错；可是一旦扯上了“节烈”二字，人们便会觉得它泯灭人性、十恶不赦了。“节烈”一词，源自于程颐“饿死事极小，失节事极大”那十字箴言；而“节烈”观念的具体内容，又被人理解为是反对寡妇再嫁。问题果真是如此吗？我们不妨去读一读《二程遗书》的原文：

　　问：“孀妇于理似不可取，如何？”曰：“然。凡取，以配身也。若取失节者以配身，是己失节也。”又问：“或有孤孀贫穷无托者，可再嫁否？”曰：“只是后世怕寒饿死，故有是说。然饿死事极小，失节事极大。”

　　仅就这段对话而言，“守节”首先是针对男性的道德约束——男性如果“不娶”，寡妇便不会“再嫁”，因果关系非常清楚，我们不能简单地将其看作是歧视女性。另外程颐提倡“守节”，有一个重要前提不可忽视：“凡人为夫妇时，岂有一人先死，一人再娶，一人再嫁之约？只约终身夫妇也。”“只约终身夫妇”，是程颐追求完美爱情的人文理想，这与西方社会“爱你一生一世”的教堂婚约，并无本质上的区别。况且，他把“再娶”放在了“再嫁”之前，又足以说明，程颐是在告诫世人，“守节”当从男性做起；后世腐儒断章取义，与程老夫子无关，至少鲁迅和柔石，没有那么肤浅地去看问题。

　　阅读《祝福》与《二月》，我们发现鲁迅与柔石，都没有将批判的矛头，直接指向“礼教吃人”，相反却是指向了“庸俗杀人”。如果非要将这两篇作品相提并论，说成是“儒道释‘吃人’的寓言”，我们缺乏必要的文本支持。

　　小说《祝福》里的祥林嫂之死，与“礼教”和鲁家都没有必然的联系。正确地解读这篇作品，我们首先必须去正视两个问题：一、作为“鲁镇”上最有“学问”的人，鲁四老爷并非是儒家弟子，他书房里那“一堆似乎未必完全的《康熙字典》，一部《近思录集注》和一部《四村衬》”，便清晰地表明鲁四老爷并不“精通”儒学，最多只能算是一个“伪儒”人物，因此他的一切行为，我们不能用儒学“礼教”去加以解释。二、鲁家不仅没有迫害祥林嫂，相反还于她有恩，比如鲁家不顾世俗偏见收留了祥林嫂，使她迅速走出了丧夫的心理阴影，“口角边渐渐的有了笑影，脸上也白胖了”，便是一个很好的证据。至于祥林嫂二次回来，鲁家的态度发生了变化，那也是因为“她手脚已没有先前一样灵活，记性也坏得多”而已。排除了这两个因素，祥林嫂之死的真正原因，其实就是“庸俗杀人”——祥林嫂的婆婆为了给小儿子娶亲，伙同卫老婆子一道，把她绑架卖给了贺老六，直接导致了祥林嫂的“失节”；而柳妈之类的“庸众”，又不原谅她的“失节”，就连庙祝都嫌弃她“不贞”，最终令祥林嫂走向了精神崩溃。有意思的是，令其“失节”是“庸俗”所为，鄙视其“失节”也是“庸俗”所为。鲁迅对于“庸俗”社会的这种“无特操”，无疑是深恶痛绝且又倍感无奈的，于是他只好揶揄说：“中国的社会，虽说‘道德好’，实际上太缺乏相助相爱的心思。”“道德好”但“缺乏相助相爱的心思”，明显是一对不可调和的矛盾组合，但一个引号的加入，却表达出了鲁迅内心的深切忧虑——如果说“道德”是指儒学“礼教”，而“缺乏相助相爱”是指社会“庸俗”，那么在鲁迅本人看来，“道德好”却又“缺乏相助相爱的心思”，则应是罪在“庸俗”而不在“礼教”。鲁迅认为“礼教”与“庸俗”之间，既是一种长期性的相互博弈，也是一种人类文明的必然过程，启蒙者如果不去正视这一问题，“则无论怎样的改革，都将为习惯的岩石所压碎，或者只在表面上浮游一些时”。这也是鲁迅“改造国民性”的一贯思想。

　　《二月》虽然也描写了一个寡妇的悲惨命运，但造成文嫂之死的根本原因，却并不是由于她的再嫁“失节”，而是因为“寡妇门前是非多”。文嫂的丈夫李先生，本应是一位受人尊敬的革命者，可是自从他在惠州战役牺牲以后，妻子和一对儿女，便成了芙蓉镇上最不幸的人——因为丈夫为了革命，早已把家里的东西全都“卖光了”。如果不是萧涧秋的及时出现，她们娘仨连吃饭都成了问题。芙蓉镇人对于文嫂一家的生存困境，表现出了令人窒息的冷漠态度：无论是李先生的同学陶慕侃，还是那些曾经互相走动的李家亲戚，他们除了“好像表示一下悲哀”之外，仿佛全然忘却了文嫂一家还活在芙蓉镇上。正是出于对芙蓉镇这种冷漠氛围的强烈义愤，萧涧秋才不顾流言蜚语和世俗偏见，勇敢地置身于芙蓉镇的舆论漩涡里，自觉去肩负起一种人道主义的使命意识，比如他送采莲读书、为“小弟弟”治病，从物质与精神两个方面，去抚慰文嫂的心理创伤。萧涧秋与文嫂之间，关系非常的纯洁，无非就是“拯救”和“报恩”那么简单，根本就没有任何的非分之想。然而，芙蓉镇人虽然并不关心文嫂一家的生死，可是他们却十分关心寡妇屋里发生的绯闻。自从萧涧秋走进了文嫂的家门，“庸俗杀人”的阴谋就已经开始了，就像陶岚忠告他时所说的那样：“萧先生，我们是乡下，农村，村内底消息是传的非常快的。”的确，同事密名信的恶意诽谤，村妇窃窃私语的恶意中伤，孩童们对采莲的谩骂攻击，“芙蓉镇里底含毒的声音”铺天盖地，不仅令萧涧秋有口难辩，同时也导致了寡妇文嫂的自杀身亡。综观《二月》的故事叙事，柔石始终都没有去控诉“礼教吃人”，而是让萧涧秋在社会庸俗的包围之中，去表现他要在“芙蓉镇里死去”的恐惧心理。在这一方面，鲁迅对柔石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

　　《二月》在对“节烈”问题的认知方面，虽然与《祝福》具有某些相似之处，但《二月》毕竟不是《祝福》，柔石也不是鲁迅。比如文嫂与祥林嫂，尽管都是死于“庸俗杀人”，可是鲁迅与柔石的侧重点，却是有所不同的：祥林嫂是因为“失节”而死，她至死都没有搞清楚，到了地狱那边，将怎样去面对两个男人；文嫂则是为了“守节”而死，她既拯救了萧涧秋的现实窘境，也保全了自己的人格清白，无须去背负“不洁”之身的罪孽感。毋庸讳言，没有了罪孽感的文嫂，至多不过令人感到可怜与惋惜；而背负着罪孽感的祥林嫂，却给人留下了一种难以平息的灵魂震撼。所以祥林嫂之死，要比文嫂之死，更悲壮也更发人深省。

　　应该说，由于柔石太年轻了，他对“节烈”与“庸俗”之关系，还远达不到鲁迅那样的理解深度。因为在鲁迅的思维意识里，“节烈”本身就是“国民性”的构成因素，而“国民性”又是“庸俗”的历史产物，他绝不相信“礼教”会对庸众发生影响。比如他曾一再强调指出，中国人无任何信仰，他们除了自己谁也不相信，“只要看他们的善于变化，毫无特操，是什么也不信从的，但总要摆出和内心两样的架子来”。“什么也不信从”，自然包括“礼教”在内。这种无特操的“国民性”，造成了“中国各处是壁，然而无形，像‘鬼打墙’一般，使你随时能‘碰’”。鲁迅所讲的“鬼打墙”，其实就是庸俗社会的庸俗文化。他认为如不彻底拆除这堵“鬼打墙”，中国“五十一百年后能否就有出路，是毫无把握的”。柔石虽然也意识到了“庸俗”文化的历史弊害，并在小说《二月》中表现出了一种情绪焦虑和心灵痛感；但他却并没有让萧涧秋去选择“反抗绝望”，而是让萧涧秋从精神痛苦中选择了消极地逃遁。鲁迅对此很是不解：“萧君的决心遁走，恐怕是胃弱而禁食的了，虽然我还无从明白其前因，是由于气质的本然，还是战后的暂时的劳顿。”鲁迅明显是在讽刺，萧涧秋的“决心遁走”，绝不是什么“战后的暂时的劳顿”；他的“胃弱而禁食”，是其“气质的本然”所致，所以他不可能去“反抗绝望”。这也从一个侧面证明，“反抗绝望”与逃避现实，集中体现着鲁迅与柔石，在人生态度上的思想差别。

　　Reference and Inheritance:A Discussion about Lu Xun’s Factors in February

　　Song Jianhua
（Chinese Department,Jinan University,Guangzhou 510632,Guangdong,China）

　　Rou Shi’s masterpiece February learns from and inherits Lu Xun’s spirit.It shows traces of Lu Xun’s influence in many ways,such as the background,the storyline and characters,so the academic circle has agreed unanimously that there are many similarities between February and Lu Xun’s novels.Through careful comparisons,we find that February is nowhere near as profound as Lu Xun’deep thinking,although its cultural critique is close to Lu Xun’experience.We can’t overlook their distinctions and consider them equivalent.

　　February;Furong Town;Loneness;New Woman;the Widow’s Disasters;Lu Xun’s Factors

　　责任编辑：陈建军

　　宋剑华（1955—），男，文学博士，暨南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中国现代文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