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文新

　　（武汉大学 文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2）

　　论刘永济屈赋考据的人文性与科学性

　　陈文新

　　（武汉大学 文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2）

　　刘永济的屈赋考据，包括两种类型。第一类偏于人文性的阐发，常常并无铁证，如关于屈赋作品的认定和部分字句的改动；第二类则以科学性见长，包括屈赋的审音、训诂、语法研究等内容，他的几个主要成果，如《屈赋通笺》各卷的“正字”、“审音”、“通训”各节，以及《屈赋音注详解》《屈赋释词》两部专书，集中显示了他在考据和语言学方面的深厚造诣。其屈赋研究得到闻一多、游国恩等大家的激赏，主要是在第二个方面。

　　刘永济 屈赋 考据 人文性 科学性

　　刘永济所说的“屈赋”，学者们通常称为“楚辞”。从辨体的角度看，屈原所作乃诗人之赋，属于诗的范畴，汉人所作乃辞人之赋，介于诗文之间，两者的文类差异是鲜明的，称之为“楚辞”，有助于显示它与辞人之赋的差异；从溯源的角度看，屈原之作源于六艺之赋，而屈宋之作又为汉赋之祖，所以，称屈原的作品为“屈赋”，也有充足的学理依据。

　　从事屈赋研究，不能不涉及考据，而考据又是屈赋研究中的困难所在。盖无论是屈原的作品，还是屈原的生平，均疑点甚多，而又难于找到确实的证据。刘永济《研究屈赋之困难及由此而生之疵病》对作品研究和作者研究两重困难有过切实说明：“吾人今日研究屈赋有根本困难二：其一，屈子生于二千二百余年之前，尔时楚国文字尚有与秦文不同者，其作品当由秦汉学人搜集流传，至汉代方写以篆隶，嗣后复由篆隶而行楷而草书，传至赵宋，始有雕本。宋代雕本复经后世翻刻，始有今日通行之本。宋以前写本固不可见（洪兴祖《补注》中间引唐本作某，可见南宋尚有存者），即宋代刻本，亦极难得。在此漫长之时代过程中，其文句之讹夺，音义之变化，篇章之移易，解说之纷歧，殆难指数。即其文中所用鸟兽草木之实，与夫山川县邑之名，亦已几经改更，难于稽考。此关于研究作品之困难也。其次，则楚国史籍，如古所谓楚之《梼杌》者，已无只字留存，所资以考信者，惟《左传》《国语》《国策》下及太史公书数种而已。此数种中，欲求明了楚国之社会经济情况，与其上层建筑之政治文化，亦无充分之资料，尤于屈子生平事迹，记载殊为缺略。即如屈子在政治上之失败，最初由于修宪令，而屈子所修宪令内容，却无一字记载。又如屈子究系先疏绌而后放逐，抑或两度被放？其疏绌与放逐缘于何事？确在何时？其各篇作品究竟成于何年？先后次第如何？今传二十五篇之中，孰为屈作，孰非屈作？凡此种种，皆研究所必须决定者，亦无从确实考证。此又关于研究作者之困难也。”

　　刘永济的屈赋考据，直面“研究作品”和“研究作者”两重困难，努力得出有说服力的结论，表现了一个杰出学者的风范。所涉内容甚广，凡“屈原的思想行谊、楚国的历史背景、屈赋的成因发展，以及古今各注家的解说是非、古今各传本的文字同异”，均在其关注范围之内。其作者研究，此处不论。就作品研究而言，主体则是下述两个方面：1.现存汉人所谓的屈原作品，哪些真是屈原所作，哪些并非出于屈原之手？2.屈赋文句的审音、训诂和语法研究。前者以人文性见长，后者则以科学性见长。

一、刘永济关于屈原作品的鉴别以人文性见长

刘永济认为，现存汉人所谓的屈原作品，是否应该归在屈原名下，确有重新加以鉴别的必要。理由在于：1.汉人之所以将若干作品归在屈原名下，是因为在他们看来，那些作品所传达的理念、感受和情绪，与屈原是一致的；但汉人也可能有误解之处，“盖古人之学，风会不同，未可依据，一也”。2.现存的所谓汉代典籍，许多已非原貌，不一定能作为依据。比如今本王逸《楚辞章句》十七卷，其编辑相传出于刘向之手，有目录所题“汉护左都水使者光禄大夫臣刘向集，后汉校书郎臣王逸章句”为证。但王逸《楚辞章句》是否刘向原本，疑点甚多。“此书有一最不可解，启人怀疑者，乃王逸《九思》一篇。据说这篇是进呈御览时后人把他并入十六卷中，标明汉侍中南郡王逸叔师作，也加上注解，成为十七卷。现在要问：这个十七卷是不是即刘向原编？一也。作为十七卷加入王作者为何人？二也。再为《九思》作注者据传是王氏本人，又或以为逸子延寿所注。（洪兴祖《楚辞补注》）然注中于《逢尤篇》‘思丁文兮圣明哲’句，误以‘当’训‘丁’，不知‘丁’为武丁，与‘文’为文王，皆举二人言也（顾炎武《日知录》亦举此为说）。王氏父子绝不至此，然则究系何人？三也。”“除此之外，洪兴祖《补注》于目录后附一按语曰：‘“按《九章》第四，《九辩》第八，而王逸《九章》注云：皆解于《九辩》中”，知《释文》篇第盖旧本也。后人始以作者先后次序之。’洪氏此段既知《释文》（洪氏曾见古本《释文》）篇第为旧本，又说‘后人始以作者先后次序之’，可知今传王逸本非其旧，一也。后人有改编，二也。”既然如此，重新鉴别哪些作品应该归在屈原名下，哪些作品并非屈原所作，就是必要的了。而鉴别的依据，除了“详究训诂，精核名物”外，知人论世也是一个重要方法，即“由骚辞求索屈子之情思学术，证以楚国之士风，怀襄之时事，旁及后贤疑难诸说”。并据以确定作品的著作权。刘永济的结论是，属于屈原的作品共十篇：《离骚》《九辩》《九歌》《国殇》《天问》《惜诵》《涉江》《哀郢》《抽思》《怀沙》；其他传为屈原的作品并非屈原所作。其结论可能引起的质疑至少有五个方面：1.《九辩》多以为是宋玉的作品，何以定为屈原之作？2.《九章》的后四篇即《思美人》《惜往日》《橘颂》《悲回风》何以被排除在屈原作品之外？3.《国殇》何以被排除在《九歌》之外？4.《远游》何以被排除在屈原作品之外？5.《招魂》何以被排除在屈原作品之外？

　　刘永济确认屈赋篇目，虽也采用了大量传统的考据方法，但由于研究对象的特殊性，铁证不多，往往要依赖“内容和风格”的考察即知人论世的途径来加以说明。清代的姚鼐曾大力推崇“内容和风格”的考察，而对乾嘉考据颇有微词。其《尚书辨伪序》在肯定考证以确凿的证据说话，“利以应敌，使护之者不能出一辞”的前提下，更强调风格领悟的魅力，“然使学者意会神得，觉犁然当乎人心者，反更在义理、文章之事也。”钱钟书《管锥编》也曾以“张翼德书法”为例，调侃了所谓“铁证”，而认同“内容和风格”的辨识。风格有时确乎比事实更有力度。从内容与风格的角度来确认作品的归属，并非没有可行之处。但另外一个情形也有必要予以留意：内容和风格的领悟总是与读者的主观体验结合在一起，不同的读者很容易得出不同的结论，且同一作者也可能兼长多种风格，而在不同的境遇之下，或志在兼济天下，或向往独善其身，均有其心理的真实性。不同的读者因其知识背景、人生阅历、所处境况的差异，有时不免见其所见，以致各持一端。比如关于《远游》著作权的论证，见仁见智，各种不同的说法即各有其理，或者说，都能自圆其说。

　　20世纪30年代，刘永济撰《屈赋通笺》，其绪论之三论“屈子学术”，明确将《远游》排除在屈原作品之外。他认为：“《远游》一篇，有道家高举之意，不类屈子之言。且全文因袭骚辞文句，至三之一。其为后人所作，殆无可疑。世之读屈赋者，久感其情辞菸邑，喜此篇宏放旷荡，乃曲为之说，而不悟其非，谬矣。虽然，屈子亦自有宏放旷荡，而无方士服气炼形之意。”后来他又写了专题论文《屈子非道家〈远游〉非屈子所作》，系统反驳了王逸、朱熹、王夫之、刘师培、梁启超等人的种种推论，而继续坚持他对屈原学术与人格的基本判断：“虽然，如谓屈子于道家理论懵然无知，则亦不然。此如骚辞设为女媭之责骂，与楚人叙辞相传之《卜居》《渔父》二篇，固皆道家之言也。惟屈子秉性贞刚，其学术思想又受北方儒学之影响，加以救国之情极其热烈，疾恶之心复至深切，与道家轻视现实之旨趣不合。而其时国中上下，则多被道家末流所化，其甚者，遂颓废放浪，苟且偷安，形成听天由命之消极思想，尤为屈子所疾视而思挽救之者。今乃以道家品目屈子，岂不冤哉。况《远游》篇中所具之思想，已非纯粹道家，而与秦汉方士飞升之说相同。”刘永济所理解的屈原，学术正大，品质贞刚，他不能接受任何把屈原庄子化甚至道教化的解读。如果刘永济只是坚持这一学术立场，倒也无须特别加以表彰，其建树在于，他就此做了富于学术魅力的论证。连一向乐于调侃刘永济的苏雪林也说：“陈钟凡怀疑《远游》有许多话与《庄》《列》《淮南》诸书合，乃谓《远游》出于依托。《远游》的道家思想果然浓厚。但陈氏并未举例。陆侃如、游国恩也没有说出具体的理由。只有刘永济的《屈赋通笺》，有《屈子学术》一篇，谓屈子学术乃纯粹出于儒家，与道家并无关系。”苏雪林还完整引用了刘永济《笺屈余义》中的《屈子非道家〈远游〉非屈子所作》一篇的主体部分，喝彩道：“这番话说得沉着痛快，掷地有声。”在断言《远游》非屈原作品的学者中，刘永济的论述无疑是最有学术分量的。

　　刘永济从内容和风格角度将《远游》著作权排除在屈原作品之外，其立论虽得到苏雪林等的喝彩，却也不一定能为所有的学者所认可，原因在于，刘永济并无铁证，其论述偏于人文性的阐发。比如，梁宗岱在他写于1934年的《谈诗》一文中，就曾慷慨激昂地断言《远游》为屈原作品：

　　记得在中学读书的时候，曾经在什么地方看见有人要证明《远游》不是屈原的作品。其中一个理由便是屈原在其他作品里从没有过游仙底思想；在《离骚》里他虽曾乘云御风，驱龙使凤以上叩天阍，却别有所求，而且立刻便“仆夫悲，余马怀兮”……回到他故乡所在的人世了。

　　我却以为这正足以证明《远游》是他未投身于汨罗之前所作——说不定是他最后一篇作品。

　　因为他作《离骚》的时候，不独对人间犹惓怀不置，即用世的热忱亦未消沉，游仙底思想当然不会有的。可是放逐既久，长年飘泊行吟于泽畔及林庙间，不独形容枯槁，面目憔悴，满腔磅礴天地的精诚与热情，也由眷恋而幽忧，由幽忧而疑虑，由疑虑而愤怒，……所谓“肠一日而九回”了。曰《渔父》，曰《卜居》，曰《悲回风》，曰《天问》，曰《招魂》……凡可以自解，自慰，自励，怨天，尤人的，都已倾吐无遗了。这时候的屈原，真到了山穷水尽的绝境了。“从彭咸之所居”，是他唯一的出路了。

　　然而这昭如日星的精魂，能够甘心就此沦没吗？像回光返照一般，他重振意志底翅膀，在思想的天空放射最后一次的光芒，要与日月争光，宇宙终古：这便是《远游》了。

　　读了梁宗岱的这段文字，一定有不少读者宁可将《远游》放在屈原名下，否则就会有一种莫名的怅惘和失落感；当然也一定仍有部分读者坚持不能将《远游》视为屈原的诗，在他们看来，屈原怎么会有这样浓郁的出世之思？这两种不同的判断，都建立在内容和风格的体验之上，但又都拿不出铁证，作为考据，都不具备绝对的可信度，因而也无从说服对方。不过换一个角度看，这两种推论却又可以发挥同样的功能，即加深读者对屈原的了解。矛盾的双方其实都在辨析的过程中走近了屈原，读者也在倾听双方的辩论时走近了屈原。所以，我们不一定同意他们的结论，但他们所作的内容和风格的探讨，自有其历久弥新的意义。英国哲学史家罗素曾在其《西方哲学史·绪论》中说：“哲学，就我对这个词的理解来说，乃是某种介乎神学与科学之间的东西。它和神学一样，包含着人类对于那些迄今仍为确切的知识所不能肯定的事物的思考；但是它又像科学一样是诉之于人类的理性而不是诉之于权威的，不管是传统的权威还是启示的权威。一切确切的知识——我是这样主张的——都属于科学；一切涉及超乎确切知识之外的教条都属于神学。但是介乎神学与科学之间还有一片受到双方攻击的无人之域；这片无人之域就是哲学。思辨的心灵所最感到兴趣的一切问题，几乎都是科学所不能回答的问题；而神学家们的信心百倍的答案，也已不再像它们在过去的世纪里那么令人信服了。”深入地研究问题而不一定提供确切的知识或教条，这是哲学的特点和价值所在，也是一部分文学研究的特点和价值所在。如果表述得更贴切一些，不妨说，这类文学研究其实也是一种广义的哲学研究。在关于屈赋的考据中，这种着眼于“内容与风格”的论证，其实不宜以考据的标准来加以衡量，而应充分关注其人文性，关注其对读者视野的拓展和启迪。这种着眼于“内容与风格”的论证，其实是一种阐释，对它的衡量标准是是否深刻睿智，而不是是否确定无疑。因而，刘永济和梁宗岱虽各持一说，我们却不妨都加喝彩。

　　《九辩》一篇，自东汉王逸断为宋玉所作，后人多信从不疑。直到明人焦竑，强调《九辩》为屈原所作（《笔乘》卷三），宋玉的著作权开始发生问题。不过，主宋玉说仍占多数。刘永济从辞情与南迁时序两方面进一步肯定了焦竑的观点，将《九辩》的著作权归于屈原名下。他的这一结论曾受到其挚友席鲁思教授的质疑，理由是《九辩》的寒士口吻和“儒酸气”与屈原的贵族身份不合：“篇首‘坎廪兮贫士失职而志不平’，不合屈原身份。”“‘无衣裘以御冬兮，恐溘死不得见乎阳春’二句，也不合屈子口吻，有点儒酸气。”席鲁思还引了清代陈澧的意见作为参证。现代学者中，和席鲁思见解相近的学者不止一位，比如闻一多，在论及《九辩》时，他曾斩钉截铁地说：“作者一作宋玉，一作屈原，如果假定《离骚》的作者是屈原的话，那么《九辩》就绝非屈原的作品。把两篇比较来看，异点多于同点，即使有同点也只是在大时代的线段中的共通点，可是它们在一些小线段中就显出很大的差异。从两篇作品的内容风格来考察，一篇产生在早期，一篇为晚期，因为它们的异点几乎可以抹杀同点。”“《九辩》作者自守的态度很严，这一点《离骚》也是一样的。但屈原的态度是自发的不屈服，而宋玉则是做好思想准备的不屈服态度，故前者是消极的不合作，后者则是积极的不合作；屈原是突见不平愤而怒吼，宋玉则是坚忍接受命运安排，比较心平气和；对于君主，屈原是怒骂，宋玉却是温情；屈原还存在‘王庶几召我’的幻想，宋玉则不免绝望，故所写有点像唐人宫怨诗的情调，为弱者哀鸣的态度。总之，在作品中的火气越来越小，这就是屈原和宋玉的基本不同之点。”苏雪林更直接针对刘永济的观点调侃道：“出人意表者，他竟把千古以来大家认为宋玉作的《九辩》，属之屈原，他当然有他的意见和解说，但理由薄弱，没有采信的价值。”席鲁思、闻一多和苏雪林的解读，想来会有不少读者认同。洪湛侯等从学术史的角度给刘永济的说法以“一家之言”的评断，这是较为中肯的。所谓“一家之言”，是说可自圆其说而不一定能够说服他人。

　　关于屈原《九章》的“篇目问题”，刘永济认为，《九章》中只有《惜诵》至《怀沙》五篇是屈原的作品，《思美人》《惜往日》《橘颂》《悲回风》四篇，绝非屈原所作，又将《国殇》一篇独立于《九歌》之外，均与一般通行本不同。将《思美人》《惜往日》《橘颂》《悲回风》四篇排除在屈原作品之外，其理由有五：一，扬雄未仿。二，刘向《九叹》“犹未殚兮《九章》”，则《九章》并未写毕。三，《惜往日》与《悲回风》两篇文辞不类，前者颠倒重复，后者用连绵词多至二十五句，有心雕饰，反损自然。四，措辞失当。《惜往日》与《悲回风》两篇，皆用伍子胥事，《惜往日》有“子胥死而后忧”，《悲回风》且有“从子胥而自适”，尤非屈子所忍言。盖伍子胥教吴伐楚，残破郢都，鞭平王之尸，自此以后，吴楚构兵不休，贻害楚国甚大，实为楚之逆臣，屈子绝无以忠许之之理。战国之世，游士盛行，不得志于本国者，每出仕异国，屈子则宁死勿去，其不轻去就，由于忠义之厚，安肯许叛国之人为忠。至于《哀郢》之“伍子逢殃”，刘永济谓此伍子非伍子胥而是其父伍奢。伍奢谏楚平王不应信费无极之谗而疑忌太子建，为平王所杀，谓之为忠，允无愧色。五，《惜往日》有“不毕词以赴渊兮”，《悲回风》有“骤谏君而不听兮，重任石之何益”，既已投渊，何能作赋？语气亦类后人追叙其事，疑为唐勒、景差之徒凭吊屈原之作，一时失名，遂附入屈原赋中。

　　刘永济的上述结论与论证，苏雪林曾以报一箭之仇的口吻断然予以了否定：“这几条理由没有一项站得住。”并逐条予以反驳。其一，“说扬雄未傍，那是扬雄的自由，并不足以证实那时候没有《九章》。”其二，“刘向未殚，是说屈原‘外彷徨而游览，内恻隐而含哀’，其纡郁难释之忧思，《离骚》不足尽之，《九章》不足殚之，足证《九章》是原来就有的题目。刘向这篇《九叹》，代屈原说话，正是模仿《九章》的。”其三，“作家之撰作篇章，为了环境时代之不同，感触强弱之殊异，决不能篇篇一律。况且什么‘颠倒重复，倔强疏卤’，什么‘平衍寡蕴’，‘少郁变之致’，那也不过是读者的主观，而且这种八股家评文陋习，实不足以挂齿颊。至伍子胥之事，刘说尤为可嗤。子胥于平王有杀父兄之仇，屠戮全家之憾，他的报复，是基于人类天然的情感。他在吴国，固属建国之元勋，亦为谋国之荩臣，属镂之赐，鸱夷之弃，千古同悲。他的人格光明磊落，并无丝毫污点。刘氏以后代兴起的国家观念来批评他，并斥之为‘逆臣’，不知这种国家观念乃是现代西洋产物，中国从前是没有的。（中国人以社稷和王室为国家，真正国家观念则并不明了。）”其四，“谈到‘不毕词以赴渊’，‘重任石之何益’，则屈原采取投渊作为自杀方式，可说经过很长的岁月的酝酿，并非仓卒所决定，所有作品之中，彭咸之名凡八见，所以说：‘何彭咸之造思兮，志耿介而不忘’，《离骚》最后一段乱辞也说：‘既莫足与为美政兮，吾将从彭咸之所居’，难道我们也可说《离骚》乃后人悼屈之词么？”刘、苏两位前辈的论证，涉及诸多层面，而对伍子一典的阐释实为重中之重。刘永济延续了他对屈原的一贯理解：屈原虽没有现代国家观念，但身为楚国贵族，即楚国三大贵族（“楚之三户”）的一族，国的命运与族的命运息息相关，他当然不能容忍伍子胥对楚王的反叛。刘永济对屈原的这种理解，不仅是基于历史的考察，也是基于他个人在抗战期间的心理体验，因而有一种尚友古人的气度和风采，其中包含了几分信仰的意味，而不只是学术的考量。苏雪林以屈原没有现代国家观念加以反驳，自有其学理依据，也许还有可能得到出土文献的支持，但即使如此，刘永济也不会改变他对屈原的理解，而只会适当调整论述的角度。一种人文性的解读，其价值不在结论的确凿不移，而在其阐释确能启发读者。刘永济关于屈原作品的鉴别，当作如是观。

　　在屈原作品的鉴别之外，刘永济对屈赋传世文本字句的改动，有时也偏于人文性的理解。

　　屈赋字句的校读是刘永济极为用力之处。刘永济确信：1.今传王逸《章句》非《楚辞》原本；2.古书抄刻，易滋讹误。“既然解决了今传王逸《章句》非原本的问题，（其实即令王本是千真万确的原本，是否即屈原的原稿，尚有问题。）既然知道古书易讹之故，如前辈孙诒让所说，那么校读屈赋必然有当改动的文句。”校改贵有依据，刘永济深明此理，曾将其校改依据分为十一类：依据前人意见而改的；依据相同文句而改的；依王逸《章句》而改的；依据别本异文或引文而改的；将后人因避讳而改的字改复屈赋原文的；将借字改用本字的；根据屈赋用韵规律而改的；因误衍而改的；据形似音近之讹而改的；因字误而改的；从文义看知其讹误而改的。在“依据前人意见而改的”的一类中，“依据戴震的屈赋注而改的文句最多，其次则洪兴祖《考异》及朱熹校本”。从刘永济的校改看，其“校”极为严谨，因为无论哪一种情形，都符合“校”的原则，即都有切实可靠的依据，并有校记；但刘永济的“改”，却可能引发一部分学者的质疑，盖刘永济所列的十一种改动依据，大都并非铁证，而只是根据某种情理作出的推断。这些情理，虽然刘永济确信不疑，但他人未必赞同。刘永济以个人的推断为据，大面积改动传世文本，所产生的是一个历史上从未有过的版本，这并不符合学界对古籍整理的一般期待。针对刘永济的“改”，他的老友席鲁思教授写了专文与他商榷，说他“无事自扰”，“动辄生事”，“窜乱古书”，“自作聪明，乱名改作”，“纷纷徒乱人意”，“好以片面立论，以名乱名”，“名实互贸，寻声逐影，移甲作乙”，“全凭主观，自我作故”，措辞之尖锐激烈，超出许多人的想象之外。而刘永济读了，不仅不生气，还就席鲁思的商榷，一一展开分疏。那种雅量，那种气度，真能给人光风霁月之感。这篇商榷之作，就是《屈赋篇章疑信诸问题答席启駉先生》。

二、关于屈赋的审音、训诂、语法研究等以科学性见长

与刘永济关于屈赋作品的认定以人文性见长，因而不时招致商榷有别，刘永济在屈赋的审音、训诂、语法研究等方面，则以科学性见长，建树甚丰，并得到广泛认可，仅此一项，即足以奠定其屈赋研究的学术地位。例如《离骚》中的“又重之以修能”，《屈赋通笺》卷一曰：

　　又重之以修能 朱熹《楚辞集注》曰：“能一作態，非是。”按作態是。能、態古字通。《怀沙》“非俊疑桀，固庸態也”，王充《论衡·累害篇》引作“庸能”，是其证。

　　修能 按朱骏声谓能乃態之借字，態之本义，兼姿容才艺言，是也。叔师于此训为“绝远之能”，于《招魂》之“姱容修態”训为“多意善智”，皆从才艺立训，《大招》又有“滂心绰態”，叔师彼注曰：“绰，犹多也。態，姿也。”则用姿容之义。绰態，即修態，足证朱说。蒋骥《楚辞注》以修能为修治之能，戴震亦以洁治训修，皆失之。

　　“修能”之“能”，经常被读为本字。刘永济则在训诂学、文献学、文化学的基础上，将“能”解读为“态”。“能”仅仅包括了才艺，而“态”不仅包括才艺，还包括姿容、风度。刘永济的解读有理有据，也更能体现屈原风华正茂、顾盼动人的气质。

　　又如《离骚》中的“薋菉葹以盈室兮”，《屈赋释词》卷中释曰：

　　《离骚》“薋菉葹以盈室兮”，王逸注：“薋，蒺藜也，菉，王芻也，葹，枲耳也。《诗》曰：‘楚楚者薋’。”洪氏《补注》曰：“今《诗》作茨。”按如王注，则三物连文，于文为冗。《说文》：“薋，草多貌。”其作动词用则为积聚。茨亦积聚也。《广雅·释诂》一“茨，积也”，《释诂》三“茨，聚也”，皆其证。此言积聚菉葹，多至盈室，于词为顺，故知王注蒺藜非也。

　　《屈赋通笺》卷一亦云：

　　梁章钜《文选旁证》引姜氏皋曰：“薋，《诗》作茨，《尔雅》亦作茨，蒺藜也。然此茨字疑作众多解说，如茨如梁传：‘茨，积也。’《广雅·释诂》三亦释为聚，是也。聚积菉葹，故下云盈室也。”按《说文》：“薋，草多貌。”段玉裁注曰：“据许君说，谓多积菉葹盈室，薋非草名。”朱骏声曰：“薋，艸多貌，从艸资声，与荠迥别，《骚》注谓借为荠，失之。”三氏皆不从王注，是也。梁氏、段式由多引申为积之说，较以本义说为形状词更为明畅。如王注则累三草而言矣，其误明甚。

　　刘永济从两个方面有力地论证了“薋”不应如王逸注那样解释为一种植物（蒺藜），一是文意不顺，在一句诗的开头部分连续罗列三种草名，三个名词累积在一起，堆砌拖沓，辞气不顺；二是就训诂而言，无论是按本义解释为形容词（薋，草多貌），还是按引申义解释为动词（薋、茨作动词用则为积聚），都胜于将“薋”解释为名词（一种植物）。这个解释得到学界的广泛采信。

　　闻一多《楚辞校补·凡例》尝云，他所引用的“古今诸家旧校材料”包括“王逸《章句》引或作本”、“洪兴祖《辑校》所引诸本”、刘师培《楚辞考异》、“许维遹《楚辞考异补》稿本”、刘永济《楚辞通笺》；所“采用古今诸家成说之涉及校正文字者，都二十八家”，包括洪兴祖、朱熹、王夫之、屈复、陈本礼、王念孙、王引之、丁晏、马瑞辰、俞正燮、江有诰、朱骏声、牟廷相、梁章钜、邓廷桢、俞樾、孙诒让、吴汝纶、王闿运、马其昶、刘师培、王国维、武延绪、刘盼遂、刘永济、游国恩、陆侃如、郭沫若。从这两份名单，可以见出刘永济屈赋研究的学术地位。而闻一多对楚辞的校补，更多次采用刘永济的成果。如《九歌·河伯》“日将暮兮怅忘归”一句的校补：

　　刘永济氏疑怅当为憺。案刘说是也。此涉《山鬼》“怨公子兮怅忘归”而误。知之者，王注曰“言己心乐志悦，忽忘还归也”，“心乐志悦”与怅字义不合。（怅当训失志貌，故《山鬼》注曰“故我怅然失志而忘归”。）《东君》“观者憺兮忘归”，注曰“憺然意安而忘归”，《山鬼》“留灵修兮澹忘归”，注曰“心中憺然而忘归”。乐悦与安闲义近。此注以“心乐志悦”释憺，犹彼注以“意安”释憺也。且《东君》曰“心低徊兮顾怀，……观者憺兮忘归”，本篇曰“日将暮兮忘归，惟极浦兮顾（今讹作寤，详下）怀”，两篇皆曰“憺忘归”，又曰“顾怀”，此其词句本多相袭，亦可资互证。又如《九辩》“泬寥兮天高而气清”一句的校补：

　　

　　这一类具体例证，足以表明闻一多对刘永济屈赋训诂的钦重。

　　刘永济在审音、训诂基础上对屈赋所作的语法分析，尤多卓见。他在《屈赋释词》中单列“以动词置句首”、“以形容词或副词置句首”等类句式，从语法角度揭示了屈赋的语言特色。其中“以形容词或副词置句首”是屈原作品中使用率极高的一种句式，刘永济一共举了六十二例，如果因为《九辩》的著作权尚难确定而去掉其中的例句，也还有四十三例，仅《离骚》一篇就多达二十二例。兹谨将《离骚》的例句和刘永济的解释引在下面：

　　纷吾既有此内美兮（《离骚》） 吾纷然既有此内美也。纷然，形容“既有此内美”。“既”，亦副词，形容“有”。

　　汨予若将不及兮（《离骚》） 予汨然若将不及也。汨然，形容“若将不及”。

　　忽奔走以先后兮（《离骚》）（予）忽然奔走以先后也。忽然，形容“奔走以先后”。王注“忽”为“急欲”，不如《补注》“疾貌”之训。

　　忽驰骛以追逐兮（《离骚》）（予）忽然驰骛以追逐也。忽然，形容“驰骛以追逐”。

　　謇吾法夫前修兮（《离骚》）（吾）謇然法夫前修也。謇然，形容“法夫前修”。

　　謇朝谇而夕替（《离骚》）（吾）謇然朝谇而夕替也。謇然，形容“朝谇”。

　　忳郁邑余侘傺兮（《离骚》） 予忳然郁邑侘傺也。忳然，形容“郁邑侘傺”。

　　忽反顾以游目兮（《离骚》）（予）忽然反顾以游目也。忽然，形容“反顾以游目”。

　　纷独有此姱节（《离骚》，刘永济改为“纷独有此姱饰”）（汝）纷然独有此姱饰也。纷然，形容“独有此姱饰”。“独”，亦副词，形容“有”。

　　判独离而不服（《离骚》）（汝）判然独离而不服也。判然，形容“独离而不服”。“独”，亦副词，形容“离”。

　　喟冯心而历兹（《离骚》）（予）喟然冯心而历兹也。喟然，形容“冯心”。

　　曾歔欷余郁邑兮（《离骚》） 予曾然歔欷郁邑也。曾然，形容“歔欷郁邑”。

　　耿吾既得此中正（《离骚》） 吾耿然既得此中正也。耿然，形容“既得此中正”。“既”，亦副词，形容“得”。

　　纷总总其离合兮（《离骚》）（风云）纷然总总其离合也。纷然，形容“总总其离合”。

　　斑陆离其上下（《离骚》）（风云）斑然陆离其上下也。斑然，形容“陆离其上下”。

　　忽反顾以流涕兮（《离骚》）（吾）忽然反顾以流涕也。忽然，形容“反顾以流涕”。

　　溘吾游此春宫兮（《离骚》） 吾溘然游此春宫也。溘然，形容“游此春宫”。

　　纷总总其离合兮（《离骚》） 纷然总总其离合也。但此以指“宓妃”。

　　忽纬繣其难迁（《离骚》）（宓妃）忽然纬繣其难迁也。忽然，形容“纬繣其难迁”。

　　和调度以自娱兮（《离骚》）（予）和然调度以自娱也。和然，形容“调度”。王以“和调”连读，非。

　　忽吾行此流沙兮（《离骚》） 吾忽然行此流沙也。忽然，形容“行此流沙”。

　　忽临睨乎旧乡（《离骚》） 忽然临睨乎旧乡也。忽然，形容“临睨乎旧乡”。

　　由上面的例句来看，将形容词或副词放在句子之首确是屈原作品的一个语法特点。以形容词或副词居首，即以状语居首，这并不符合日常说话以主语居首即以名词或代词居首的习惯，在先秦的子书或史书当中，也很少见到这样的句例，《诗经》虽然是诗，这种句例也不多见。屈赋多用这种句例，乃是为了突出各种状态或情态。比如，“忽奔走以先后兮”，不只是写出了“奔走以先后”的事实，更突出了其“奔走”的迅疾（“忽”），以显示其心情的急切。又如“纷吾既有此内美兮”，不只是写出了“吾有此内美”的事实，更突出了其“内美”之充实、丰富（“纷”），以显示其高出流俗的品格。屈赋的这种语法特点，后世的赋和律诗也经常采用，就因为可以获得特殊的效果。刘永济对屈赋所作的语法分析，在屈原研究史和语法研究史上都是不同凡响的建树，不仅有助于把握屈原作品和后世诗赋的一些特殊的修辞手段，也有助于阐发春秋战国时代的修辞种类，还有助于拓展现代语言学的视野。

三、结语

1984年，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了洪湛侯等《楚辞要籍解题》一书。《楚辞要籍解题》“择选历代价值较高、影响较大的楚辞专著共六十二本”“加以评介”，刘永济《屈赋通笺》入选。其评介云：

　　《屈赋通笺》的体例：每篇作题解、正名、审音、通训和评论，先列各家之说，再辨是非，尔后或主某家之说，或申述己见，写出扼要的结论。……论据确凿，自可信从。……

　　每篇的审音部分，对《楚辞》的读音，凡古代韵书中未曾言及者，皆详明音读，指出韵字所属韵部。若古人已有成说，则辨其得失，所论亦时有可取之处。

　　《楚辞要籍解题》关于刘永济《屈赋通笺》在学术史上地位的评价，也可以说是对其屈赋考据的第二个方面的学术史定位，正所谓盖棺定论。

　　The Humanistic and Scientific Features of Liu Yongji’s Study on Qu Yuan’s Poetry

　　Chen Wenxin
（College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Wuhan University,Wuhan 430072,Hubei,China）

　　

　　Liu Yongji;Qu Yuan’s Poetry;Textual Criticism;Humanistic Features;Scientific Features

　　责任编辑：陈水云

　　陈文新（1957—），湖北公安人，现为武汉大学文学院博导、长江学者特聘教授，主要从事中国小说史、明代诗学和科举文化研究。

　　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成果（16FZW03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