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积勇 何越鸿

　　（武汉大学 文学院，湖北武汉 430072）

　　王利器《文心雕龙校证》的修辞理校实践

　　罗积勇 何越鸿

　　（武汉大学 文学院，湖北武汉 430072）

　　王利器《文心雕龙校证》是《文心雕龙》研究的重要著作。该书立足文本语言，综合运用各种校勘方法，并结合《文心雕龙》骈文文体特色，直接或间接借用修辞原则辅助校勘，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和文献学价值。《校证》修辞理校实践主要着眼于骈文对偶特点、上下文语境、原著言语风格、篇章表达效果及避讳改字等方面。

　　《文心雕龙校证》 修辞 骈文对偶 校勘

　　王利器《文心雕龙校证》是《文心雕龙》研究的一部重要著作。“该书最大成就即见于校勘，乃是参照二十七种版本综合而成，取材宏富、比对严谨、征引详细、注释全面。”著者本人也认为该书主要贡献是“蒐罗《文心雕龙》的各种版本，比类其文字异同，终而定其是非”。

　　查考书中的校勘实例，我们看到，《文心雕龙校证》的文献学价值不仅在于如学界公认的《文心雕龙》版本发掘与普及，还在于各种校勘方法的综合运用及所取得的成就。其中，对校、本校、他校和理校等传统校勘方法本身的灵活运用自不待言，更可贵的是，大量的校勘直接或间接地借助于修辞原则，对传统校勘方法来说是一种辅助、补充和提高。《文心雕龙校证》尤其注重利用《文心雕龙》骈文文体的对偶特色，参照上下文文本语境，关注原著言语风格，重视同义避复的篇章表达效果，并兼顾各本的避讳改字等事实，全面严谨地进行校勘分析，从而得出令人信服的结论。

　　我们暂把借助修辞原则辅助校勘的方法归入理校范围，称“修辞理校”。以下结合书中的部分校勘实例，从上文言及的五个方面入手进行简要分析。

一、把握骈文对偶特色（“对文”“对言”）

《文心雕龙》有《丽辞》一篇，“丽辞”即“俪辞”，也即对偶辞格。刘勰主张“文附于质”、“质待于文”（《文心雕龙·情采》），在理论和实践上对对偶辞格皆有贡献，“以对偶为鲜明特征的当句对、单句对和隔句对三种基本句法结构模式”在《文心雕龙》中广泛存在。其对偶构成上或严整或宽松，且以表意为主，不拘形式。

　　王利器《文心雕龙校证》有多处直接且明确借助《文心雕龙》语言的骈偶特点进行校勘分析。例如：

　　（1）《铭箴》[六二]“铭实器表，箴惟德轨”注：“器表”元作“表器”，据唐写本改。“器表”与“德轨”对文。（第80页）

　　（2）《事类》[四]“薑桂因地”注：“因”原作“同”，《御览》五八五作“因”，“因”与下文“由”对言。《韩诗外传》七“薑桂因地而生，不因地而辛。”（语又见《新序·杂事》五、《原本书钞》三三引《宋玉集序》。）此彦和所本。今据改。（第236页）

　　以上两例均明言校改依据是“对文”（或“对言”）。例（1）《文心雕龙》原文两句意为：铭是“器”的表征，箴是“德”的轨范。此处“器”指实质，与“德”虚实相对。此系借助单句对中出对句字词结构和意义而校改倒文。例（2）就“薑桂因地，辛在本性”与下句“文章由学，能在天资”这一组从宽的扇对而言。若云“因”作“同”，则显然无据，故改是。

　　利用“对文”特点辅助校勘，往往兼及内容和形式的综合考察。例如：

　　（3）《诠赋》[五一]“文虽杂而有质”注：“杂”原作“新”，据唐写本、《御览》改，徐校亦作“杂”。“杂”与“糅”对文。（第56页）

　　（4）《比兴》[六]“卷席以方志固”注：“卷席”原作“席卷”，冯本、汪本、佘本、张之象本、《两京》本、《诗纪》别集一作“卷席”，“卷席”与“澣衣”对言，今据改。（第229页）

　　例（3）校定后补充“对文”理据，据对偶句中的字词意义相关而校改异文。下文“色虽糅而有本”，“杂”与“糅”、“本”与“质”，分别系同（近）义词，通常并提。而“新”与“糅”显然难成对文。例（4）所云“对言”，即“澣衣以拟心忧，卷席以方志固”二句对偶。“卷席”与“澣衣”同为动宾结构，根据“结构相似或相同”这一构成对偶结构的必要条件可知，“席卷”当误。并且，“澣衣”、“卷席”二句均依据《诗经》立论，《邶风·柏舟》：“心之忧矣，如匪澣衣。”又曰：“我心匪席，不可卷也。”“卷席以方志固”正合诗指。“席”是“卷”的对象，若作“席卷”，则为状中结构，与《诗经》之意不合。

　　“对文”理据一般不是孤立使用，而常与其他校勘方法相互印证。例如：

　　（5）《杂文》[一八]“意荣而文悴”注：“悴”原作“粹”，谢、徐改作“瘁”，梅据朱改“悴”。案唐写本、王惟俭本正作“悴”。《总术》篇“或义华而声悴”、《附会》篇“若首唱荣华，而媵句憔悴”，“悴”与“华”、“憔悴”与“荣华”对言，与此正同。（第99页）

　　（6）《体性》[一五]“文体繁诡”注：“体”旧本皆作“体”，梅本、凌本、梅六次本、黄注本、张松孙本、纪本、《四库辑注》本作“辞”。案“体”“性”对言，所以敷篇题之旨，作“辞”者误。（第193页）

　　例（5）先列版本异文，并举本书他篇两例为证，指出校勘理据为“对言”。例（6）上句是“才性异区”。两句中的“体”与“性”对言，且补充说明此赞语回应《体性》篇题之旨。查考《文心雕龙》他篇例，如：“傅毅所制，文体伦序”（《诔碑》）；“洞晓情变，曲昭文体”（《风骨》）等，亦皆是“文体”连文。

　　此外，借助“对文”、“对言”进行校勘，有灵活变通的特殊情况。例如：

　　（7）《神思》[三]“半折心始”注：吴云：“‘半’一作‘手’。”案“半”字不误，“半”与上文“倍”对言。《管子·制分》篇“以半击倍”、《孟子·公孙丑》篇“故事半古之人，功必倍之”、《吕氏春秋·任地》篇“半其功，可使倍”、《盐铁论·错币》篇“以半易倍”、《宋书·历志》祖冲之辨戴法兴难新历云“倍半相违”，皆“半”“倍”对文之证。（第189页）

　　此例“半折心始”所在全文是：“方其搦翰，气倍辞前，暨乎篇成，半折心始。”这是一组结构从宽的隔句对。所云“对言”、“对文”，并不苛求于“半”和“折”位置上的完全对等，而是主要从意义出发，结合二者在文意相对的上下文中的作用来判定。另举的五处用例也是“半”“倍”对文的佐证。

二、文本语境（“上下文”“上文”“下文”）

文本语境是修辞语境的一种。“它是由语体语境和上下文语境构成的，而上下文可以分为语篇、语段、句组、句子等几个层次的文本次范畴语境。”语篇或段落都有明确的表达主题，理应组织完整，衔接自然，关联紧密。同样地，句子中某个词语的结构和意义，也必然影响到该句乃至其所在句组的词语的选用。

　　“上下文”正是校勘对象存在的文本语言环境，一般包括形式和内容两方面。我们考察了《文心雕龙校证》中结合上下文语境辅助校勘实践的典型用例，主要选取校语中明确使用了“上下文”、“上文”或“下文”等说法的部分例子加以讨论。其中主要涉及上下文文例、结构特点、篇章文意、句子衔接、词义关联等。

　　其一，根据上下文文例及句子结构特点进行校补、校删和校改。例如：

　　（1）《章句》[一七]“乎哉矣也者”注：“者”字原缺，徐校补。案以上文句法求之，当有“者”字，今据补。（第222页）

　　（2）《比兴》[一一]“此比貌之类也”注：“此”下原有“则”字，以上下文例求之，不当有，今删。（第229页）

　　（3）《比兴》[一四]“马融《长笛》”注：“长笛”原作“赋”字，何校本、黄本改。冯校云：“‘融’下脱‘长笛’二字。”案以上下文例求之，黄改是，今从之。（第230页）

　　例（1）明言校补依据是“上文句法”，即“乎哉矣也者，亦送末之常科”与上文“夫惟盖故者，发端之首唱；之而于以者，乃札句之旧体”构成一组排比式列举，结构一致，意义贯联。且从节奏点来看，此处亦当有“者”字无误。例（2）明言校删理据是上下文“文例”，即：上文“此比声之类也”、下文“此以物比理者也”、“此以声比心者也”，皆无“则”字。例（3）明言校改理据是上下文“文例”，即本段上文“枚乘《菟园》”、下文“贾生《鵩鸟》”、“王褒《洞箫》”，皆为“作者+作品”的结构形式，均属两组四字的节奏。而若为“马融赋”，则显然不合此文例。

　　其二，结合篇章文意、句子衔接等辅助校勘。例如：

　　（4）《颂赞》[三九]“赞者，明也，助也”注：原无“助也”二字，冯校云：“‘也’下《御览》有‘助也’二字。”黄从《御览》增，《四库》本亦从《御览》增。（见《四库全书考证》）谭云：“《御览》有‘助也’二字，黄本从之，似不必有。”今案唐写本正有“助也”二字。下文“并飏言以明事，嗟叹以助辞”，即承此“明也，助也”为说。（第63页）

　　（5）《诸子》[一五]“是以世疾诸子，混洞虚诞”注：原本无“子”字，何校云：“‘诸’下疑脱‘子’字。”《读书引》有，今据补。王惟俭本“子”字作空白。黄注本，“洞”改“同”，谢删此七字，纪云：“‘是以’句有譌脱。”范云：“‘诸’下脱一‘子’字。‘混同’，疑当作‘鸿洞’。‘鸿洞’，相连貌，谓繁辞也。”案范说脱“子”字，与《读书引》暗合。下文云：“按《归藏》之经，大明迂怪，乃称羿毙十日，嫦娥奔月。《殷易》如兹，况诸子乎！”上下文正相照应。（第122页）

　　（6）《奏启》[二五]“虽新日用”注：“虽”原作“惟”，与上下文不相衔接，按《论说》篇有“虽有日新”语，今据改。（第165页）

　　例（4）可从篇章角度分析其校勘理据。下文“并飏言以明事，嗟叹以助辞”，正是承上文“赞”之“明”、“助”两个方面的释义加以发挥，据此反推，“助也”当同“明也”并提为是。例（5）校语末句表明此例乃本校和理校的结合，明确提出参自“上下文”语境，上文云“世疾诸子，混洞虚诞”，至下文曰“况诸子乎”，正相照应。例（6）明言校改依据是原“惟”字“与上下文不相衔接”。下文“而旧准弗差”与此句“虽新日用”句意则正相反，构成转折关系。

　　其三，主要从上下文句意和词义关联角度入手的例子也不少。例如：

　　（7）《正纬》[四一]“采其雕蔚”注：“采”原作“糅”，据唐写本改。“采”承“芟夷”而为言也。（第26页）

　　（8）《辨骚》[三二]“亦自铸伟辞”注：“伟”，唐写本误“纬”，翻宋本《楚辞》、《玉海》、《书叙指南》五并作“伟”，不误。“伟辞”与上文“奇文”相承。《诏策》篇：“辞义多伟。”《书记》篇：“实志高而文伟。”义与此相同。（第31页）

　　（9）《总术》[八]“诡者亦曲”注：“曲”原作“典”，误，今改。“匮鲜”“芜繁”“浅露”“诡曲”，皆联字为义，若作“诡典”，则文不成义也。《宗经》篇、《颂赞》篇俱有“纤曲”语，曲字义与此同。《明诗》篇“清典可味”，今本“典”皆作“曲”，此本书“典”“曲”二字互误之证。（第269页）

　　例（7）“采其雕蔚”的前一句是“芟夷谲诡”，两句句意相承：除去（河图洛书）谲诡部分，采用其中的藻华。此处“采”为“采用”义，“采”字主要据上下文句意和具体词义而校改。例（8）据本章首段“奇文郁起”一句（即“自风雅寝声，莫或抽绪，奇文郁起，其《离骚》哉”）而校订，“伟辞”与“奇文”相应，既参验词义，又以词语结构相对为佐证。例（9）“诡者亦曲”所在原文为“精者要约，匮者亦鲜；博者该赡，芜者亦繁；辩者昭晳，浅者亦露；奥者复隐，诡者亦曲。”从词义看，“匮鲜”“芜繁”“浅露”“诡曲”等双音节词中构词的两个成分意义各相关联，通过析词的修辞手法而别居于各分句中。若作“诡典”，显然于义不合。

三、关注原著言语风格

修辞学研究修辞体系，其研究的范围既包括利用语言手段和非语言手段构成的各种同义形式和表达方式，又包括各种言语风格。把握原著言语风格，在古文献的校勘实践中有其独特作用。早有学者指出：“运用言语风格学理论和方法对有疑问的汉语古文献进行辨析是可行的。”此处所谓古文献的辨析，包括辨伪和辨异，“辨伪涉及言语的时代风格，辨异涉及言语的个人风格。”《文心雕龙校证》即有对个人言语风格进行分析而校勘异文的例子。具体而言，即指借助著者刘勰在《文心雕龙》的语篇构成、表现手法、遣词造句等方面表现出的个人言语运用的特点而辨异。这些特点“在一定的词语、句法、话语组织、修辞方式的选用等方面体现出来”，也就是说，个人言语风格特点是具体、实在的，在作品中表现相对稳定，其中习用表达方式尤其稳定，可藉以辅助校勘。例如：

　　（1）《议对》[二五]“不以环隐为奇”注：“环”原作“深”，今据《御览》改。“环”为彦和习用字。（第173页）

　　（2）《原道》[一九]“莫不原道心以敷章”注：“以敷章”各本作“裁文章”，黄本从《御览》改。徐云：“《御览》作‘原道心以敷章’，对下句，是。”案《镕裁》篇云：“两句敷为一章”。则“敷章”亦本书恒语。（第4页）

　　（3）《宗经》[五五]“四则义贞而不回”注：“贞”原作“直”，唐写本作“贞”。案《明诗》篇“辞谲义贞”、《论说》篇“必使时利而义贞”，此本书以“义贞”连文之证，今据改。（第19页）

　　（4）《杂文》[四三]“学坚才饱”注：“才”原作“多”，据唐写本改。《体性》篇：“才有天资，学慎始习。”《事类》篇：“才自内发，学以外成，有学饱而才馁者，有才富而学贫者。”又云：“才为盟主，学为辅助。”《才略》篇：“然自渊卿以前，多役才而不课学。”皆以“才”“学”对文。（第101页）

　　例（1）“习用”是言语风格术语，此例以“彦和习用字”补充说明校改依据。检《文心雕龙》原文，“环”字入词共计14处，如：“六义环深”（《明诗》）；“兴则环譬以托讽”（《比兴》）；“环流无倦”（《时序》）；“环络藻绘之府”（《序志》）等。以著者“习用字”作为校勘的佐证，是合理有效的。例（2）“恒语”即惯用语、常用语。首先判定异文“裁文章”为误，对比下句“研神理而设教”的结构即可知。同时又佐以他证及本书“恒语”之惯例，结论可信。例（3）虽未明言“习用”二字，但实即通过原书他篇之例说明《文心雕龙》“义贞”连文的习惯表达方式，以此作为校勘之据。例（4）虽言“对文”，但并非仅从对偶角度出校，而是考察他篇多处用例，根据原著“皆以‘才’‘学’对文”的言语表达习惯做出判断。

　　应该指出的是，一方面，“习用”“恒语”等在校勘中一般常为“以本书前后互证”进而判断异同或谬误的本校之法所用；另一方面，作为个人言语风格特点的重要表现形式，“习用”“恒语”引入校勘作为修辞理校的重要组成时，并不局限于词句本身的消极意义上的复现、对照或归纳，而是通过校勘者自觉的类推分析，对本校法进行补充和佐证，这样更有利于发现和解决问题，得出可信的结论。

四、重视同义避复的表达效果

从修辞学角度看，“重复也是现在一般文章里常见的一种毛病”，用语重复会直接影响表达效果。把握好词语的同义选择，则有助于更加准确生动地表情达意。《文心雕龙》是骈体文，语言的文学特色鲜明，同义避复与其总体表达效果密切相关。这里我们主要讨论《文心雕龙校证》基于同义避复而辅助校勘的例子。

　　（1）《乐府》[九]“气变金石”注：唐写本“石”作“竹”，不可从，上已言“篁”，此不当复言“竹”；《书记》篇虽有“金竹”之文，但彼谓铜虎符及竹使符，与八音之“金竹”又有别也。（第45页）

　　（2）《神思》[六]“王充气竭于沈虑”注：“沈虑”原作“思虑”，今从《事文类聚》别五、《群书通要》己二、《山堂肆考》角三〇引改。作“思虑”则与上文“苦思”文复矣。（第189页）

　　例（1）以“竹”、“篁”两词的同义避复为校改理据，明确指出：上句（“志感丝篁”）已言“篁”，此处不应复言“竹”，故不可从唐写本作“气变金竹”，而应为“气变金石”无误。例（2）“王充气竭于沈虑”的上句是“桓谭疾感于苦思”，对比可知，“沈虑”若作“思虑”，则确与上文“苦思”之“思”重复。从表达效果上看，作“沈虑”，一则可避免行文重复，二则“沈虑”与“苦思”构成对偶形式，符合骈文语言的总体特征，效果更佳，也更为合理。

五、指出传钞所致的避讳校改

“说话时遇有犯忌触讳的事物，便不直说该事该物，却用旁的话来回避掩盖或者装饰美化的，叫做避讳辞格。”“避讳”是一种重要的修辞表达方法。

　　基于古籍“推崇本朝”的旧式，刊印传钞者由于所处时代背景的不同，对古籍用字的避讳式校改不可避免，因此造成的异文颇为多见，且常致校勘不详或误断。

　　《文心雕龙校证》深谙避讳表达与古书旧式的密切关系，准确指出《文心雕龙》刊印传钞的避讳字校改或回改多处，其中主要涉及：传钞者避李世民讳改“世”作“代”，“民”作“人”；宋人避宋仁宗赵祯讳改“贞”作“正”，“慎”作“谨”；清人避“孔丘”讳改“丘”为“邱”，清人避帝讳改“玄”作“元”，“胤”作“允”，“弘”作“宏”等。例如：

　　（1）《明诗》[五六]“此近世之所竞也”注：《御览》“世”作“代”，此传钞者避唐讳改。（第41页）

　　（2）《哀吊》[三一]“国灾民亡”注：《御览》“民”作“人”，传钞者避唐讳改。（第93页）以上两例皆指出传钞者避唐太宗李世民之名讳而改。又如：

　　（3）《宗经》[四]“申以《九丘》”注：“丘”，黄本作“邱”，此清人避孔丘讳改，今定作“丘”，后不悉出。（第13页）

　　（4）《论说》[一八]“始盛玄论”注：“玄”原作“元”，旧本俱作“玄”，此清人避玄烨讳改，今订正。（第130页）

　　（5）《诏策》[八]“故授官锡胤”注：“胤”纪本作“允”，此避清讳。（第137页）

　　（6）《比兴》[一]“《诗》文弘奥”注：张松孙本、纪本“弘”作“宏”，避清讳。（第228页）以上末二例分别指出清人避清世宗胤祯、高宗弘历之名讳而改。又如：

　　（7）《体性》[一二]“学慎始习”注：《玉海》二〇一“慎”作“谨”，避宋讳。（第193页）

　　（8）《明诗》[四四]“辞谲义贞”注：《御览》“贞”误“具”；《玉海》作“正”，此避宋讳改。（第40页）

　　以上二例分别指出宋人避宋孝宗赵昚、仁宗赵祯之嫌名讳而改。“慎”与“眘”，“贞”与“祯”音同，系同音避讳。

　　综上，我们看到，修辞辅助校勘是一种很有效的尝试，它立足于校勘对象的文本语言本身，既关注内容，又关注形式，不仅有助于“更好”，也一样有助于“更准”。

　　古代学者（尤其是清代学者）重视校勘，无论博涉或是专精，都各有渊源，多种校勘方法成功运用于各自的校勘实践，对后世影响深远。清人王念孙、王引之等喜以修辞作为理校之参考，俞樾《古书疑义举例》归纳古书义例，亦有修辞理校。王利器正是在继承前人的基础上，备具众本，更加重视并进一步契合于《文心雕龙》的文本实际及文体特色，把修辞理校方法有效引入《文心雕龙》的校勘实践。可以说，《文心雕龙校证》的修辞理校实践，既是校勘方法的灵活运用和发展，又对修辞学研究具有方法论意义。

　　同时，作为骈体文，《文心雕龙》讲究对偶，注重声律谐和，这一修辞特点无疑给校勘者提供了很好的参照。在《文心雕龙校证》涉及修辞理校的实践中，“对文”理据无论从数量还是效果上都体现得最为明显，而且无论在哪一类用例中，它都直接或间接地发挥作用，这与王利器深谙《文心雕龙》本身的文体特点及语言特色是密不可分的。

　　当然，利用修辞理校原则，显然不可能解决所有校勘问题。在我们收集的此类例子中，有的尚待进一步分析考证，有的并未明确修辞理据但实可藉此辅助校勘，有的则或可存疑，值得继续整理和探讨。

　　A Study on the Rhetoric-Collation in Wen Xin Diao Long Jiao Zheng（文心雕龙校证）

　　Luo JiyongHe Yuehong
（School of Literature,Wuhan University,Wuhan 430072,Hubei,China）

　　Wen Xin Diao Long Jiao Zheng,written by Wang Liqi,is an important work in the research of The Literary Mind and the Carving of Dragons.It is based on the textual language and parallel prose style of The Literary Mind and the Carving of Dragons,and uses different comprehensive methods to collate the word,phrase and sentence from their content to their form.The rhetoric principles are applied directly or indirectly to assist in the collation,and all this makes the book infused with important practical meanings and great values in classic philology.The practice of rhetoric-collation in The Literary Mind and the Carving of Dragons,mainly focuses on the art of parallelism，concrete text，language style of the author，expressive effect of discourse,avoiding word revision and so on.

　　Wen Xin Diao Long Jiao Zheng;Rhetoric;Antithetical Parallelism;Collation

　　责任编辑：骆瑞鹤

　　罗积勇（1961—），男，湖南衡南人，武汉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汉语词汇学、汉语修辞史研究；何越鸿（1975—），女，湖北利川人，武汉大学文学院，主要从事古汉语词汇、修辞研究。

　　本文是武汉大学研究生自主科研项目“《文心雕龙》的文体理论与实践”的阶段成果之一（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项目编号20121110102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