樊俊利

　　这是目前只有我一人知道的秘密，已在心中封存两年多了。

　　在卫生间咖啡色的马赛克墙壁上，有一个芝麻粒似的黑褐色的小点，就像一个人渐走渐远的背影……

　　一

　　一副挺直的身板，一颗高昂的头颅，迎着风雨，倔强不屈，像一座雕塑……

　　这是父亲给我留下的印象。

　　父亲出生在1941 年的秋天。那是一个动荡不安的年代。日本鬼子占领鲁北平原后，在陈庄建立了据点，离我们村子5 里路，在村前就能看到高高的岗楼，站岗的鬼子不停地晃动。鬼子扫荡的时候，挨家挨户搜，烧杀抢掠，乡亲们躲的躲、逃的逃，村子里只剩下老弱病残，月子中的奶奶无处可逃，每天抱着爹躲进草垛之中。

　　新中国成立后，村里建起了小学，腾出全村最好的房子。父亲有幸成为第一批新学校的小学生。后来，父亲先后考上初中、高中，并且成绩一直名列前茅。

　　贫穷像一块巨石，始终压在父亲的头顶，学习很好的他高考却落榜了。那时候的高中毕业生也算高学历。半年后，在好心人的推荐下，父亲到一家粮所上班，当了一名仓库保管员。

　　人生路上多风雨，多舛命运最无常。

　　1963 年的夏天，因家庭原因大姑跳水自杀了！一块“飞石”从天而降，砸在我们村子、砸在我家，平静的日子激起惊天波涛，一个家庭浸满悲伤。

　　父亲和母亲是一条根上的两棵苦菜花，缺吃少穿，东借西凑，他们背着生活的大山，压弯了背、压瘪了心。围绕填饱肚子、打发日子生出矛盾、结下疙瘩，郁闷、压力像火山随时爆发，吵架打闹成了家常便饭。

　　父亲在外工作，每月才几块钱的工资。有了弟弟和妹妹之后，为了照顾家，父亲从粮所辞了工作回到家，当了本村的民办教师。

　　村上小学一共有两名民办教师，父亲是其中一位，负责三到五年级的教学。每天早上，天刚擦亮，父亲第一个爬起来，草草地填一下肚子火烧屁股似的赶到学校，扫院子、打扫卫生、组织学生做早操。每天第一个来，最后一个走。有一次，父亲感冒了，咳嗽不止，额头滚烫滚烫，母亲在他额头上放一块湿毛巾，给父亲身上盖了三层被子，让他捂一身汗。上学的时刻到了，父亲却一屁股坐了起来，穿上衣服就走，母亲死拉着他：“恁不要命了？”父亲急了，一巴掌拍下去，母亲的手松开了，他一路小跑赶往学校。

　　学校像一块年糕，把父亲的心粘住了。

　　那年我上小学三年级。下课后，跑回家喝水。我撩起里屋的门帘，吓了一跳，父亲也一打哆嗦，看是我，放松下来。他正在往一个玻璃瓶子中倒煤油。父亲悄悄地嘱咐我：学校办公室的煤油灯缺油了，他偷着倒点，晚上批作业呢，叫我千万别和母亲说。

　　在我七岁那年，家里又遭变故，部队复员后当公办教师的叔叔因病突然去世。

　　同胞兄弟、姊妹就是手足，父亲丧失了“一只手”“一只脚”，他一人扛着赡养老人、抚养三个儿女和三个侄子的大山。面对雪上加霜的灾难，父亲高昂着头，行走在崎岖坎坷的人生路上，一瘸一拐，孤孤单单，一个脚印一摊鲜血……

　　二

　　一脸和善的笑容，直来直去的性格，对待学生像对待自己的孩子一样。

　　这是讲台上的父亲形象。

　　父亲工作认真，教学成绩突出，被选拔到离家五六里路远的南码中学教初中。他像打足了气的皮球，劲头更高了。每天跑着上下班，中午带一个凉地瓜干饼子、一块咸菜打发肚子，把主要心思和时间都放在教学上，家中的生活担子母亲挑起了一大半。为了帮母亲减轻一下负担，他只能在紧巴的时间中挤出缝隙，把自己分成两半，一半属于白天的讲台，一半走进夜晚田野的庄稼。

　　1978 年，一场和煦的春风，吹绿了祖国大地，按照政策父亲转为正式公办教师，分配到离家20 公里的汀罗镇王家中学教数学。父亲终于有了“名分”，甩掉了“泥腿子”的标签。那时的数学课分为代数和几何，父亲一天上四节课，工作量是一般老师的两倍。他像一台连轴转的机器一刻也停不下来，白天上课，晚上批改100 多份作业。浑浊的煤油灯下，狭小的玻璃窗辉映着父亲伏案劳作的身影。常常我一觉醒来，父亲还伴着疲惫的灯光，眼睛几乎贴在书上。父亲一只眼睛高度近视，由于心疼钱，一辈子也没配上一副眼镜。那天，他在集市上转了大半天，下了几次决心，最终花了3元钱买了一副平镜。近视镜太贵，买不起。

　　有的学生辍学，父亲都是拿着自己微薄的工资买上礼物，骑着“大金鹿”，找到学生家长苦口婆心劝导，直到把学生领回学校。

　　父亲教的学生数学成绩全公社第一，他带的班级升学率全校第一。父亲出名了，是全公社的教学能手，学生家长提起他都赞不绝口。

　　三

　　民办教师出身的父亲，像一棵地地道道的玉米，心中却装着石油的梦。

　　那是我上小学的时候。

　　一阵春风吹过，吹绿了树木，吹绿了田野，吹绿了人们的心。一缕风，为晨曦中的一棵柳树梳理着长发，用一个个发卡把春天别住。一只小鸟，叩打着门窗;一棵小草，睁着蒙眬的眼睛；一朵花蕾，咯咯地开怀大笑，慢慢解开衣裳，裸露出一个秘密。春天终于来了，一头老牛走向田野。

　　村子后面冷不丁钻出一棵铁树，顶着天踏着地，头部缠绕着一朵白云。突然，嚒----铁树一声长鸣，惊天动地，一群麻雀飞起，又远远地落下。鸡飞上了草垛、大树，警惕地睁大眼睛四处搜寻；麦浪翻滚，碧波荡漾，拍手喊叫。晚上，铁树挂着明亮的灯盏，既像梨树满身白花，又似倒挂一树星辰。来来往往的大汽车打破了村子的宁静，三五两村的乡亲当作一大新鲜事，从四面八方赶来，每天都把井场围得水泄不通，尤其对于我们这些没见过世面的孩子来说，具有更大的吸引力。下课的十几分钟也要跑到几里之外的井场饱一下眼福，甚至放学后连吃饭都忘记了。那时候，觉得身穿油乎乎工服的“油鬼子”比电影中的战斗英雄还伟大！就连他们身上浓浓的石油味也觉得特别香甜。有一次，我和几位同学利用下课的时候来到井场，突然我见到了父亲。他围着井场转圈圈，一脸的好奇。

　　那天上课迟到，父亲没有批评我们。

　　黑黑的石油，闪烁着工业文明的光芒，像一只只怀揣梦想的眼睛。大地酿造的这些琼浆玉液，滋养着一个民族繁荣昌盛、一个国家日益强大。

　　父亲说，他喜欢石油的味道，喜欢石油的香。一滴滴石油，渗入父亲的肌肤、骨髓、灵魂和梦想。

　　快过年了，由于家穷买不起灯笼，父亲自己动手给我和弟弟扎车灯。父亲像做数学题一般，先量好尺寸，用玉米顶秆扎好架子，再用纸糊好，然后画上图案、写上字，屁股上写下：“九二三厂。”弟弟的是一辆大卡车，我的则是一辆小轿车。那时候，父亲经常到几十公里之外的河口捡落地油形成的油坷垃，当柴火烧。娘说：“你推油坷垃长见识了！”

　　父亲是我的老师，小学、初中是我的班主任。上高中时我离开了父亲。在党的尊师重教政策下，我们全家跟父亲沾了光，转为城市户口。

　　那时候，高考实行预选制度，这第一道关口刷下大约60%的人来，成绩合格的考生能参加正式高考。两道关都通过才可以跨进大学的门槛。

　　我在第一回合就败下阵来，不得不走爹给预留的后路。

　　当时，地方政府正在招干，而且是公检法司和银行等热门职业，我想报考，父亲却坚决不同意，同时打消了我复读的念头。父亲给我与弟弟报名参加了技工学校的考试。当时油田每年在当地待业子女中招收一定比例的技校生。

　　七月流火，父亲带着我和中专落榜的弟弟一起来到利津县城，参加了全国技校统一考试。

　　那天，我顶着一轮斜阳正在田野的路边铲草。远远的，听到有人喊。原来是父亲！从乡镇上刚回来。他跳下了自行车，一路小跑推车到了我面前，脸上飘着一朵朵红云，嘴咧得好像熟透炸开的石榴。

　　“考上了，考上了！”父亲激动万分。

　　我接过父亲递过来的录取通知书。我考取的是油田运输技校，弟弟考的是采油技校。这张纸片，是从农村通向城市的台阶，是走出泥土的一扇门，是走向石油的一张通行证。那些绿油油的庄稼、青青的野草迅疾躲开，远远地用陌生的眼神望着我，生疏了许多。我既喜又忧。喜的是终于跳出了农门，工作有了着落，忧的是今生将要永远被大学拒之门外。

　　晚上，我悄悄地躲到屋后流下泪水，懊悔，不甘。父亲找到了我，兴奋有加：“这就不错了，全县290 多名考生，才考上5 人，3 男2 女！在油田上班多体面啊！”

　　父亲沉下心来，与我讲起了他的石油梦。

　　石油是国家的命脉，是共和国的血液。汽车跑、飞机上天、化工业、军事的发展……都离不开石油。1962 年9 月23 日，在东营打的一口井，日产原油550 多吨，是当时全国日产量最高的一口油井。因此，东营油田始称“九二三厂”，以后更名为“胜利油田”，是中国第二大油田。

　　父亲说，当一个石油工人荣耀，你要像大庆的王进喜那样，当一个响当当的“铁人！”

　　我有点吃惊，父亲知道的真多！父亲的石油梦好高好大！怪不得他经常读报纸、看新闻。

　　那晚，全家人欢天喜地，兴高采烈。消息很快在村子里传开了，街坊邻居纷纷来到我家，屋里屋外挤满了人，走了一拨又来一拨。朴实的乡村一人荣耀，全村荣耀，一家有喜，全村皆喜。整个村子沸腾了，鸡狗也赶来凑起了热闹，公鸡打鸣，狗儿欢叫。月儿笑盈盈，星星调皮地眨着眼睛……

　　父亲终于圆了自己的石油梦。

　　四

　　我不再后悔，不再失落，王进喜的影子在我心中扎下根、发了芽。

　　那年我22 岁。

　　参加工作以后，我成为一名光荣的石油工人，分配到一家专业的石油运输公司。第二年，弟弟毕业后分配到滨海油区前线。接着，父亲又把妹妹送进了石油技校。父亲脸上始终挂着一朵花儿，经常教育我们好好工作，听领导的话。

　　有一次，父亲找到我，吞吞吐吐，有点不好意思：“你有替下来的工服吗？给我一件吧。”

　　哈，这还不简单。再次回家的时候，我把穿得褪了色、油迹斑斑的一件灰色棉工服和一件单工服带了回去，父亲如获至宝，一直穿了好几年，直到破烂不堪。

　　以后，我给父母在东营买的房子装修好了，我把他们接了过来。

　　过了几天，趁我过周末，父亲提出让我带他去华八井看一看。说实话，作为一名石油人，我还没专门去游览过， 虽然近在咫尺。

　　那天，阳光明媚。我驱车拉着父母过了胜华路与西二路交叉路口向北约300米，来到坐落在路旁的华八井纪念塔。塔基上有几行黑底白字，右上角：“华北油区第一口发现井”，中间是大大的“华八井”三个大字，左下角是几个草字：“康世恩一九九一年四月十六日”。字迹苍劲有力，厚重洒脱。作为中国最受敬重的“石油赤子”康世恩，曾任华北石油勘探会战总指挥。60 年代初，这位从将军到“石油巨头”的老革命，参与领导和直接指挥了大庆、胜利、大港、辽河等地的石油会战，为我国石油自给做出了重要贡献。

　　纪念塔像一枚钢针，深深地扎在胜利油田这片热土；纪念塔又像一棵树，根深深地扎在地球的心脏，吮吸着地球之血，跳动着地球的脉搏，长出伟岸的石油魂，气贯云霄，直冲九天……

　　1961 年4 月16 日，在东营村附近打的华8井，第一次见到滚滚油流，日产原油8.1吨。华八井是胜利油田的根，是胜利人的魂，是一座石油城的坐标。大理石铺就的广场宽阔、宁静，也许华八井知道，昔日那些陪着他、暖着他的“老石油”不会忘记，会来经常看看他，陪他聊聊，共同回首激情燃烧的岁月，重温伟大而温暖的梦。也许他知道，新一代石油人会来这儿取“火种”，将火炬一代代传下去。他敞开了怀抱，一脸温情，接纳着四面八方来客。

　　父亲围着纪念塔转了好几圈，站在康世恩的题字前好一会儿。接着，他又仔细地阅读了墙上的一段段文字和照片。华八井已经停止了工作，披红的“驴头”昂首向北，沉默不语，沉浸在对往日峥嵘岁月的回忆之中。面对鲜红的荣誉和鲜花，他就像那位石油将军，一脸谦和，像一本书让人翻开，一页一页的阅读……

　　参观了整整两个小时，父亲带着满意的笑容回到车上。

　　五

　　2011 年，因年龄原因父亲退休了，离开了讲台。我清楚地记得当时精神矍铄的父亲，像霜打的茄子一下子颓萎了许多，一夜之间月光忽然爬满了头。一天下午，在无人的角落，我偷偷地看到父亲又好像是站在讲台，在夕阳的余晖里，他大声地念叨：a+b=c……

　　父亲是一座山，然而，再高的山，也撑不起岁月的天空。如今，他的个头萎缩了，小脑萎缩了，前面的路萎缩了，然而，当他一见到自己的石油子女时，眼睛会突然发出一道道亮光……

　　父亲的脑海中是一片皑皑白雪，他一直喊着：八十八户。这是故乡的名字，如同父亲的影子，在我记忆中渐渐变老。他说，村庄里才有他的家，家中还有等待的爹娘。每天，他要念叨九十九遍村庄。每喊一次，我都能听到家乡的应答。

　　他曾走失两次，所幸都找了回来。

　　陪父亲又住了20 多天的医院，我身心十分疲惫。好不容易盼到出院的那天。回到家里，我要给爹洗洗澡。这么长时间，该好好搓搓身上。我和妹妹好不容易搀扶着爹进了卫生间，和往常一样，让爹扶着洗手台，我拿着花洒。然而，爹站了一会儿，一点点要蹲下去，我赶紧上前抱住他。爹的身子很沉很沉，眼看我要抱不住了，妹妹赶紧过来拉着胳膊。爹好像故意和我作对，向反方向用力。这时，一股恶臭迅速在卫生间弥漫开来，爹又拉下了。他用手一抓，洗手台、墙壁上满是黑黄的粪便。我赶紧用水冲、用毛巾擦，当擦墙壁的时候，我突然一怔：或许父亲的时日不多了。

　　于是，我故意在墙壁上留下了一滴小小的粪便，作为标记。不说，没有人会看出来。

　　果不其然，两天之后，父亲与天堂相约，乘坐着那只仙鹤从八月的胸膛，从我紧攥的手心，从亲人的泪眼里，飞出，一路向西。泪眼里，他的背影渐行渐远。

　　泪水认识家乡的路，我送父亲回到永久的家。秋虫低低哀鸣，小鸟朗诵着我的祭文。一朵朵洁白的棉花，突然盛开，系在田野的胸膛。家乡的土地啊，不仅生长庄稼，又长出一座坟茔。

　　每到清明，我便顺着坑坑洼洼、弯弯曲曲、狭窄幽长的土路走进村子西南的那片田野。父亲的土坟在一片绿油油的麦苗中格外显眼。一行行憋着劲拔高的麦苗，像排着队的孩子，张着臂膀拥抱着那位老师的新家。

　　纸钱的火光，在土堆上跳跃，一座土坟满面红光；纸火呼啦啦，烧痛了悲伤的节日。添上一锨锨新土，土坟披上了新衣。我在土坟的头顶，压上一摞摞纸钱，也压上沉重的悲伤。心中凄厉的哭喊，像一把剪刀，剪碎了低矮的乌云，还有田野，以及蹑手蹑脚的风……

　　时间过得真快！转眼之间，父亲已走两年零三个多月了。如今，阴阳相隔，父亲睡在地下，我站在上面；父亲化作一颗星星，向下俯瞰，我站在地上向天空仰视……墙上留下的印记，打通了两个世界，拉近了我与父亲的距离。每次走进卫生间，我都是看一看、望一望，心中默默诉说着对父亲的思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