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 振

　　到今年为止，任先生已经走了八年了。八年，时间也不算短了，有一些记忆，也慢慢沉淀到心底去了。我想写一写任先生的意愿越来越强烈，不为别的，只为他是我所尊敬的一位亲戚、长辈，是我求学和创作之路上的一位见证者、鼓励者、指导者。

　　在我青少年时期，对“任孚先”这个名字，有两次印象深刻。一次是我上初中时，喜欢上了读小说，母亲跟我说，她的四姨夫任孚先就是个作家（母亲分不清作家和评论家的区别）。母亲年轻时，有一年为帮助四姨照顾姥姥，曾在四姨家住了两个月，她说四姨家里有很多书，言外之意，也希望我以后能像她四姨夫一样，成为一个读书人，走出祖祖辈辈面朝黄土背朝天的人生模式。另一次是我上高中时，学校发了个通知，组织学生参加全省大中小学生的征文大赛，征文的主题我已经忘记了，但通知上写着征文大赛组委会名单，主任就是任孚先。

　　等我见到这位传说中的姨姥爷，已经是我读大学的时候了。

　　那是2006 年，我在青岛大学中文系读大二，那年春节后的正月初五，小姨要去济南看望任孚先夫妇，我和小姨同往。到了任先生家，夫妇俩见到我非常高兴，说我长得像我母亲。先生家里文化气息浓郁，墙上悬挂着著名学者吴组缃、郭预衡赠送他的书法条幅，还有一幅书法名家魏启后的字，客厅里好几盆鲜花开得正盛。当听说我在大学学的是文学专业，先生非常赞许，跟我聊起了对中国现当代文学的看法，并拿出刚出版不久的《任孚先序跋集》签名赠我，还让我从书架上选书看，喜欢的就带回去阅读，我选了一本作家张炜1986 年出版的中篇小说集《秋天的愤怒》，还有学者刘梦溪的《<红楼梦>新论》，这都是作者签赠给先生的书。当时我在大学正主编一份文学小报，想请先生为小报题词，先生挥毫写道：“文学在任何时代都是崇高的、神圣的，她是一个民族的灵魂，在文学的领域内，永远需要志士仁人，我希望有志于文学事业的学子们，在这块领域内辛勤耕耘、播种，取得丰硕成果，为弘扬我们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做出贡献。”

　　2008年春天，我再次去济南看望任先生，先生问，你很快就要大学毕业了，未来想从事什么职业？我说，根据自己的兴趣和特长，还是希望能够和文字打交道，在宣传文化部门找份工作。先生说，那就考一考公务员，或者报社、出版社、电视台这些文化单位。先生知道大学生就业难，立即伏案，展开信纸，给朋友写了一封推荐信，嘱咐我如果就业不顺利，就带着这封信去找他的朋友，看看能否谋一个差事。后来我大学毕业考取了青岛日报社，虽然没有用到任先生手写的这封推荐信，但他对我的热情帮助和提携，依然令我感动。

　　2010 年秋天，我考取了山东大学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的研究生，从青岛辗转到济南求学，离先生更近了。周末我去看望先生，他非常高兴，握着我的手说，咱们不但是亲戚，还是校友了。任先生1956 年考入山东大学中文系，当时名家云集，有冯沅君、陆侃如、高亨、萧涤非四大教授，都是学界德高望重的前辈。任先生跟我讲，他那一届学生共108 人，被称作“一百单八将”，很多同学大学毕业后都做出了骄人的成绩。先生在大学期间，就在著名刊物《文史哲》发表了《读杨沫的<青春之歌>》《漫谈<红旗谱>的民族风格》等论文，展现出过人的才华。大三的时候，他参与撰写的三卷本《中国当代文学史（1949—1959）》出版，成为献礼新中国成立十周年的礼物。

　　在山大读研的三年，我有空就去看望任先生，交流比较多。有时候我会给他带些莱芜老家的柴鸡蛋，有时候会带些从菜园刚摘下来的新鲜瓜果，有时候带些小米煎饼和顺香斋南肠，都是家乡的味道，先生和老伴很喜欢。他的内心深处，也有老年人普遍存在的寂寞与怅然，也喜欢与年轻人交朋友，聊聊文学动态和社会发展。在交流的过程中我发现，他的思维非常敏捷，观点具有包容性和现代性，一点也不保守，他对张悦然、韩寒等80 后作家也非常关注，读过他们的部分作品。

　　先生鼓励我多读书，多写文章，他曾带我到南郊一处房子参观他的藏书，还看到了国画大家于希宁赠送他的梅花图，书法大家蒋维崧写给他的字。新世界出版社再版了他的《全注全译山海经》，他拿到书后就签名赠我，并在扉页题写：“未出土时便有节，及凌云处尚虚心。”我在读研期间写了一本关于大学生活的书，先生看后非常高兴，觉得我很努力，后来这本书在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出版社出版。新书出版后，我给先生送去一本，他抚摸着散发着墨香的新书，问我还有没有其他文章发表，我说还发表过几十篇散文随笔，先生说，如果够了条件，我做你的推荐人，推荐你加入省作协。他总是这样对我鼎力相助，既让我感受到了长辈亲人对晚辈的呵护，又感受到了文坛耆宿提携新人的热诚。

　　有时候，他也跟我聊起自己的过往，年轻时因为家庭成分不好，许多方面受到了影响，工作后处处谨慎、倍加努力，取得了一些成绩，除了自己的文学研究以外，还参与过一些重要活动的组织和重要文稿的起草。但他也直言不讳地说，改革开放以后自己参与的行政事务太多，真正投入在文学研究和评论方面的精力不足三成，要不然，还会写出几本有分量的著作。根据我的感受，任先生并非那种书斋式的学者，他喜欢参与社会事务，喜欢交朋友，“立功”与“立言”都看重，这是他的性格使然，其中的得与失，都是自己的选择。

　　2011 年夏天，任先生的老伴、我的姨姥姥因肺病去世，我的母亲和舅舅来济南奔丧，我也到任先生家去看望他。他半躺在床上，背部倚靠着床头，神情肃穆，没有多少话，能感受到那种失去相依相伴半个世纪的爱人的悲伤。我默默地坐在任先生的身边，觉得用什么语言都无法安慰他，只希望他的身体不要被击垮。这期间，陆续有人来探视问候，还带来了许多营养品，言语之间能够听出，很多都是他以前帮助过的人，人家都记得他的好，都心怀感恩，在特殊时刻送来一份温暖。

　　2013 年春夏之交，我研究生毕业，考上了公务员，任先生得到消息，特别高兴。在我离开济南到北京工作之前，先生专门在小区南门外的一家饭店请我吃饭。他晚年身体不好，很少出门，我扶着他走在路上，他那瘦弱的身体，感觉一阵风就要被刮倒。到了饭店，我们两个人，点了一大桌子菜，先生还破天荒地陪我喝了一点酒，其实医生是不允许他喝酒的。先生跟我一起畅想未来，说在北京的大舞台更能实现人生价值，我从他的眼神里，看到了对我的希冀，那是一种看到年轻人投身于文学道路的欣慰，其实更多的是，先生似乎在我身上看到了他年轻时候的影子，那种朝气蓬勃朝自己的理想奔跑的样子。

　　当年冬天，我得到一个不好的消息，先生查出身患胃癌，因为本来就身体虚弱，无法做手术，只能保守治疗。他女儿、女婿陪他到北京大学肿瘤医院就诊，我第一时间到医院去探视，医生看了片子，分析了病情，提出了治疗方案。当天晚上，我们在城南一家火锅店一起吃饭，我劝慰先生不用过度担心，年龄大了，肿瘤长得也慢，只要配合医生治疗，调节好心情，总能看到希望。当时我出版了一本散文集，书中有一篇文章就是写他的，我把书送给他看，先生脸上露出了难得的笑容。

　　先生返回济南后，过了一段时间，他的女婿给我来电，说打听到北大肿瘤医院有位专家治疗胃癌经验丰富，想让我帮忙挂上他的号，任先生再来看一看。于是我就一直关注着医院网站上放号，可那是一位大专家，全国的患者都盯着，一放号就抢光了，电话预约也没有号。我等了一周的时间，天天刷网站打电话，也没有挂上那位专家的号。无奈我只能将此情况告知任先生的女婿，他表示理解，说再联系一下任先生在北京的老同学，看看能不能帮上忙，后来有没有挂上这位专家的号，先生有没有再来就诊，我就不得而知了，对此我觉得特别愧疚。

　　我心里一直惦记着先生的身体状况，2014 年秋，在我结婚之前，我带女朋友回老家路过济南，专程一起去看望了任先生。那天他的精神状态很好，专门把女儿、女婿叫回家，让他们在家里给我和女友做饭吃，我因为还要回母校办事，就没有在先生家里吃饭，他觉得非常遗憾，嘱咐我再回来的时候一定要在家里吃顿饭。没想到，这竟是我和先生见的最后一面。2015 年10 月14 日早晨7 点多，我收到任先生女儿打来的电话，她在电话里哭着说，她父亲于今天凌晨去世了。可敬可爱的任先生，终究还是去了，我再也无法和他探讨文学与人生了。

　　对一位文人最好的怀念，就是阅读他的著作。在一个周末的清晨，我翻出了任先生的全部著述，约有一二十本，放在案头，一本一本抚摸着，翻阅着，很多扉页上都有他的签名和赠言，睹物思人，悲戚怆然。我在想，一个人只能活一次，短的几十年，长的近百年，这仅有一次的生命，应该如何度过，才算是有意义的呢？我的答案是，充分挖掘和释放自己的生命潜能，为这个社会做出些实实在在的贡献，活出自己的人生履痕来，也就对得起来世界上走的这一遭了。从这一点来说，任先生做到了，他有他的独特价值在。

　　一是在古典文学研究方面，他和友人整理出版了《全注全译山海经》，向大众普及古代文化经典，并且在《聊斋志异》研究方面成果丰硕，出版了《聊斋志异评析》《聊斋志异艺术论》，提出了许多新颖的见解。二是在现代文学研究方面，他和友人出版了《山东解放区文学概观》《现代诗歌百首赏析》，其中《概观》是国内出版较早的解放区文学研究专著，曾获得中国解放区文学研究一等奖，许多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史著作中（比如黄修己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史》），都提到了《概观》这本书。三是在当代文学研究和评论方面，他用功最勤、成果最丰，陆续出版了《文学创作漫谈》《片羽集》《山东新时期小说论稿》《任孚先文艺论集》《任孚先序跋集》等，尤其是对山东当代作家的研究与扶持，可以说是兢兢业业、呕心沥血，刘知侠、冯德英、郭澄清、董均伦、邱勋、李存葆、张炜、矫健、王润滋、李贯通、许评、毕四海等山东作家，先生都给他们写过专门的评论文章，八十年代文学“鲁军”的崛起，与任先生这一代评论家的评点推介有很大的关系。四是在民间文学方面，他和友人编选出版了神话故事集《狐狸媳妇》，还出版了《古今文化名人传奇》等著作。五是在文学史料建设方面，他和友人主编出版了《齐鲁文化大辞典》《中外文学评论家辞典》等重要辞书，还担任了《山东新文学大系》当代卷的主编。六是在文学期刊建设方面，他年轻时担任了多年《山东文学》编辑，1985 年参与创办了文学评论杂志《文学评论家》，该刊在八九十年代发表了许多有影响力的文章，参与了全国文艺理论争鸣，后来刊物改版，他又担任了多年的《文学世界》《新世纪文学选刊》杂志社社长。

　　先生已经走了八年了，在这深沉的夜，我看着京城的万家灯火，想起和先生交往的点点滴滴，觉得倍加珍惜，无限回味。一个人走了，许多人就把他忘记了，这是再正常不过的事。但我也相信，一个人走了，肯定还会有许多人记得他，想念他。任先生的亲人、朋友、学生，他所帮助过的人，肯定还会在某个时刻想起他来，想起这位热诚的、坚强的、睿智的、脸上总挂着笑容的老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