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宝中

　　1

　　下午四点多，长途大巴终于稳稳当当地停在了狄宁汽车站。罗永祥终于松了一口气，叫醒还斜靠在座椅靠背上张着大嘴睡觉的刘伟，从行李架上取下双肩包，提上放倒在脚边的三脚架，向车门走去。他边往前走，边努力伸着脖子盯着车门旁边那个长方形的深灰色尼龙包。他下车后站在车门口等刘伟，同时盯着一个个下车的人，看他们的腰带和手里提的包。看着刘伟提着那个深灰色尼龙包下了车，他又松了一口气。

　　罗永祥预订的航班今天上午十点半起飞，但他凌晨四点就醒了。其实四点之前他也没睡死，眼睛闭着，脑子却很清醒，心脏唿腾唿腾地跳得很快。他七点起床都不晚，但三部手机定的闹钟都是六点整。他在北方卫视当编导的这十几年，跑遍了包括台湾在内的全国所有省、自治区、直辖市，出过三次国，坐飞机不下百次，但不知为什么，最近这两三年每次坐飞机都像第一次那样紧张。

　　机场大巴是整点发车。从发车点到机场，大约需要一个小时。昨天下午，罗永祥和刘伟在办公室里商量坐几点的大巴。罗永祥想坐八点的，刘伟想坐九点的。罗永祥问：“坐九点的是不是就有点晚了？”刘伟说：“一点都不晚，永祥老师。咱们十点到机场，取登机牌、安检、登机，十几分钟就OK 了；如果坐八点的，得在候机大厅傻等一个多小时。”罗永祥说：“好，那就坐九点的吧。”其实，编导带摄像出差，除了镜头怎么拍，所有事情都是编导说了算，没必要商量。

　　今天早晨，罗永祥还是八点之前就赶到了位于市中心的银燕大厦楼下的发车点。虽然知道刘伟不会在大巴上，他还是上去看了看。司机说：“马上就走，抓紧去买张票。”大巴开走后，罗永祥到旁边的售票亭买了两张票，点了一支烟，站在街边看了看过江之鲫般的车流。抽完烟，他到银燕大厦大堂的沙发里坐下来。硕大的黑色双肩包放在茶几上，鼓鼓囊囊的棕色牛皮挎包斜挎在肩上，包体耷拉在肚子上，不时摸一下两道拉得严严实实的黄铜拉链。

　　一个西装革履的中年男人从旋转门进来，一溜小跑去了电梯旁的卫生间。望着那个男人，罗永祥脑袋里“铮”了一声，忽然想起一件事：刚才从家里出门前，他匆匆忙忙去卫生间洗了一次手，面盆的水龙头关了没有？他使劲回忆，一会儿觉得关了，一会儿又觉得忘关了。如果忘关了，水一直哗哗地淌，一天下来水表得走多少字啊？他不敢细想，脑子里出现一个水表表盘，齿轮唿唿地转，字轮噌噌地跳。他头上和后背的汗哗哗地流，头上的汗顺着脖子流到了肚皮上，后背的汗流到了裤腰上。他从牛皮挎包里掏出手机，打给老婆。老婆没接电话。他把手机拿在手里，等老婆回电话。老婆没回电话。这时老婆应该刚到办公室，正忙着。

　　八点四十左右，罗永祥透过落地玻璃窗，看见发往机场的下一班大巴开过来了，停在大厦楼下，三三两两的旅客开始上车。他急忙走出大堂，在大巴车旁走来走去，焦急地看着街上的车流和附近路口的行人。他连着抽了两支烟，还不见刘伟人影，就掏出手机打给他。刘伟说了句“永祥老师，我马上到”，就挂断了。八点五十六分，刘伟终于出现在了那个路口，提着两个分别装摄像机和三脚架的深灰色尼龙包，背着双肩包，慢慢悠悠地走过来。罗永祥看着刘伟那张还有些稚气的英俊的脸，忽然很想上去扇两巴掌。

　　“永祥老师早到了？”刘伟走近了，咧嘴笑着问。

　　“我也刚到，有五六分钟。”罗永祥和蔼地说。

　　罗永祥把双肩包放进大巴的行李舱里，但那个棕色的牛皮挎包还挎在肩上。刘伟把双肩包和装摄像机、三脚架的两个包往行李舱里放。罗永祥接过那个装摄像机的包，问司机能不能带进车厢。司机笑着问：“里面是现金吗？”罗永祥不好意思地说：“不是现金，但也很贵重。”司机问：“什么东西呀？”罗永祥说：“是从日本进口的有色金属探测仪。”司机说：“那也不能带进车厢。”刘伟咧嘴笑着，小声咕哝着“有色金属探测仪”，从罗永祥手里抓过那个包，轻轻扔进行李舱里。两人上车后刚坐下十几秒钟，大巴就驶出了发车点。

　　今天从市区到机场的路上车辆较少，九点五十就到了。罗永祥觉得白捡了十分钟，他松了一口气，咧嘴笑了。今天坐飞机的人好像也格外少，罗永祥前面等待安检的只有四个人。22 号登机口和连廊空空荡荡，搭乘这次航班的旅客都已经登机了，只有一名女服务员站在登机门门口。罗永祥急忙向登机门走去。刘伟却叫住他说：“永祥老师等我一会儿，我去办个大的。”说着，他把行李放在排椅上，向卫生间跑去。刘伟这个“大的”一直办了五六分钟。罗永祥有个“小的”，觉得还能憋，就没去“办”。机场广播里，一个温柔的女声连续三遍叫他们的名字，请他们马上登机。他们登机后刚坐好不到两分钟，飞机就关闭了舱门。

　　他们在龙城机场落地后，急忙打车赶到龙城长途汽车北站。从龙城到狄宁的公路里程是二百七十多公里。他们坐在长途大巴车厢的中部偏后。上车前，罗永祥和司机磨了几句嘴皮子，摄像机和三脚架都被允许带进车厢。但装摄像机的包塞不进行李架，也不能放在过道里，刘伟就随手丢在了车门旁边；装三脚架的包被罗永祥放倒在自己脚边。

　　长途大巴刚出龙城市区，刘伟就睡着了，脑袋靠在座椅靠背上，张着大嘴打起了呼噜，还不时把脑袋靠在罗永祥肩膀上。大段大段坑坑洼洼、高低不平的省级公路都修建在悬崖峭壁边。很多时候，罗永祥都觉得大巴眼看着就要一头栽进万丈深渊里了。运煤的拖挂车与大巴相向驶过时，车身的距离仿佛不到一厘米。罗永祥大气都不敢喘，手里攥着一个矿泉水瓶子，瞪大眼睛，一会儿看一眼车门旁边那个装摄像机的包，一会儿看一眼车窗外深不见底的山谷，还不时摸一下耷拉在肚子上的牛皮挎包的拉链。三个多小时后，在狄宁长途汽车站下车的时候，那个矿泉水瓶子已被他攥成纺锤的形状。

　　2

　　在雁北宾馆门口下了出租车，罗永祥拧着脖子东张西望。昨天下午在网上预订房间之前，他给宾馆前台打过一个电话。他问接电话的小姑娘，宾馆里面和周边的监控探头多不多。小姑娘说挺多的，到处都是。果然，在附近的路灯杆和沿街商铺的门头上，罗永祥看到十几个警用监控探头和社会面监控探头。在前台办理入住手续的时候，看到大厅里有三个。乘电梯上到五楼，看到走廊里也有三个，分别冲着电梯口和走廊的两个方向。他长长地松了一口气。

　　在卫生间洗刷的时候，罗永祥发现面盆上的水龙头很漂亮，长长的不锈钢管倒“U”形弯下来，气泡出水嘴柔和出水不飞溅，还能360 度旋转，比他家卫生间那个最普通的老式水龙头好多了。忽然，他心里咯噔一声，“那个事”又像摁水里的葫芦一样冒出来了：今天早晨出门前到底关没关水龙头？这时他仍不能确认。不管在家里还是在外面，他洗手的时候水龙头都开得很小，已养成习惯了。望着面盆里的大半盆水，他大概算了一下：如果今天早晨没关水龙头，到现在水表顶多能跑二十个字。一方水三块五毛钱，二十个字就是七十块钱。这么一算，他松了一口气，同时后悔没有早点算。七十块钱，少买一条低档腰带就有了。他点了一支烟，在房间里转了两圈。

　　“永祥老师，是不是该给公安局打电话了？”刘伟斜躺在床上看微信，提醒他说。

　　罗永祥正琢磨着给刑警大队张大队长打电话。他从放在床头柜上的牛皮挎包里拿出手机，打了过去：“张大您好，我们到了，在雁北宾馆住下了。”刘伟眨巴着眼睛，用期待的眼神看着他。张大队长嗓门很高，急匆匆地说：“好的好的，晚上一起吃个饭吧？”罗永祥认为，张大队长晚上请一顿饭在礼节上也是应该的，但又隐约感觉他诚意不足，就说：“不用不用，我们自己找地方吃就行。”张大队长沉吟着说：“也好，我今天晚上得加个班，明天上午九点，我在办公室等你们。”

　　罗永祥把手机装进牛皮挎包里，把包斜挎在肩上，脸色有些难看，但还是咧嘴笑了笑，说：“咱们出去转转，然后找个地方吃饭。”

　　刘伟说：“我靠，饭都不管。”又咕哝了一句，“永祥老师就是人太好了。”

　　两人沿着街边漫无目的地走。刘伟甩着两只手，手机装在牛仔裤的后屁股口袋里，露出来三四厘米。罗永祥下意识地走在刘伟身后，盯着他的屁股。每看到一个人，如果那个人的腰带扎在外面，罗永祥就使劲盯着看几眼。他看到的所有腰带，他觉得都不结实。这时是下午五点多，红彤彤的太阳看上去距离地面大约七八米的样子。刚到下班晚高峰，大街上的人和车渐渐多起来。这个塞外小城的人们都很朴实，衣着都很朴素，皮肤都较粗糙，其中不少是“高原红”脸蛋。新建的高楼大厦五颜六色，和北京、上海、广州没什么两样，但那些老楼和民居的主色调是灰色，灰砖灰瓦灰墙，年代感十足。历史文化街区到处都是绿色的铅皮围栏，可看到一片辽金建筑风格的金碧辉煌的仿古建筑。

　　在华联商厦门口的路边，一辆电动三轮车的斗子上搭着几张卡其色的厚实的牛皮，还立着一个白茬木牌子，上面用红墨水写着几个歪歪扭扭的大字：“买牛皮，找李霞。高档头层超厚纯牛皮，现割现卖，宽度定制，手工油边。”卖牛皮的是个相貌普通的中年妇女。罗永祥走过去，仔细看那牛皮。牛皮有些粗糙，毛孔和纤维都清晰可见，但厚度足有7 毫米，看上去非常结实，背面也打磨得很光滑。用手摸摸，手感硬挺，同时很有弹性。车斗子里还放着一把看上去很精致、锋利的裁皮刀和一把游标卡尺、一块木板等切割和加工牛皮的工具。

　　罗永祥还是第一次见到这么厚实的牛皮。这样的腰带，一条就能系到死。他在拼多多、淘宝、京东上看过的那些牛皮腰带，厚度一般不超过4 毫米；最厚的是5.5 毫米，一根长120 厘米、宽3.8 厘米的带条最少五十五元。他问李霞，这牛皮多宽多长都能切割吗？李霞用有些拗口的普通话说，只要不超过一米八长、七十厘米宽，都可以随意切割，可以做腰带、箱包背带、狗绳，也可以做刹车垫片、鼠标垫、刀鞘。如果买腰带，赠送连接皮、皮带圈、纯铜铆钉，还免费打孔。说着，她打开车斗子里的一个木头盒子，说里面都是腰带扣头，日字扣、马蹄扣、平滑扣、滚轴扣都有，都是批发价。罗永祥扒拉着看了看那些扣头，没看到一个满意的。他问，一根长120 厘米、宽3.8 厘米的带条多少钱？李霞说，七十元。这和罗永祥的心理价位差不多。他又问，还能便宜点吗？李霞说，一分钱一分货，这是牛侧身皮，纤维密度大，天然疤少，耐磨抗拉，质量没得说，不能便宜了。罗永祥是真心喜欢，但想到自己的腰带已经那么多了，有点犹豫不决。

　　刘伟在一旁说：“走吧永祥老师，这腰带档次太低，京东和淘宝上好腰带多得是。”

　　这时天渐渐黑了，两人折回到雁北宾馆附近，在一条窄窄的小胡同里找了家看上去干净、敞亮的饭馆，在一个安静的角落坐下来。一面墙上贴满了各种美食的照片，看上去很诱人。一个小伙子手里捏着菜单和圆珠笔走过来。罗永祥让刘伟点菜，刘伟点了一盘手撕牛肉和一条开河鲤鱼。罗永祥点了酱梅肉、羊杂粉汤和一瓶二锅头、两碗刀削面。他等着刘伟说一句“永祥老师别点了，吃不了”，但刘伟正低头看手机，他又点了一盆酸烩菜和一盘猪灌肠。和大城市相比，这里的菜不算贵，但这些加起来也二百三十多元了。按照台里的财务制度，出差期间的餐费是不能报销的，由编导个人掏腰包。

　　不到十分钟，菜都上齐了，桌上摆得满满的。刘伟夸张地伸了伸舌头，做了个很馋的样子。罗永祥笑着说：“他们不管饭，咱们自己吃。”

　　两人边吃边聊。刘伟胃口真好。

　　刘伟说，他刚才在微信里看到一篇文章，说今年上半年，全国有二十三个地面电视频道关停，十七家地方晚报和行业报停刊，很多纸媒都做起了融媒体，下一步电视媒体的日子太难了。

　　罗永祥重重地叹了一口气说，传统媒体的好时候已经过去了，现在成了“特困行业”，今后的生存会越来越难。这几年全台离职的有二百多人，包括三个频道总监和六个主持人、九个制片人。他年轻的时候在新闻部当财经记者，在省内出差几乎从没提前买过火车票，都是在火车发车前几分钟提着摄像机匆匆忙忙赶到火车站，站长亲自领上车，再交代列车长安排好座位，快下车的时候才补一张票。近一些的地方，都是被采访单位派车接送。回来的时候从没空过手，要么给纪念品，要么给红包。那些年，他的高档腰带、高档挎包、名牌衬衣、名牌皮鞋等等从没自己花钱买过。至于吃喝，毫不夸张地说，算得上是暴殄天物。前些年，北方卫视的年广告收入曾连续五年突破二十亿，去年一亿都不到。前些年去外省采访，一说是北方卫视《新世说》栏目的，人家都热情得不得了，现在别说管饭了，能拿出时间配合采访就不错了。前些年，他的月收入最高的时候曾超过五万元，现在能拿五千就不错了。《新世说》的收视率，前些年最高的时候曾达到0.94，而上个月平均只有0.05。

　　刘伟叹了一口气，问：“永祥老师明年怎么打算？”

　　罗永祥摇了摇头说：“不知道，没打算。”

　　从明年元旦开始，《新世说》这个已连续播出十七年的北方卫视的强档、名牌栏目就要永久停播了。这两三年，台领导多次开会讨论要停播这个栏目，倒是没停播，但播出时间先是从黄金时段的晚上九点半挪到十一点，又从晚上十一点挪到早晨七点，全是垃圾时段，明摆着当成了鸡肋。硬撑了两三年，还是要死掉。栏目组各岗位五十多口子人，都要通过双向选择，分流到其他栏目或部门。如果没人要，就要下岗。但所有栏目和部门都僧多粥少，挤进去太难了。很多人已开始活动了，并找好了下家。罗永祥是老编导了，有些部门的头头是他的老搭档，有些栏目的制片人刚进台的时候跟他实习过，算是他的学生。如果他愿意开口求人，嘴一张一合就把事办了。可是，他能开那个口吗？几个简单的面部肌肉动作，打死他都做不出来。他知道自己岁数大了，已经不招人待见了，真怕给人添难为。现在是九月中旬，他预感到自己的记者和编导生涯还有三个多月就彻底终结了。至于明年何去何从，完全是未知数。

　　刘伟说：“永祥老师就是人太好了。”顿了顿又说，“我倒无所谓。”

　　很多同事都说罗永祥“人好”。罗永祥心里明白，“人好”是个内涵丰富的委婉的贬义词，是一种严重的个性缺陷。人好有时候挺吃亏，他这半辈子吃的亏就太多了。在很多关系到自己切身利益的事情上，比如一次次的竞争上岗、节目评奖、职称评定等等，他什么都不愿争，唯恐自己“吃相难看”；而一些同事要资历没资历，要能力没能力，要人品没人品，却什么事都那么“好意思”，总是让他惊讶不已。他要不是“人好”，早就当上部门头头或制片人了，现在也不用担心下岗了。

　　刘伟不用担心下岗。他大学学的是电影摄影，是科班出身，小伙子又有灵气，工作刚两年就成为一名很优秀的专职摄像。他这个年龄正是能干活的时候，《新世说》没了，其他栏目和部门也愿意要他。退一万步说，如果找不到下家，他爸经营的建材公司正好可以让他当“副总”。

　　罗永祥的手机响了。他的手哆嗦着，急忙抓过放在桌边的牛皮挎包，拉开其中的一条拉链，拿出手机。今天是星期二，老婆下课晚，估计现在刚进家。罗永祥大气都不敢喘，嗫嚅着问老婆：“你今天开心吗？”老婆说：“挺开心的，两个学生的作文写得非常棒，真是没想到。不过也有件烦心事。”罗永祥心里咯噔了一下，急忙问什么事。老婆说，今天下午开班主任会，她换上高跟鞋去会议室，在教学楼下，右脚的鞋跟不小心别进下水道井箅子上了，使劲一抬腿，鞋跟掉下来了，还差点摔倒。罗永祥脊梁沟子里出了一层汗，急忙说：“以后你不要穿高跟鞋了。”老婆说：“没事儿，小心点就是了。”罗永祥说：“不行，不要再穿了。”老婆不吱声，罗永祥又问：“你刚到家吗？”老婆说：“刚洗了手，正准备做饭。你今天早晨打电话没什么事吧？”罗永祥说：“没什么事，今天有点凉，想提醒你多穿衣服。”老婆又问他今天路上顺不顺、人家管没管饭。罗永祥说路上挺顺的，今晚人家请客，一会儿就去饭店。敷衍了几句，他叮嘱老婆睡觉前把门窗都关严。老婆说：“知道啦，放心吧，不光门窗都关严，防盗门的保险也拧上。”

　　罗永祥真想问老婆一句“你是在卫生间洗的手吗”，忍住没问，因为他知道老婆肯定是在卫生间洗的手。挂断电话后，他长长地松了一口气。

　　3

　　刘伟今晚喝了七八两二锅头，躺在床上和女朋友聊了一会儿微信，就洗洗睡了。罗永祥把电视的音量调得很低，换了四十多个频道，没看到喜欢的节目。那些娱乐节目，主持人、嘉宾和观众都张着大嘴没完没了地笑，罗永祥实在不明白有什么好笑的。一个当红女笑星最爱哈哈大笑，她大概以为自己笑起来很可爱。今年春天她曾到北方卫视做过节目，罗永祥在2000 平米演播室门口差点和她撞个满怀，她冲他笑笑，他面无表情地看了她一眼。那些狗血网剧，有的一集才五分钟，掐掉片头和片尾，净片长只有三分钟。好看又高大上的电视节目越来越少了。只要看看现在的电视节目，就知道这个行当已经没落了，正在成为时代的弃儿。

　　罗永祥关了电视机，从放在枕边的那个牛皮挎包里拿出手机，斜躺在床头，打开拼多多看腰带。

　　晚上睡觉前在拼拼多上看腰带，他的这个习惯已有两三年了。这两三年他买腰带有些疯狂，网购最多的也是腰带。有时候买成品腰带，有时候只买扣头或带条，然后自己搭配、组装。他书橱斗子里一个白纸箱子里，有组装腰带的成套的工具：锤子、打孔器、铆钉、皮带圈、油边液等等。光打孔器就有二十多个，都是买带条的赠品。腰带扣头的种类很多，他绝不用的是自动扣，无论多么精美，倒找钱都不要。几年前他扎自动扣腰带出过两次糗。一次是他被评为全台的先进工作者，上台领荣誉证书的时候打了个喷嚏，扣头和带条一下子脱落了，裤子掉下来了；另一次是在北京大兴机场，他想上卫生间，腰带却解不开了。后来他再也不扎自动扣腰带了。他只信任针扣腰带。针扣又分为马蹄扣和日字扣，他认为日字扣更结实，也只买这一种。无论扣头还是带条，他觉得结实是最重要的，其次才是美观。

　　二十多条成品腰带、近六十个日字扣头、二十多根带条，都放在那个白纸箱子里。那些日字扣头被罗永祥用锤子敲坏了五十多个。有些看上去很结实，但当中的那道连杆——也就是“日”字里的那一“横”——往往敲不几下就断裂了，原来是焊接上去的，经过了抛光处理。有些经高压铸造一体成形的扣头，那道连杆也不太结实，敲过之后要么断裂，要么弯曲，无法复原。还有一些扣头做工很精致，价格也较高，他舍不得敲，但也不知道是否结实，所以也不敢用。只有用力敲过，连杆不断也不弯的扣头，他用着才踏实。这样的扣头现在他只有三个，搭配的三条腰带，裤子上系了一条，牛皮挎包里装了两条。

　　罗永祥在拼多多上买腰带、扣头、带条，都是瞒着老婆的。他也不想让同事们知道他买腰带上瘾，每次在台门口取快递的时候都鬼鬼祟祟的。他用锤子敲扣头、组装腰带，也都是瞒着老婆的。这几年电视越来越不景气，考勤却越来越严格，上午八点半之前和晚上七点之前各刷一次脸。除了每周一上午开例会或在编辑机房做片子，他刷完脸就回家，在家上网找选题或写节目文稿。很多时候他都是一个人在家。敲扣头、组装腰带都是在书房里，捣鼓完了再把那个白纸箱子塞到书橱斗子里。

　　这两三年，罗永祥在腰带上花的钱最少已有六七千元了。每次网购的时候他都在心里说：“太败家了，该剁手了，这是最后一次了，不能再买了。”甚至，他还多次气恼地卸载过拼多多。可是，没过几天又装上了，看到结实的，还是买买买。在北京上大学的女儿想买一台八千元的笔记本电脑，他只给了她五千元。老婆花二百元网购的一条连衣裙不合身，送给了同事，想起来就心疼。他每次偷偷网购了成品腰带或扣头、带条，都看着老婆的脸说话，跟老婆抢着洗碗、擦地板。老婆颈椎不舒服，他给她按摩。如果老婆看上一件衣服，想买又心疼钱，他就鼓动她买下来。

　　今天和老婆通完电话后，罗永祥确信卫生间的水龙头没忘关，心里就像捡了七十块钱一样高兴，同时后悔没在李霞那儿买一根带条。那种没经手工擦染、床面处理等工艺进行精加工的纯牛皮带条，看上去的确算不上精致、华美，但却很结实。他已决定，明天抽时间再去趟华联商厦，找李霞买带条。

　　不过，这样的带条，应该搭配一个结实、朴拙、粗犷的扣头，材质最好是实心黄铜的。空气湿度大的时候，黄铜容易氧化，看起来有些破旧，但越这样越有味道。他那个白纸箱子里还没有这样的扣头，还得买一个。他在拼多多上找了一个多小时，看了三十多个，终于发现一款满意的。这款经过拉丝工艺处理的实心黄铜扣头，方正、厚实、笨重，内径4 厘米，重量134 克。做工很精细，看不到任何瑕疵。最让他满意的是，“日”字里面的那一“横”不是连杆，而是一根直径五毫米、两端有螺丝的轴杆，从两侧穿出去，外面的轴槽里一边一枚精致的黄铜螺丝帽外加一枚E 形黄铜卡簧。价钱也不算贵，八十七元。查看“商品评价”，竟然二百多个五星好评。有用户说，这是世界上最结实的腰带扣头，三百年都用不坏，可以传给孙子的孙子。还有人说会再次拼单，多买几个送给好友。差评也有，大概五六个，一致的意见是：“商品详情”里说轴杆可以拆卸，但买回来才发现两侧的螺丝帽和卡簧很紧，根本无法拆卸。

　　轴杆无法拆卸，这是罗永祥巴不得的。他想确认一下，就点击了“客服”。对话框里马上弹出一条由机器人发送的消息，说有任何问题都可咨询客服。罗永祥问：“老板，扣头很漂亮，我想知道，轴杆到底能不能拆卸？”对方马上回复说：“亲，很抱歉，这款扣头拆装有点难哦。”罗永祥咧嘴笑了笑说：“如果不能拆装，就和商品详情不符了，这可是诚信问题哦。”对方说：“亲，我们不建议拆装哦。两侧的卡簧是紧固件，如果拆装，需要一把轴用卡簧钳，三四块钱就能买到哦。”罗永祥问：“不用卡簧钳就拆不下来哦，对吗？”对方说：“对的亲，抱歉哦。”

　　罗永祥马上下了单。

　　这时十一点刚过。罗永祥今天很累，但他最近失眠越来越严重，睡早了也睡不着。外面马路上的重型载货车像野兽一样吼叫着疾驰而过，声音越来越缥缈。茶几上的摄像机电池充电器发出若有若无的唿唿的声音，红色指示灯明明灭灭。罗永祥去了趟卫生间，在屋里转了两圈，心里很空。刘伟嘿嘿笑了两声，嘴里咕哝了一句“宝贝儿，我也爱你”，然后紧紧抱住一个枕头，两腿绞扭着被子。罗永祥又斜躺在床头，打开微信黑名单，把周蕊和赵虹移出来，看她们的朋友圈。他拉黑她们半年多了，经常在夜深人静的时候把她们从黑名单里移出来，看一眼她们的朋友圈，然后再马上拉黑。

　　周蕊这个女人，飘忽善变，阴晴不定，忽冷忽热，对他热乎的时候恨不能每一分每一秒都黏着他，但他正准备对她热乎的时候，她却一下子冷下来了。那感觉就像坐过山车，心里忽忽悠悠的，一点都不踏实。赵虹这个女人，太喜欢玩暧昧，就是不能好好说话。如果他对她冷淡，她就发朋友圈含沙射影地讽刺他；如果他对她热乎，她就打他的脸，然后扭头就跑。他愿意为她们付出，但又很怕被辜负，把她们拉黑也算是“及时止损”。他情愿孤独，也不愿招惹任何人。

　　睡觉前，罗永祥把那个牛皮挎包里的所有东西都拿出来，一样一样放在枕边。手机、充电器、身份证、记者证、两张P2 卡、打印的采访提纲、两条盘起来的牛皮腰带、一个精致的防盗刷防消磁不锈钢卡盒。其中，松下摄像机的两张容量为64G 的P2 存储卡，价值四万多元。他们《新世说》一共才十二张，由内勤小姑娘保管，他这个老编导面子大，想借两张就借出来两张。拍完狄宁这个选题，还要去呼和浩特拍另一个选题，但两个节目的素材，可能一张卡都拍不满。那个不锈钢卡盒里，除了银行卡和现金，还有广电大楼的出入证、台食堂的餐卡、办公室门禁卡、编辑机房上机卡，这四张卡明年可能都用不上了。他把挎包里所有东西都看了一遍，又一样一样装进去，把两道黄铜拉链都拉好，把挎包放在枕边，用衣服盖起来。

　　4

　　第二天上午九点，他们准时来到张大队长办公室。张大队长大约四十五六岁，穿一身便装，戴一副黑框近视镜，形象很像个中学教师；普通话有很浓重的狄宁味，听着有些别扭。寒暄了几句，张大队长打电话叫来了本案主侦警官蔡警官。蔡警官大约三十冒头，瘦瘦的黑黑的，看上去很精干。罗永祥和他们沟通采访计划，希望先采访张大队长和蔡警官，以便详细掌握案情。但他们手头的工作都很多，时间不太凑巧，最后敲定的采访计划是：今天上午去看守所采访犯罪嫌疑人，下午拍空镜头；明天上午采访张大队长和蔡警官，下午采访受害人的父母和两个朋友，晚上离开狄宁。在狄宁的两天排得满满当当，时间很紧张。

　　蔡警官和一位姓吴的年轻警官带他们去看守所。看守所位于市区西南方向七八公里一处偏僻的半山坡上。门口荷枪实弹的武警查验了他们证件和介绍信。来到监区，蔡警官去一间办公室和监所民警聊了几句，出来告诉罗永祥，有几个律师正在会见当事人，提审室都在用着。罗永祥问：“今天上午还能采访嫌疑人吗？”蔡警官笑笑说：“应该能，但不知道得等多久。”罗永祥斜靠在走廊柱子上，脊梁沟子里出了很多汗。如果今天上午不能完成对嫌疑人的采访，计划就打乱了，明天晚上可能就赶不上去呼和浩特的火车了。

　　蔡警官请罗永祥和刘伟去办公室坐下等一会儿。蔡警官、小吴和几名监所民警用狄宁话说笑。罗永祥坐在门口的一把折叠椅上，连着抽了两支烟，心不在焉地翻着报纸，盯着那排提审室。刘伟一直看微信。一个多小时后，一位西装革履的中年人提着公文包，从7 号提审室走出来。罗永祥告诉了蔡警官，叫上刘伟，提着三脚架走过去。

　　犯罪嫌疑人孙静戴着手铐，穿着印有“狄看”字样的黄马甲，被一名民警带到提审室，在铁椅子里坐下来。她中等身材，皮肤白皙，虽然没有装扮，但脸蛋仍算得上“惊艳”。她嗓音清脆甜美，东北味的普通话很好听。在狄宁听到这样的普通话，耳朵里就像被山泉水洗过一样清新，心尖也一颤一颤的。蔡警官和小吴先讯问了一会儿，向孙静说明采访意图，然后站在提审室门口抽烟，看着罗永祥采访。

　　罗永祥把指向话筒伸进铁窗里，打开采访提纲，隔着铁窗和孙静对话。孙静看了一眼话筒上“北方卫视”的台标，什么都没问，对采访并不抵触，而且表达清晰利落。

　　孙静现年二十二岁，家在东北边境小城双河。她说，她的父母感情很不好，从她记事起，两口子几乎每天都吵架或打架，没有一天是安生的。“看到他俩打架，我的心一下子就揪紧了，躲在自己屋里不敢出来。”她九岁那年，父母离异，她由她妈抚养。她妈经营一家练歌房，除了给她钱，什么都不管她。“我觉得她和我不亲，我和她也不亲，彼此都冷冷的那种感觉。”她高中没上完就辍学了，帮她妈经营练歌房。经常有人在练歌房里酗酒。其中一个患有心脏病的中年男子酗酒时猝死，家属纠集一帮人，去把练歌房砸了个稀巴烂，还把母女俩打了一顿。幸亏警方及时处警，事情总算平息下来了。孙静每天都提心吊胆，每次去练歌房的路上都觉得腿很沉，就像迈不动似的。

　　那几年，当地十几个男孩子向孙静表白过爱意。她也谈过几次恋爱，每次都像飞蛾扑火一样一头扎进去，但后来发现他们都有女朋友。“事情很清楚，我被他们玩弄了。每次都像搭上了半条命，跳出来以后气息奄奄的。”

　　双河让孙静伤透了心，她只想逃离。去年十月，她向她妈要了十万块钱，去上海做服装生意。在火车上，她认识了邻座的狄宁男孩郑祺，两人很聊得来。“他身高一米九，体重一百八十多斤，坐在那儿像一座铁塔。挺奇怪的，一见到他，我心里突然有一种很强烈的渴望，那就是躺在他怀里美美地睡一觉。他长得并不特别帅，但能让我心里很踏实，这是我特别需要的。”郑祺邀请孙静在狄宁玩几天，孙静竟鬼使神差地跟着他在狄宁下了车。郑祺是“富二代”，从省城一家职业学院毕业后一直在社会上漂着。他花钱很大方，每天都叫一帮朋友陪孙静吃饭，还给她买高档服装。“我长这么大，第一次有了被人疼爱的感觉，心里很温暖。”郑祺劝孙静留下来，孙静明白他的心思，但她不敢再恋爱了。“真的很怕，真的不敢再迈出那一步。”

　　孙静在上海做服装生意赔得一塌糊涂。郑祺多次邀请她来狄宁，说可以借钱给她做生意。孙静实在走投无路，就来了狄宁。郑祺把巴黎花园小区自己家一套装修奢华的大房子给她住。“这也是我从小到大住过的最好的房子，感觉简直到了天堂。在上海的时候，我租的门店才八平米，夜里还得睡在里面。”她等着郑祺借钱给她做生意，但郑祺却不提这事了。

　　两人开始同居。郑祺的父母得知情况后，每天都打电话催他回家，并安排他去美国留学。郑祺不知如何是好，每天都皱着眉头，不住地唉声叹气。烦闷的时候就撇下孙静，和朋友结伴外出旅行。其间，孙静给他打电话，不接；在微信里留言，不回。“如果他想分手，我也能接受，但他什么都不说。那些天我很抓狂，整夜整夜睡不着，心里忽忽悠悠的，一点都不踏实。”

　　案发前那天晚上，郑祺叫了男男女女十几个朋友去酒店喝酒，醉酒后竟当着孙静的面和三个女孩搂抱、接吻。孙静强忍着愤怒，在大街上跑了一个多小时。第二天上午，喝得烂醉的郑祺被几个朋友搀扶着送回巴黎花园。他躺在床上，当着朋友的面，还不停地说胡话，说他和孙静就是玩玩而已，现在也玩累了。“我最怕他说出这样的话来，他还是亲口说出来了，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当时我都气炸了，浑身的血直往脑袋上涌。”几个朋友走后，孙静从客厅茶几上抓起那把锋利的水果刀，往郑祺胸部和腹部连捅了十几刀，致其当场死亡。

　　蔡警官在提审室门口走来走去，这时笑着问：“罗导，差不多了吧？”罗永祥看了一下手表，快十二点了。他还想和孙静聊聊，主要是挖掘她深层的作案动机，再补充一些细节，这些最少还需要半个多小时。尤其是作案动机，仅仅因为郑祺的几句醉话，她就实施了那种极端行为，似乎缺乏充分的合理性。他嗫嚅着问蔡警官：“还能再聊一会儿吗？”蔡警官说：“该吃饭了。如果确实需要，明天再来一趟吧。”

　　回到局里，小吴警官用自己的餐卡请他们在食堂吃了一顿工作餐。罗永祥想和小吴聊聊孙静的作案动机，但小吴不太了解案情。稍事休息后，小吴带他们拍空镜头。那些配解说词的空镜头有公安局门头、警车出动、案情分析会、法医工作场景、两名民警身穿制服在大街上调查走访等等，大都是模拟镜头。最后去案发现场。巴黎花园位于狄宁市中心，是全市最高档的小区。郑祺的那套房子在一幢二十八层楼的十九楼，宽敞明亮，金碧辉煌。主卧室地板上的血迹已清理干净，床上用品也都扔掉了，房间里只剩下一张宽大的双人床和两个床头柜。小吴警官在阳台打一个很长的电话。刘伟在客厅和几个房间里拍镜头。

　　罗永祥走进餐厅旁边一个小房间。其他房间的门上都没有锁，唯独这个房间的木门上安装了一把不锈钢室内球形锁。这是孙静的衣帽间，衣服不算多，三个衣架还没挂满。让罗永祥感到震惊的是，五颜六色、大小不一的鞋盒子差不多摞了半面墙。一个角落里放着一把锤子、一把一字起子。旁边一个紫色塑料垃圾桶里，有大半桶高跟鞋的鞋跟，形状有U 形的，有圆形的；长的约十厘米，短的约四厘米；最细的直径约六毫米，比一根钢钉大不了多少。一个硕大的黑色塑料方便袋里，塞满了高跟鞋的鞋身，有尖头的，有圆头的，颜色有十几种，都崭新崭新的。

　　罗永祥蹲下来，用手扒拉着那些鞋跟仔细看，发现都有被锤子敲过或被一字起子撬过的痕迹。他数了数，是三十二个，十六双。黑色塑料方便袋里的那些鞋身，他数了数，也是十六双。靠墙的那些鞋盒子，是八十三个。他把每个鞋盒子都打开看了看，里面全是崭新的各种款式的高跟鞋。算上鞋跟和鞋身分离的高跟鞋，这个房间里的高跟鞋一共是九十九双。

　　这么多的高跟鞋是怎么回事？罗永祥的脑袋像被钝器击打了一样嗡嗡响，头上和脊梁沟子里出了很多汗。愣了一会儿，他把刘伟叫过来，兴奋地说：“这些鞋盒子、鞋跟和鞋身的镜头，我需要一大堆，全景、中景、近景、特写这些景别都要拍；除了固定镜头，推、拉、摇、移、升降、旋转等运动方式都要用上。”

　　刘伟看了看这些鞋盒子、鞋跟和鞋身，惊讶地咕哝了一句：“哇靠，这女孩是不是变态呀？”

　　罗永祥自顾说：“我知道，我知道。”

　　这么多的高跟鞋，罗永祥在网上看到的其他平面媒体的报道里都没有提及，但他相信这里面肯定有“料”，并很快就脑补了很多情节。本来，他对明天是否对孙静进行补充采访有些拿不定主意，这时已决定，哪怕晚一天去呼和浩特，也要补充采访。想想自己的那些腰带，想想周蕊、赵虹，他和孙静交流的愿望非常强烈。当然，明天的补充采访主要聊这九十九双高跟鞋，他相信会有很多意想不到的收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