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相崧

　　1

　　程宝贵想起他那台留声机，是因为慧莲带回来的一个消息。那是上世纪八十年代，慧莲三年级。因为长得漂亮，嗓子又好，便被学校选入了演出队。六一节全镇小学在镇礼堂开联欢会。因为化妆间就在舞台后面的那个房间，慧莲便有幸进了那个放着音响设备的神秘空间。演出完回家，程耀武两口子便围着女儿问这问那。女儿说完，程耀武顺便问了一句，那屋里有个黑匣子，是台留声机，跟个皮箱子一样，原本是咱村宝贵爷的，你看见没有呢？

　　慧莲想了一会儿，摇了摇头。

　　第二天，程耀武便把这消息在程庄散布开了。这可不是件小事儿。当初程宝贵跟大家说过，留声机被镇上借去，放在大礼堂里了。这留声机是当年宝贵娘的嫁妆，算是一件传家宝。宝贵娘年轻时家境好，跟村里很多女人不一样。证明之一，便是她有名字，她叫王凤花。现在，王凤花的留声机到底去了哪里呢？是镇领导骗了程宝贵，还是程宝贵骗了大家？留声机是程宝贵的私人财产，这事儿似乎跟大家无关。可是，因为当初他说镇上把它借了去，村里人才顾全大局，忍着戏瘾，忍了这么多年。这样说来，就关乎全村每个人了，就是一件庄严的大事儿了。

　　程宝贵跑到程耀武家，跟慧莲打听。他说：妮儿你再想想，好好想想。慧莲却坚持说，没有，真的没有。除了一台连着许多电线的机器，除了一个包着红布的话筒，就再没啥了。

　　程宝贵首先想到了当初借留声机的王书记。可是，王书记肯定很忙，不能为了这么一件小事儿，就贸然去打搅人家。他就又想起从前，大礼堂里每有活动，他常到外面墙根下偷听。如果留声机还在，肯定还会放片子，从墙外还能听到。他到镇上才发现，现在礼堂看上去已经有些破败，不像新修好时那样雄伟壮观了。他去了好几次，大门都紧锁着，四周冷冷清清。宝贵娘那时还在，看儿子整日失魂落魄的样儿，安慰说：这么些年，娘都忘了！你还找它干啥？谁听不是听？谁听谁快活！

　　他不死心！

　　有一次，他在半路还真听到礼堂方向传来了唱戏的声音。他听着那熟悉的曲调儿，没错儿，是《击鼓骂曹》。他一气跑到礼堂院墙外，把脑袋抵在墙壁上，拳头捶着脑袋，“咯咯”地笑。

　　程宝贵回到村里，就把这件事儿给宣布出去了。他坚定地说，那留声机还在，不信你们就去听。村人半信半疑，过了几天，果然就有人说，是哩是哩，我今儿去赶集，在礼堂门口听到了。大家又都像从前一样，对程宝贵艳羡甚至嫉妒起来。说你看看，直到现在，全镇人还是都在听宝贵兄弟的留声机。

　　那以后的一两年，只要有人去了镇上，回来后，时不时就会提起那台留声机。对大家的这个说法提出异议的是村里宰羊的程根生。有一天，程根生从镇上卖肉回来，跟村口凉快的一群人说，礼堂里不是在放留声机，是县剧团在那里演戏。

　　“演戏？不可能！”北国第一个反对，“如果是剧团，咋会天天唱？”

　　“人家卖票，两元一张；只要有人乐意听，人家就乐意唱。你愿意听一天，人家就唱一天；你愿意听一年，人家就唱一年！”

　　“我知道两元一张，可那是他们花钱在听咱们的留声机。”

　　“听留声机两元钱谁干？是听剧团里的角儿！送戏下乡嘛，不信你去听听。”

　　这样，程根生和程北国两个人就打起赌来了。他们都想知道结果，又都不肯亲自去看，较上了劲儿。最后，程根生说：

　　“咱们买一张票，让宝贵兄弟去看。”

　　程宝贵就真的去了，结果，既不是请的剧团，也不是留声机，而是镇文化站放映的彩色戏曲电影。

　　程宝贵从礼堂出来，回到村，蹲在树下吸烟的那群人呼啦一下围了上来。程宝贵却没说话，呆呆往家里走。人们跟着他，拉扯着胳膊，说咋啦，你是哑巴了吗？程宝贵一直走到家门口才抱着脑袋蹲在了地上，说：

　　“这回我输了，这钱我出。”

　　他觉得，这个钱的确该自己出，该惩罚一下自己。这事儿都怪自己，自己把留声机给弄丢了。大家面面相觑，不知道如何安慰。他却吐了口唾沫，狠狠地说了一句：“挖地三尺，我也要把它找回来！”然后站起身，朝家里走去了。

　　第二天，程宝贵就去了镇上。他一进镇委大院，就感觉有些陌生。原来作为办公室的一溜瓦房变成了两层小楼，原来的那排干部家属宿舍，也已经拆除了。他转了两圈儿，没有找到王书记。到了镇委办公室，接待他的一个年轻人听他说了来龙去脉。

　　“你说的是哪个王书记？”

　　“我不知道名字，只知道他姓王。”

　　这时，临近桌上一个中年人转过身来问：“你说的是不是咱镇上的老领导王瑶山？”

　　“是！他借留声机的时候，镇子还叫公社。”

　　“那时，咱公社的书记的确就是王瑶山，”那人点了点头，“可是，你现在是找不到他了。”

　　“我无论如何都得找到他。”程宝贵有些急。

　　“王瑶山已经死了。”

　　“他咋能死？他不能死。”

　　“死了！出差时出了车祸。死了好几年了。”

　　“死了？死了咋办啊？”程宝贵搓着两手，几乎是哭腔了。

　　那个年轻人又想了想，说：“你把东西借给他，有凭证吗？”

　　“凭证？”

　　“是啊，就是欠条啥的！你把凭证给我们，我们拿着跟现在的领导反映反映。”

　　程宝贵想了想，有些茫然地摇了摇头。

　　那两个人相互看了一眼，说：“那就没办法了，空口无凭。有个二指宽的纸条，我们也能跟上面反映。”

　　程宝贵拖着沉重的双腿回家，真是后悔得要命。他不住地念叨着，程宝贵啊程宝贵，你咋这么傻？那么简单就把留声机给借出去了？至少，你应该让他给打个欠条。有张条，找不着王书记，还能找张书记李书记。现在，你红口白牙找谁去呢？

　　程宝贵觉得自己对不起村人，更对不起娘。作为嫁妆，那留声机很多年就在娘床头的柜子上放着，上面还搭着一块红布。小时候有一次，娘缓缓地把它打开了。宝贵才发现，匣子里有个黑鏊子，鏊子旁边，有一个弯弯的葱白。娘从一个纸袋子里掏出一张漆黑色的烙饼，放在鏊子上，再把葱白往烙饼上一搁；使劲儿转几圈摇把，里面就敲了起来，打了起来，吹了起来，拉了起来，唱了起来。

　　“这是个啥，娘？”

　　“这是个宝贝，你姥爷说，这个东西比一头骡子还贵咧！”

　　程宝贵给小麦追肥时，想的是留声机；在豆子地里拔草时，想的还是留声机。王书记出车祸死了，怎么办？他忽然想到，留声机这些年一直在礼堂里，虽然上次去放的是电影，但并不能仅凭这个就认为留声机没了。这样一想，他心里就又燃起了希望。他觉得至少应该再想办法到礼堂去看看。

　　这样，礼堂演戏或者演电影时，他又自己买票，进了几回。

　　有一次，是县剧团来演戏；有一次，是镇文化站演电影；还有一次，是小学生庆祝六一。每一次，他都尽量往前排挤。每一次，他都对台上的节目心不在焉，一双眼睛东瞅西看。但是，没有一次能看到自己的留声机。

　　后来，他实在沉不住气了，演出一结束，就跑到后台。他溜进一个放器材兼做化妆的小屋，正在四下里乱瞅，身后就有一个人大声问：

　　“干啥的？”

　　“找……找东西！”

　　“这里有你啥东西？”那人上下端详着他，“你是偷东西吧？”

　　“我找一个戏匣子，一个黑色的留声机。”

　　“从前好像有过，”那人想了想说，“现在是没有了。”

　　“那让谁拿走了呢？”

　　“这我咋知道？前几年乱得很！我承包这个礼堂时，里面空空的，连根电线都没有。我接手过来的东西，可都有登记。不信，你去镇上问问。”

　　程宝贵站在那里，看了看面前这个满脸络腮胡子的汉子，觉得他不像是在说谎。但是，他还是有些舍不得走。从那之后，他简直成了礼堂里的常客。他在那里看过《红高粱》，看过《黄土地》，也看过《少林寺》和《霸王别姬》。几乎每有新电影在那里放映，他都会买票进去看。他有时还会趁乱跑到后场去。他想偷偷去看看，能不能发现那台留声机。

　　他这样明察暗访了好几年，都没有发现留声机的踪迹。后来，有一次又去礼堂看电影，一挑开那张粗布帘子，他就看见大屏幕上竟然滚着几个黄头发蓝眼睛的光腚女人。他猛地一低头，放下帘子出来了。他加快脚步落荒而逃，街边卖瓜子的老太太还“呸呸”地朝他吐唾沫呢。

　　他后来才知道，礼堂承包人为了赚钱，把那里改成了录像厅。为了吸引一些不三不四的小青年来消费，专门放一些不三不四的片子。

　　2

　　程宝贵记得，从前，娘对留声机视若珍宝，可爹也曾不屑地说：“那东西是能拉犁还是能套车？”受到爹的影响，他在许多年里也不怎么喜欢它。他觉得它给自己赚足面子，还是村里搞扫盲识字班那年。那次，队长动员了两个月，班上的人还是个位数。这是上级部门交给的任务，汽灯和小黑板是发的，教师也是派下来的。那教师是个十七八岁的年轻人，不好意思地跟队长说：“这事儿怨我，我只会说，不会唱嘛！”

　　这话真是说者无心听者有意，队长就忽然生出一个主意。他想，唱戏的人是没有，可戏匣子不是有一个吗？这样，队长就找到宝贵娘，把留声机借去了。这办法还真奏效。村人拿着板凳，都围着那个摆放着留声机的小方桌，自觉地围成了一个圆圈儿。这样，年终队长就拿到了一面先进的牌子。

　　当然，宝贵娘虽然答应借留声机，却不允许别人碰它。每一次，她都是让自己的儿子宝贵负责操作。程宝贵学着娘的样子，打开盒盖，用光滑的不锈钢杆撑住，然后选一张厚厚的唱片放在转盘上，“吱吱”拧上一阵摇把。待到手上感觉铜弦收紧，有些沉重了，便把唱针轻轻地放在唱片的边缘。这样，匣子里便鬼使神差地飘出锣鼓声音来了。人群一下子鸦雀无声，甚至连表情也肃穆起来。

　　奇了，真是奇了！这个黑匣子，真是一个让人摸不着头脑的宝贝哩！

　　那时，来村里放电影的镇文化馆工作人员，被大家叫做“放映员”。程宝贵因为专职放留声机，便被大家模仿着取了一个绰号，叫“放音员”。因为这工作，他仿佛跟队长一样，也有了些特权，开始享受大家羡慕的眼光了。

　　第二年的冬天，上头号召兴修水利，劳力都去参加河坝修建工作了。队长突发奇想，说把那台留声机也带上。宝贵娘皱着眉头，有些不乐意。队长说，不让它白劳动，给它也算上半个工。程宝贵后来想想，是真打心眼儿里服了队长。他说得真对：精神的力量是无穷的。因为留声机的缘故，程庄的土方进度总是比别的大队快。

　　有一天，公社王书记带工宣队来慰问。

　　“你们村的工地上，真是热火朝天啊！”王书记站在那里，环顾了一圈儿，最终把目光落到了脚下的那台留声机上。

　　“程玉溪同志，红旗不能总让你们村里扛吧！”王书记充满善意的玩笑舒缓了大家紧张的神经，随之，他话题一转，“你们村有留声机，就能拿先进；如果把它贡献给公社，是不是我们公社的工作在全县也要拿先进啊？”

　　程宝贵相信，当时不但自己没听出来王书记话里有话，就连队长也有些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他分明看见队长只是嘿嘿地笑着，喏喏地点着头说：

　　“是，是……”

　　“那就好吧！”王书记把大手一挥，“你们这个宝贝匣子，就借给公社了！”

　　这句话让队长跟程宝贵都如梦初醒，一下有些发愣。程宝贵更是朝那留声机跨近一步，差点儿将它抱在怀里。

　　“怎么，不借？”

　　“借，借，借……”

　　程宝贵看着王书记抱起那台留声机，转身而去的一刹那，简直如同眼睁睁看人抱走了自己的孩子。他想想自己每一次在麦场上播放留声机的情景，心里一酸想哭。

　　当然，王书记临走，让手下人做了登记，算是履行了正式手续。王书记问这台留声机的所有人名字叫啥。程宝贵想了想，觉得留声机是娘的，留自己的名字不合适，便留了娘的名字。娘叫王凤花，那文书便郑重地在一个小本本上写了三个字：王凤花。

　　这件事儿，后来曾经让程宝贵后悔不迭。登记名字有啥用？当初如果能打张欠条就好了。

　　他们干到腊月二十八，一块赶回村里过年，队长一张铁青的脸就像长了锈。队长也犯了难，他跟大家说，如果知道那个黑色的匣子让他给弄丢了，不要说宝贵娘不依，就算其他女人也能把他撕了。因为，初一初二初三，按照那几年的习惯，每天上午，村人都要集合到麦场上听戏匣子。男人还好说，都知道它让王书记拿走了，女人怎么办呢？从秋天到冬天，她们可是憋了几个月，就等着黑匣子回村，好好过戏瘾呢。

　　那天，男人们一进村，就让几个娘们儿围住了。她们闹了一阵，就围着男人们转了一圈儿，接着大声问：

　　“那个宝贝东西呢？”

　　“你们听不上了，让王书记借走了！”

　　她们愣了半晌，才知道那个日思夜盼的戏匣子已经不在了。许多女人搁下手中纳了一半的鞋底儿，脸就让一层厚霜蒙住了。

　　她们闹不明白，这个王书记难道有三头六臂？他借留声机，队长竟然也没敢放一个硬屁，乖乖地就借了。

　　“让队长给他要去！”有人喊着。

　　“要！就得去要！真是的，哪有这几天借戏匣子的？”

　　最后，还是宝贵娘通情达理，她说：“队长既然答应借给了王书记，这个王书记肯定有更重要的用途。借借怕啥哩？又不是不还了！还回来之后，我们没事儿在一块纳鞋底儿，一天到晚就听那玩意儿。”

　　女人们都笑了。

　　3

　　程宝贵后来才发现，娘心中也急。

　　她催他好几次，让儿子亲自到公社去要。程宝贵每次都敷衍着，却隐隐感觉这不是一个男人该做的事儿。亲自去要，你是不相信人家会还吗？人家堂堂一个公社书记，说话怎能不算数呢？

　　日子一天天过去，程宝贵心里也有些打鼓了。娘再催，他便答应娘，虽然不方便直接找王书记，却可以找队长问问。娘听了这话，觉得颇有些道理。毕竟，王书记管着十好几个大队，队长就没有这么多的公务。队长又三天两头往公社跑，如果有消息，他肯定会知道。即使不知道，托他下次问问，总不是多么难的事儿。

　　“你赶快问，今天就去问，这会儿就去问。”

　　“你急啥？专门去问这样一件事儿，还是有些不值得。凑机会我碰见队长，装作很随意地问问。有消息，他肯定会跟我说的。”

　　有天，程宝贵扛着犁子，正好碰见了去公社开会回来的队长。俩人东拉西扯地说了一阵子闲话，程宝贵便开口问了这个憋在肚子里几乎都要发芽的问题。

　　“我上回去开会，王书记跟我说起这事儿了。”队长似乎早有准备，缓缓地说，“王书记说，工地上没活儿了，但那留声机镇上还想借去用些日子。”

　　程宝贵听了队长的话一愣，收住脚步，紧紧盯着队长的眼睛。队长那灰蒙蒙的眼睛里透出诚恳、无奈甚至歉意的光。这哪里是借，这不成抢了吗？程宝贵真是想不通，就算在村里，就算庄稼汉，也要说话钉钉，放屁砸坑。他一个官儿，就能说了不算？

　　这样，十天过去了，十五天过去了，一个月两个月过去了，还是没有动静。天热起来，活儿也多了，种豆啊，栽地瓜苗儿啊，点高粱啊。村里人忙，队长就更忙。他不仅要跟村人一块儿干，还要统筹农活儿。这边麦田里的草还没拔完，就得想着那边萝卜地是不是旱了，叶片上是不是有虫了。队长常跟人说，他是整天忙得脚后跟打腚锤子。队长都忙成这样了，你咋跟他提留声机的事儿呢？

　　当带着麦香的空气把晚上的小村变得像个梦境的时候，男人们在队长的带领下，开始轧场了。

　　从前，轧好场跟开镰收麦之间，往往有一两天的间歇。傍晚一到，村里就要在麦场摆上留声机，让大伙儿听上两个晚上的戏。轧场那天，程宝贵从村里许多男人的眼光中看出，大家都不约而同地想起了同一件事儿。程宝贵其实也早就盘算好了，就凑这个节骨眼儿跟队长说。

　　那天晚上，程宝贵把牲口牵回棚，拌上料，便不声不响去了队长家。屋里没有点灯，一家人围着桌子摸黑吃着饭。程宝贵走到门口，朝屋里望着。这时，一个粗瓷大碗后面传出来了队长“嗡嗡”的声音。

　　“兄弟，吃了不哩？”

　　“吃，吃了！”

　　“你有啥事儿不？”

　　程宝贵左右瞅瞅，在门槛儿上坐下了。他坐下之后，便摸索着掏出了烟。

　　“你有啥事儿，说就是。”队长一边咯吱咯吱地咀嚼着什么，呼噜呼噜地喝着什么，一边对他说。

　　“二哥，你这些天又去镇上开会了没？见着王书记没？”

　　“咋会没见？王书记主持会议哩！”

　　“嗯，咳咳，”程宝贵清了清嗓子，猛吸了一口烟，“留声机……”

　　队长没再像刚才一样跟他对答如流，像是颇紧张地吃着饭，又像是在盘算着这一次拿怎样的理由来应付。终于，他把饭碗朝桌子上狠狠地一蹾，响亮地打了一个饱嗝，抹抹嘴说：

　　“兄弟，那个戏匣子我早就跟你问过了。我听那意思，咱们一时半会儿还拿不回来。”

　　“他王书记明明说好，工地干完了就还给我。现在水库里都蓄水了，他还是扣住不还，说什么再借几天；你上回说十天半月就能拿回，现在十个十天半月都有了！你们两个说话都不算数！”

　　“你吼的啥哩？”队长站起来，朝程宝贵走过来，“你想要，我也想要嘛！人家不给，我有什么办法！”

　　“好！明天咱俩就一块儿到镇上去，把它要回来。”程宝贵说。

　　“你要去就去，我不去。”队长在黑暗里一屁股蹲在地上，摸索着卷了一支烟点上，吸了两口说。

　　4

　　第二天，程宝贵真的去了镇上。

　　王书记跟其他工作人员一样，带着家属住在一排集体宿舍里。程宝贵走进宿舍大院，一眼就看见了那台留声机。它在其中一家门口的方桌上摆着，正放着《击鼓骂曹》。他加快脚步，奔到那台留声机边儿，摘下唱针，合上箱盖，提起来就要走时，被几个女人嗷嗷叫着拦住了。她们有的扭住了他的衣领，有的抓住了他的胳膊，有的抱住了他的大腿。

　　“快来人啊，逮着小偷了！”

　　“他不是偷，是抢劫啊！”

　　她们这么一喊，那一溜宿舍里立马跑出来了一群人，有男有女，跑在最前面的就是王书记。

　　“我没偷！这留声机是我娘的！”

　　“这个人我认识，放开他！”王书记走近来，打量了程宝贵几眼。他朝女人们摆了摆手，抱歉地朝宝贵笑笑说：

　　“在工程结束后，我原准备派同志把留声机给你送去的。但是，文化站的同志跟我说，咱公社大礼堂就缺这样一个东西。他们想把它放到大礼堂里，在镇上举行大的活动，召开大的会议时用。我就想着，应该抽空到你们大队去一趟，跟你好好商量一下。没想到我还没抽出空闲，你就找上门来了！”

　　王书记说完之后，爽朗地大笑起来。

　　他的笑声感染了大家，也让程宝贵脸上缓和了下来。虽然，这个结果并不比队长给他的好，甚至比队长给他的还坏，可是王书记的话是比队长的话让人受用多了。

　　“同志，你还记得吗？我们镇的大礼堂是全镇几十个行政村的老百姓，你添一块砖，我添一张瓦，硬硬在一穷二白的情况下建起来的。现在，大礼堂盖起来了，却没有设备！”

　　“我当初不知道这样，”程宝贵搓着双手，有些不好意思，“借，借给镇上就是！”

　　“同志，我代表镇委镇政府感谢你！”王书记抓住程宝贵的手，感慨地说，“我就说过嘛！我们的老百姓，是最深明大义，顾全大局的。”

　　程宝贵站在那里，让王书记说得有些不好意思。

　　“你这个宝贝匣子，可真是太受欢迎了！因为下午大礼堂里有个文教卫生方面的表彰大会，我就让人把它搬过来检修一下，看有没有什么毛病。没想到一般过来，一院子的人都让放个片儿听听。这么一听不要紧，都听迷了！”

　　王书记的话说得四周的人笑了，程宝贵也跟着笑了。

　　程宝贵从镇委大院里出来，还有些不甘心。他啃了块从家带来的窝头，在路边树底下睡了一个午觉，下午便摸到礼堂外的墙根儿听动静。他果真听到身后传出来了留声机的声音。他精神一振，眼睛也放出了光彩，半张着大嘴便愣在了那里。在锣鼓二胡伴奏响起来的时候，他听到里面响起了一阵噼里啪啦的掌声。

　　程宝贵叹了口气，心想，大礼堂，那样高大的房子，宽敞通风，留声机放在里面肯定比放在家里强。他的心里稍有些快慰，脚步也轻快起来了。

　　他走着走着，步子又慢了下来。这趟回去，怎么跟娘交代呢？怎么跟村人交代呢？今天队长是专门给他一天假，让他要留声机的。他也在众人面前，夸下了海口。如果两手空空回去，该怎么跟人交代呢？他最后决定，回到村里之后，就跟村里人和娘说，留声机借给镇上了，是我程宝贵拿主意亲自借出去的。

　　当然，在礼堂里召开的大会，程宝贵一般都没资格参加。他经常跟从前那次一样，躲到礼堂外的墙根下，一个人坐在那里听。一开始，都是反反复复地放以前的那几个片子，《击鼓骂曹》《四郎探母》《大祭桩》。后来有一次，程宝贵听到里面放的成了革命样板戏。程宝贵找队长打听，是不是那留声机不用了。队长说，留声机还是那个留声机，新近镇上又去县里借来了些新唱片。

　　程宝贵的留声机虽然在外面给他争了光，可是，一到麦收，村里人打了场，吸着闷烟，都不愿跟他说话；因为大家都知道，是他答应把留声机借给镇上的，他在上头讨了好，都有些瞧不起他。逢年过节忆苦思甜大会，村里人低着头，队长说不了两句，人们就喧哗起来，怎么镇压也没用。程宝贵就想起那黑匣子，又觉得对不起队长。

　　每到这时，程宝贵都会痛苦好几天。他的治疗方法就是去镇上礼堂外面听听。有时，恰巧开会，他就碰上了。要么放的是革命歌曲，要么就是《红灯记》《智取威虎山》。程宝贵知道，戏虽然换了，可留声机肯定还是自己那台。

　　每当这时，程宝贵就觉得把留声机放在镇上，真是正确的选择。

　　5

　　从那一次在大礼堂看见衣着暴露的女人，知道那里改成了录像厅，我的父亲程宝贵就对寻找留声机死了心。

　　他这个念头死灰复燃，开始重新一趟趟地往镇上跑，甚至往县里跑，是在自己得了那个孬病之后。虽然家里人都瞒着他，在他面前不提那个字眼儿，可从他们变得煞白的脸色，他大致能猜出那个结果。

　　他怎么会不知道呢？因为就在几年前，奶奶也是得同样的病走的。那年，我奶奶九十八了，脸瘦得跟刀条样，上面顶着几撮荒草样的头发，像麦田里吓唬鸟雀的稻草人。当时，父亲不是也瞒着娘，像现在儿女们瞒着他一样？在奶奶临走那天，父亲凑到奶奶身边，想问问老人还有什么未了的心愿。老人颤巍巍吐出一句话：

　　“我想听听留声机……”

　　我们看到，父亲身子猛地一颤，可是，他没有办法啊。在奶奶的病房里，他最后只得一边比划，一边哑着嗓子唱了起来：

　　听娘言吓得我心惊胆怕，

　　背转身自埋怨轻信于他。

　　我先前只道他人品不差

　　却原来贼是个无义的冤家！

　　那天，奶奶听着听着，慢慢闭上眼睛，再也没能睁开。因为没把奶奶的留声机找回来，父亲觉得这辈子愧对奶奶，将来也没脸去见她。那时，他总是几乎天不亮就走，到镇上、县里找知情人，想顺藤摸瓜，往往上了夜影才回到村里。

　　“爹，王瑶山死了，礼堂也没有了，留声机还到哪儿找去呢？”我劝他。

　　“王瑶山死了，他老婆没死啊。”父亲固执地说。

　　因为镇干部换了好几茬，大家至多是知道王瑶山这个人，几乎没有几个人认识他，见过他，更不用说他的女人了。父亲去了许多趟，都失望而归。

　　有一次，我陪着父亲去镇上问了一天，都没什么结果。俩人疲惫地蹲在马路牙子上，想歇歇就回去的时候，就碰上了一个正在跟小孙子玩儿的老太太。老太太穿戴干净，像是一个在镇上工作的退休干部。

　　“老人家，你是不是原来在这镇子上工作？”我问。

　　“是啊，我就是从这儿退休的。”

　　“那我跟你打听个人，你知道吗？”

　　“谁？”

　　“王瑶山。”

　　老太太听到这话，脸上一沉，叹了口气说：

　　“咋会不知？多好个人，出车祸死了！”

　　“他的老婆呢？”

　　“她改嫁了，”老太太上下瞅着我们爷俩，“你们是他们家的亲戚？”

　　“不是，”我说，“你还记得，他家那时候有一台留声机吗？”

　　“我咋会不记得？那稀罕玩意儿平常放在大礼堂，不用时也搬到镇干部宿舍来！后来，大礼堂被人承包，留声机就找不到主人，让文化站给送回来。当时，王书记已经死了，他老婆就留了下来。只要一放片子，一个宿舍区的男女老少都去听。”

　　“那王书记的老婆还在这里吗？”

　　“她又嫁了人，不知道搬到哪里去了。”

　　我和父亲面面相觑，一时间不知如何才好。最了解这件事儿的，无疑是王书记的老婆，可是现在，她也不知道哪里去了。这条看似最有希望找到留声机的线索，就这样断了吗？

　　父亲站在那里，手有些发抖，汗水也沿着两颊不由自主地淌下来。

　　“我听说，她嫁给了酒厂的周玉才。”这时，又过来一个老太太，听到我们的谈话，忽然说。

　　周玉才可是个大名鼎鼎的人物，曾经有些年，酒厂在他的领导下，红火得很。可是，后来酒厂倒闭，似乎就没再听说过这个人了。

　　“周玉才还活着吗？”

　　“活得好好的！”老太太说，他现在退休了，是从县政协退下来的。”

　　“大娘，那在哪里可以找到他？”我急切地问。

　　“他经常到县城公园遛弯，我上次去帮我女儿看孩子，还碰到过他。”

　　那天，我和父亲真是大喜过望。

　　父亲想紧接着就到县城去，我看出他身体已经非常虚弱，便说天色晚了，明天再去。这样，我们便先回了家。从前，我们每次回来，村里的老人就问，有消息了吗？父亲总说有些眉目了。其实，他之所以这样说，只是为自己打气，让自己不要气馁。但这一次不一样。他在回家的公共汽车上就说，如果有人再问起事情的进展，他就可以理直气壮地说，很快就能水落石出了。他说，周玉才是周庄人，虽然当了大官，可是老家还在周庄。这个人就算躲到老窝，他也能找得到。只要没有跟王书记一样，躲到阴曹地府去，就不愁找不到他。

　　第二天，我开车带着父亲，果然在县城公园找到了周玉才。周玉才正在文渊阁下面打牌，听到有人找，便放下手中的纸牌，站起来了。他的背有些驼，脸上的表情显得有些过分地谦恭。父亲问起当初的事儿，周玉才说，春梅改嫁给他时，的确带来一台留声机。他们两个人过得和和美美，可是，老太太在前几年也过世了。过世之后，留声机就不在他这里了。我的心猛地一沉，父亲的脸色也有些沮丧。幸好，周玉才突然又有些激动地问：

　　“你们，你们是王凤花什么人吧？”

　　“我是她的儿子。”父亲赶忙说。

　　“这些年，我和春梅一直在找你们啊！留声机送回来时，老王已经过世。春梅跟我说，这东西不是他们的，但她也不知道是从谁手里借的。后来，我们发现机身下面贴着一个小纸条，写的是王凤花。我们就开始打听，费了不少劲儿，去了王庄、王屯、王家楼，可谁也不知道。后来，在春梅去世前一年，这留声机找不到主人，一直是她的一块心病。为了完成她的这个心愿，我还去公安局户籍科查过，查出三个王凤花，但找到以后发现都不是。你们来了，可真是太好了！那台留声机现在好好的，我这就带你们去看它。”

　　父亲后来跟我说过，奶奶在娘家是独生宝贝闺女。出嫁之后，娘家就被打成了富农，早没人留下了。即使到村里去找，谁会想起曾经有个老富农的女儿叫王凤花呢？她在我们家的户口本上，名字也只是程王氏，而不是王凤花。

　　那天，我们跟着周玉才，出来公园，拐了两个弯儿，终于在县博物馆见到了那台留声机。这座博物馆是新建的，高大气派。穿过几间展厅，我跟父亲一眼就看见在展厅一角的玻璃橱柜里，正摆着那台老式留声机。

　　父亲激动得一下子抓紧了我的手，他的身子轻飘飘的，脚步有些散乱。他快步走过去，低头端详着它。它显得有些破旧，黑色的机体变得灰白，葱白一样的划杆有些淡黄，成了乳白色。显然，为了变手动为电动，它被人粗暴地做过“手术”。摇把不翼而飞，机体一侧多了一条电线和插头。在机体上还有些不易察觉的细小划痕。但是，在陈列到这里之后，它又被仔细擦拭过，甚至精心保养过。它很干净，也很安详，静静地待在那里，像一位饱经风霜的老人。

　　我抬起头，感到有一丝轻微的眩晕。这时，我看到在摆放留声机的上方，墙上有一段关于它的详细介绍。父亲凑上去，我也凑上去，看着上面的文字。文字中宣称，这是一台“功勋留声机”。因为，在全民兴修水利的年月，它曾经在施工工地上，给民工们解乏鼓劲，立下汗马功劳。后来镇上建了大礼堂，它又作为最初重要的音响设备，为丰富大家的文化生活，做过巨大的贡献。现在，它退役了，摆在这里供人瞻仰。大家应该记住它，因为它是位名副其实的“功臣”。

　　在此之前，父亲唠叨过许多次，有生之年，只要能再见到这个老伙计，一定要把它抱走，抢也要把它抢走。可是这时，他却犹豫了。他突然轻轻笑了笑，像是跟人说话，又像是自言自语地道：啥功勋，这就是一台普普通通的留声机，拉不得犁，又套不了车，能有啥功勋呢？

　　这时，我发现橱柜里留声机的右下角，还以一定的倾斜角度摆放着一个小小的牌子。我指给父亲看，并牵着他的手凑上去。那牌子被装在一个精致的塑料框框里。牌子是特殊纸张做成，上面有着石头纹路的蓝色。在这纸片上面，首先映入我们眼帘的是三个小点儿的黑字“捐赠人”。再往后看，是三个烫金的大点儿的字：“王凤花”。

　　我看到，父亲半天没有说话，突然，当着众人，他的眼泪一下子夺眶而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