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方新

　　陈谨之先生的长篇报告文学《鲁声玉振：吕剧的百年传奇与咏叹》，是我期待已久的一本书。看到书名，我油然想起曲阜孔庙进门处，矗有一石牌坊，上镌四个红漆大字：“金声玉振”，在蓝天白云衬托，青松翠柏掩映下，特别醒目。此书的名字脱胎于此？抑或作者在暗示书中所述之事，跟儒家文化和精神有着某种割舍不断的联系？我没有就此询问谨之先生，算我乱点鸳鸯谱了。

　　谨之先生是一位值得敬佩的人。他行伍出身，一副铁塔似的身板，声如洪钟，带着青铜色的回音儿，笑声很有特色，高，亮，远，隔几个房间也能听得到；他的酒量也雄豪，不过很少恃强凌弱，属于“遇弱不强，遇强不弱”型；他以一己之力，在东营的黄河口搞了许多文学活动，有声有色，风生水起，反响颇佳；我之认识谨之先生，就是在参加他组织的黄河口“槐花节”的文学采风活动上，活动搞得有点晚，加上天公不作美，接连下了两场雨来凑热闹，结果，一朵槐花没看到，倒是他给大伙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他还是个大孝子。

　　谨之先生有很大的文学抱负。去年，他的长篇报告文学《旷野与芳华》在省里获了奖，那是一本很不错的书，对那段发生在黄河三角洲上的知青旧事，给予了客观真实的呈现，投射了作家悲天悯人的情怀。我记得，书中对一些事件的叙述和人物的刻画，都不同程度地突破了某些禁忌，这是难能可贵的，体现出一位真正的作家的担当和胆识。他曾告诉我，“我计划写四本跟东营有关的书，也算咱给家乡做贡献了。”他的文学蓝图很宏大，很鼓舞人，也很有陈氏大刀阔斧的气派。《旷野与芳华》是他为此迈出的第一个脚印，不用说，这本带着新鲜的墨香和浓郁的泥土气息的书，正是他规划中的第二本书，它在精神脉络和艺术探索上继续承接和延伸着《旷野与芳华》，同时也表现出了新的自我面目，形成了独特的“文学小气象”。

　　报告文学给人一个印象：题材制胜。也就是说，一个好的题材，可以给作品带来很高的得分。也对，也不对。题材的好与坏是相对的，或者再进一步说，也可以认为题材本无好坏之别，主要看作家如何操刀，譬如，同一个“食材”，关键看厨师，不同的手法，做出不同的滋味。谨之先生酷爱厨艺，眼见的重量级的身材，就是最有说服力的证据，自然深谙五味调和之道。应该说他选择诞生于东营、滨州一带的地方戏吕剧，作为自己书写的对象，有些冷门，也有些独辟蹊径的意味。恕我孤陋寡闻，这是目前我看到的第一本关于戏曲的报告文学作品，至少是在山东省内是这样。从填补空白上说，它“胜”了；从普遍性上看，它“泯然众人”，并未见得出类拔萃。还是那句话，就看作者怎么把控它了。

　　有时候很有意思，一个题材明明在那儿摆着，过了多少年了，鲜有问津者，忽然有人像发现宝贝似的拾起它，载歌载舞，欣喜若狂，——这真是一种宿命的遇合，或许它一直在等他，而且终于在正确的时间里等来了“那个他”，——我觉得吕剧跟谨之先生的相遇，就跟这情景特别合榫。

　　谨之先生从小浸润于乡野间浓厚的吕剧氛围，几乎本能地对这它发生了好感，虽然以后行伍，转业，当记者，搞创作，都没让他丢掉那份炽烈的念想；而且谨之先生是个特别有“咬劲”的人，认准的事，一干到底，但是隔行如隔山，要是没点毅力——光是要弄清弄懂吕剧的五花八门的板腔，就要大费周折——一般人恐怕早就“鸣金收兵”了，他到底弄出了一个“所以然”。他向我坦承，写这本书像背了一块巨石，自己给自己找罪受，压得他喘不过气来。无疑，谨之先生为了完成这本书，克服了很多困难，常人所无法切实体会的，“如人饮水，冷暖自知”，也只好“不足为外人道”了。这是我应该向他学习的地方，——文学创作有时候真叫人气馁，它就是不喜太聪明的人和懒人。

　　用史笔为吕剧树碑立传，是本书最大的亮点。人们常用“信、雅、达”的标准，衡量一篇翻译作品的艺术水准，我也想借来一用。

　　“信”，即真实，是史笔的第一要义。回望我们的历史，多少史官因秉笔直书而掉了脑袋，这个“信”字，可以说是从鲜血里淘洗出来。与“信”相对立的是“妄”，是“曲”，是“虚”，为了求得平安，甚至为了蝇头小利，不惜自毁名节，摧眉折腰，媚权媚钱，“信马由缰”“信口开河”，此类撰者，代不乏见。在《鲁声玉振》里，谨之先生旗帜鲜明地矗立起了“信”的大纛，这一点，突出表现在对吕剧的出身认定上。吕剧的雏形最早出现于今天东营市广饶县时家村，由艺人时殿元在东路琴书的基础上融入自己天才的想法，将“坐腔扬琴”的形式革新为扮相表演，首次演出的剧目是《王小赶脚》，舞台上赫然出现了一头竹片、纸、布混成的“驴子”，令人耳目一悚，从此一个新的剧种“驴戏”诞生了。从乡野生，从乡野长，再从乡野走向城市，这就是吕剧的发展路径。可是当吕剧登堂入室，声名鹊起之后，它的前世“驴戏”的称谓，让一些人不舒坦了，变着法地为它“正名”，涂脂抹粉地装门面，其中不乏闻人专家和名角。尽管现实如斯，谨之先生还是言之凿凿地写下了如下文字：“这是历史。不能因为祖上‘穷’过，就不认家世；更不需要牵强附会地‘攀高结贵’。但是，事实上有很多人，甚至包括领导和专家，都羞于承认吕剧是由驴戏发展而来的。”在当前社会上“好好好先生”和“是是是女士”大行其道之际，谨之先生这样做肯定“冒犯”了一些人，惹得人家不高兴，这需要勇气，更需要底气。我觉得他的底气来自古老的史家精神，也来自厚实辽阔的大地。书中对吕剧表演艺术家郎咸芬跌宕命运的喟叹，对吕剧音乐奠基人张斌陡然陨落的悲叹，对尚之四落寞淡出的背影的无奈，对吕剧在时代转型中的式微，都实事求是，不遮不掩地予以了表现。

　　“雅”，即雅驯，主要表现为文字的雅致隽永，谨之先生遣词造句，喜用短句和四字句，给人以斩钉截铁、快刀剖瓜之感。这当然仅仅是他的语言风格的一个侧面。他的叙事不事铺展，很少大段大段的景物和环境描写，行文行云流水，飘逸洒脱，跳荡感很强，像轻骑兵突进，疾风穿林，很是痛快淋漓。

　　“达”，当然是指效果了，畅达，通达，豁达，别有洞天，总之，叫人读着晓其意，悦其情，同其思。当然，谨之先生对“春秋笔法”是了然于胸的，许多地方欲说还休，犹抱琵琶，有意地留白，令人读后，生发种种揣想，产生追下去的浓厚兴趣。这既是表现手法的使然，也是现实的条条框框所致。

　　谨之先生的态度和认识都站立在文字背后，我得到的印象是，这是一部文学性和报告性熔铸较好的作品，其文学品质是显而易见的。我对报告文学的第一个要求就是可读性，尽管读者拿过书的目的多种多样，但任何一个目的的达成，都要经过阅读的必由之路，没有可读性的报告文学，拿到手里也就等于宣判了它的死刑。而可读性需要故事和人物支撑，需要活泼的富有个性的语言做向导，需要才情和思想的强力的引擎。这本书做到了。书中几十个先后出场的人物，虽着墨多少有别，但都紧扣着他们与时代联系这根弦，各有命运，各有声口，各有面目。我读到李岱江在朝鲜战场的冰天雪地里演出，为了达到效果，毅然脱掉棉衣时，心头一紧，血流加快，——这是个金不换的细节，没想到被谨之先生捞到了，羡慕嫉妒，没有恨，只有喜欢。此类发光的细节还有不少，都是作家深入生活后披沙拣金得到的，这就使得本书有了内蕴的光辉，有了坚实的内核。

　　我还记得当时阅读它的情形：恰有小恙居家，倚枕捧读，情思激荡，如行山阴道里，美景目不暇接，窗外秋阳煦煦，木叶飒飒，一时竟不知身处何时何地，只是跟着书中人物的起起落落、悲欢聚散，在吕剧那时而粗犷激昂，时而低回婉转的韵律里，如痴如醉，如梦如幻……不知不觉间，我竟沉沦于它醇厚的艺术氛围里，神游物外了。不可否认，这与自己跟吕剧的亲近感，对谨之先生的景慕有关，但更重要的，还是文本本身的魅力感染了我。不可否认，当前有部分报告文学作家自甘堕落，已经到了不堪的地步，这个新生的文体已被糟蹋得面目全非，好在，越来越多的作家觉醒了，毫不犹豫地把文学性设置为它的生命线，并以之为指导，开始了创作实践，谨之先生就是践行者之一，他也用这部作品，给出了自己的回答。

　　山东的作家大多都会受到儒家文化的浸染，并把这种影响不自觉地投放到作品里，这也算是一种文学的宿命吧。谨之先生通过讲述这个跨越百年的吕剧故事，将自我的道德担当和家国情怀，融入其中，使之成为故事背后的“主导者”，推动着叙事发展。正因如此，吕剧所担负的教化作用大大超越了自身的艺术规范，而艺术性的流失是致命的，这是我阅读时的一点思索，至于是不是作者想要表达的东西，我也只能“得鱼忘筌”了。

　　这本书的现实意义就在于：它提出了传统戏曲，包括传统文化何去何从的问题。这是中国社会的一大命题，如何对待和接受传统，如何从传统中走出来，如何把传统文化带向远方，一直如同一根鱼刺卡在那里，悬而未决，令人惶惑。吕剧在百年间经历了全本的兴衰大戏，是一部地方戏的传奇，也是一支伤感的咏叹调。谨之先生的思索和追问，没有给出确切的答案，这不是他个人的问题，需要时间来作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