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星元

　　一

　　视野开阔只是一种形容，是对程度的修饰，事实上，它并不能做到一览无余。我们呈扇面状铺展开的视野终究是有限度的，它的局限不只是生理构造对于我们的拘束，还有诸多客观事物的拦截与稀释。不管怎么说，对我们而言，网罗于视线之内的东西，才是现场的，它们与我们在空间上呈现时间的一致和同步，除此之外，那些迢远的、模糊的、隐藏着的、视野之外的，往往是与当下的我们脱节的，我们没法把握它。就如我贸然说到“县城”这个词，纵使已在心中特指了我所居住的那个地方，其实也往往只是一个较为松散的替代符号而已，身为纲领之属，它笼统而模糊，让我无法窥领全境。与之相反的是，当我置身于县城的一隅，当我的视线能够尽可能地将之揽裹进来，那么对于“县城”，我便是在场的，是这一小片区域现时的参与者，而不是提炼者、阐发者与转述者。而这时，当我说到眼前的任何一种事物，它都可以被视为县城的分支与再分支，都可与县城构成包容和同质关系——如果我们的瞳孔是架显微镜，那它即是缩小版的县城。

　　有时觉得，越是微小、具象的事物，对我们的感官和心理冲击便越剧烈，对我们认识庞大的事物以及与之相关的意象，便愈容易。前提是，我们对于具象事物的观察，应是全面的，绝不能用一部分来代替另一部分。我们容易盲目地指认乃至曲解一些事物，并非是因为管中窥豹，而是因为受到了主观或客观条件的蒙骗，或用体量占优的多数侵占了少数，或用醒目夺人的少数欺瞒了多数。无论是多数还是少数，它们都误导我们以一部分剔除了另一部分。但那毕竟只是一部分，终究不是全部。我曾尝试提炼县城的特征，并为此沾沾自喜，直到某一日，我于百无聊赖中白日做梦，将自己的操作方法扩大到帝国和权术、朋党与派系的倾轧中，才发现自己的无知与偏颇。一座县城，便是多个小区域的有机聚合，每一个小区域， 都散发着它于同质中异化出的独特味道，我不应简单地将之剔除。时间坐标上也是，即便当局者具备当下的绝对权力，也不可肆意妄用。我不能以当下的名义驱赶或剔除过往，也不能以当下的名义阻挡或仇视未来；我不能以现在的眼光为昨日的县城立传，也不能以现在的眼光为明天的县城代言。于局限内中生活，我需要做的，便是记录局限本身，但并不能因之排斥局限之外的东西。

　　在这座县城已经生活十多年了，但却始终不敢以资深市民自居，且不说人，单是许多随时撞进视野里的事物，资历往往也要远超于我。县城为证，那些看似不起眼的事物，往往是我们的前辈。它们储藏着更多的县城故事，蕴含着更多的县城质地；它们磨砺着县城的历史，也被县城的进程不断磨砺着。从某种层次上来说，它们就是缩小版的县城，县城就是粗放型的它们。一棵树、一片瓦、一座塔、一条河……我来之前，许多事物就已长时间地占据着这里，它们因类别的差异而各自不同地按照自己的轨迹“生老病死”，并不会因我还未到来而暂时停下新陈代谢的脚步。事实上，即便我郑重其事地来了，也只是我自己的郑重其事，对于它们、对于整座县城，不会产生丝毫影响。我不过是这座县城里一件最普通不过的物件儿，来了无人在意，走了也不会有谁想起。

　　看到一个段子：因为没有被置于凉爽、干燥、远离阳光的地方，地球上才有了生命——换句话说，我们就是宇宙里发的霉。虽然不乏戏谑的味道，但想一想，似乎还真是这么一回事儿。如果从中感受到了侮辱，往往是因为之前我们把自己看得太过重要了，从而孕育出了莫名的自大之心。从物种起源上来说，相对于诸多生物，人类只是个迟到者，对世界秩序最初的建设，并无丝毫建树；从个人的生命体验上来说，每个人都只是一次性用具，也都会随着代际的不断更新而彻底消失。但是，诸多我们曾经轻视的事物，对我们来说是不朽或相对不朽的。人类群族相较于其他群族的自信，终究是天生即有的还是随着地位的缓慢提高而衍生的？我不得而知。但我知道，这种傲慢，的确是存在的。纵使说到万物平等，我们也往往是将自己所属的族类率先剔除了，在潜意识里，这一族并不隶属于万物，他高于万物。

　　然而我们不知道万物对我们的这种划分持有怎样的态度。若以我们的秉性臆测，我想我们的自尊心可能会因此受辱。譬如，我们或许会自认为谦虚地说，我们是一阵风刮了过去，一粒尘飘了过去，一只废弃塑料袋擦了过去，而这三种被我们强行拉扯过来的事物，可能根本就不屑于与我们为伍，对进入我们的自比喻象而感到耻辱。当然，我这么说依然是站在自己族类的立场上的，立场的不同，往往意味着诠释行为更多的属性是曲解。这似乎意味着，思维的视野所具备的能力，与眼睛一样无能。

　　二

　　当我们叙述或描述某种事物时，即便在场，我们借助更多的却是以往的经验，而并非时间上的同步影像。同步影像往往是平面的认知，它只给我们提供了事物的骨架，至于经脉、血肉、毛发以及其他修饰性的东西，大多需要我们用记忆和想象补充。赫拉克利特说，“人不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而我们却总是用多次踏入的经历去完成对最后一次的总结性描述，这多少让人有些颓废和绝望。

　　况且，记忆往往并不可靠。许多年前的旧事不必说，就算是数天之前的某件事，当共同的参与者重述的时候，你便会发现，每个人的叙述角度、叙述重点和对事物特征的描述，都具有一定程度的偏差，如果作为局外人，你根本无从判断究竟是谁的记忆更接近真相。最后，随着时间的推移，记忆便只剩下了骨架以及每个人独有的细枝末节。如果时间继续推移，那么有些人或许依然记得他们共同经历过的事情，而另些人早已遗忘。直至最后，所有的人都已不再记得，那件事就像从未发生过一样——许多年前的某个时间节段内，他们似乎什么都没有做，也仿佛什么事都没有在他们身上发生，他们的记忆，只是被一些虚空撑满了而已。

　　若有实物尚存，或许记忆就不会那么快烟消云散。我们回忆过往，往往是从现实中的一棵树、一张纸、一栋房开始的，现实里的事物，正好与记忆里的同一类事物在意识里对接。即便皮之不存，但只要某个细微如毛的实物尚在，我们便可以管中窥豹。那些存活于记忆里乃至现实中的实物，如一枚倔强的钉子钉在那里，虽锈迹斑斑，但依然为我们存储着某段蒙尘的过往。

　　我常说县城是安静、固定、一成不变的，当这么说的时候，我的参照物是大中型城市，而所用视角则是整体上的俯视。事实上，居于县城，我的视野往往是被细微之物所占据的，而我的视角更多的则是平视和仰视。当我平视或仰视这座县城的时候，它其实是复杂的、喧嚣的、不断变化的，我还没有将它住旧，它却已将我从弱冠之年赶撵到了而立与不惑的中间位置。说“我还没有将它住旧”，依然是从整体上而言的，持续运动的物体，自身就具备推陈出新的技能，“淘汰”则是它的惯用手段。然而，这并不代表有些“旧”是不存在的。事实上，县城既光鲜亮丽，也“藏污纳垢”，它的新与旧分区并存，共同托起了这座成分复杂、历史档案不清不楚的县城。

　　在县城生活久了便会发现，许多主体实物早已消失于人们的视线与记忆中，而那些依附于它们的附庸产物却倔强且苟延残喘地活了下来。这么说是有依据的，我想拿一处典型性处所来叙述所见——某段特殊时期，单位安排我与同事到县城的某片区域包点，协助社区工作。之前我对那一片并不太熟悉，到了之后才发现，这片区域里容纳着诸多的小区、公寓、会所、商超及其他门面，社会结构比较复杂。社区工作人员介绍，我们包点的中心小区有三四十栋楼，住了近两千人，曾是当年的水泥厂，工厂倒闭很多年后，才改成如今的商品住宅区，现在它有一个好听的时髦名字，与之前的工厂毫无瓜葛。我沿着围墙走了一圈，确实也未看到一丝工厂的痕迹。据我所知，当年的水泥厂可谓大厂，生产的水泥，是附近几个县区重要的建筑材料。我父亲曾干过许多年的泥瓦匠，他跟着我一位远房大伯的建筑队早出晚归，往来于附近的几个乡镇。隔几日，他便拿回来一卷水泥袋，将水泥袋抱到河边，用流水冲刷掉灰渍，晾干备用。等到打下来粮食，便可以用这些水泥袋盛装。到了下雨天，我们就会拽出一只水泥袋，在空中一扬，将其中一只角对到另一只角上，便制成了一个披风，要比雨伞实用得多。大人们则会将水泥袋缝在漏洞的斗笠上，于缝补中延续器物的使命。我记得很清楚，那些水泥袋上，一律印着“XX县水泥厂”这几个字，前面的县名，如今已经不再用了，它只属于本县最后一次改名之前的半个世纪。

　　根据工作需要，第二日单位又抽调我到附近的另一处住宅区值守。这是一处封闭区域，社区的同志带我穿过一条小道，前行数十米，向左拐了一个九十度的弯，再前行数十米，向右拐了一个九十度的弯，才看到那一排排带院的小平房。之前，我将视野放置于县城的不同角落，见过并写过许多老旧的居民区，但这次所见，还是让我的心“咯噔”了一下——在这座县城，我还从未见过如此破败的住宅区。虽说是带着院子，但院子的空间却极小，大概不足二十平。一些人家的房顶，落满了厚厚的树叶，且于叶堆间生出了诸多杂草，还有一些，已经被看得见或看不见的重力压垮，踮脚便能看见房子里的碎石、瓦片、草屑、钢筋以及各色垃圾。因为房子矮，窗口便也开得低，我从一排房屋的后巷走过，后窗的位置与我的胸口大致持平，而这些后窗，一律用篷布和木条封着，用铁钉嵌着。我在这处住宅区绕了许久，才发现一名骑着电瓶车的老人，车子的踏板上放着一只装满水的塑料桶，显然是刚从外面打水回来的。我问他为何要出去打水，他说这一片住宅区没有通自来水，只能到外面打山泉水。他说的山泉水，其实多是乡间老井里的自然水，有人用小货车拉来，停于县城的各个角落，便忙别的事去了，购水者来了之后需自行灌装，灌完后向焊于车身的扁口金属箱投入一定数额的硬币或纸币，也有的商家会在车身醒目处贴上电子收款码，这样便更方便了。这种水与自来水相比碱少，与纯净水比价低，十五公斤的水桶灌满，只需要一元钱，颇得县城居民青睐，我们家一直喝的就是这种水。老人健谈，他告诉我，自己与住在这里的乡邻还经常去附近超市的厕所外洗手处接一些自来水，用以除饮用之外的其他方面。我问他这是什么小区，怎么看不到其他居民，他说是水泥厂家属院，六七十年前建的老房子了，比自己的年龄还老，居民大多是当年水泥厂里的职工，他们家父子两代，都曾在水泥厂工作。说水泥厂未倒闭时，这里住满了人，足足有一百多户，而如今只剩下一二十户了。正说着，另一位与这位老人差不多年纪的老者走过来，他听了几句后便接过话茬，说其实他们很早就盼着拆迁了，这些房子已经修缮了多次，一次修缮往往就是一次破坏，实在经不起折腾了，对他们这种急需改善居住环境却无购买能力的人来说，拆迁置换是好事，但有几户早已搬离这里的居民却不松口，想用早已废弃的房屋换取更多的空间或钱款，官方多次介入，却终未将此事敲定。之后，在我的询问下，两位老者说起了水泥厂当年的辉煌——说起某次去青岛学习的经历，说起某年春节发下的福利，说起火热的青春与羞涩的爱情……或许是因为很久没人听他们叙说往事了，他们甚至争抢着说，这位刚说几句，那位就接了下来，直到那位带水老人无意间看了看自己的老式松紧腕表，才“哎呀”一声，说到了吃药的点儿了，便各自离去了。

　　我想起了幼年的经历，想起了用来遮风挡雨的水泥袋。说不定，某只曾为我们遮风挡雨的水泥袋，也曾在与我闲聊的老人中的某一个手上逗留过，他们或是制作了它，或是在它身上印下了水泥厂的字样，或是用产出的水泥将它装满封口，再经过之后的多个流通环节，到达了我父亲所在的建筑队。就这样，那些水泥加持了乡间的建筑，弃置的袋子却被我父亲带了回来，成为了我们披在头顶的雨具。这世间的牵连可真是奇妙啊——一件小小的器物，就能将一些本无交集的人串联于某个关系链上，而他们却不知晓；这世间的牵连又总是让人唏嘘——谁能想到，许多年前借器物为我们遮风挡雨的人，如今却不能为自己添砖加瓦。

　　我特意打开高德地图，找到水泥厂家属院的范围，无论如何放大或缩小比例，结果皆显示，这里是一处空白区。才不过短短二十多年，曾经县内的支柱企业，就这样销声匿迹了，只有这个被抹去了所有名分的家属院，还遗孀般近距离地活在我们的视野之中。我迷恋老物件，但不迷信老物件，实话实说，这处家属院早已不匹配县城的发展了。尽管如此，我还是想说，这件腐朽之物也曾新鲜过，它曾是一座县城最朝气蓬勃的力量和象征。那些青春，那些热血，那些辉煌，皆喷涌于我来之前，亦皆消散于我来之前，我虽未见过，但不应就此心安理得地将它置于视野的盲区，更不应假装无视。

　　三

　　我来之前，许多事物早已存在，它们遵循着自身的规律变化着；我来之前，许多事物就已落幕，但它们仍会以某种方式或深或浅地影响着我的生活。以县城里的事物为例——人们常说的“老法院”，它并非只是指某个机构，事实上，它作为某个特定机构名称的职能已经不复存在了，现在，这个名称的所指是某处方位的某些商铺与民房的聚集体，这里偶尔会出现一些盗窃、诈骗、劳务纠纷之类的事件，这与它所拥有的名称颇不对称。但是大家似乎都继承和默认了这种叫法，谁也不知道它还将存在多少年。

　　儿子出生前的几个月，妻子忽然心血来潮，让我陪她去探访她就读过的幼儿园。我虽未去过，但知道路程不远，应该就在岳母家附近，因为在妻子与岳母对话或岳母与街坊们对话的时候，“幼儿园”这三个字是个高频率词汇。在她们的言辞中，我了解到“幼儿园”这个地方，不但有服装店和五金店，还有早餐店和菜市场，似乎那里还有至少一家诊所，因为有一次我发烧却没当回事，岳母便说去“幼儿园”那边拿点药，不多久就拿回来一盒感冒冲剂和几包配好的退烧药。妻子说，因为离家近，住在这一片儿的孩子，很多都曾在那所幼儿园里就读，直到许多年后的今天，它早已成为附近居民生活里不可或缺的词汇，并以特指的方式，拒绝了其他幼儿园的进入。也就是说，在她们的话语里“幼儿园”三个字只是特指这所幼儿园以及它附近的小小区域，至于其他幼儿园，它们往往会被冠以更准确的名称。

　　事实上，幼儿园已经不复存在了。更准确地说，应该是它作为幼儿园的职能已经不复存在了——在开办了许多年后，尽管它一直在不断更新着自己的理念，可最终还在落在了时代发展的背后。“发展”从来都不是死板的由此及彼，也不是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它的内质是竞争和淘汰，尽管大家都在向前奔跑，可跑的速度有快有慢，而那些速度相对缓慢的，必然将会被舍弃。人间法则向来如此，它虽然残酷，但往往有效。

　　那是秋日里的某个下午，我陪妻子步行走进了那条小巷（之前所料想的基本没错，巷口外果然开着一些服装店、五金店、早餐店、菜市场以及药铺）。在巷子的中间位置，我们隔着铁栅栏，看到了那所幼儿园。幼儿园由一栋二层小楼和小楼背后的一处院子构成。正对着我们的楼道隔着一道紧闭着的红漆木门，固定于门板上的那面磨砂玻璃被打碎了，虽有几条利刃般的碎玻璃嵌在窗上，却已不能行使遮羞的职能。向里面望去，可以看到狭窄的楼道里凌乱地堆放着一些旧桌椅，这其中不乏瘸腿的家伙。妻子将她曾就读过的教室指给我看，她说从距离我们最近的那间教室向内数，第四间房子便是。然而，我只是领会了话语中所指的那间教室，却不得亲见——因为结构狭长，那间龟缩于楼道尽头的教室，成为了阳光无法照耀的角落和目光无法窥探的秘境。

　　继而，妻子又将脖颈、目光以及话题顺转到了小楼背后的院子里。妻子说，这里兼具操场和游乐场的职能，她在这里玩耍的时间，几乎与在教室里相当。院墙大约有一米五那么高，站在墙外，妻子需踮着脚尖向内看。院子里堆放着一些条石、砖块，它们的顶端及四周，还杂陈着枝叶、杂草、塑料袋、卫生纸以及非人即畜的干瘪粪便。甚至，我们还在某个靠墙的位置发现了焚烧过后留下的痕迹。我找了个略显干净的地方翻墙而入，裤子与鞋子上立刻就沾满了苍耳子和鬼圪针。妻子想让我进去拍下内墙里的卡通组画，她说最近这些天，总会想起它们。矮墙上果然绘有一组卡通画，从左向右，它们依次的形象是：三朵脖颈弯曲的向阳花在跳舞，一个小女孩将嘴巴凑向了一个小男孩的耳朵，一只蝴蝶或是蜜蜂（因为画风的缘故，我无从辨认）表情惊讶地看着划水的章鱼（如此荒诞而可爱），一群小鱼正向着一队海马吐泡泡……这些图画的色彩早已黯淡、色块多有剥离，就如唐宋坟墓里出土的壁画，这个没了手足，那个失了配饰，泛着一丝诡异的味道。

　　我将拍摄的照片拿给妻子看，她竟喜欢得不得了。或许是因为没有过往留在这里吧，在这些画像上，我并不能与妻子共情。

　　四

　　有时候我觉得，想在县城里选择一种能与别人共情的事物并不容易，即便我们许多人的目光不由自主地交汇于同一种事物身上，也未必能完成哪怕是少至两个人的情感对应和共鸣。因此，更多的时候，我是孤独的。

　　孤独的时候，我就看天——作为渺小的过路者，我对天空本无建树，但它却以居高临下却并不气势凌人的广博胸襟，容纳着我对诸如飞翔、自由这些词的所有想象。与原野之上的天空相比，县城的天空是修剪版，那些高耸的楼宇参与了天空的建设，并借助我们的视野成为了天空的一部分。这样的天空看得勤了，我的眼光便会扭曲，譬如，我开始认同“坐井观天”这个词，因为它把“井”置于前头、视为条件，间接承认了我们的局限，我们的无能，我们的无所作为。

　　距我居住的小区不远处，有一处建筑工地，我时常骑电瓶车带着儿子去那边看吊车。塔吊、龙门吊、履带吊……他嘴里念念有词，复述着从绘本上学来的经验，显然，他要比自己的父亲更熟悉吊车的分类。他看吊车，我就看天以及天上的云。吊车在我们的高处，云朵则在吊车的高处，无论侧重点放在哪里，只要是高处的事物，我和儿子都需要高仰着脖颈膜拜。云以众多周知的善变著称，我也的确好像看到它们在舞在动，但稳定心神再看，又好像只是吊车在动。即便是运动特征最明显的航迹云，如果想看完它彻底被天空稀释的全过程，也会让我们等待许久许久。事实上，我们父子从未能完整看到过航迹是如何消失的——我们均没有那份耐心。譬如现在，当我回想航迹消失的完整过程时，其实是动用了许多次观看航迹云的经历，我将它消失的不同阶段重组，整合出漏洞百出的真相。这应“归功”于眼睛，我们的眼睛天生具备发现真相的能力，但也正是因为这种能力的存在，让我们太过依赖它，它便暗度陈仓，蜕变为虚假最出色的庇护者。也就是说，我们可能看到了同一种事物，但我们每个人眼中的同一种事物，其实并不相同。

　　我在想，造成这种分歧的除了我们自身的原因之外，事物是否也有“过错”？依然还是天空——拉长时间的轴线，说到久远的事物，我觉得天空理应排在首位，而想要以什么为参照，说出一些真理或谬论，天空是最好的选择，因为它最为权威。与其他事物相比，天空最为善变，但它又总是于善变中保持着不变，永远不会破旧，永远那么干净。我短暂的过路者般的县城生涯可以作证——十多年前初到县城时，它就是这番模样，十多年后的今天，它依然还是这番模样，即便是天空中偶尔飘过一只塑料袋，你也觉得，它只是云的变种，是天空里可以忽略不计的潜逃者。亿万斯年，多少生灵早已经历了存又经历了灭啊，但天空却始终如一。正因如此，那不变之中的常变，才显得弥足珍贵。就像我看到的那些县城事物和听到的那些县城故事，纵使我无法去共情，也应给予它们足够的尊重。作为一名浅薄的观察者和书写者，我带着自己偏执的视野生活于这里，而偏执，或许也是县城重要的侧颜。

　　之前看到过本地的老前辈书写的关于这座县城的文章，它们让我感到了陌生。同样，我知道，此刻我笔下的县城也终将会成为昨日的县城，许多年后，当另一名观察者来到这里，他视野里所看到的，注定不是我现在所看到的。然而，我们的确同居住于这座县城之中，同隐藏在这座县城的天空之下。我想，他们或许就是我不得亲见的共情之人。作为知己，无论是对早已作古的前人，还是对那尚未到来的后者，我都会郑重地遥执抱拳之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