狄 青

文人的暴脾气

是人就有火气，有的人天生火气大，只要这火气尚受理性驾驭，也属正常。仔细想想，我们何尝不是已经习惯于对自己要求低，对他人要求高；想自己损失多，想他人损失少，如此一来，火气想小也难。有人常受“无名火”困扰，其实，“火”固然是无名，却未必没有来历。火气，说起来其实也有高下之分，有的火气只牵涉蝇头小利；有的火气嘛，则缘于家国情怀。

　　火气大，有时候可表现为血性。明末大文人陈子龙便如是。同为明末大文人的艾南英游历江南，与陈子龙等江南名士坐而论道，艾南英以教训人的口吻，指名道姓地骂起李梦阳、王世贞等陈子龙眼中的前辈大儒，陈子龙突然拍案而起，上去一个“背跨”就将艾南英摔倒在地，举座皆惊，从此落得个“爆脾气”的称号。后来，当大明文臣武将们争先恐后降清，就是这个“爆脾气”的文人陈子龙，在家乡率先扯起反清复明大旗，率义军转战东南各省，给清兵以沉重打击。清顺治三年，他在吴江大败清军，被清庭列为务必斩除的“三吴名士之首”；顺治四年，因走漏消息，陈子龙孤身被捕。他直立不屈，大骂不止。清军将领问其为何官，他答：“我大明崇祯朝兵科给事中也。”又问为何不剃发？陈答：“吾惟留此发，以见先帝于地下也。”再问，陈子龙便不发一语，只怒目圆睁。清兵差五百人将其押送南京，他却在途经上海松江跨塘桥时硬是甩倒了几个清兵后投河殉国。如此刚烈，如此火气，不要说文人，又让古今多少武夫汗颜！

　　火气大，有时候也是个性。刘文典当年踹过蒋介石，坐过大牢，火气大得很。他崇拜陈寅恪，看陈寅恪的文章要先洗手；他瞧不上沈从文，日本人的飞机轰炸昆明，西南联大师生跑警报，刘文典看见沈从文跑向防空洞，竟然也不怕炸弹了，站在原地大声说：“我跑是为了保存国粹，学生跑是为了保存下一代的希望，沈从文你干什么跑！”有火大的，就有火气更大的。吴组湘先生是刘文典的学生，也是刘文典最得意的几个弟子之一，在刘文典布置的六朝文学作业里，吴组湘大骂六朝文学全都是些娼妓文学，刘文典大怒，遂给了吴组湘的作业一个“不及格”。但因为喜欢吴组湘的才华，所以又叫人给吴组湘传去口信，说只要吴组湘改变观点，就能过关。吴组湘当时已娶妻生子，一家人全靠他这一点微薄的奖学金生活，如有一门功课不及格，奖学金就会泡汤。可吴组湘硬是没有收回自己的观点，他当着刘文典的面宣布中断学业，令火大的刘文典一下子没了脾气。

　　有的人火气大，沾火就着，属于“暴脾气”，这的确与自身生活的遭际有关，但更与自身的见识、学养和修为不够有关。想当初，丰子恺先生家里有6个孩子，他却没有打过任何一个孩子，他也很少跟孩子发火。即便在抗战期间一家人颠沛流离，他与孩子们交流也是和颜悦色。在缘缘堂，他为孩子们装了滑梯、跷跷板，挖了沙坑，还置办了可升降的跳高用的架子，俨然搞成了一个儿童乐园。仔细揣摩丰子恺先生的文章和画，那可都是滤尽了火气的啊！

　　滤尽了火气，并不是没有火气，而是领悟了人生的真谛。

文人的“等级”

艾丽丝·门罗当年获诺贝尔文学奖的时候，我看到不少“奇葩”言论。某出版商：“我们根本没预测过门罗获奖，也压根没想过这事儿。出门罗的书，单纯是因为她是当代英美文学一线女作家，我们关注她很久了。”以百米冲刺速度舍我其谁般一股脑引进门罗全部作品，说的却似与她获不获奖没半毛钱关系，果真如是，只能说出版商脑子进水了。原本多半不知门罗何许人也，却普遍表现得与门罗很熟，某著名评论家：“果然不出我所料，果然是门罗，留意她很久了，在欧美，她绝对算一线作家。”某评论家：“刚有记者问今年的诺贝尔奖为什么颁给门罗，其实想当年大学时就读过她的短篇小说，她一直都是一线作家，去年莫言获奖时，我就预测今年肯定是她……”说得都跟诸葛亮、刘伯温似的，但我感兴趣的并不是他们的能掐会算，我感兴趣的是他们不约而同所谈及的一个概念——“一线文人”抑或“一线作家”。

　　何谓“一线作家”？据说有两种解释。传统的解释是指活跃在创作一线、笔耕不辍且不断有新作面世的那些人。而另一种解释则是指曝光率高、总是能够成为新闻焦点且与影视圈娱乐圈联系紧密的那些作家。所谓“作家明星化”是也！但在我来看，把作家分为“一线”“二线”，乃至“不入流”，原本就是随意的，更是轻佻的。因为所谓“一线作家”所提供的未必就是一流作品，可能仅是些契合了泛娱乐化消费时代的文字。曹雪芹活着的时候从没进入过“一线”，似乎连“二线”都算不上，但谁能说他不是一流呢？

　　我小时候，工厂里有“一线”“二线”之说。“一线”指生产、销售部门，也就是造产品、扛指标和直接面对顾客的那些岗位；而“二线”指机关后勤服务部门。那时姑娘谈对象都爱找“一线”的，原因简单，“一线”奖金高，连粮票都比机关干部拿得多。后来随着减员增效与技术进步，工厂里的“一线”“二线”变得模糊，这个词被借用到其他领域，遂成了一些人或吹捧或标榜的手段，全不管他们嘴里的“一线”到底又够得上几流。

　　“一线”“二线”之说也非文人专利，美术界有一线画家，影视圈有一线演员，娱乐圈有一线歌手，球队有一线球员……其实，混入一线不难，进入一流却不易。关键是，我们是追求紧贴时尚外表风光的“一线”？还是看重真材实料真才实学的一流？记得几年前，在上海相对僻静的四平路旁，有一家名为“啃得起”的快餐店，店不大，名字有意思，盐酥鸡做得更地道。老板一番话把我给逗乐了，他说：“阿拉‘啃得起’虽然未必是一线牌子，但和一线大牌子比，不光节约钞票，味道也绝对一流！”没有一线位置，却不妨碍追求一流品质。

　　也怪，这么多年来，我喜欢的歌手多半都不属于“一线歌手”，比如钮大可、曹松章、曲佑良、刘峥，等等，还有就是马来西亚华裔梁静茹。而梁静茹差不多算是我喜欢的歌手中唯一与“一线”沾边的了。然而，至今依然有人说梁静茹“除了歌声，其余都可略过”。因为她是几乎不提供新闻的新闻当事人。当年初到中国台湾发展的梁静茹每次在记者会上都紧张到瑟缩发抖，来自马来西亚偏僻华人聚居小镇的她说：“当明星，我一直没准备好。”她害怕出错，对工作始终敬畏；她曾经给五六位大牌明星做助理，但结果是，这些明星如今谁也没有她红！一个外形不起眼，性格很拘谨，没有绯闻，穿衣保守，经历乏善可陈的女歌手，却红遍华人世界，靠的是什么？靠的就是她一流的歌声和她一流的工作态度！正所谓是金子总会发光，是葵花总要向阳！梁静茹是当下极少数不需绯闻和炒作就能站到一线的女明星。她诠释了一个道理：一线的位置需要有一流的实力，否则，即使被炒作到一线，也终究站不稳。

　　歌手如此，文人更是如此。我们如今文坛中人言必提及的卡夫卡、佩索阿、保罗·策兰等人，他们哪个活着的时候又属于“一线”来着？

　　明里暗里给文人分出“等级”，是世俗和等级社会的产物，可在我看来，只要你做到了一流，无论是文学还是艺术，无论是工作还是创作，亦无论时光如何匆匆流逝，即便不被人说成是“一线”，那又怎样？

文人中的“学霸”

这里要说的文人中的“学霸”有三位——晚明的“江左三大家”钱谦益（钱牧斋）、吴伟业（吴梅村）、龚鼎孳（龚芝麓）。三个人很早便相识，关系接近亦师亦友。吴伟业与龚鼎孳年庚相仿，且皆于崇祯年间考取进士，钱谦益比他们要大二三十岁，乃万历年间进士，想当年论学问与名望，有东南文宗之称的钱远在吴、龚二人之上，可有意思的是，这仨人却被时人生生地给捏合到一起，原因嘛，首先，仨人在科考的征途上都是远近驰名的学霸级人物；其次，仨人籍贯皆为江左，诗名并重，且皆由明臣仕清；再次，仨人瞻前顾后、患得患失、嘀嘀咕咕的毛病令他们常常两头不落好，人生虽跌宕起伏，却也败笔多多。当然，还有一样，那便是仨人皆与当年的秦淮八艳牵扯不清，可谓剪不断，理还乱。

　　单论好好学习这事儿，此仨人还真说不好谁先谁后，反正都是天生的学霸。比起蒲松龄、吴敬梓那种一进考场就蒙的人，仨人绝对属于考试型选手，否则也不会年纪轻轻便求得功名、名耀江左。没承想遇上了改天换地的大时代，这将他们原本或明哲保身的好日子给拦腰斩断了，在出世与入世之间，在为官与为民之间，在名望与散淡之间，在富贵与贫穷之间，在殉明与降清之间，三个学霸可真称得上患得患失、愁肠百结啊！

　　钱谦益曾是一个有大抱负的文人，读书和藏书皆居江南头牌。公元1641年秋，另一江南大文人毛晋单独为钱谦益贺60大寿。毛晋时年42岁，风华正茂。二人焚香供罗汉、清斋法筵，钱谦益对毛晋讲，读书人最该在意的乃后世的好名声。可仅过四年，清军兵临南京城下，柳如是劝钱与自己一同投水殉国，钱不语，后走下池塘试了一下水说：“水太冷，不能下。”好名声被他抛到脑后，转而降清。钱谦益与洪承畴不同，他是读书人，深知啥叫遗臭万年，于是在名望与权宜之间，名望再次成为首选。当郑成功北伐，他不顾年迈体弱，暗中联系反清志士，并“尽囊以资之”，临终前还写下“苦恨孤臣一死迟”的诗句以示对大明效忠。殊不知，因他的患得患失与机巧权益，历史早已将他归入“贰臣”。

　　同样为降清睡不着觉的还有吴伟业。“忍死偷生廿载余，而今罪孽怎消除。受恩欠债须填补，纵比鸿毛也不如。”这几句诗是吴伟业仕清后内心的真实写照。吴是明崇祯殿试榜眼，崇祯皇帝在有明一朝的皇帝里算比较自大的，对吴却高看一眼，曾在吴伟业的试卷上朱批“正大博雅，足试诡靡”八个字。听说吴尚未婚娶，特批他回乡娶了媳妇再来，后人称其是“钦赐归娶，天下荣之”。这位学霸一方面对降清耿耿于怀，一方面对爱情患得患失。崇祯十五年春天的一次酒宴上，卞玉京主动对吴伟业表达爱慕，而吴却含含糊糊、装傻充愣，把卞玉京伤的不轻。可之后他又对卞念念不忘，专程跑到钱谦益府上，求柳如是帮他与卞玉京说和，他可娶卞为妾。可这时候的卞玉京早已心灰意冷、遁入空门。吴伟业临终前曾说道：“吾一生遭际万事忧危，无一刻不历艰险，无一境不尝艰辛，实为天下大苦人。”可他的苦，何尝不是他自找的呢？

　　三个文人里，数龚鼎孳放荡不羁，有李白那种散尽家财还复来的豪情。其年少时，万言文字便一挥而就，且辞藻华丽。吴伟业说他“见之篇什者，百世下读之应为感动”。他不像吴伟业，怕烟花女子坏了自己前程。他见顾眉才两面，就表示将明媒正娶，他写给顾眉的情诗成为他创作的一大特色。但因他一降大顺二降大清，为人所不齿。龚的降，除大节有大亏之外，也缘于他的患得患失。他在文人圈子里的豪放不羁本源于他富豪家资的底气，他对荣华富贵的贪恋令他不能自已。虽然他升任清刑部尚书后，为保护傅山、阎尔梅等明朝遗老不遗余力，且暗中资助大量明人遗士，他的诗作里也满是亡国之恨，但已于事无补。龚鼎孳把自己没能殉明而去归结为“小妾不许尔”，是无力的托词，也是某种事实，金钱美色、荣华富贵，让龚鼎孳读的那些圣人书变得虚幻且轻飘。

　　三个“学霸型”文人，学问甲天下，为人却复杂。复杂就在于，他们要的东西实在太多，每一样都不想失去，他们或许忘了那句老话，这世上，甘蔗哪有两头甜啊！

文人赚钱

文人与钱的关系，简单也不简单，说一言难尽倒也不错。搞比较文学的人喜欢拿陶渊明与英国“湖畔派文学”领军人物华兹华斯比。还别说，二人确有可比处。一是都写了不少田园诗；二是都远离热闹去到偏僻乡野过“采菊东篱下”的日子。但始终有个“硬槛儿”迈不过去，那便是陶渊明辞官后就再没拿过朝廷一两银子，而华兹华斯却在他隐居的湖区谋了份年薪达400英镑的印花税税务官的官差，这事儿在彼时英国曾引起轩然大波。先是拜伦撰文讽刺，再是原本崇拜华兹华斯的雪莱表示要断交，就连当时很年轻的狄更斯都因此而对这位前辈心生芥蒂。这说明，文人与金钱之间，多少是有些违和感的，古今中外莫不如是。

　　华兹华斯靠那几百英镑年薪可以在偏远的湖区安心写作，我觉得这事儿没什么不好，一定要让他做个忍饥挨饿的穷酸文人，难说就不是一种道德绑架。虽说拿着几百镑年薪，而且后来华兹华斯还成为英国的桂冠诗人，有皇室给的津贴，但华兹华斯算不上严格意义上的富人，与同时代伦敦的那些商贾巨富不可同日而语。这从他生前从不奢侈浪费，而死后并没有留下多少遗产中可见一斑。

　　但中国古代的情况不是这样，真有靠写东西成为富豪的文人。《晋书·陈寿传》中说有人请陈寿为其父写传赋。陈寿说：“见与千斛米，为尊撰佳赋。”一篇传赋开价千斛米，可见当时著名文人索要稿酬之高。而在唐代，诗人贺知章、宋之问、骆宾王、王昌龄等都曾为人代写过公文。但代写公文名气最大的当属诗人李邕，以至于许多地方官都拿着钱跨县过府来请他写公文。李邕一生代写的公文据说有800多篇。《新唐书》中讲：“李邕代撰官折受筹银巨万，据此为豪富者。”

　　与为他人代写公文相比，给死者写碑文赚的钱也不少，不过能从中赚大钱的文人不多，韩愈算其中一个。韩愈写《平淮西碑》得到的报酬是500匹绢，依《中国物价史》中记载，唐开元年间的500匹绢相当于7690斗米，而买当时的7690斗米需要现在的20万元人民币，也就是说韩愈写此碑文拿了20万稿费，而碑文只有1505个字。我去南昌的青云谱八大山人故居，看到里面有记录说当年朱耷曾受托为江南一富户作画，收了多少钱没有记载，但对方是“倾囊中金为润”。而郑板桥晚年曾写有《板桥润格》，给自己作品明码标价，且作诗云：“画竹多于买竹钱，竹高一尺银三千，任尔怨话任交接，只当秋风过耳边。”他完全放下了所谓“君子喻义不喻利”的虚荣，明码标价，愿买愿卖。可见古代文人只要有真才实学的，且能够放下架子，想要变得富裕，乃至于成为富人中的一员并非没有可能。

　　与古代中国文人相比，当下中国文人的变化何止翻天覆地，单以赚钱论，不仅个体间相差悬殊，实际与古人也无可比性。因为那时候文人代写公文也好、替写碑文也罢，实则是为了“养”自己要写的那些赚不到钱的诗词歌赋，是用文学以外的文字来赚钱养不赚钱的文学。而当下的某些文人呢？却是用所谓的文学来赚钱“养”自己鲜衣怒马纸醉金迷的生活。

　　文人苏曼殊的年谱实际上就是一张行旅表，没有起点，也无终点，在世俗人眼里，时常落魄且“婚宦两无成”的苏曼殊该是避之唯恐不及才是。然而，黄兴、冯自由、陈其美拿他做好朋友，陈独秀、章太炎、章士钊是与其吃喝不分家的好兄弟，苏曼殊口袋里的大洋不是柳亚子偷偷塞的，就是陈去病、包天笑“委婉”赠与的。鲁迅对这一“落魄人”也青睐有加，他请苏曼殊来与他一起办《新生》杂志，还对人讲：“我的朋友里有一个古怪人，有了钱就喝酒用光，没了钱就到寺里老老实实地过活。”当年争着买苏曼殊画的那些人，至少在当时还真不觉得他的画就值那些钱，而是借个由头来帮他。同样，华兹华斯在英格兰湖区年薪400英镑的闲差，也是喜欢华兹华斯诗歌的朋友费了不少劲儿帮他争取到的，为的当然是让诗人能够安心创作他的十四行诗。

文人“求人”

有一种人，经常会把别人的名字挂在嘴边，当然，他常提的肯定不会是他们小区的保洁或保安。往往都是某些听起来比较厉害的人物。比方你搞文学，他会和你提他跟某某文学期刊的主编同过学，和某协会的书记喝过酒；你孩子要升学了，他说他认得某教育局一把手，与某学校管招生的主任莫逆，总之，都是说说道道的角色。可你要真求他办事，他一个眉头紧锁，说这个有点难那个不好办，倒像是戏精。令人想起乾隆年间的相国蔡新说的：“求人如吞三尺剑，靠人若上九重天”。啥意思？当然是求人不易呗！

　　唐代诗人孟浩然的《望洞庭湖赠张丞相》就是一首“求人”诗。当年孟浩然厌倦隐居生活，便写下此诗，为的是求张九龄举荐自己。作为一个文人，这种求人办事之事多少有些俗气，所以在诗中孟浩然便借咏洞庭湖来暗写，却写出了这篇千古绝唱。最后四句：“欲济无舟楫，端居耻圣明。坐观垂钓者，徒有羡鱼情。”暗示自己是一介布衣，想要建功立业却找不到出路。如此一想，便有了后一句觉得愧对明君之语。无论是无舟之苦，还是羡渔之情，都是想“出山”一展身手。文人求人，多半也系不得已。当初文学青年萨克雷给狄更斯写信，求找工作，狄更斯还真给萨克雷找了个画插图的营生。沈从文当年给不少文坛前辈写信求助过，造成鲁迅误解，也得过郁达夫帮助，实际上在现代文学史上，求人不是稀罕事，比较大方。倒不像如今，某些文学评奖搞网络投票，弄得作家四处发链接求人刷票，成何体统。

　　1989年9月，作家王小波在山东工作的二姐拿钱帮忙给王小波出了第一本书。书名叫《唐人故事秘传》，封皮按当时通俗读物设计，收录有《红拂夜奔》等四篇“严肃”小说，定价两元。王小波大概也觉着拿不出手，总说是自己“乱编”的。但在人民大学求职时，他还是给同事展示了这本书，也正是看了书，“人大”才留下王小波。《黄金时代》出的也极为艰难，没走正规渠道，因而不能上订货会，不能打广告，书店不卖。那阵子，王小波每天都推着自行车，后座上绑两捆书，到北京各个书摊和图书批发市场求人推销、求书商买书。而且一上来都是白送人家几本，后面要的话再结算。之后为推销还开了个研讨会，李银河请了不少评论界名家，大家给《黄金时代》盛誉，可那天王小波开完会就提了个尼龙布兜子，装了满满一兜子《黄金时代》跑到清华大学去兜售了。那时候王小波还准备考一个大货本，他对朋友说想考车本就是不想今后再四处求人卖书了，可以靠开长途车生活。即使四处求人，到王小波去世前，定价12元8角的《黄金时代》也没卖完。

　　如今的朋友圈，人人都有张交友网，时间一长，慢慢形成一个个圈子——各种圈子环环相扣，简单点像奥运五环图案。每个圈子里都有不甘在一个圈子里踢腾的“能人”，他们精力充沛，韧性十足，有了他们串联，很快圈子与圈子间便环环相扣，每个圈子都有交错的时候和交错的人。估计照王小波的水平跟李银河的人气，他那点书在今天光犬牙交错的朋友圈都不够卖的。

　　同样是求人，文人求人其实比常人更放不下颜面，因为要克服的不仅是脸面上的障碍，还有内心的种种藩篱。都用过痒痒挠吧，痒痒挠还有个绰号叫“不求人”，别小看不求人，这是存在于多少人包括文人心中的一个很大的理想和志向啊！

文人笔下的“吃”

看中国古代小说，发现写到吃的地方格外多，感觉许多文人不单是美食家，倘使活到今天，混个一二级的厨师证恐也不难。所谓“君子远庖厨”一说，原本就流于伪善，在文人这厢怕是没几个当真。当年苏东坡算是饱学之士了吧，就没少自己下厨，创制了东坡肉不说，据说火腿的改良也和他有关，他自己就记述过火腿的做法：“火腿用猪胰二个同煮，油尽去。藏火腿于谷内，数十年不油，一云谷糠。”

　　四大名著中《红楼梦》与《水浒传》里写到饮食的地方比较多，也比较细，尤其是前者；《三国演义》与《西游记》就差一点，就算写到了，也流于粗浅，尤其是后者。由此，我们可以想见曹雪芹落魄前南北大餐指定是没少饱过口福的，也可以理解生活在苏北小地方的吴承恩相对闭塞。不过，比起四大名著的作者来，《金瓶梅》的作者无疑更胜一筹，按老百姓的话讲一定是“吃过见过”的主儿，而且还应该有很好的“动手”能力，其间许多描述，如今我们都可将其视为“实用菜谱”。

　　《金瓶梅》里写到的那些十碟八碗、铺天盖地的大场面先不说，只说简单的。第六十一回，常时节为了答谢西门庆赞助购房银，特意叫妻子制作了“螃蟹鲜”，用食盒装了送来。“四十个大螃蟹，都是剔剥净了的，里边酿着肉，外用椒料、姜蒜米儿、团粉裹就，香油炸，酱油酿造过，香喷喷酥脆好食。”吴大舅尝过后夸奖说：“我空痴长了五十二岁，并不知螃蟹这般造作，委的好吃！”还有第三十四回，应伯爵陪着韩道国到西门庆家说事，西门庆唤童儿取茶，“不一时，银匙雕漆茶盅，蜜饯金橙泡茶，吃了”。韩道国走后，西门庆又留应伯爵吃酒，应伯爵趁便提道：“我还没谢的哥，昨日蒙哥送了那两尾好鲥鱼与我。送了一尾与家兄去，剩下一尾，对房下说，拿刀儿劈开，送了一段与小女；余者打成窄窄的块儿，拿它原旧红糟儿培着，再搅些香油，安放在一个磁罐内，留着我一早一晚吃饭儿，或遇有个人客儿来，蒸恁一碟儿上去，也不枉辜负了哥的盛情。”一次，西门庆留应伯爵、谢希大两人吃“水面”。小厮“用方盒拿上四个靠山小碟儿，盛着四样儿小菜：一碟十香瓜茄，一碟五方豆豉，一碟酱油浸的鲜花椒，一碟糖蒜；三碟儿蒜汁，一大碗猪肉卤，一张银汤匙，三双牙箸”。也算让我们开了眼，才知道当年简单吃个面条就有如此讲究。

　　清末明初有三位大文人，文章写得好，同时也是远近闻名的“吃货”，更是烹调的行家。这仨人便是李渔、金圣叹与袁枚。

　　李渔年轻时遍尝各地美食，到了晚年随着家道中落，也陡生曾经沧海难为水的况味，对美食与烹调的理解多少有点儿“落伍”，所以被袁枚笑话。

　　金圣叹的遗嘱竟是“花生与豆干一起嚼有火腿味。若家贫买不起火腿，可以此法暂解馋痨。此乃我祖传秘方，万嘱万嘱”。

　　袁枚最不得了，也最下功夫。他对每一道美食的取材、制作流程、烹饪方法无不精通。单做猪蹄的方法《随园食单》里就记了四种。如今亲近庖厨的，不研究袁枚的恐怕不多。

　　现代作家里，梁实秋的《雅舍谈吃》，以老北京的吃食为主，兼及各地美食；邓云乡的《云乡话食》里谈及的小吃也很有味道。张爱玲写过《谈吃与画饼充饥》，回忆有一道鸭舌小萝卜汤，对于这道童年美味，张爱玲的描述很有趣味：“咬住鸭舌头根上的一只小扁骨头，往外一抽抽出来，像拔鞋拔……汤里的鸭舌头淡白色，非常清腴嫩滑。”

　　不过，在近现代作家里，我觉得还是鲁迅写吃写得最好。也难怪，有人研究，仅在北平，从鲁迅日记中就能发现他去过的有名的餐馆就达65家！在上海，鲁迅与同样喜好美食的郁达夫隔一段时间就会找一家馆子小聚。不过，郁达夫好像是不下厨的，所以原本不会做饭的王映霞嫁了他，还要学着给郁达夫做饭。

　　鲁迅会下厨，在上海下过厨，在厦门好像也下过。鲁迅在厦门自己开火，常做“水煮火腿”，当时林语堂深感鲁迅的饮食单调，常请鲁迅到鼓浪屿的家中吃饭。

　　我最喜欢的鲁迅先生的小说是《在酒楼上》，鲁迅的许多作品里都写到了食物，不是大菜，却生动，《在酒楼上》也不例外。

　　“一斤绍酒”——菜？“十个油豆腐，辣酱要多”，以及“茴香豆，冻肉，青鱼干”。

　　不知怎么，我总能想起小说里主人公在酒楼上要的这些菜，当然，还是这篇小说所营造的氛围让我领略到一篇小说应有的分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