琬 琦

　　我走进那间旅社的时候已经是深夜时分了。店堂里的灯光昏黄，一个扎着马尾的姑娘伏在柜台上打瞌睡。她睡得那么香甜，好像她打出生以来就睡在柜台上，那柜台就是她柔软的枕头和被褥。我曲起手指，在台面上轻轻地叩了几下，姑娘一动不动。“这样睡法，连人带店给端走了都不知道呀。”我心里想着，觉得有点好笑，又用力地叩了几下。

　　“服务员，服务员，我要住宿！”我喊道。

　　一张脸抬起来，头发散乱，眼睛里缀满睡意。她模糊地说：“只有单人间了，二十元一晚。”

　　“好，好，给我开一间。”我连声说。

　　姑娘低下头去，拉开抽屉，扒拉着找钥匙。找到了，她递过来，又收了回去。

　　“身份证拿来。”这回，她彻底醒了，坐直了腰身。

　　“押金五十元。”她铺开收据，刷刷地抄写着我的姓名和号码，头也不抬地扔出这句话。

　　“我没有钱，明天再给你可以吗？”我赔着小心说。

　　“没有钱住什么店？”姑娘吃惊地看着我，像打量一只刚从山上跑下来的猴子。

　　“我和我的车队走散了，我们统一开支，自己身上没有钱的。”

　　她并不想听我解释，将我的身份证扔了出来，好像扔一片枯叶。枯叶在柜台上翻了个筋斗，掉到了地上。我只能弯腰把它捡了起来。我说：“不然，你帮问问老板可以吗？我不会赖账的，车队明天或者后天肯定会回来找我的。”

　　姑娘说：“我们这里是乡政府开的旅社，领导早就睡了，没法问。”

　　牵扯到领导，这可有点麻烦。我在社会上闯荡也有些年头了，我知道，有些领导很不好说话。但我还是想试试。

　　按说，我也可以在货车驾驶室里过夜。但是，货车上除了满满一车木材，什么也没有了。没有水，没有食物。我们的车队一路从贵州过来，确实是翻山过河，穿州过省，早已疲惫不堪。为了省钱，每辆货车只配一个司机，遇到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地方，也在驾驶室里睡过。熄火之后，那里面会变得很冷，风从四面八方溜进来，推着柴油味打转。我吸进去柴油，呼出来的也是柴油，连打嗝都是柴油味。再呆在上面我会发疯的。其实我一点也不喜欢开车，更不喜欢柴油味。但人嘛，为了生活，谁不得做一些自己不喜欢的事情呢。

　　说这番话的时候，我已经住进一个狭小的单人间了。小得连衣柜和电视机也没有，只在床尾有一个锈迹斑斑的铁架子用来挂衣服。除了一张床，就只有一张小茶几，边上两只小圆凳。这会儿我坐在其中一只凳子上，另一只凳子坐着那个领导。

　　那姑娘看起来冷漠，最终在我的百般哀求下，还是帮我敲开了领导的门。我注意到，他的房间就在柜台边上，走廊的第一间。门上钉了个小小的牌子，写着“值班室”几个字。这领导呢，比那姑娘还要善良，也许因为他还年轻吧。我一直认为，年轻人的心比较柔软，不像一些中年人，可能被社会摩擦得太多了，心就变得比石头还硬。他没有因为被从睡梦中叫醒而大发雷霆，而且，一听我说清楚原因，他就让我入住了。事情变得意外顺利。

　　我第一时间就是冲了个澡。水不够热，温吞吞的。但冲完澡，躺在床上，还是舒服极了。裹紧了薄薄的棉被，我感觉自己到了天堂。这里似乎没贵州山区那么冷。肚子叽叽咕咕的一阵乱响。饿了。但是这人生地不熟的，我又没钱，就饿着吧，明天再说。也不是没挨过饿。唉，出来的时候好好的，算好了时间，这一趟货物送到广东南海，再拉上一车货回贵州，就可以过年了。怎么闹了这么一出。我靠在小床上，迷迷糊糊闭上了眼睛。

　　门突然被敲响了。我一激灵，心里想，难道车队这么快回来了？

　　开门一看，竟然是领导。领导走了进来，把手上捧着的塑料袋放在茶几上，打开，竟然是一碟热气腾腾的炒粉。

　　“我猜你没吃晚饭吧？只有对面夜宵店还开着，你就随便吃点。”领导说。

　　“哎呀，这这……”炒粉里肯定放了猪油，香气直往我口鼻里钻。我不由自主地坐了下来。

　　“别说废话了，快吃吧。”领导掰开一双一次性筷子，塞进我手里。

　　是河粉，以前我在广东打工的时候吃过。几片猪肉、豆芽都很新鲜，还放了鸡蛋。可惜就是不够辣。广东人不爱吃辣。这里是广西地界，看来也不吃辣。没有辣味，生活总像缺了点什么。不过，我的舌头和牙齿好像并不介意这点缺憾，它们互相配合着，急急忙忙地把那一碟炒粉赶进了肚子里。

　　“你怎么会跟车队走散了呢？”领导坐在另一只小圆凳上，问我。

　　我把筷子放下，小心翼翼地打了一个饱嗝。这回出来的不是柴油味了。我想，领导深夜不睡，难道是想听故事来了？我并不擅长讲故事，不过还是得努力讲得生动一点。

　　怎么说呢？我又打了一个饱嗝。

　　我还是个新手货车司机，上个月才加入车队。原来我是开拖拉机的。拖拉机，你懂吗？后驱动那种，开起来噼噼啪啪的又震又响，两个人坐在驾驶室里说话，都得大喊大叫。

　　领导点了点头。“我知道，我们叫后驱车。”

　　对，就是那种。开那种后驱车走不远，挣的钱不多。所以我改开大货车了。喏，停在旅社门口那辆大货车就是我的。你看到了吧？一辆货车可以装下好几辆后驱车的货物 ，还可以离开我们那个村，那个县，甚至离开我们省。你看，我不是到你们广西省来了吗？

　　“我们不叫广西省。我们叫广西壮族自治区。”

　　好吧，是广西区。我文化少，老是记不得。这是我跟着车队第一次出远门。我们一共六辆车，队长关照我，让我走在第四个位置。但是，毕竟是第一次出省，我有些胆怯，总不敢踩油门，总怕开太快了会闯祸。你不知道，我们贵州的路很多弯弯绕绕，坡又长又陡，而且常常有一些意想不到的情况出现：一群山羊突然撒在整条公路上，还走得不紧不慢的。或者斜刺里冲出来一只猴子，拦路讨吃的。我们队长为了避让一只松鼠，差点把车开进路边的沟渠里去了。这让我更害怕了，油门越踩越轻，车速越来越慢。渐渐地我就落到了最后。尤其是到了你们这里，在进出县城之前，我还紧紧地跟在车队的最后面。天知道怎么回事，出了县城，我就跟不上车队了。

　　“是不是因为红绿灯太多了？”

　　是呀是呀。主要是在县城边上那个大转盘，车道很多，岔路也多，我们走错了路，本来应该往南的，我们从朝北的路口转了出去。后来发现不对，掉头又回来。那条出城的大桥，上桥前一个红绿灯，下桥后接连两个红绿灯，搞得我眼花缭乱的。

　　“身上怎么会一点钱也没有呢？”

　　哎呀，说到这个我有点脸红。我爱喝点小酒，赌个小钱，加上挣得少，身上多数时候是没什么钱的。好容易剩下几个钱，也被我家婆娘搜走了。这次不是要出远门嘛，婆娘把我的每个口袋都翻出来看过了，她说反正车队统一安排吃饭、住宿、加油，我要钱也没用。我想也是，不带钱还乐得轻松。谁知道他们急吼吼的过了红绿灯，也不等我，就走了。

　　“然后你就到我们这个旅社了。”领导好像在做总结。

　　不，我还往前追了一段。过了红绿灯，我心急如焚，顾不上害怕了，一直猛踩油门往前追。一口气追了十多公里，连个影子都没看到。天黑了，我不认识你们这里的路，油表又报警了，我就不敢追了，刚好就看到你们旅馆，我就进来了。

　　我的故事讲完了。我感觉领导应该是满意的，他听得很认真。他应该是个好领导。我想。

　　“他们应该会回来找你吧？”

　　会的，肯定会的。我这车木头可值不少钱呢。你放心，他们一回来，我就让队长把住宿费还给你。

　　“那行。”领导站了起来。他个子不太高，有点瘦，人也有点腼腆。他搓着手，说：“你安心住下来吧，明天我带你去我们单位食堂吃饭。”

　　那也太麻烦你了。我突然觉得嗓子哑了一下，眼睛里好像撞进来一只虫子。奇怪，这大冬天的，按说虫子都冻在洞洞隙隙里了，怎么会飞出来呢。我感到眼前的灯光朦胧了一下，眨眨眼皮，一切又都恢复了正常。这小房间闻起来有股霉味，可能很久没人住了，电路有点接触不良吧。

　　“你赶紧睡吧。”领导看了我一眼，走过去扭开了门。

　　谢谢领导。我诚心诚意地说。

　　“不要叫领导。”他站住了，扭头看着我说，“叫我海涛吧。”

　　好。谢谢海涛领导。我喃喃地说。

　　第二日起，我去政府食堂吃饭的时候，就带上了那个货车司机。当然，人家是有名字的，我看过他的身份证，确实是贵州人，叫徐毕节。我知道毕节是贵州的一个市，而他出生在毕节最偏远地区的一个寨子里。可能他的父母最大的心愿就是到毕节市里生活，所以给他起了这么一个名字。但是我叫他徐老板，这是大家对社会人的一种尊称，就像他尊称我为领导一样。

　　我带着他走出旅社的门口，穿过圩镇上唯一的一个十字路口，走过菜市场、邮局、供销社、照相馆、电影院。这期间他在东张西望，很多路人也停下来朝我看。小镇太小，什么事都捂不住。他们可能已经知道我收留了一个“捞佬”，还要带去政府食堂，用我的饭卡打饭给他吃。“捞佬”是本地人对外地人的统一称呼，有一点点贬义。不多，就一点点。就像他们对这件事情的看法，好奇，惊讶，还有一点点觉得我傻。

　　我抬起头来大大方方地跟他们打招呼。无外乎“吃了吗？”之类的客套话。他们一边点头，一边打量着徐毕节。他比我大方，满脸堆笑地朝人家点头哈腰。我没有把他介绍出去。没必要，我想，说不定吃完饭他就走了。

　　在食堂吃饭的时候，其他人也用那种含义丰富的眼光看着我们。有人还特地坐过来，用本地话问我：“这就是那个没钱还要住店的‘捞佬’吗？要是他真的没钱付房费和饭钱，你怎么办？”

　　饭钱不要紧，两块钱一餐。房费嘛，我相信他会还给我的。你没看见他的那车木头，随便卖一根都能住几晚了。我说。

　　“万一他半夜三更开车走了，你就惨了。”

　　他说车子没油了。

　　“他说没油你就信？油表就算到了红线，还能跑几十公里，你信他。”

　　我无话可说了。我说，吃吧吃吧，我就不信我这么倒霉。

　　徐毕节睁大眼睛，好像这样就能听懂我们的土白话。我只好用蹩脚的普通话做假翻译：他问你吃得惯我们这里的饭菜吗？

　　徐老板连连点头，说：“吃得惯，挺好吃的。”

　　吃得惯个屁。我心里说，桌子上那碗辣椒酱已经被他刮得一干二净了。一般情况下，这碗辣椒酱能吃两个月的，而且是在所有到食堂吃饭的人都共享的情况下。

　　第一日过去了，车队并没有来。

　　晚饭后，徐老板在他的车下站了那么一会。那是一辆六个轮胎的解放牌货车，货箱的帆布高高隆起。掀开帆布的一角，可以看到一根根上好的木头。车子到处都是灰尘，靠近轮胎的部位甚至结着一层层厚厚的泥壳。一眼就能看出这车确实跑了很远的路，而且不止一次地驶过泥水横流的野地。

　　徐毕节没有说谎。当然，这车远没有他描述的那么神气。

　　他绕着车子走了一圈，有点黯然神伤地对我说：“车队没有来。”

　　我安慰他，也许他们还没发现你丢了。

　　他并不买账：“那怎么可能？昨晚休息的时候就应该发现我不见了。明明是不要我了。”

　　不会的，可能他们也遇到什么事了，要先解决那件事，才能来找你。我又安慰他，又或者是，你第一次跟队，他们还没习惯你的存在。当然，后面这句，我没说出口。

　　我想，对这么一个落魄的人，你得拿出很多的安慰来。尽管很多时候，我自己也很需要安慰。

　　徐毕节拉开车门，跨上了驾驶室。然后，他向我招手说：“上来呀。”

　　犹豫了一下，我还是爬了上去。立即，我被呛得咳起来。那驾驶室里，有柴油味、汗味、烟味、脚臭味……这些气味层层叠叠，像沼泽地一样猛地把我吞没了。他掏出钥匙打着了火。

　　“你看，真的没有油了，已经到红线下面了。我估计最多只能跑五公里。就算五公里内有加油站，我也没钱呀。”

　　他指着仪表盘对我说。我忙不迭的点头，脸有点烫。也许他能听懂我们的土白话？他昨晚说自己去过广东打工，我们这里的语言、饮食都受广东影响较大。

　　当夜幕降临，小镇上的商店纷纷下了板门，旅社对面只有一间汽修店和一间夜宵店还开着门。几盏昏黄的路灯扎在路边。它们之间离得有点远，这一杆的光芒照不到另一杆身上。因此，路面上尽是一些浓浓淡淡的阴影。小镇太小，负担不起太多路灯，一眼就可以看到视线尽头的黑暗。偶尔有一辆车无声地从黑暗里爬出来，车灯的光像爪子，在往前抓挠着什么。

　　徐老板在这条路上来回踱步，不时朝远处张望，又不时停下来叹息一声。整整一个晚上，我在梦中似乎也听到他叹息的声音。虽然我知道，他早就在那间特价房里睡下了。

　　第二日是第一日的重复。依然有人过来表示对我的同情。更有些人，开始在暗地里幸灾乐祸：“叫你充好人，现在捧了个烫手山芋，看你怎么办！”

　　同时，这件事引起了分管领导的注意。他把我叫进他的办公室，详细问了情况后，骂了我一顿。

　　“这是公家的旅社，只是叫你代为管理一个月，你不要以为自己真成了老板了，穷大方！你掂量一下，尽管他住的房间是最便宜的，也要二十元钱一晚，他要真交不了房费，就从你工资里扣！看你那两百多块钱的工资够扣多少天？还有，带他来镇政府吃饭也是不符合规定的，我们的干部吃饭都有补贴的，不然你以为两块钱能吃上这样的肉和菜？粥饭随便造？不过，看在大家都是镇政府干部的份上，这点补贴我就不跟你计较了，房费你就自己算着点。幸亏你还没老婆，不然你老婆非被你气死不可。谁嫁给你也算倒霉，都工作几年了还做这样的傻事！”

　　我只能点头称是。眼睛里看到的是我的皮鞋尖。这双皮鞋是我去县城买的，花了一个月工资。我总觉得，都当上干部了，虽然只是镇政府的干部，要穿皮鞋才像话。我每天都把皮鞋擦得干干净净的。尤其是得知我也可以像其他干部一样，每年要轮一个月管理旅社的时候，我更是庆幸自己买了皮鞋。在服务员面前，在那些来来往往的旅客面前，穿着一双锃亮的皮鞋走进走出地处理事情，这无形中使我感到踏实和一点点权威。

　　当然，我这点权威在领导面前不值一提。他是副镇长，具体分管的工作里就包括我所在的乡镇企业办和旅社等一些实业。我尊重他的决定。我说：对不起，镇长，是我太草率了，我愿意承担由此造成的一切损失！

　　当正职不在的时候，称呼副职要把“副”字去掉，对这一套，我已经十分熟悉。

　　也许是看我态度诚恳，副镇长不再冲我咆哮了。他安静了一会，说：“算了，反正你一人做事一人当，年轻人总要经受点挫折才会成长的，希望你能吸取教训。”

　　我就走了。一边走，一边忍不住在心里默算，如果车队今天中午十二点前回不来，我这个月的工资已经被扣掉四十元了，还不算徐老板每天吃掉的五块钱伙食费，真是有点肉痛。

　　“海涛领导，真不好意思，是不是让你为难了？”

　　徐毕节突然从大门边闪了出来。我吓了一跳：你怎么还没有回旅社呀？

　　“我在等你。”他满脸内疚地说。“你不用担心，车队一定会回来找我的！如果他们不回来，我就把车上的木头都卖掉，把房费和饭钱给你。”

　　现在，轮到我是那个落魄的人了，轮到他来安慰我了。我有点哭笑不得。

　　这一日，临睡之前，徐毕节敲响了我的值班室。他特地向我汇报，他重新点数过了，他的货车上总共有五十五根木，每一根都有洗脸盆那么粗，都是笔直、上好的杉木。他说：“海涛领导，如果明天车队还不来，你就帮我打听一下镇上有谁愿意收购我的木材，我可以便宜一点卖。还了你的钱，我也要加满油，回贵州去了。老婆孩子还在寨子里等着我回去过年呢。”

　　他是笑着对我说这番话的。但我能看出，他的眼睛里满是沮丧。他肯定认为自己是一个被抛弃的人，最后只能灰溜溜地一个人回家疗伤。他说要把这车木材卖了，那意味着他以后没法在车队混了，谁还会要一个既掉队、又擅自处理货物的司机呢？何况，我和他都知道，这样火急火燎地做买卖，多半是亏本的。

　　我不知道说什么好。只好对他说：“别多想了，说不定，明天一大早，车队就来了。我们好好睡一觉吧，说不定，就在我们说话的当下，车队已经在路上了呢。”

　　第三日又是第二日的重复。

　　什么也没有来。车队没有来，也没有一点消息。也许，没有消息是正常的，他们并不知道我在这里投宿。他们只有原路返回来找我的时候，才能发现那辆解放牌货车。昨晚，我特意把车牌擦了一下，蓝底白字的车牌，“贵”字特别显眼，简直比路灯还要亮。

　　早上起床的时候，我满怀着希望，心里有一种很好的预感。我高高兴兴地跟着海涛领导去政府食堂吃早饭，又高高兴兴地走回来。我跟每一个遇到的人都点头微笑，我想告诉他们，不要担心，车队今天肯定会回来找我的。我在路边来回走动，眺望着路的尽头。连续阴了几日的天空，有点放晴了，风也没那么刺骨了。我想这一切都是好兆头。今天路上的车多了一点，有好几辆货车都有点像我们的车。当然它们并没有排着队出现，它们挂的车牌也不是贵州的。但这也是好兆头呀。也许这只是序曲，马上，马上，我们的车队就要出现了。我们的车队浩浩荡荡地从远方开来，喘着粗气在我身边停下。车队里的那些兄弟呢，会一个接一个地从车上跳下来。尤其是队长，他肯定是第一个向我跑来的。他可能会拥抱我一下……哎呀，两个大男人抱在一起，也怪不好意思的。他第一句话会怎么说呢？

　　“徐毕节同志，你辛苦了！”不对，我们的对话没这么正规。

　　“老徐，你个笨蛋，怎么掉队了！”是了，这样比较像队长的说话方式。

　　我来回踱步，又绕着车子走了几圈。身子发热了，烟也抽了好几支。这烟还是海涛领导给我的，他说值班室里同事们留下来很多烟，不抽白不抽。

　　“徐老板，走，吃午饭去。”海涛领导对我说。

　　啊，又到午饭时间啦？我吓了一跳，怎么这么快。

　　“是呀，快十二点了。没有太阳，看不出时间。”

　　我不说话了，扔了手里的烟屁股跟在他后面走。我的心就像泡在水里的泥垛，一点点地崩塌下去。那些美好的预感都像肥皂泡一样破灭了。我觉得他们再也不会来了。他们一个都不会来了。他们肯定把我忘得干干净净，连一点模糊的印象也没留下。也许他们已经回家了，还特意绕道而过，不想再遇见我这个笨蛋。

　　“别这样，再等等就好了，说不定，说不定他们已经在回来的路上了。”海涛领导也是个老实人，这几天，他安慰我的，翻来覆去就这么几句话。

　　可能吧。我随口应他。不过，我还是想把木头卖了。

　　我故意把声音提高。很多人端着饭碗走了过来。

　　“你真的要卖掉那车木头吗？”

　　“车队不回来了吗？”

　　“我们这个小镇，一下子能吃掉这车木头的老板，可能还真没有。”

　　“罗老板应该可以，听说他有两个家具厂，镇上一个，县里还有一个。”

　　“瞎说。县里那个应该是家具卖场。不过听说他的家具卖得很快是真的。”

　　罗老板在哪里？等会我去找他谈谈。

　　“急什么。”海涛领导对我说，“先吃饱饭再说。天塌不下来的。”

　　“你要考虑清楚，急货贱卖，卖不出好价钱，回头你还要赔木头给车队，你哪来的钱。”

　　我顾不了那么多了。总不能一直耗在这里连累你。

　　“有什么连累不连累的，人生在世，谁能保证自己没有难处？我每个月都有工资，最多我就过个瘦年，下个月又发工资了。车队可能遇到什么事情还没有处理好，这么大个活人，他们不会丢下不管的。”

　　这时候我们已经走到街道上了。再往前走，就是十字路口，然后往左拐直走，就可以看到我那辆货车了。它孤零零地停在冷风中，已经第三天了。我心里突然感到一阵酸楚。

　　你带我去罗老板的家具厂看看吧，等我问问行情。说不定，卖给他比拉到广东还贵。我勉强笑着说。

　　“这个倒不用，罗老板那个人精明得很，风声一传出去，他肯定会来找你的。你就安心回旅社等吧。”

　　就回旅社了。

　　我倒头大睡，睡醒了看看，天色还早。坐在房间里，也没有电视看，百无聊赖，越想越愁。我长吁短叹，忍不住去敲值班室的门。

　　“坐吧，坐吧。”海涛给我倒了一杯茶。“我正想去找你聊聊天。一个人闷着，心情更不好。”

　　我喝了一口茶。烫。能聊什么呢？我有点呆呆地看着他。

　　“不然，我给你讲个故事吧，给你讲一个我的落魄故事。”

　　哦？你这不是好好地当着干部，旱涝保收，细水长流，咋还落魄啦。

　　“你就听着嘛。”海涛摆开长谈的架势。

　　好好，我听。我挪了挪屁股。他这个椅子可比我房间里的小圆凳好坐多了。

　　“有很多年了吧。那年，我从乡下搭班车到县城读书，兜里揣了两百多块钱。那钱很厚一叠，因为除了一张五十元面额的，其它都是十元、五元、两元、一元面额的，甚至还有几张五角的。那是父亲借遍了所有的亲戚朋友才借来的，是我整整一个学期的学费和生活费。”

　　你到县城读什么书？高中吗？我问。

　　“是的，高三。说来惭愧，我在乡镇读高中，读了三年，啥也没考上。我父亲叫我不要读了，出来谋生了。但是我不愿意，听说很多人到县城高中补习一年，都考上了理想的大学。我也想试试。在我的坚持下，父亲同意了。”

　　你父亲真好。不过，我父亲也很好，要是我愿意读书，他说了，把裤子卖掉也送我读。不过，他那条烂裤子值什么钱呀。我不喜欢读书。我一读书就头痛。

　　“那天坐车的人很多，车一来，大家都争先恐后地抢着上车，车门口乱作一团。我仗着年轻，挤得快，还抢到了一个位置。但是车到半路我才发现，兜里空空如也，一毛钱也没有了。开始我还以为记错了放钱的位置，就把身上所有的口袋都掏了一遍，把随身携带的包包里的每一件衣服也摸了一次，都不见钱的影子。我傻眼了，意识到钱被人偷了。但是当时我脸皮薄，不敢声张，只是如坐针毡地到了县城。我想着到学校就好了，那时大家都穷，拖欠学费正常得很。”

　　海涛领导沉浸在自己的讲述当中，神情变得恍惚，甚至带了一丝惊慌。这种神情似曾相识，我估计，那天晚上，当他从值班室出来，第一眼看到我的时候，也看到了同样的惊慌。

　　“老师给我两个月的期限。他说，段考之前把学费交上就可以了。我很高兴，两个月时间，我肯定能解决这个问题的。当然，我不忍心再向父亲伸手了，就想起了我的一个朋友。他是我的同学，初中毕业就去广东打工了。每年过年回家，他都会请我吃饭。他说，在广东打工比在镇政府上班好多了，每月有五六百工资，有些厂子福利好，还能拿到上千块。我决定向他求助。我给他写了信，说明了自己的困境，请求他借给我两百块钱。我很有信心，凭我们的交情，他肯定会帮我的。

　　“信寄出去了，那两个月当中，我度日如年，每天都抱着希望到传达室看信件、看汇款单。但是，每天都以失望告终。以至于看到后来，传达室的大爷一见到我就飞快地说：“今天也没有你的，明天再来吧。”

　　“我焦虑得睡不着觉，经常一个人自言自语，在幻想中哀求我的朋友，千万要帮帮我。但是我的祈求没有任何作用，没有汇款单，连回信也没有。他好像消失了一样，尽管从乡下出来之前，我还收到过他从那个电子厂写来的信。我甚至怀疑并没有这么一个同学，也没有那些一起喝酒、一起唱歌的夜晚。我对自己也产生了怀疑。在漫长的等待中，我渐渐也借不到饭票了。那些同学一看到我走近，就赶在我开口说话之前走开。他们家里也穷，也没有多余的饭票借给我。很明显，我已经山穷水尽了。”

　　说到这里，他沉默了。他低着头，不停地用右手拇指抠着左手拇指的指甲，好像那指甲上有什么污垢一样。我不知道说什么好，只能端起茶杯喝了一口。茶已经有点凉了。从窗口看出去，天色又暗下来了。

　　“后来，汇款来了吗？”我轻声问。

　　“没来。”他抬起头看了我一眼，好像是突然振作起来了。“也许是因为他换了厂子，也许是因为他不相信我有能力还钱吧。反正，一直没有回信。我也因此离开了学校——老师并没有赶我，是我自己难以为继了。父亲说得对，我应该出来谋生了，那年我都十八岁了，不能再靠向别人乞求过生活。”

　　“啊。”这结局虽然不出意料，但我还是感到悲伤。只能一口接一口地喝着已经冷掉的茶水。

　　“后来，我就进了镇政府当工人，前年刚刚转干。我常常回想起那件事。我一遍又一遍地想，如果当时，他给我汇款了，我现在可能已经大学毕业了，可能直接分配到县政府工作，或者在哪个大城市里生活了。但是没有如果。那封信永远等不来了，那件事结束在永远没有结果的等待之中。有时，我甚至幻想，如果我能穿越回去找到那个每天站在传达室门口张望的我就好了，如果有人能帮帮他就好了，我真希望那件事会有一个圆满的结局。

　　“你要知道，这就是我为什么会帮助你的原因。我相信你的队长会回来的，你也会信守承诺。我们共同面临的这件事会有一个好结果，就相当于我那件事情得到了一种弥补。”

　　“嗯。”我仰起头，喝下最后一口残茶，嗓子眼突然又哑了一下，茶水好像全倒进我的眼睛里去了。

　　他站起来，拍拍我的肩膀，说：“走，吃饭去！再晚，食堂就要关门了！”

　　“你这车木头不错。”罗老板操着生硬的普通话对徐毕节说，“我已经看过了。虽然我只是掀开篷布看到一点点，但我已经知道，你这车杉木确实很好，适合我的家具厂。你打算怎么卖它们？”

　　罗老板将“家具厂”说成了“渣具厂”，我们这儿的人说普通话都这样，包括我也是。好在徐毕节听得懂。他看看我，有点不知所措。

　　这时候天已经彻底黑了。当我们吃了晚饭重新回到旅社门口时，徐毕节说他不想回房间，他想和他的货车呆在一起。我知道他还在盘算卖木的事情。第三日眼看就要过去了，有句谚语叫“事不过三”，他内心的石头已经沉重得不可承受。何况，年关近了，他总不能抛开家里的妻儿老小，日日在这里枯等。也许世界上的事就没有多少件是完美的，我不能因为内心的执念而要求他一定要按照我的想法行事。

　　我说，那你呆一会就回去，天太冷了。

　　“好的。”徐毕节说着走向车头，拉开车门。突然从车后转出了一个人。徐毕节吓了一跳，问：“你是谁？你在我车后面干什么？”

　　听到声音，我跑了过去。原来是罗老板。他正急不可待地问木头的事情。

　　你打算怎么买？我反问罗老板。

　　罗老板眼神躲闪，回避着我的视线。很明显，他并不希望我出现在此地。他是个精明的商人，来之前肯定盘算过了，要好好赚一笔。

　　就是说，你想要多少根木头？还是整车都买了？我继续问他。

　　“对呀，你打算要多少？”徐毕节也跟着问。

　　“我可能买不起一整车，除非你的价格十分符合我的心意。”罗老板镇定下来，说出了他的心里话。“你反正是要卖掉木头来付住宿费和伙食费嘛，还要加油，还要预备回家路上的开销。我就当做做好事，只买几根，够你这些开支就可以了。你看要多少钱一根？”

　　“只买几根的话，我要想想。”徐毕节抓抓头皮，有些迟疑。

　　此前，他跟我说过，其实他并不知道这些木头值多少钱一根。他就是一个心思简单的人，出车只认挣运费，根本不关心货主要运的是什么，贵重不贵重。

　　罗老板一边观察徐毕节的表情，一边小心翼翼地开了一个价钱。我也不了解木头的行情，但又下意识觉得，这价钱可能偏低了。不过，毕竟我和罗老板才是这个镇上的人，我也不好为了一个“捞佬”和他结下仇怨。

　　“不行。”徐毕节十分干脆地拒绝了。“这个价格太低了，我不同意。”

　　我和罗老板都吃了一惊。看他的反应，倒像是个生意老手。他嘿嘿笑了：“你们不要这么奇怪地看着我。我们队长说过，做生意嘛，肯定要讨价还价的。说实在，我还没下定决心要卖这些木头，所以你不要以为我就急着卖了。”

　　罗老板也笑了，是那种看起来无所谓的笑。这种笑，他估计要经常挂在脸上，让人摸不透他内心的想法。

　　“不要紧的，你想好了再卖。对了你的车上到底有多少根木头？”

　　“五十五根。昨天我数过了的。不过，你反正不打算全部买下来，你问这个干嘛？”

　　“木头确实是不错。”罗老板说，“我也正需要一批好木头。”

　　他好像有点沉不住气了，我想。

　　“你如果卖的话，似乎还是整车卖了更划算。不然，你拉出来的货又拉回去，说起来都不好听。你说是吧？”

　　“还不到那一步。说不定，”徐毕节的声音低了下去，“我们队长正在往这儿来的路上呢。队长来做主就好了，卖不卖，由他说了算。”

　　“这可难说，他要是想来早就来了。”罗老板走近货车车厢，踮起脚，掀起一角篷布，朝里面张望着。我看到，路灯的光打在他肥胖的脸上，两只眼睛闪闪发亮。

　　“你这些木头好是好，”他皱起眉头说，“就是还是偏小了一点。我听说贵州山区有些木头像水缸那么粗，对不对？”

　　“我不知道。”

　　徐毕节摞下一句话，爬进了驾驶室，拧亮灯，在里面东翻西找起来。夜深了，风越来越大，我很想回值班室去，但是这时候走开好像又不妥。我走过去敲敲驾驶室的门，徐毕节从车窗探出头来。我问他，你在找什么？

　　他说：“我在找烟。我看你那里没什么烟了，不能都抽你的。”

　　嗐，我又不抽烟，那些烟也不是我的，不抽白不抽。你赶紧下来吧，天冷，赶紧回去睡觉。反正你也不打算卖这些木头。

　　他冲我眨了眨眼。我知道他还在犹豫。那种犹豫就像有两个小人在心里打架，一个说：卖了吧，管它能卖多少钱呢，卖了好回家过年。一个说：不要急，说不定车队正朝这边来呢，到时把一车木头完整地交出去，队长肯定高兴坏了。这两个小人一个叫希望，一个叫失望。多年前，在我的心里，终究是失望赢了。

　　他说：“要不我今晚就睡车上吧，你帮我登记一下，今晚不能算我的房费。”

　　我说，你疯了。这驾驶室四面漏风，住一晚，非冻出病来不可。你别糊涂了，赶紧下来。

　　“那我再躺一会。几日不闻这柴油味了，怎么突然觉得怪香的？几日不开这大家伙了，手还有点痒痒的。”他的身子矮下去，头颅消失在门后。

　　罗老板还围着货车转圈子，一边转一边抽动着鼻子，像一条饥饿的狗闻到了骨头的香气。我对他说：“算了吧，人家还没打算卖呢，先回去吧。”

　　“不急。”他冲我摆了摆手，“我就当散步了。”

　　敢情这两个人是在打拖延战呀。我有点哭笑不得。

　　我们三个人都不说话了。我看着空荡荡的公路，依然只有对面的汽车修理店和夜宵店亮着灯，路面上依然只有或浓或淡的暗影，偶尔有一辆车沙沙地滑过。

　　六辆货车的车队会是什么样的？它们应该像巨兽，一头接着一头地从黑夜里冒出来，一边爬坡一边粗重地喘气。六辆，不，现在它们是五辆。五辆货车一起驶来的话，我的旅社都要颤抖了。

　　就这样胡思乱想的时候，我突然感觉脚下的大地在震动。公路的尽头，黑暗之中，两盏明亮的车灯探出来，一辆大货车轰隆隆地驶来。我下意识地屏住了呼吸，在它的身后，紧跟着第二辆车出现了！第三辆，第四辆，第五辆……它们一辆接一辆地出现在坡顶，然后，呼啸着顺长坡而下。我来不及多想，往路中间跑了几步，又退了回来。我冲着那些货车摆动着双手，大喊：

　　是不是贵州的车队？是不是贵州的车队？

　　领头的货车冲我闪了闪灯，摁响了喇叭。这是在警告我注意安全。我又往后退了两步，那些货车开始打转向灯，减速，一辆接一辆地刹车，发出短促的放屁声，然后停了下来。五辆，不，现在是六辆一模一样的货车摆在我的旅馆门口了。一个人疾风一样从我身边掠过，声音嘶哑地喊：“队长，队长，我在这里呢！”

　　当我看清楚这个人就是徐毕节时，他已经和一个男人紧紧地抱在了一起。那个男人是从第一辆货车上下来的，徐毕节叫他“队长”。

　　我站在原地，看着其他货车上陆陆续续跳下来的男人，又回头看看目瞪口呆的罗老板。我傻乎乎地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