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荣哲

　　四姐大我19岁，生于1944年。

　　四姐其实是我父母的长女。之所以称为四姐，是从我父亲哥哥家的女儿辈排行下来的，到我大姐，排行老四。这种大排行，在过去很普遍。

　　这些年，我们一大家子人相聚聊天，聊着聊着，常常就聊到四姐的搬家上来。因为每逢她搬家，大家都要去帮忙或凑热闹。算来算去，自她结婚到现在，大大小小的搬家，竟有十几次之多。大家笑着说，四姐一辈子光忙着搬家了。

　　笑，让生活变得轻松，大家都在创造这种轻松，享受这种轻松。许多当时很艰难的事，时过境迁，也都成了笑谈。而当事情发生时，却是万万笑不起来的。

　　有房子才是家，没房子就不是家。没有合心意的房子，就没有幸福的家。若在一个地方住得满意，谁会轻易搬家？搬家，表面上看，换的是房子，其实，换的是心情，换的是生活。

借住的新房

1968年上半年，四姐24岁，在济南市畜产进出口公司地毯厂工作；四姐夫29岁，在济南铁路局济南车辆段工作。两人相识半年多，情投意合，也都是大龄青年了，想结婚却没有住房。当时，住房都靠单位分，人口不断增长，一般单位一时无力解决。房子的紧张程度，未经历过的人是体会不到的。许多无房的青年人结婚，只能依靠父母，与父母、弟弟妹妹，甚至祖父母、外祖父母住在一起。满屋是床，两口子拉个布帘，就是私密空间了。我们家连老带小十二口人，挤住在两间各十二平方米的房子里，不可能给四姐提供帮助；四姐夫家在青岛，在济南是单身，也没办法搞到房子。想想也真是可怜！就是一对小鸟，到了育龄，也要找个树枝搭个窝的。两个大活人却连安身之处都没有。

　　四姐夫的同事，也是他们的介绍人张方岐师傅说：结婚先到我家去住吧，我腾出一间来给你们。张师傅住济南市经一路二十一铁路宿舍，里外两间，两间一般大，通过外间进里间。张师傅一定要把里间腾给他们，他夫妇和两男一女三个孩子住在外间。他们的孩子大的八九岁，小的三四岁。有了这间房，四姐总算可以结婚了。

　　四姐当时的工资是每月21.5元。我家上有需要赡养的爷爷、奶奶、姥姥，下有七个子女，只有我父亲和四姐有工作有收入。四姐十六岁参加工作，工作后的工资大都贴补家里了。婚前，母亲问四姐想要点什么作嫁妆，四姐说，您养我这么大，我有工作有收入，能够自食其力了，什么也不要。母亲给四姐买了两块人造棉包袱皮。包袱，谐音为“包福”，以此表达对女儿的祝福。这就是娘家的嫁妆了。四姐、四姐夫各买了一床被面、买了点棉花，请母亲帮助做棉被。做结婚的棉被是有讲究的，按习俗，母亲请来了两位儿女双全的邻居，一起做了两床棉被。缺一床新被里，四姐夫就把自己用的旧床单洗洗拿来替代了。

　　张方歧师傅帮他们买来一张旧床板。四姐夫买了一副床头、一张方桌、两把椅子、两个凳子、一个半橱、一个钢精锅和简单的炊具。暖瓶、脸盆、茶壶、茶碗、茶盘等，都是关系亲密的同事送的。母亲的邻居凑钱赠送了一面大镜子，大镜子右下角印着一朵大牡丹，牡丹上印有“敢于斗争”四个字。

　　那时，讲精神远远大于讲物质。四姐认为收到的最珍贵的礼物，是一位名叫刘安东的同事加“战友”送的两本印着“雄心壮志”字样的笔记本。笔记本里，贴着刘安东用了好多夜晚细心剪刻、描画的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毛泽东和鲁迅头像，头像下边抄录着精心选出的伟人语录、名言。比如在列宁的头像下边，工工整整地抄着：“要革命吗？你就应当是强者。”在毛泽东头像旁边，抄着：“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给我们开辟了一条要达到理想境界的道路，而理想的实现，还要靠我们的辛勤劳动。”

　　四姐多年用的一个帆布箱子，四姐夫多年用的一个旧箱子也搬了去。碗筷也没买，各带各的。这就是他们结婚的全部家当，总共花费也就300元左右。

　　新人总要穿身新衣服。四姐用攒的几个月的奖金和当月的工资，买了布，做了一件斜纹布上衣，一条有点档次的裤子，买了一双布鞋。

　　姐夫那边的家境也非常困难。没有能力办婚宴，两口子就对济南的亲友说在青岛办，对青岛的亲友，就说在济南办了。在青岛，举行了极简的结婚仪式。四姐夫的母亲早逝，在四姐夫的父亲和他二哥、四弟两家同住的房子里，新郎新娘给老人鞠躬，给大家鞠躬。一个邻居小伙子拉着手风琴，大家合唱了一曲《东方红》，就算是婚礼了。

　　四姐夫的父亲买了三块处理的浴巾，缝在一起，算做毛巾被，这就是一位父亲送给儿子的结婚物品。见四姐还穿着一双普通布鞋，不忍心，拿出10块钱，要她去买双皮鞋。四姐收下了钱，也没买皮鞋，应急用了。

　　青岛的这套房子是并排三小间。二哥一家五口住一间，四姐夫的父亲和他的小女儿住一间。中间那间有十平方米，是四弟夫妇的住处兼厨房。四弟夫妇只隔出一个不足六平米的空间，摆一张床和一只柜子。四姐他们去了，四弟夫妇就另找地方住，腾给四姐两口子暂住。

　　这期间，他们和张方歧师傅一家组成了一个奇怪的大家庭。张师傅让他的孩子们称四姐“刘姨”，称四姐夫“高叔”。两家共用一个烧煤球的炉子做饭。张师傅烧水时，都要给四姐他们灌满暖瓶；买了白菜，他们吃菜帮，把菜心留给四姐两口吃。逢张师傅倒班，白天在家，打扫卫生时把四姐的屋子也一并打扫了，连保温瓶、桌子，都要精心擦拭。四姐要交点费用，他们不让，反复推让，才答应每月收3元钱。四姐两口子在感激中度过了新婚最早的一段日子，心里甜甜的。

　　在那间临时新房里，四姐和四姐夫请人拍过一张照片，两个人靠在桌边，胸前戴着毛主席像章，一起专注地读《毛泽东选集》。那张照片一直贴在我家镜框里，我经常盯着看。

　　那年我4岁。四姐带我到她新房去玩。那房子一半在地下。下阶梯，左拐，进到外间，里间的门在墙壁中央。印象中，外间都是床，四姐住的里间倒挺宽敞。半夜，我爬起来到院里上厕所，外屋黑乎乎的，睡了一排人头。回来时，踢翻了一只尿盆。

　　四姐两口子与张师傅一家在一个屋檐下生活了半年多。这半年，四姐四姐夫铭记一生，感激一生。张方歧，是四姐和四姐夫念叨最多的名字。52年后的2020年春节，四姐来济南，还专程去看望张师傅的夫人。张师傅已在多年前去世了，老夫人已近90岁高龄了。

一间女更衣室和办公大楼地下室

尽管张师傅一家与四姐两口子亲如一家，但毕竟不是长法。四姐夫反复找领导申请房子。四姐夫所在的车辆段内有个小院，院里除了一个幼儿园外，还有男女两个更衣室。当时没有女职工，领导就同意把女更衣室给他们暂住。不管怎么说，总算有了属于自己的窝。借了辆三轮车，拉上所有的家当，高高兴兴地把家搬了。

　　车辆段靠近济南站，以济南站为终点站的旅客列车，到站后就把车辆停靠在这里，车辆段负责保养和维修。四姐住的小院，周围是十几条铁路。到了晚上，工人下班，四周漆黑一片，一列列列车在黑暗中卧着，铁轨中高高低低地亮着红绿蓝各色信号灯，空旷无人，只能听见路过火车的行驶声和汽笛声。

　　人住进去，心却悬起来了。

　　“文革”狂澜翻卷，四姐夫也在一个“派”中，虽不是头面人物，但因有文化，读书看报多，能分析时势，被敌对方称为“黑参”。在这样的小院中，一旦敌对的人闯入加害，逃无可逃，呼救也没人听到。越住越心惊胆战，夜不成寐。四姐夫就到处寻找可安身的地方。到铁路局机关办事，偶然发现办公大楼的地下室全空着。于是每天晚上，两人就带着铺盖来到地下室，随便找个角落和衣而睡。虽然有点像盲流，但总比在小院里睡得踏实。后来两人想想，也觉得可笑:如果有人真想整你，在那地下室又怎能躲得过？

　　我和两个姐姐常去那个小院玩。那小院有几棵大树。有个星期天，四姐四姐夫来我父母家，见到我就说，早上树上掉下来个知了，想带给我玩，捡起后用茶杯扣在桌子上，走时忘了。两个姐姐马上骑自行车去取了来。知了拿在手上，还在喳喳地叫，让我高兴了好一阵。

住上了楼房

1970年，四姐夫分到了正式住房，在济南二七新村二区一栋新建的凹字形楼上。二七新村是上世纪五十年代济南铁路局建设的规模比较大的铁路住宅小区，多是简易的平房，位于英雄山下英雄山路西侧。当时济南市楼房并不多，新建的几栋简易楼在一大片平房中如鹤立鸡群，看上去挺高大上。每层四户，冲楼梯道是个水池，两个水龙头，四家共用；水池两头一头一个厕所，两家合用一个。四姐夫分到的房子在三层，一间14平米的房间外加一个一米多宽的过道，在门口支炉子做饭。房间阳光充足，打开门窗，风无障碍地穿过屋子，夏天十分凉爽。

　　总算有了属于自己的正规的住房，这房子又体面又宽敞，两人高兴异常。借了一辆地排车，一趟就把家搬了。

　　住二七新村期间，四姐生下了大女儿高鸿，二女儿高爽。其间发生了两件大事。

　　第一件。四姐生下大女儿高鸿，我母亲去伺候月子。每天，母亲从我们家住的堤口铁路宿舍乘7路公交车，坐七八站后到大观园站，再倒4路车，坐六七站后在二七新村站下车，再步行一里多到四姐家。那时，堤口和二七，在济南市的一南一北，都属于郊区。公交车又少，等车、乘车再加步行，一切顺利的话，单程至少也要一个小时。每天一大早，母亲要赶在四姐夫上班前到四姐家，傍晚，等四姐夫下班到家后，马上返回。家里还有姥姥、我和几个哥姐一大家子需要母亲照料。有一天母亲返回时，电闪雷鸣，狂风暴雨，母亲在堤口铁路宿舍站下车时，路边的排水沟浊浪翻滚，急流滔滔，沟上的小桥被淹没了。母亲急着回家，撑着伞蹚着水试探着找桥过河。有一个在房檐下避雨玩耍的女孩一边大喊一边用手比划：“别往前走啦！别往前走啦！桥在那边！往那边走！往那边走！”按小女孩的指点，母亲才蹚着水安全过了桥。命运安危就在那多走或少走一步上。此后母亲多次提起此事，说多亏那女孩……

　　第二件。二女儿高爽出生后，四姐夫请来他的十五六岁的、在家等着就业的妹妹前来照看。小爽身体素质好，十一个月就能跑了。一天上午，小姑看小爽睡了，就去楼道上厕所。哪知，小爽被尿憋醒，醒了就向窗户爬去。窗户分上下两部分，下部是两扇小窗扇，上部是两扇大窗扇。因天热，大小窗扇都开着。小爽扶着床头站起来，撒了泡尿，接着向窗口攀去。

　　对面小院里站着个人，不经意地往楼上看，发现三层有个娃娃独自爬上窗户玩。正纳闷，却见娃娃翻过窗户，栽了下来。

　　楼下二层那家，在窗外支了个晾衣物用的架子。小爽被那架子担了一下。这一担，起了缓冲作用，也躲开了下方的水泥散水。小爽落到土地上，但额头却磕在一个花盆上，把花盆砸碎了。

　　一楼那家听得院子里“咚”的一响，趴在窗户上一看，地下趴着个孩子，满脸是血，正哭着仰头向上看。

　　“楼上掉下小孩啦！”一时间，对面小院里的人也喊，楼下那家的人也呼。

　　小姑回到房间，不见了小爽。听得外边一片惊叫声，从窗户探出头去，见楼下好多人冲着她的窗口喊，一时魂飞魄散。

　　邻居们快速把小爽送到四姐工作过的二七饭店，店主任急忙找来辆卡车，火速把小爽、小姑和热心帮忙的邻居送往医院，同时电话通知四姐的单位。把小爽送到急救室后，主任带卡车返过头去接四姐。四姐接到电话，说孩子摔着了，也没怎么当回事，骑上车往二七赶。路上遇到那辆卡车，主任不由分说让四姐上了车。看这个阵势，四姐预感到出大事了。越急越出事，卡车熄火了。主任又跑着找公用电话，打电话又借了一辆车。到了铁路医院门口，见好多邻居站在那里交头接耳，见四姐来了，围上来说：“放心吧放心吧，孩子安顿好了。”四姐仍不知情，紧张得要崩溃了。冲进病房，小姑“嗷”的一声扑上来，抱着四姐大哭。再看病床上的小爽，头上粘着块纱布，鼻子和下巴抹着红药水，正睡着。医生说，额头有伤，缝了三针。是否影响到其他器官，还要观察。

　　小姑依然大哭不止。四姐知道了原由，后怕的同时，也心疼起小姑来。这次意外，对小姑的打击太大了。她也只是个孩子啊。

　　星期天节假日，四姐常约我和哥哥姐姐们到她家玩。一般是上午去，在四姐家吃过午饭，四姐、四姐夫，还有小鸿、小爽，一起爬英雄山。在烈士纪念碑前的台阶和大理石地面上玩耍打闹，到山林里摘酸枣，每次都极开心。

　　在我童年的印象里，四姐夫举止文雅，四姐和蔼可亲。他们住过的地方我都住过。去四姐家，是让我欢快的大事。

楼房又换成平房

济南纬十一路，俗称十一马路，一个小四合院里有一套18平方米的住房，住着一对夫妇三个孩子共五口人。这家人想找单位换大点的房子，但现住的房子有点大，理由不充分，就想换个小点的房子再找单位。四姐和四姐夫得知了这个信息。一是因为小爽的事对高楼有些惧怕，二是那里面积大出四平方米，三是离我母亲家近了许多。1976年，四姐一家就与这家互换了住房。那房子里间6平方米，外间12平方米。房子不知道建于什么年代，看着挺旧，屋内顶棚都破了，露着房梁和屋顶。四姐找同事帮忙，用报纸重新糊了顶棚。

　　这个小四合院住着5户人家。每家在门口安放个煤球炉做饭。厕所和水龙头在院外胡同里，几个院子的居民共用。就一个粗铁管的水龙头，二十多户居民又洗菜又刷碗又洗衣，经常需要排队。四姐家就买了一只大水缸放在屋里储水。洗衣服，要在家里打肥皂搓洗完，半夜水龙头处没人了，才去涮干净。冬天，水龙头处结满冰，冻手滑脚，洗衣服很受罪。

　　不管怎么说，总算拥有里外间的房子了，觉得比二七宽敞实用多了。他们在外间屋安了张床，四姐夫把父亲从青岛接来住，四姐一家四口在里屋睡在一张双人床上。一家三代过得也其乐融融。屋子潮湿不通风，夏天天长，又热，晚饭后，一大家子五口人在屋里呆不住，就卷着凉席，拿着蒲扇，沿铁道往西走，找个空地铺上凉席，或坐或躺，乘凉，拉呱。

两间换成三间

邻居在闲聊时，提供个信息，说有人想用馆驿街那边的一套房子换这边的房子。四姐两口子就去看房。在天桥南头，一个小院里住着五户人家。那套房子在进院门右首南排第一户，外间6平方米，里间12平方米，另在东排还有一间单独的6平方米的小屋。比十一马路又多出一间，而且离四姐、四姐夫的单位都近，离小爽的幼儿园也近，隔两条马路就是济南市经一路小学，距公交车站也不远，感觉挺合适。发现房子的一面墙有条大裂缝。屋主人说这是土坯墙，很厚，没事。于是决定搬家。这是1977年的事。

　　这次换房是三家轮换。这套房的房主是A，A家要搬到B处，B家搬到四姐处，四姐搬到A处。四姐蹬着三轮车，把家具从十一马路拉到馆驿街。要卸车时，邻居告诉她，这房子不是房管局的房子，是企业代管房，不用交房钱，企业是不是负责维修很难说。四姐听了，心里嘀咕，这不交钱的房子可不敢住。马上通知B家暂时不要搬。去找到房子所属的企业询问。企业说有大修计划，但什么时候修不知道。四姐越想越害怕：要是遇到大风大雨恶劣天气塌了怎么办？蹬着三轮往回返。回到原来的家一看，门上了锁。原来，B家接到四姐电话后，生怕有变化，马上把家搬了。等到那家人下班回来，对她说，不是不让你们搬吗，怎么搬进来了？那房子是危房，我们怎么住？那人也不理，开锁自个进了门，反身关门。四姐要进，她不让，在门里顶住门。房子没换成，还没了住处，四姐也急了，就在外用力挤，边挤边说：你不开门，我在门口守着，你也出不来。那家听了，想想也是，只好把门开开，四姐这才把家具又搬了进去。那段时间，那家人住里间，四姐一家住外间。里间外间，满是家具，仅有插脚的地方。两家就这样心里憋着气，开一把锁，进一扇门，在一套房子里分别吃住。真是抬头不见低头见，见了也不愿意搭讪。两家都反复找那企业，企业终于同意马上修。十几天后修好，四姐一家才搬过去。

　　不久，那企业决定对那里的代管房进行大修，四姐又借了我八哥的一间屋，搬进去暂住，修好后再搬回，这才正式享受那三间房。多出的小房，支了张床，来人可住；在屋门口垒了间不到一平米的小厨房，终于也有了单独做饭的空间。

　　四姐一直念叨，说家搬来搬去，我八哥的贡献最大。那时，我的六哥七哥上山下乡去了，我八哥正年轻，同学、朋友多，也热心。一听说要搬家，马上借车、找人，没少忙活。

　　这里和十一马路一样的是，水龙头和旱厕都在胡同里，五六个小院的居民共用。四姐家的院内，住着五家，都在各自的门口建了小厨房，院子空间就很小了。有一家把厨房建得较大，影响了其他两家，那两家反对，但这家还是硬建起来了，邻里由此不和。但四姐一家和他们处得都挺好。四姐家对门的李大婶是个热心人，每天在蜂窝煤炉上用一只大铝壶烧开水，水开后就提着大铝壶到四姐家来，把三四个暖瓶给灌满。

　　1980年，四姐家的二女儿小爽就近上了济南经一路小学，大女儿小鸿也从原来的铁路职工子弟第三小学转入该小学，姊妹俩相伴一起上学，一起放学。自那开始，生活渐渐地好起来。当年，买了一台黑白12吋电视机，1981年买了小鸭牌洗衣机，1983年请人做了一个大立橱。

　　1981年，离高考还有几个月。我为找不到安静的地方学习发愁，四姐就让我去她那间6平方米的单独的小屋去学习。小屋内摆了一张单人床，一只箱子就当书桌了。每天晚上，我就去那间小房复习功课。星期天全天都在那里。房子很小，但独立、封闭。想想陈景润当年就是在一间六平米的小屋里论证的歌德巴赫猜想，觉得有这小房就非常幸福了。我还在那里读了托尔斯泰的《复活》和一些经典散文。

　　那时，全社会兴喝红茶菌，据传包治百病，延年益寿。四姐也做了一些，每天晚上，都要给我送一杯，酸酸甜甜的，非常好喝。经常让小鸿或小爽给我送西瓜和水果。早餐与他们一家一起吃饭，面条里，一定有荷包蛋。

新楼房，三室，有厨房，有厕所

四姐夫是中专学历，在那个年代，也是为数不多的高学历人才。他又肯学、肯钻，在技术、业务方面都很出色。改革开放，铁路也重视经济效益了，四姐夫被调入铁路局装机厂，凭知识和技能，为厂里赢得了大效益，成为重要的技术人才。还研制了一种液压机，获了铁道部的科技创新奖。1985年，装机厂在济南南门富安街建了一栋五层的楼房，一至三层安置当地的拆迁户，其他房子由四姐夫优先挑选。四姐夫选了四层一套三室的房子，套内面积有六十多平方米，有厨房，有厕所。从当时看，是比较宽大高档的住房了。地理位置也好，就在黑虎泉、趵突泉附近。在1985年4月14日的日历上，四姐夫写下“今日搬富安街新居”几个字，并把这页日历撕下来，夹在记事本里。当天，我找了十几个朋友去帮忙搬家。

　　楼房高耸在一片平房当中，东西朝向。东边的房间可以看到日出，西边的房间可以看到日落。楼下有专门存放自行车的车棚，不像别的楼房，还要往楼上家里扛自行车。

　　房子，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到了现在，住得如此宽敞舒坦，哪会不心满意足？房子，也是社会地位、人生价值的体现，有了好房子，出出进进都觉得体面，觉得活出了尊严。

迁居青岛

四姐夫的厂子为了增加收入，搞了不少外委工程，青岛一家机械厂是他们的客户。那厂的厂长雄心勃勃，要把厂子做大做强，在业务往来中，看中了四姐夫，决意要把他作为特殊人才挖去。四姐夫的一位亲戚也有意促成此事，两边鼓动。

　　四姐夫犹豫不决，一是在单位干得正顺风顺水，二是不舍得这套好房子。厂长到家里来看，说，就这房子啊，放心吧，我在青岛给你解决，保证不比你这房子差。还打包票，说只要四姐夫到他们厂，就给解决职称和入党等问题。还答应给四姐找好单位，给孩子找好学校。之后多次给四姐夫写信，催他尽快决定。

　　青岛那边，四姐夫的几个兄妹的住房都非常紧张。四姐夫的父亲先和二儿子同用一套房，二儿子的两个女孩一个男孩都大了，生活诸多不便，又搬到四儿子家，只因四儿子的一儿一女年纪稍小，还可勉强跟老人挤在一间十平方米的房子里住。可老人越来越老，孩子越来越大，长此下去也不是办法。这成了四姐夫的心病。那边如此器重自己，事业上可大展宏图，待遇上会提高职称，政治上能够入党，生活上提供好的住房并安置妻女的工作和上学问题，去了就可以把老人接到身边赡养，一举多得。汇总种种理由，四姐夫决定答应那厂长。可是四姐坚决不同意。

　　四姐的工作经历比较曲折。她十六岁参加工作，在地毯厂织地毯。1970年，工厂处停顿状态，被调入济南市饮食公司红旗核算店火车站供应点，工作就是在济南站站台向旅客售卖肉烧饼和肉包子。旅客列车来之前推着售货车去站台，火车开走后再推着车回到供应点。每个班往返多次，推着车过铁路，再上站台的陡坡，危险且辛苦。后因怀孕，调到离家近的二七饭店，主要工作是和面蒸馒头。这是个出大力的活，每天上班，往大案板上倒上四袋子二百斤面粉，在面粉中掏出个大坑，里面放上大块头的老面，再加入溶有碱粉的温水，用手搅拌、挤按，让老面、碱均匀融入新面，再搓揉成一条条粗面柱。然后把粗面柱叠摞在一起，用刀横着切出一块块的面团，反复揉搓，为的是蒸熟的馒头口感“筋道”。最后制作成一个个“高桩馒头”，入屉。笼屉很大，一屉能放一百个馒头。整个饭店的面案工作，只有四姐和一位女工负责。随着身体越来越笨重，每天累得直不起腰，迈不开腿，走起路来像鸭子一样。在大女儿鸿鸿出生后的哺乳期里，利用把笼扇抬到锅上开蒸的半个小时时间，跑着回家给孩子喂奶，除休产假外从未影响过工作。后来，被安排到旅馆部做登记工作。偶然机会，调到核算店当会计。后机构调整，核算店撤销，成立区中心店，被安排到中心店做主管会计工作。中心店又改为区饮食公司，被提拔为饮食公司财务股股长，负责管理几十个国营、集体、代营饭店的财务财会工作。

　　四姐工作顺利，领导器重，1985年就入了党。她舍不得工作，也舍不得济南的父母弟妹。为此，和四姐夫暴发了激烈的争执。四姐夫性格易急易暴，说：“你有父母兄弟姐妹，我也不是石头缝蹦出来的！”四姐夫去找我父亲，做我父亲的工作。

　　我父亲社会经验丰富，又是极理智的人。仔细听了四姐夫的述说，发现那厂长的有些承诺超出他能操控的范围，设想也比较空泛，便这样表达了自己的意见：“你讲了好多回青岛的理由，除了照顾你父亲这一条，其他我都不同意。”

　　四姐夫有了这“尚方宝剑”，四姐只好妥协。

　　着手办理调动。两口子兴致勃勃地来到青岛，落实房子的事。厂长却改口说，青岛房子不比济南，那是相当紧张的！你们先来上班，慢慢解决。两人一听，心冷了半截。回来马上跟单位说，暂停办理调动。厂长得知，打包票马上解决。他们又去了一次青岛。在厂里提供的三套住房中，选中了瑞昌路一栋楼三层三居室的房子，和济南的房子面积差不多，建于1984年。里边正住着一户拆迁户，说七月份才能搬走腾房。办妥了住房手续，他们心才踏实下来。那边催着上班，腾出了一间工会招待室让他们暂住。这才正式办理了工作调动和孩子转学等手续。先从济南把生活必需品拉去一车。一家四口住厂里，诸多不便，又被安排到嘉定山一间仓库临时凑合。嘉定山上没有水，只有一个蓄水池，有送水车一周往池里送一次水，水里生了不少小虫，不能饮用。他们只能用自行车驮着大水桶到山下人防工程接自来水运到山上。山上蚊子成群结队，天再热也得穿长袖衣裤，把自己包裹得严严实实。可蚊子隔着衣服也咬，咬得人乱蹦。想尽办法也斗不过蚊子，每天只好早早地躲进蚊帐。熬了四个多月。

　　直到1988年11月20日，那户拆迁户才搬走。21日，厂里派人简单粉刷了房子。22日，四姐一家正式搬入。

　　从济南往青岛搬家，家具也多，曲折也多，从1988年放暑假开始到11月，总共来了三次汽车才搬完。

　　入住的第二天，23日，正好是四姐夫父亲八十一岁生日。在嘉定山时，四姐夫的父亲就过去与他们一起住了。在这套住房中，老人有了单独的屋子，这是老人多少年没有的享受。生日宴会是在新家举办的。青岛的亲戚能来的都来了。老人开心，大家也都高兴。老人喝了几口酒，说：“享福啦！我还能享三年的福。”老人的预感真是神奇，就在三年后这一天的11:45，老人与世长辞了。这三年，有自己的居室，又有四姐、四姐夫和两个外孙女的精心伺候，尽享了天伦之乐。

　　四姐夫来到新厂子，没有像想象得那样顺利。人际关系难处，工作开展受阻，职称、入党等承诺的事均被搁置。两个孩子上学也费了好大的周折，最后终于在十六中和十八中分别安置了。四姐也没像承诺的那样被安排到先前许诺的大单位，而是被安置到青岛市第一住宅建筑公司下属的一个服务公司，而且没有具体工作，整整被闲置了半年。从工作独当一面到被闲置，所产生的失落感和苦衷，只有她自己知道。

　　服务公司下属有几家饭店、旅馆，还有面包房、小卖部、土产店和一个光华机械厂。第二年春节后，四姐被安排做服务公司的内部审计工作，也参加一公司计划科、机械设备科、计量室的会议和这些部门的检查和部署等工作。不久，上调一公司审计科，从负责人干到副科长、科长，直到退休。

　　搬到青岛的第六个年头，1994年初，四姐夫因病早逝，终年54岁。

　　小鸿、小爽渐渐长大，成家。开始时生活也很艰难，结婚时都没有自己的住房，完全靠自己，从无房到有房，从小房到大房，日子过得越来越好。小鸿搬了6次家，小爽搬了8次家，各有各的丰富的搬家史。现在都不止有一套住房。

住上了好房子

瑞昌路的那套房子在马路边。青岛修建地铁，晚上，装满渣土的重型大卡车从这里穿城而过，把路面的井盖轧得咣当咣当响。夜深人静，响声格外惊人。四姐晚上没法安睡，多次找有关部门，也没办法解决。这成了四姐的一块心病。小女儿小爽两口子经济条件好一些，为母分忧，选中了辽宁路一处住房，买下给四姐住。这是四姐想不到的。那是一套宽敞的大房子。两室一厅，127平方米，比原来的住房大一倍还多，仅门厅就有二十多平米。两个主卧和门厅都朝阳，透过大窗户向外看，可看到南边的储水山。平时四姐一个人住，两个女儿周未和丈夫孩子来一起过，一大家子七口人，热热闹闹。年节或生日，为了不让四姐劳累，常常下个饭店。四姐也一再约弟弟妹妹们去住。去年11月我在那住了好几天，太阳一出来，阳光就晒进半间多屋子。阳台种养了些花草。这房子住得好宽敞、好自在。

　　在这样的房子里，就只有享受了。我问四姐，一个人住这么大的房子，寂寞不？她说挺好的，喜欢静。现在正在老年大学书法班学习，终于也圆了大学梦，无事时就练字，字已写得有章有法。春节时有不少求楹联装饰大门的，四姐都是来者不拒。

　　现年70多岁的四姐，乐观开朗，不急不慌，心静似水。谈起往事，每个细节都历历在目，记得很清楚。那铭刻在心头的印记，那苦涩的往事，曾掀起过多少情感的波澜，怎么会忘记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