茫茫人海中人与人相遇，甚至能产生这样那样的联系，是靠缘分的。譬如我第一次进新疆，是去寻访一支诞生在渤海解放区的神奇部队。不论在南疆还是北疆，当我敲开一个个渤海老战士的门，惊喜地发现，在老战士用亲切山东话和满腔热情迎接我的同时，在他们身后，往往还有一位同样用亲切乡音和慈祥面容迎接我的老阿姨——山东军垦女兵（也有湖南女兵）。你能说我与这些山东女兵没有特殊的缘吗？
1946年底，山东渤海区从延安来了三百多名征兵干部，这些来自三五九旅的曾经的老红军老八路奉命来此组建一支队伍。一万三千人的“渤海教导旅”很快集结完成，就地展开了半年多大练兵，突然悄悄离去，不知踪影。六十多年后才得知，这支部队归建西北野战军，开上了解放大西北的战场。新疆和平解放，番号已改为第一野战军二军第6师的渤海教导旅，活下来的指战员，全部随王震率领的10万解放军挺进新疆，与在疆陶峙岳10万起义部队一起屯垦戍边。真是“黄鹤一去不复返，白云千载空悠悠”。
没有女人安不下心，没有儿女扎不了根。踩着10万解放军进疆的足迹，很快跟上来“八千湘女”“两万山东女兵”，及数万各地支边女青年。可以说这史上最大规模屯垦戍边的胜利，同时凝结了进疆浩荡娘子军的艰辛付出与无私大爱。她们不仅是新中国第一代屯垦戍边卫士，还是新疆兵团第一代母亲，新疆戈壁母亲。她们的到来，彻底改写了新疆的历史。
她们，因为进疆也彻底改写了自己的命运。
这些花季少女当初是怎么想的？在新疆都经历些什么？她们的心路历程又是怎样的？这一个一个的“？”成了我后来几次进新疆的助推器。
当兵去新疆
从硝烟弥漫、满身疮痍的旧中国走出来的女孩子，对解放军有种天然的敬仰。特别是山东老区的女孩子做梦都想当兵，因为是共产党领导的解放军解放了她们的家乡，解放了全中国。当有一天新疆来招女兵，可把她们给乐坏了，纷纷不顾一切去报名。当兵去新疆！
新疆在哪里？新疆有多远？当兵干什么？她们并不甚清楚。她们只清楚当一名穿军装戴军帽的女兵好神气好威武；她们还听说到了新疆可以进学校进工厂，有电灯电话和高楼。
在南疆待了多年现住北疆的段丰英，讲起当兵经历活灵活现：我老家在山东栖霞农村。兄弟姐妹6个我是老大，上了三年学就下地干活了。1952年3月新疆来招女兵，不限文化，乐得我一蹦老高，父母是挡不住的。我就是想出去看看外边的世界。那年我17岁。那一次新疆在胶东招了七八千女兵。
李端芝是从济宁麻袋厂参军的。当时一听说当兵全厂都沸腾了，人们欢声笑语，哼着歌跑来串去，七八十个女工全体报名进了新疆。在泰安，有个很有影响的“紫莲秧歌队”，35名女青年也全部报名应征。
省妇联干事程元秀是个孤儿，父母被日本鬼子炸死了，她一心想当兵。1952年新疆来济南招女兵，“有志青年到新疆去，到大西北去”的动员令使程元秀热血沸腾，向组织请求一定到新疆去。88岁的老人说，那时满脑子都是建设新疆的蓝图。
当然，女孩子当兵的理由也千差万别。就像鲜花，看上去朵朵美艳，但开在原野沃土与开在深山峡谷里的经历是大不一样的。听着老人们敞开心扉的述说，禁不住跟着她们哭，跟着她们笑，哭过笑过之后是长长久久的回味。然后是深深浓浓的敬意。平心而论，她们的举动，不是任何时候所有的女孩子都能做得到的。
吴金凤初中肄业在村里当临时教师，本来前途光明的她却遇到了人生大难题，爷爷做主把她许给一个35岁男人。她抵抗的办法就是每天尽量晚回家。一天拾麦穗回家的路上遇一痞子图谋不轨未遂，她拼力穿过无边的夜和恐惧跑回家却被不知情的父亲打个半死。吴金凤觉得这个家是待不下去了。正赶上新疆军区来招女兵，她听说后想都没想就报名参了军。
邱盛琪当兵就是想远离地主家庭背景，做个自食其力的劳动者。临走的头三天一报到，怕家里人找到就没出县委的大门。
最悲情的要数乳山的杜秀梅了。母亲一连生了她们5个姐妹，狠心的父亲一气之下离家出走。新疆招女兵的消息传到她耳朵里时她正在工厂糊火柴盒，听说新疆挣钱多生活好就动了心。她是家里老大，知道母亲不会同意她当兵，就来了个不辞而别。跋涉到新疆后怀着忐忑与牵挂先给母亲写信，然后就盼信。盼星星盼月亮终于盼来家信，回信的却不是母亲，母亲在她离家后觉得生活无望跳海了。
这些从旧中国解放出来的新女性，大多文化不高但豪情万丈；她们有信仰有梦想，不失时机地要放飞自我；她们渴望自由平等；她们想凭自己的劳动实现人生价值，虽然大部分人当时并不懂得什么叫人生价值。
坎坷新疆路
每当天灾人祸等不可逾越的坎横在眼前，总有些勇敢的人，或一人或拖家带口离乡背井。前面是坦途是深渊都是未知，但他们还是怀揣一线希望向前奔，那种万般无奈与孤注一掷真叫决绝、悲壮。可那大都是男人的事情，女孩子哪会有这般经历？1952年进新疆的文登女兵孙香兰说：当时火车只通到西安，再往西就换成了汽车，是苏联的羊毛车。一出西安就觉出了荒凉。一车坐四五十人，一个车队五六十辆，说走一起走，说停一起停。车前架着机枪，由解放军把守，严肃得就像上战场。后来才知道，新疆刚解放，土匪很猖狂。问新疆还有多远，说还要走一个多月。妈呀，这不到天边了吗。那时真认为到了天边，再也回不去了。一次进新疆，就觉得把世上所有的路都走完了。
一群没离开过家门的女孩子，从祖国的最东端到最西端，况且这是怎样的一条路啊——从海拔最低渐次增高，很多地方根本就不是路，没有路，高山、峡谷、丘陵、荒原、沙漠、戈壁。有时昼行夜伏，有时昼夜兼行，两三个月的长途跋涉宛如“唐僧西天取经”。这一路的艰难困苦难道有什么隐喻？
来自掖县的孙金枝说：戈壁滩天气恶劣，狂风卷着沙石追赶着车队，昏天黑地，耳鼻口里都是沙，有时汽车怕翻都不敢往前开。因为路上不消停，午饭都是在车上吃，吃干粮，喝凉水，嘴唇干得都是血口子。车上人多不能站立，腿一天天僵硬起来。脚肿得穿不上鞋。屁股上的皮皴裂了，钻心地疼。随着海拔增高，头昏眼花，天旋地转，不少女兵吃什么吐什么，把胆汁都吐出来。加上温差大，天气变化无常，很多人水土不服，在途中病倒了。
住在石河子的张淑连说：由于运力不足，所有运送女兵的车都是混装，屁股底下坐的是各种机器，还有行李和干粮，车子一颠人就跳起来。水是废弃油桶和汽车内胎装的从沟里灌的水，又浑又黏，太阳一晒油辣味刺鼻，喝一口五脏六腑都要咳出来。
至今让女兵们不能释怀的是她们的多用盆。脸盆不仅洗脸，洗脚，还当便盆，当饭盆。车队统一行动，不能随便停车。女兵们小便只能解到盆子或是毡筒里，再从车上倒下去。有个女兵回忆，在甘肃定西，每个中队分了生骆驼肉。领导让用盆子煮，她们开始不肯，看到男兵用盆子煮出了肉香，只好效仿，也吃得津津有味。她说，多年后一想起来还倒胃口。
大西北的贫穷荒凉，一路上的艰难跋涉，让这些女孩子感到了孤单与迷茫。走到哪里算一站呐？随之而来的就是想家想娘。越走越想，越无助越想，想娘想得都不敢提娘。柳玉英说，有时出现幻觉，眼前晃动的都是亲人的影子。杨志华回忆，一过张掖就像到了另一个世界，茫茫戈壁滩望也望不到边，车上的笑声越来越少，歌声越来越低，哭声越来越响。开始一个人小声哭，旁边的人赶紧劝，哭的人还没止住，劝的人又哭起来了。
最使她们紧张和恐惧的还是遭遇和躲避土匪。那是直面灾难和死亡啊。王秀琴说，过六盘山时，和她一个中队的三个女兵下车“方便”没有回来，指导员到山后面去找也没有回来。六盘山，这个陕北、陇西黄土高原的界山，留给女兵的却是魔鬼般的梦魇，成了生死、阴阳的界山。谭书梅说，她们的车队刚出柳园就遇上了土匪，打了一个小时把土匪打跑，后边车上一女兵没有及时下车隐蔽被流弹打死了。
一车车花儿一样的姑娘，一路上遭遇各种突破底线的艰难，让她们始料不及，使她们苦闷凄惶。苦难最终又使她们变得坚强，也磨硬了她们的骨头。女兵们望望家的方向哭一通，抹去眼泪，拿出“豁出一切”的勇气，又一路向前。
戈壁滩上盖花园
“我到过许多地方，数这个城市最年轻。它是这样漂亮，令人一见倾心。不是海市蜃楼，不是蓬莱仙境。它的一草一木，都由血汗凝成。”这是诗人艾青歌颂石河子的诗。如今的“戈壁明珠”石河子市，早已获得联合国“改善人类居住环境良好范例城市奖”，首届“中国人居环境奖”，是“国家园林城市”“国家森林城市”和“中国优秀旅游城市”。第一代屯垦大军包括山东女兵们没有忘记，戈壁滩上盖花园，可不像说起来那么浪漫。那是在寸草不生，冬夏温差八九十摄氏度，经常刮起十级以上狂风，飞沙走石的戈壁滩上；是在稍不小心就会迷失于瀚海沙漠，即使是欢蹦乱跳的小伙子也有可能变成木乃伊的死亡之海里；是在芦苇丛生、到处都是淤泥水泊和暗坑的沼泽地里；是戍边将士们风餐露宿，冲破生命底线，用血肉筑起来的。像奎屯、北屯等一批城市都是军垦大军建起来的新城。董淑莲回忆：进了新疆，是一望无际的戈壁滩，走了一程又一程，戈壁滩连着戈壁滩，连个人影也看不到，当时就哭了——什么楼上楼下，电灯电话，这不是原始时代吗？
在广袤的戈壁滩上，也不是一个人影都没有。被分配到南疆二军6师18团的曹金妹说：从济宁上车，路上走了三个多月，吃尽了各种苦。有一天忽然听到有人喊，同志们，到地方了。我们在车上挤着往下看，到处是沙包、荒滩，只有一杆红旗在那里竖着。过了一会儿，不知从哪里钻出几个人，说欢迎我们来到团部。团部？赶紧瞅，什么也没有。原来我们脚下不远处的一片地窝子，就是18团的团部。
被分配到奎屯的任秀兰说，她从车上站起来，除了看见几面红旗、一幅“欢迎新战友”的布标，就是一大片胡子拉碴、肤色黝黑的干部战士，没见到一个建筑物。正纳闷，晚上住哪里呐？一会儿，就看见炊烟从地上土堆里冒出来。那就是她们栖身之处地窝子。
曾任新疆兵团司令员的刘双全，讲起这段岁月感慨万千：新疆大生产之初，有10万多官兵住在地窝子里。军垦战士面对的是人烟稀少的万古荒原，戈壁沙漠，但是有芦苇，有芨芨草和红柳棵。战士们就砍伐来搭草棚子；挖个地窝子，上面盖上芨芨草，就是住的地方。地窝子的好处是冬暖夏凉；不好处呢，怕下雨下雪。大雨一来，泥水顺着天窗往里流，真能“冲了龙王庙”；如果下大雪，就把门封死，出不了门。
女兵们还给地窝子总结出第三大缺点，就是让她们经常找不到家。张阿珍讲，女兵夜里起来解手，经常找不到自己的地窝子。一次，一个女兵凭记忆钻进一个地窝子，听到鼾声如雷吓得赶紧跑出来，再钻进一个还是鼾声如雷。连续进了几个都是男人的就不敢再乱钻，一个人在荒原上徘徊了一夜，哭了一夜。
在开始创业的几年里，就是如此简陋的住所也很紧张。贺业英说，刚到肖尔布拉克，来不及挖地窝子，男兵女兵都睡在没有放水的水渠里。伊犁温差大，就两个人睡一床被子，把另一床铺到身子底下御寒。
我们来新疆就是为住地窝子吗？地窝子是留给军垦女兵最直接最深刻的记忆。她们的青春与热血，激情与爱情，眼泪与欢笑统统都打上了地窝子的烙印。比如，刚进新疆那几年，赶上“五一”“国庆节”等好日子，有时一个连有十几对新人同时结婚，但地窝子紧张，连里就拿出一两个比较好的地窝子做“公共洞房”，让新婚夫妇轮流住。年轻女兵们，就从住地窝子开始，在新疆延续着她们的生命与理想，书写着属于她们的人生华章。
蚊子绝对是当时新疆的“一景”。没有经历过的人想破脑袋也想象不到它的厉害。女兵们还没到新疆，路上有司机对她们说，新疆的蚊子能吃羊吃牛，也吃人。山东长大的女孩子听了就笑，认为是逗她们玩，到了新疆马上就领教了它的厉害。王芝美说，刚到南疆焉耆，黑压压的蚊子就上来欢迎了。领导在台上致欢迎词，台下女兵们身子一个劲地拧麻花。那天领导偏偏谈兴浓，滔滔不绝。有个女兵实在忍不住了就用手拍打。这一拍不要紧，其他女兵像得了命令，啪啪声此起彼伏，都掩过了领导的讲话声。领导顺水推舟来了句冷幽默，说蚊子就是你们面临的第一场考验。
薛德芬回忆起刚进新疆遭遇的大蚊子，不自觉双手抱起了胳膊，让十一月份室内的空气也有了异样。她说：蚊子太多了，又大又毒，地窝子墙上黑乎乎的都是蚊子。我们被咬得皮肤溃烂，化脓流血。沼泽里、芦苇丛里、红柳棵里全是蚊子，逼得大家什么法子都想。下地干活，就把蚊帐纱或旧报纸做成帽子戴在头上。有的女兵外出割草甚至把“敌敌畏”涂抹在身上，时间长了，留下致命的伤。
一个战士偶洗泥水澡有个重大发现，把泥巴涂抹在身上可防蚊咬。大家像得了秘籍，再出工纷纷把身体裸露部分全涂上泥巴，一个个成了“兵马俑”。
那时新疆野狼也多，不少女兵都有与狼邂逅的经历。当时连里还没有托儿所，山东女兵祝福玲出工就把女儿放在家里。一天去放牧，马群突然受惊她从马上摔下来。昏迷几天后醒来得知，马群安然无恙，可两岁的女儿却被狼叼走了。更要命的是，她因受伤不得已摘除了子宫。陈小辉曾在北疆边境上战斗生活了四十多年。一天晚上她和一个女兵站内卫哨。她去解手，把枪交给同伴就急急跑到一边的红柳丛里。刚褪下裤子狼就来了。两道蓝光像手电，狼盯着她，她盯着狼，吓得她大气都不敢喘。她后悔把枪交给了同伴。过了好一会，同伴大声喊她，远处流动哨的男兵也过来了，狼才走开。她说狼走时踩断地上树枝的咔嚓声，就像踩在她的心窝子上。
胡杨是个拖拉机手。一天晚上割麦子，休息时极度疲劳的她躺在草堆上睡着了。一睁眼，见前面不远处有闪动的绿光。我的娘，是狼。她一激灵睡意全无，逃跑已不可能，喊远处作业的战友根本听不到，赶紧把草扒拉到身上，整个身子在草堆里直筛糠。不知过了多久，狼走了，她赶紧跑到车上发动机器，用声音来吓唬狼，更是给自己壮胆。
新疆不是华北平原、东北平原，也不是江汉平原，那里人烟稀少，环境恶劣，贫穷落后，有的是无边无际的瀚海沙漠戈壁滩。军垦战士刚到新疆时粮食供应不足，主食是用骆驼刺磨成粉再掺上苞谷粉做的馍，吃了胀肚子，大便都解不下来。没有菜吃，就吃野菜蘸盐水。因为吃不到青菜，很多人得了夜盲症，傍晚收工回营地，人们像黄鼬拉鸡排成长长的一排，后边的人牵着前边人的衣角慢慢走。砖、瓦、水、土哪里来？树木、粮食、蔬菜哪里来？更不用说工厂、学校、城市和高楼了。刚解放了的新疆，就是一张待规划待描摹的白纸，一切都要军垦战士白手起家，节衣缩食，群策群力，大干苦干。
女兵们跟男兵一样，用坎土曼刨红柳根，打芦苇，开荒压碱；上山背石头，挖水渠；放牧，种水稻、种棉花；自己打土坯，盖房子；在边境线上放牧、巡逻。一天从早干到晚，一年四季不停歇。虽然条件艰苦，但谁也不甘落后，她们甚至不理会生理特征去跟男同志比高低。“我们是来建设新疆的，落后是件很丢人的事。”脸越来越黑，手上的老茧越来越厚；冬天手和脚冻得稀烂，两颊生成冻疮。王之梅讲，新疆时辰晚，夏季总也黑不了天，到傍晚10点了太阳还不落。累得精疲力尽的女兵们抬头看看红红的太阳说，咋还不黑天啊！
辛月娥说，在哈密种水稻，3月份就开始压碱造田。戈壁滩上盐碱重，表层结了很厚的壳，下面是一层芒硝一样的东西。先用铁锹把硬壳掀掉，用抬笆子把那层芒硝起出去，再用从天山上引来的雪水灌进条田，叫放水洗碱。碱水渗到渠里像酱油一样，把它引走，再灌再洗，把碱洗掉。水里的芦苇须捞出来，人们下到水里，又凉又煞得慌，腿让碱水浸泡得肿胀，流血水。
牟平女兵贺传芬入伍时才14岁。她说，在戈壁滩上开荒种地，靠引雪山上的雪水灌溉，刚到新疆那几年，挖渠是项很重要的工作。挖大渠时几百成千的人上工。挖到三米多深，靠人力已不能把土甩出去，女兵就在坑底装筐，上面的人用绳子吊出坑外。一次，她和一个16岁的女兵在坑底装土，坑壁突然垮塌。贺传芬被挖出来时人已昏迷，耳鼻嘴角都渗着血，肋骨折了好几根。4个月后她坚持出院，回到连队却怎么也找不到那个同伴。一再追问才知，那次事故与她朝夕相处的小姐姐牺牲了。
几十万垦荒大军像星星分布在天山南北，新疆160多万平方公里的大地到处就有了生机。创业之初的艰苦，模糊了拓荒者的性别。男兵女兵白天在一起开荒，晚上就挤在一个大通铺上睡觉。金茂芳是个拖拉机手，一天能播种120亩，犁地130多亩，相当于100多人一天的开荒量。开着拖拉机在戈壁荒滩上越走越远，经常吃住在荒洼里。她说，有天晚上犁地遇到大雨，离连部太远回不去，4个拖拉机手住一个苇棚。她和徒弟挤一个被窝里睡觉，紧张得徒弟一夜没敢伸腿，而她累得倒头就呼呼睡着了。
屯垦有屯垦的艰难，戍边又有戍边的特色，屯垦、戍边皆风景。由此在新疆锻造出一支几百万人的铁军，也书写了闻名世界的新疆军垦辉煌。“伊塔事件”后，新疆边境空气骤然紧张。兵团数万垦荒大军奉命开上边境线，在那里巡逻、放牧、种田，过起不寻常的“寻常日子”。
段丰英退休前在兵团老干部局工作。这位热情心细、坚强乐观的山东女兵，为我讲述了几段震撼心灵的戍边女兵故事。这些故事想必早已深深扎根于这位老人的心里吧！
刘秀芹，在北疆边陲工作生活了大半辈子的山东女兵，为了55.5平方公里争议区的主权捍卫，每天在前苏军枪口下巡逻、放牧、种田，与他们扛膀子，在边境线上战斗了40多年。当然，那块浸染了军垦战士生命与鲜血的土地，早在二十世纪末就回归了祖国怀抱。
1967年夏日的一天中午，司号员吹响了军号。前苏军骑兵又撕开铁丝网，进到我们的麦田里乱砍庄稼。为预防流血事件发生，上级指示武装人员避免与其正面冲突，让派出一定数量的妇女，带上生产工具去和他们说理，制止他们的行动。
刘秀芹是妇女连指导员，当时已有七个多月身孕。接到团长命令，她带了六十多名妇女扛起坎土曼，提着镰刀，怀揣手榴弹急急火火进了争议区。一边是骑着高头大马、手持马刀的前苏军，一边是怀揣手榴弹、手拎镰刀的中国妇女。在阿拉克别克河边，就出现了让男人汗颜的不对等的两国军民之间的对峙。
争议区是什么？就是一片待解决归属权的土地。在那片土地上，有的高扬着民族尊严的旗帜，有的则烙印着民族耻辱的印迹。这些大义刚烈的中国女性，为了祖国领土、民族利益不受侵犯，头顶炎炎烈日，面对全副武装的前苏军，在不间断地唇枪舌剑中消耗着能量也激发着斗志。焦渴、饥饿、口干舌燥，士气越发旺盛。这些血性的母亲，面对欺负到家门上的外军，有的只是满腔的怒和恨，满腔的火和要说的理。她们虽已转业，但她们曾经是兵，她们始终把自己当做一个兵，一名军垦战士。“我们就是边境线上的石子。为捍卫家园保卫劳动果实，一定奉陪到底！”
六七个小时的说理斗争，让前苏军没了耐性，他们调整队形准备冲散人群。这时，我方十多名孕妇手拉手站到了最前列。她们高唱着国歌迎了上去。她们站在认定是自己国土的土地上一遍一遍唱着国歌。那袅袅余音，在阿拉克别克河的上空缭绕，然后又被夏日的风无遮无拦地送回战场，送到这些女兵耳朵里。她们被自己的歌声感染着，鼓舞着，振奋着。
她们的举动，把对手给结结实实镇住了。
这就是共和国的优秀女儿！她们视脚下的领土大于生命，她们愿意用自己的血肉之躯，把侵略者的脚步挡在外边。她们是优秀的母亲，为保祖国江山不受侵犯，不惜用自己和腹中儿女的生命来兑换。
突然，从刘秀芹脚下传出一声长啼。她的儿子提前降生在了麦田里。小家伙在母腹中想必是感受到了这一切，急不可耐，挣脱温床来陪同父母一起参战了。
戍边女兵是这样诠释的：只要我们的庄稼还在这里长，牛羊还在这里跑，我们这些人还在这里生活，边境线就不会移动，我们耕耘放牧的土地就仍然属于中国。一种舍我其谁的英雄气概。
褚春云，褚秋雨，一对来自山东老区的姊妹花。“伊塔事件”后，姐妹俩作为“三代”工作队（代耕，代牧，代管）骨干，先后从不同的垦区开进边境达因苏草原。几百人一下子汇集到大草原上，吃饭成了一时最大的困难。正值三年困难时期，每人每天八两原粮根本不够吃，只好采野蘑菇挖野菜充饥。
褚春云是卫生员，战友们采来野蘑菇挖来野菜她都先品尝，检验是否有毒。一次因品尝了毒蘑菇死了过去。同志们悲伤着把她从卫生所抬到太平间，从团里领来衣服棺材想入殓，“死”了半天的褚春云突然又活了过来。躲过一劫的褚春云痴心不改，继续为战友们当舌尖上的“扫雷英雄”。因长期过量尝食有毒菜菌患上皮肤病，每到春季全身大面积溃烂，一生未能根治。
妹妹褚秋雨，也是一位平凡而伟大的女性，一位了不起的戍边母亲。尽管为了戍边，她永远失去了做母亲的权利。
褚秋雨所在的牧业连，一年四季在草原上奔波，从夏牧场转到冬牧场，从冬牧场转到夏牧场。烈风吹皴了面颊，雨水湿透了衣衫，与暴风雪斗，跟野狼野猪斗，与前苏军斗。在前苏军的眼皮子底下转过来转过去，经常跟他们说理、扛膀子。一次，一场紧张的说理斗争持续了5天5夜，褚秋雨创下一人舌战“群儒”5小时的纪录。褚秋雨与爱人是在这一年的八一结的婚，婚后三天就天各一方，褚秋雨随她的牧业连去了冬牧场。在冬牧场放牧，几个人守着一大群羊，在空寂荒凉的山谷里一待就是半年。漫长而寒冷的半年。冬牧场往往离连队远，回团场要在白雪茫茫的草原上徒步四五天。在大雪封山撤回牧场的途中，褚秋雨连队遭遇暴风雪，为保护集体的羊群，她一个人与暴风雪搏斗了两天半，最后“冻死”在雪地里。人被赶来救援的同志找到并救活，却被迫摘除了子宫。
那是一段激情燃烧的岁月，那是一群模糊了性别又有着明显性别标志的军垦战士。艰苦的条件，恶劣的环境，更坚定了她们的信念。她们从渤海湾畔来到新疆边陲，为了心中那份信仰，屯垦戍边一辈子。对于这些女兵来说，垦荒的年代荣誉比健康更重要，信念比生命更重要。
战斗在边境上的母亲们，你们的果敢勇毅、大义凛然、大爱奉献，已被历史的大笔深情地书写在祖国大地上，力透纸背，入木三分，常绿常青。
心酸和眼泪算不了什么，同情意义也不大。只有我们从中悟出些什么，然后再去坚持坚守些什么，最后拒绝些什么，才算有所收获。这也是军垦女兵们所希望的。朋友，你说呢？
革命婚恋
我在新疆兵团走访了百余名军垦女兵，阅读了大量有关资料，其婚恋故事可以说丰富多彩。一个个故事在脑海里自然而然生成电影，一遍一遍地播放，每放映一遍都能悟出新意，长出绿芽。这些生长在海边却扎根在天山南北的齐鲁女儿们，就像一轮明月，照亮了天山，照亮了边关。孙兰香1952年秋天进的新疆，两年后的一天，领导代表组织找她谈话，问“你们连的熊某某看上你了，你同意不同意”？答“同意吧”。就这么简单。在孙兰香看来，既然组织上出面，那就答应呗。熊某某是国民党起义兵，大她10岁，人很随和。那年的国庆节，他们和另外三对新人举行了集体婚礼。
谢桂香谈起她的婚姻是那么的“荒诞不经”。她经常开玩笑说，是组织上给她“发”了个对象。一天，组织找她谈话，说给她介绍对象，她说考虑考虑，然后当天就结婚了。后来她才知道，天呐，原来考虑考虑就是同意马上结婚。说到这里，这位开朗的老人笑得人仰马翻，泪眼婆娑。她说，那是1955年，她19岁，她的丈夫28岁。
金茂芳有一段苦涩又浪漫的爱情婚姻，听来既欣慰又遗憾，既温馨又凄凉。她是兵团“十二面红旗”，新疆首届“十大戈壁母亲”“全国最美奋斗者”。说起婚姻，这位老人陷入深深的回忆——一天，指导员把她叫到办公室，代表组织跟她谈话，问机车组长王盛基怎么样。金茂芳说，王组长各方面都不错，是个好同志。指导员听后笑了：行了，我就等着你这句话呢。
时隔两天，轮到王盛基与金茂芳同一台机子开荒。金茂芳察觉王盛基经常偷偷看她。问他怎么啦，王盛基憋了半天说，金茂芳同志，有好多同志反映咱两人不错。金茂芳一脚刹车，差点把他给甩出去。王盛基赶紧解释，前天指导员不是都跟你说了嘛，我还以为你同意了呢。金茂芳对那次莫名的谈话终于明白，这是组织上出面当红娘了。之前组织上给她介绍过几个，她都没同意，借口推掉了。
她严肃地说：王盛基同志，我还不想这么早谈这事。说完让他下车，一个人驾驶着拖拉机在田野上狂奔起来。不知不觉中天大黑下来，她一个人耕了一块条田。
准格尔的月亮升起来了。金茂芳又发动了机车。就在她要挂挡时，看见王盛基提着饭筐站在车下。她的心就动了一下，慢慢伸出一只手说，愣啥啊？还不上车。她看到王盛基好像抹了一把眼泪，笑着蹦上车来。两人无语，只有拖拉机的轰鸣声在空旷的荒野里传出去老远。
他们开始恋爱了。
王盛基是甘肃人，大她两岁，他们是团里年龄差别最小的一对。金茂芳承认自己对王盛基是有好感的，只是不好意思罢了。他人实诚，技术好，肯干，长得又帅，命运却坎坷。从小没了娘，13岁被抓壮丁，是“9·25”起义兵。他们恋爱后，虽然没有花前月下，但在工作中互帮互助，互相成了依靠。1955年，两人随着十万大军一起转业，成了军垦职工，被一起分配到石河子机耕农场。这年秋天，他们正式向组织上提出结婚申请却出乎意料地没被批准。金茂芳是回族，当时的政策还不允许回汉结婚。两个重感情的人感叹命运不济，然后就互表决心：你不找，我也坚决不找。咱们就这么等，一直等到允许的那一天。1956年新婚姻法颁布实施，他们的婚姻被允许。两个有情人终于走到一起。
但是好日子并没长久，16年后，王盛基因病去世。金茂芳说他们互敬互爱，一辈子没好够。他死得太早了。因王盛基小时生过病没有生育，早年抱养了丈夫亲属的一男一女两个小孩。王盛基去世后，金茂芳一人拉扯视如己出的两个儿女，没有再嫁，就像自己坚守新疆一辈子一样。
在新疆，我还听到了杜平芳的爱情故事。杜平芳本是临沂派往新疆送女兵的地方干部，被王震“欢迎大家一起留下来，共同参加新疆建设事业”的一番讲话所打动，与她送去的近三百名女兵一起留在了新疆。
杜平芳被分到石河子垦区担任文化教员。那时新疆近20万垦荒大军，有文化的少，成家的也少。她的扫盲班30多个学员，近三十岁的就有好几个。杜平芳被一个大她10岁的战斗英雄连长所看中，她自己看中的则是与她一起教课的大学生技术员。
让杜平芳没想到的是，班上偷偷恋上她的不止连长一人，而是好几个。当平时十分尊重老师，学习刻苦、作业认真、最爱问问题的连长表白被拒后，其他几个信心不那么足了，想让组织出面当红娘。还是连长替组织解决了“难题”。他组织几个“竞争者”聚在一起，提出一个抓阄方案，最终连长胜出，娶了他的老师杜平芳。“伊塔事件”后，杜平芳与她的丈夫一起开上边境线戍边，在那里一待就是大半辈子。
姜翠珍性格开朗，谈起婚姻直截了当：说起组织上当红娘，每个连都有几个不听话的“刺头”。“我们来新疆是搞建设，不是来找爹的。要恋爱，也要自己找。”当时在疆军垦官兵年龄普遍偏大，有的三十大几还没有成家。姜翠珍说她就是个“刺头”，领导找她谈话她不理，一听是介绍对象抬腿就走人。姜翠珍最终是自由恋爱。老人家讲着这些都笑出了眼泪。
数万女兵带着梦想不远万里来到新疆，起初她们并没想在新疆恋爱结婚待一辈子，可现实与历史选择了她们。为了那份信仰，她们最终全部留在了新疆。留在新疆，她们并没有被动地坚守，而是兢兢业业，尽职尽责，用一生的精力甚至不惜牺牲生命来完成一个女兵，一个军垦战士，一个女人，一个母亲的职责。对祖国来说，她们很优秀很出色，唯独没有对自己的爹娘尽一份孝。还有就是她们那如意或不甚如意的婚姻。她们在泪水与感叹、激情与彷徨、遗憾与坚守中舍弃“小我”，完成了“大我”的塑造，她们自己或许并不得知。
明月出天山，苍茫云海间，长风几万里，吹度玉门关。
那皎洁的天山明月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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