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多宝

　　百度“人字梯”，解释有点庞杂，这里剪辑一二：

　　人字梯：也称折梯，用于在平面上方空间进行工作的一类登高工具；因其使用时，前后的梯杆及地面构成等腰三角形，看起来像个“人”字，故形象地称之“人字梯”。实用的人字梯分有固定和活动两类。固定人字梯是人们临时搭建工具；活动的人字梯是将两个梯子的顶部用活页连在一起，移动时可折叠使用，由于它的灵活性，故广泛应用于临时登高操作……

　　之所以如此摘录，旨在有助于笔者浅谈中篇小说《人字梯》之时，让读者对“人字梯”——在这部小说起到隐喻作用的重要道具，有一个准确认知。

　　人到中年事业有成的“我”（某大学历史系窦教授），与蜗居在家、重病高危的中年农民工明义，本是一对孪生兄弟。弟弟明义自小患病，因乡村治疗条件滞后耽误，生活举步维艰而陷入人生低谷；我逃离故乡后成功进入城市安居乐业，因为一度对明义“施舍”未能连续，于是与明义之子铁军十多年来断了来往。直到接到侄子铁军的电话，“我”才得知：明义因维修灯具，不幸从人字梯上失足摔亡。回家奔丧期间，心生愧疚的“我”含泪复盘了自己与明义兄弟二人的人生际遇，以及通过内心感应与深刻剖析，察觉到了明义之死果然事出有因：原来，“我”与铁军这对叔侄，甚至包括明义自己，对于明义之死各自深藏心理隐疾……

　　——这是青年作家王玉珏中篇小说《人字梯》呈现的大致故事情节走向。

　　我们欣喜地看到，王玉珏呈现的“我”和明义——这对看似极为大众脸谱的城乡兄弟，虽说芸芸众生间似乎司空见惯，但却被作家塑造成了“众人一直想写而没有写出”的人物形象；甚至可不可以这样一说，为当下的底层文学人物群雕增添了不可低估的两张脸庞。《人字梯》自首发于《江南》2021年第1期头题以来，引起评论界广泛关注，先后被《小说选刊》《北京文学·中篇小说月报》《小说月报·大字版》《中国作家网·优选中短篇》《作品与争鸣》等相继转载，足见这部小说给文坛带来了一定的冲击。

相互支撑，缘何不能维系

以两条分腿支撑所构成的“人字梯”，在这里可以被我们理解成：人的左右双足互为支撑，或互为犄角。

　　这部中篇以《人字梯》作为题名，许是作家考虑到这种梯子以“人”字开端的寓意：小说，写的就是人性，以两条分梯之腿构建了几十年的“兄弟情缘”，只有相互支撑互为犄角，才能永不坍塌。

　　然而，随着小说情节的发展，似乎应验了读者起初的担心：看似人字梯极其形象地诠释了这种相辅相成的人物关系，遗憾的是，故事结局不可避免地呈现出了悲情撕裂的一面：这种不对等的相互支撑，不仅难以长久维系，而且稍有波折，自我坍塌在所难免。

　　诚然，有着“坚硬内核”的小说，向来可遇而不可求。《人字梯》不仅“核”之坚硬，而且加上作家共情共鸣式的讲述，使得这部小说退一万步说，即使不能呈现完整的故事情节走向，也完全具备了令人震撼的艺术张力。复盘《人字梯》的故事情节，我们不难发现：以小说主要视角呈现的“我”（明义之兄，铁军之伯父）接到侄子的报丧电话之后，回故乡奔丧前后的内心纠结，已经给这部作品定下了悲悯的情感设置。这种纠结，存在于兄弟二人无法沟通的城乡矛盾之间，既有家庭误会的裹挟，又有明义之死真相的扑朔迷离之忧，还有“我”与铁军这对伯侄之间封存多年的“寒冰”如何消融？

　　这种一波三折的情节设置，足以吊起读者的阅读渴望。

　　小说开篇之初，一系列的悬念设置，如同一团乱麻，结满了数不清的疙瘩，直到大结局以冰释前嫌的方式最终呈现——作家王玉珏借用了一把凌驾于人情人性人心之间的“人字梯”。这把梯子的架设，既有看似坚若磐石的表象，又隐藏着风雨飘摇的隐患。小说情节布局的老到与人物形象塑造的高明之处，就在于作家恰到好处地把握了这个“度”：以共情与体恤之心，讲述了一个非常接地气的当下中国城乡情感纠缠与撕咬的另类版本的“兄弟连”。

　　故乡是什么？不仅是“一张小小的邮票”，在窦氏兄弟看来，是一根延伸开来的无形脐带，即使咬断了也是一辈子忘不了的疼痛。“两张脸摆在那儿呢，百分之九十没走样。”（注：本文自此之后的仿宋字体，均引用于小说文本，下同）有道是：打仗亲兄弟，上阵父子兵，何况还是那种似乎心有灵犀感应的孪生双胞胎兄弟。对于因多年脑瘤难以根治而痛不欲生的弟弟来说，或许失足而死成了最好的一种结束痛苦的方式，以此仓促告别人生，能让所有亲者少了愧疚，“所有的死法里头，还是意外让人最容易接受。”而且，对于包括“我”在内的那些没有亲临现场的人来说，明义之死只说是遗憾，甚至还有些缘于他自己的“逞能，自不量力”。

　　如此一来，这倒是成了明义之死的不二选择。

　　虽然亲情血浓于水，然而，生活重负让人感觉到，不在一个阶层的人，即使是血亲，诸多看法恐怕一生也难以苟同。在这里，我们不妨提出设问：本来可隐喻为兄弟情深的“人字梯”，为何不能牢固地维系这份血缘之亲，成为彼此一生的互相支撑？换句话说，这种从小寄存的犄角格局，为何很难维系？命运迥异的一奶同胞双亲兄弟，残存的亲情血恋如何救赎？

　　这其中，固然有着生活环境所带来的际遇之变，同时也有着个人三观形成的格局之差。“我”与明义的少年时代，因为少不更事，同时两人又是一对没有走上社会的亲兄弟，虽然也有身体、学习、生活等诸多方面的差异，但两人还是同在一个屋檐之下，更何况一时也没有离开父母双亲的呵护，这种心理落差似乎并不明显。随着兄弟两人步入社会，特别是各自成家之后，嫂嫂、弟媳等新的家庭成员的涌入，自然而然的人之本性便愈发显出本来面目。从小说文本里我们不难发现，“我”只是排行老三，上面还有大姐二哥。面对明义的丧事，二哥出差在外一时难以速回，小说里给了先期赶来的大姐一个简短的精彩呈现，那就是在丧礼上失声痛哭，而且还成了“这是一整天来最体面的哭声，很感染人。”

坍塌，非左即右

然而，亲人之死的悲伤，仅仅成了一种痛苦的宣泄，甚至大姐的痛哭流涕看似发自内心，但多少也是为了给外人一个交待。明义的病情，多年来成了整个窦氏家族的一道难以愈合的伤口。出于特殊的双胞胎兄弟之情结，“我”对明义曾有过数次的鼎力相助，明义也因此对我产生过一种天然依赖。在这部小说里，作家王玉珏让亲情、道义与伦理等诸多元素“拼盘”，以一场近身肉搏式的心灵拷问，审视亲情坍塌前后的“人字梯”。

　　不妨，我们再换个角度思量，如果“人字梯”溃烂的不是左腿（明义），而是右腿（“我”）；或者说，那只“青梅竹马的瘤”一开始没有长在明义的脑子里，而是潜入了“我”的头颅，让“我”与明义的人生经历来一场AB面的对调，人生的结局又是如何的一场洗牌？

　　可能，大姐“最体面”的哭声依旧如故，在我的家里，极有可能化为无声之泪，只在“我”与女儿苗苗（因为多次出钱出力救治明义，夫人与“我”矛盾激化）的心里汹涌开来。也许“我”不会像明义那样决绝，即使内心万念俱焚，却依然面对群峦之上倾泻而下的阳光报以微笑。这也是我所处的人生阶层所决定的，尽管“我”与明义成了这把“人字梯”的左右两足，这种血浓于水的亲情来自于命中注定的安排，对于兄弟二人来说，无论是左是右、非A即B——我俩既没有选择也没得选择，如同病毒与解药不期而遇，出世之初即从娘胎身上带来，成为一生依附的胎记。

　　一对双胞胎兄弟来到人世，初看形同两张几无区别的白纸，几十年之后，一个人前显贵，家境殷实；一个身体重病，卑微煎熬；一个人中龙凤，一个土里微尘。身为大学历史系主任的“我”——窦教授，与人渐老迈被病魔折磨得死去活来的农民明义，面对谁都不可避免的生老病死，似乎也没有什么不能调换的。诚如作者在一次的创作谈中所言：既被亲情所伤，最终也被亲情疗救。

　　因为贫穷、病痛而形成天壤之别的人生之旅，弟弟明义与侄子铁军一家人对“我”抱以成见，由敬而远之发展到几成反目，原因就是痛苦层层加码的现实重担，最后强压到了明义那副苦不堪言的柔弱之肩。这部作品全程弥漫的悲悯设置，显示了作家塑造悲剧的用心所在。毕竟两人是孪生兄弟，人情世故方面总不能老死不相往来？面对明义这样一个弱者，所有的亲情无法决绝，逃脱不了的同时，必须承受道义的良心谴责。作为兄弟姐妹，一方有难，八方慷慨，只不过能力大小而已。然而，当这种看似没有希望的救赎行动，最终使得亲情陷入泥潭，等到心有余而力不足之时，一方面“我”不得不考虑君子顾本……好在明义倒也有所体谅，并渴望着临死前兄弟一面冰释前嫌。然而，由于病重导致的记忆差错，曾经有过的一次上门倾诉，最终沦为与我遗憾地擦肩而过，这也使得明义一度曾经复燃的生命之火，只能以一声叹息式的自我泯灭。

　　当故事情节渐至高潮之时，小说似乎无形中隐现了一个疑问，这个疑问让“我”一度也产生怀疑，从而推动了小说情节往更深更撕裂之处游走。

　　有过乡村生活经历的作家王玉珏本人，对于其塑造的几位底层人物角色的安排，在这部作品里显得游刃有余极具用心，当然不会放过这一挖掘人性的良机。他的笔锋如一把犁铧，直插人性肌理深处耕凿，即使对方血流如注，作家依然冷静如初，不把读者心里激出地震海啸不会收手。“自己的生老病死还顾不过来呢，哪还有工夫管别人。”面对明义不慎摔亡造成的既定事实，“我”也如释重负，是“我狠了狠心，决定干脆把话说透，说透了好，大家都省事。”

　　如此一来，前面我们所设想的换位思考，只是兄弟两人几十年人生际遇之后的一场假设。即使“我”与明义互换，或者任意两人的一次互换，这根看似牢不可破的亲情“人字梯”如果不会坍塌，只能是我们的一厢情愿。

　　时代的一点灰，落在每个人头上，都会成为一座山。不管最后溃烂的是这架“人字梯”的左腿还是右腿，或者说另一只相对完好的腿，到后来只能是一种坍塌，不可避免的坍塌。

　　这样的坍塌或早或晚，只不过是一个时间问题。

各自深藏的“隐疾”

随着小说渐至高潮，我们这才发现：原来，“我”与明义、铁军这三个人，在这场生离死别面前，各有不便公布的隐情。或者说，对于明义自导的这场有预谋的死亡告别，小说里的三个主要角色人物，都是各自心理患有隐疾之人。

　　人的缘分大致分为三种，一是血缘，二是地缘，三是业缘。正所谓“爱之深、恨之切”的缘故，与亲情血缘捆绑的“我”与明义兄弟两人，以及“我”与铁军的叔侄之间，面对着无可逃避的索取、指责与背叛，以及家庭伦常夹缝间的褶皱、隔阂、滞涩、误解与无助，原以为“明义之死一了百了”的统一口径，如同一场可以“疗伤”的大雪，遮掩了世间的狰狞与丑陋：“像大风过后的院子，干净空旷得连一片树叶子都找不到。我等着。”

　　然而，残雪总有消融之时，当一切水落石出无法遮掩之时，亲情之痛何以面对？毕竟，明义患上重病的这么些年，大姐、二哥还有“我”都搭进去了。虽说，大姐与二哥条件不差，即使明义的孩子铁军后来的日子并不贫穷，就因为“我”与明义是“手拉着手一起来到世上的亲兄弟”，再加上小时候明义曾经为我有过的数次担当，所以，那只装修民工无意间遗留下来的人字梯，成了等同“我”的精神枷锁的一副十字架。

　　究竟是体面地病死家里？还是……是一种“意外”的自我了断，结束自己这条不再拖累亲人的生命？明义肯定有过极为痛苦的内心挣扎。以这样的一种自刎方式了结一生，在苦难深重的底层民众之间，多年以来见怪不怪。哀，莫大于心死，这只由装修民工无形之间遗弃的一架人字梯，作为道具的巧妙运用，使得一个人看似庄严而神圣的死亡之旅，在明义这里却只能草率收场。“我”与明义，成了人字梯的左右两只腿脚，一只可能没有想过放弃，而另一只早已自我沦陷。

　　这里，人性之悲人性之恶，再次得到了进一步的呈现。

　　“我承认我自私，我承认我没骨气，但是没办法……”因为“我”的愧疚之举，使得侄子铁军多年与我敌视之后，终于有了理解与宽容；或者说，成了铁军对于现实生活无奈之下的一种和解。“他一死了之，我们怎么办？我妈怎么办，小玲呢，我们一家呢？说我们把人逼得都跳楼了，以后叫我们怎么活……”出于“墙倒众人推”的心理，面对近乎一座村庄的“共同谎言”，尽管人们一度是善意的，但因为“我”心之不甘，通过走访、取证、判断等心理思量，面对明察秋毫的“我”，铁军的内心渐至坍塌。当铁军得知我“这个耿耿于怀了这么多年的三伯，其实也很可怜，跟他爸爸一样的可怜，丈夫没个丈夫的样子，男人没个男人的样子”之时，良心谴责性地出现了自我救赎，使得明义之死大白于天下：“我爸爬到人字梯上往下跳的时候，我看见了，我是亲眼看见他跳下去的……我知道他要干什么，使劲地喊了他一声爸。他转过脸来看着我，朝我摆了摆手，笑着跟我说，他说我先走了，你好好的啊铁军，你和你妈你们都好好的啊……”

　　作为明义来说，一生下来“病魔缠身”。上天不公，何错之有？然而，这种灾难最终却无可逃避地让最为卑微弱小的明义独自吞咽。当世态炎凉的最后一根稻草，终于使他窒息与绝望之时，甚至连发妻——铁军妈妈都为自己留了后手（与常叔的那段微妙情感），也是人性使然。“每个人都嫌他多余，嫌他碍事，嫌他麻烦……只能这样，对大家都好。”对于明义而言，人世间已无留恋的必要，如何离开，而不让家人良心感到谴责，成了不二选择的明义，于人生终点再次释放出可贵的人性光辉……

　　各自深藏的隐疾坦陈于众，其实也都是那样的似曾相识：因病致困、空巢老人、病中消亡、职场诱惑、夫妻反目……唯有每人到了不可避免的死亡终点，那个看似神圣而庄严的生命驿站，在明义这里成了一种无情的消失——人性之间的那个无处躲藏的“小我”，特别是“我”因数次为了这份兄弟之情，承担了过多的财力与情感付出，以及“我”因情感问题误入歧途、被妻子划入“考验期”之际，即使面对孪生弟弟的人生灯火即将熄灭，也只能身心麻木听之任之：“坐垫还没有撤走，就像刚刚还有人在那里坐过……”然而，“我”与明义又有着不可逃脱的血缘亲情，面对着“坐垫前面正对着的，就是那把人字梯”，内心折腾煎熬不说，灵魂永远难以安放。

　　一部看似篇幅有限的中篇小说《人字梯》，波涛汹涌之处直逼人性卑微，于无声处之间呈现出多重主题：既有对“死亡”问题的探讨，也有关于亲情和解与原谅、尊严之死与苟活之生，父亲与儿子之间的相互救赎，亲情与血缘滋生出的爱恨情仇，以及淡忘与和解……

　　近年来，我们欣喜地看到，青年作家王玉珏的创作领域之广袤无疆，人性挖掘之气象万千，高质高量之风生水起，笔触渗透到更为细微的人性世界……相继在一些知名的纯文学大刊发表并屡有重要转载之余，在《人字梯》等多部重要文学作品里我们发现，王玉珏在他所擅长的特别情境里，于细密与纷杂的世相之间，洇染悲悯与温馨的创作之路与探索方向前景广阔。

　　由此，我们期待着他创作出更为深邃的艺术精品，为中国当代文学史呈现出不可低估的人物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