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蜩螗沸羹
战乱是民族和国家灾难的根源，动荡是贫困和衰落的渊薮。人祸天灾，百年难忘的记忆。
沿着时空的隧道回溯到19世纪20年代，山东沂蒙地区天灾轮番上演，人祸重复叠加，加之军阀们为一己之私利相互攻伐，致使战火四处蔓延，狼烟遍地升腾，百姓陷入最艰难的生存时代。
乱世出盗匪。百年沂蒙匪患长达数十年，土匪是八百里沂蒙特殊的文化符号。
国家失序，社会混乱，强盗、土匪多如牛毛，一时沂蒙境内，有名号的土匪达50股之多，无名之辈更多如蝼蚁。他们或占山为王攻村拔寨，将富裕的村镇洗劫一空；或昼伏夜出劫道掠财，致使贫困的百姓惶惶不安。
那些手握重兵的军阀对权力狼顾鸢视，那些党派首魁对政权眈眈逐逐，独独对天下苍生的苦难不以为意。
私利诱发欲望，冷漠忽视民生。
谁能以天下为公，救国家于倒悬，解民众于苦难，还社会于太平？
1、土匪血洗八里巷
让我们沿着时光隧道，回到1923年那场由土匪制造的山东第一惨案，当地的志书不约而同地称其为：赵嬷嬷血洗八里巷。八里巷全称东八里巷村，位于鲁东南，坐落在蜿蜒百里的马陵山下，以前属于郯城县，现在划归了临沭县。
马陵山是鲁东南最后的山脉，绵延至鲁南、苏北，号为百里马陵。公元前341年孙膑与庞涓斗法、军事史上著名的马陵之战，据说就在这里展开。20世纪60年代修大寨田时，山坳里挖出了成筐的箭镞和大量的矛戈，从历史遗物上看，也算是古战场了。
马陵山虽不高却依河而立，风景绝佳。清代乾隆皇帝六度南巡，三幸此山，留下了“钟吾漫道才拳石，早具江山秀几分”的诗句，形象地赞美了马陵山的瑰美，并御封其为“第一江山”。马陵山区在新石器时代就是人类祖先活动的重要地区之一，从花厅文化和小徐庄文化遗址来看，这里的文明开化甚早，其中花厅文化遗址有着“东方的土筑金字塔”之称。
在鲁南境内，马陵山左牵沭河、右带沂河，可谓山因水而妖，水因山而秀。坐落在山下的冲积平原上的东八里巷，土地肥沃，水路发达。20世纪20年代，东八里巷全村300余户，1200人口，算得上一个大村子；由于村民嫉恶如仇，平时又喜欢练武，是周围村庄抗匪“联庄会”的会首，围圩的石墙既高且宽，坚固无比。村中有百余名大刀会会员，村民配有土枪土炮。他们白天放哨，夜里巡逻，守护着自己的亲人和财富，是小股土匪无法撼动的村堡，因此，周边一些富户、商人也都迁住此地。于是，东八里巷无意之间成为财富的聚集地。“人怕出名猪怕壮”，鲁南数股土匪也就惦记上了东八里巷，几乎到了垂涎欲滴的程度，孙美瑶、刘黑七、赵嬷嬷无不投来贪婪的目光。
一天，邻村的大刀会会员在清乡时，抓到赵嬷嬷手下的两名匪探，送交东八里巷扣押。
匪酋赵嬷嬷闻报震怒，派人传话，勒令东八里巷限时放人。赵嬷嬷的令箭，在血性的东八里巷人看来，如同一根烂鸡毛。一向说一不二的赵嬷嬷哪咽得下这口窝囊气？
其实，贪婪的赵嬷嬷早就派人收集东八里巷的信息了，东八里巷有多少财富她早已掌握，同时一直在暗中打探其他土匪的动静：刘黑七遭遇官军的重创，携残兵败卒逃亡，抱犊崮上的孙美瑶制造了“临城火车大劫案”，震惊了朝野，惊动了世界。这工夫，官府和官军的注意力都在抱犊崮上，没有力量顾及马陵山，自己何不干个大活？这样可一举三得：首先救出落难的兄弟，落个好名声；其次借机夺取东八里巷的财富；第三也好在其他杆子头面前露露脸，省得那些家伙一向把她的武装当成绣花的娘们。一向说干就干的女匪，亲率600多名荷枪实弹的匪徒，杀向东八里巷。
“兵来将挡，水来土掩。”沂蒙山人有着不惹事也不怕事的性格。东八里巷人毫不畏惧，拿起简陋的武器，凭借高大的围墙誓死抵抗，一时土枪、土炮向匪群轰击，大刀、长矛砍向爬墙的土匪。
众匪狂攻一日，死伤甚多，东八里巷依旧安然无恙。
腰插双枪、身跨烈马的赵嬷嬷，没想到小小的东八里巷如此硬气。看看死伤甚巨的部下，她意识到仅仅凭借自己的力量是打不开东八里巷的，于是连夜撤围。赵嬷嬷和刘黑七有些交情，可是两年前刘黑七被围，她拒不救援，已被刘黑七恨上了，她只好星夜策马驰奔百里之外，向文峰山的徐大鼻子和窦二敦二匪求助。
徐、窦二匪既贪财又好色。
狡诈的赵嬷嬷投其所好，答应破围之后，所获取的财物多半归徐、窦所有，出色的姑娘、媳妇任由二人挑选。土匪都是些唯利是图的家伙，面对眼前的诱惑和重金许诺，二匪满脸带笑，当即应诺。
徐、窦二匪各率匪徒，狼奔豕突。6月19日早上，他们在距东八里巷不远的店头村与赵匪会合。赵、徐、窦在十余名年轻女匪的伴护下结辔而来，千名匪徒迤逦于后。
一场浩劫在所难免了。
东八里巷的武姓两兄弟正在田间劳作，被行进中的匪徒抓住将头割下。匪徒用长杆挑着武姓两兄弟的头颅，绕着村周的围墙叫骂示众，名曰：叫阵。
三天前刚刚击退赵匪的东八里巷人，不知徐、窦二匪入伙，加之初胜激发的豪气还没有消退，哪里把赵嬷嬷这个娘们放在眼里？两颗血淋淋的人头，激起了阖村父老复仇的火焰。喝过符水的大刀会会员，凭血气之勇，当即打开圩门，挥刀舞枪冲向匪群。狡猾的匪徒开始后退，诱使村民远离围墙后，举枪齐射。密集的子弹迎头而来，十余名跑在最前头的大刀会会员纷纷中弹，六人登时毙命。活着的人立时醒悟，方知自己并非刀枪不入的金身，所谓的可以避刀枪的符水压根儿就不管用。惊恐之余，他们掉头跑回圩里，严关圩门，据围死守。
面对巨石垒成的高大坚硬的围墙，土匪的钢枪失去了作用。石头做的围墙就成了老百姓的救命草、护身符。
为了攻破围墙，赵、徐、窦三匪酋亲临阵前，封官许愿，给钱给色煽动匪徒。他们组织火力掩护匪徒用炸药炸围墙。爆破的土匪被村民用土枪、土炮纷纷击毙；竖上长梯强登围墙的土匪，被大刀会会员砍翻圩下……
一村之民与三股恶匪在墙上圩下血战一昼夜，双方死伤百余人。天亮后，双方罢兵，战事陷入僵局。
其实，村里派出的求援人，已经到达了驻军的团部，但近在咫尺的皖系军阀的一个团，听到枪声却没有援救。他们厚颜无耻地对求援的村民说：“没有旅长的命令，我部不敢擅自出兵。”村民无奈，跑到临沂城，李大旅长正陪着姨太太们打牌呢，哪有时间管这些破事？倒是“联庄会”的大刀会按约定出动了，可惜没有了围墙和战壕掩护的大刀会会员，成了土匪的靶子，一阵激烈的枪声后，他们只好抬着尸体仓皇逃遁。
孤立无援的东八里巷陷入绝境。
赵嬷嬷这边也好不了多少，他们破围未逞，徒增伤亡，徒唤奈何？
双方都在想办法。
女匪首毕竟久闯江湖，狡狯之极，她在夜间派匪徒切断联庄会支援东八里巷的所有通道后，开始实施恶毒的攻村计划。这个计划可谓别出心裁，亦可谓丧尽天良。
他们无路可逃，只得按照土匪的要求刨墙。
东八里巷人陷入最痛苦的抉择。若开枪，死伤的是无辜的乡邻；若不还击，墙倒之时就是土匪屠村之日……
东八里巷人含泪问苍天：天哪，谁来救救我们？
尽管东八里巷的围墙上堆满雷石，尽管炮楼的土炮里装满火药，但谁也不忍心向邻村的百姓下手……
尽管村民刨墙的动作缓慢，可是危险却一步步逼近。
围墙内，东八里巷人在呐喊；围墙外，土匪在狞笑……
傍晚时分，村东北角的圩墙轰然倒塌，匪徒们凭借三丈宽的豁口，一边用火力封锁两侧，一边饿虎扑食般涌进圩内……
沂蒙历史上最残忍的杀戮，在马陵山下无情地上演了。屠刀在落日的余晖里闪着寒光，鲜血溅红了村庄，狞笑和哭声在沭河的波浪上划过，荡向远方……
这场杀戮，是沂蒙历史上最残暴的一场屠杀，它和刘黑七制造的“大泗彦惨案”一起，成为土匪危害鲁南的标志性事件。直到20世纪80年代末期，大屠杀的幸存者谈起那段历史依然心有余悸。
当匪徒们把村中财物及牛、马、猪、羊抢劫一空后，毫无人性的女匪赵嬷嬷又下令将圩内房屋付之一炬。由此，一个由几十代人苦心经营的富裕村落，就这样彻底败落了。
这场由沂蒙女匪一手制造的惨案，与“临城火车大劫案”的时间仅仅隔了40天。对山东督军来说，可谓“按下葫芦起来瓢”。况且，赵嬷嬷在放手屠杀村民时，刘黑七还在抱犊崮上帮助孙美瑶折磨那些洋人呢！其实，葫芦压根儿没按下，瓢就漂起来了。
2、剿匪闹剧何时休
赵嬷嬷与刘黑七结怨，是两年前的事了。1921年，在匪道上混了6年的刘黑七，也算是破扫帚翻跟头——成精了。
山东督军派出的剿匪大军——第五混成旅到达蒙山之阳的费县城时，站在山崮上的刘黑七“嘿嘿”一笑，似乎把剿匪的军队当成了观光的游客，压根儿就没理这个茬。
“不怕当家的叫，就怕当家的笑。”刘黑七笑，就是杀人的前兆。呼啸于山林的土匪把撕票当成最大的乐子，崽子们知道要杀人了，一个个癫狂起来。不过，这回嗜血成性的刘黑七笑早了。第五混成旅是黄鼠狼子钻葱沟，压根就不从蒜（算）路上走，也许他们总结了历次剿匪的教训，不再攻击易守难攻的土匪山寨，大军封锁了山寨所有进出通道，既不攻也不撤，跟土匪耗起来了。这就让刘黑七惯用的有便宜就捞一把，没便宜就来溜的伎俩彻底失效了。
打仗是要死人的，军阀的士兵原本就不愿意流血牺牲，他们扛枪不是为了打仗，而是为了吃粮。眼下吃着老百姓的粮食，拿着田中玉的军饷，第五混成旅的官兵们，一个个悠然自得地站在山口看风景，哪里像是剿匪的军人，简直就是一群观光的游客。官军采取长期围而不攻的对策，给山上的土匪带来了致命伤。多次跟官军交手都没吃过亏的刘黑七，一开始也没有把田中玉的兵当块咸菜，可是日子一长，被困在山上的土匪开始分崩离析。尽管刘黑七耍尽了令人毛骨悚然的约束手段，却挡不住动摇者逃跑的脚步，三三两两的土匪趁着夜黑风高，悄悄地消失在茫茫丛林中。
土匪队伍的人数急剧减少。
第二年春天，刘黑七的队伍已经是黄瓜打驴——折去大半，眼瞅着就要树倒猢狲散了，四梁八柱们终于坐不住了。
里四梁里的“粮台”一脸苦相地说：大当家的，咱这是叫花子跟龙王爷比宝啊，再这么玩下去，弟兄们就得把嘴缝起来了。
刘黑七黑着脸问：咱们吃粮，官军这帮子龟孙就喝风吃露？耗呗，老寡妇遇上新光棍子，怕他个鸟？
粮台是1915年跟刘黑七一起拉杆子的老土匪了，经的事多，说话就有分量。他说：大当家的，话不能那么说，咱是坐吃山空啊，官军跟咱不同，据眼线汇报，官军不仅钱粮充足，这四乡八寨的穷鬼都帮着他们呢，东流村一次就给官军送了5000个宣子（馒头）、1000个响子（银圆）呢！
刘黑七瞪起了眼珠子，问：东流村？老子屡次催粮要款，他们至今一毛不拔，这回怎么叫花子烤竹席——穷大方起来了？
粮台告诉他，不光富得淌油的东流村，就连穷得叮当的大泗彦村，都给这帮子龟儿子撵去了十几只爬山子（羊）呢。
刘黑七登时大怒：大泗彦？爷早晚得灭了这些村子，让他们知道锅是铁打的。
粮台急眼了，大当家的，那是以后的事情，咱先放一放。眼下，火都烧着腚了，不少弟兄溜号了，怎么办？
官军到来前，刘黑七就悄悄与周边的杆子结盟了。郯城马陵山的赵嬷嬷满口答应，但当她看见官军势大，就躲在马陵山上看热闹去了。文峰山的徐大鼻子把铜钱看得比磨盘还大，开口就是两万大洋。抱犊崮的孙美瑶，也是一副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德行，不过他撂下一句话，实在过不下去了就来“靠窑”吧。
指望破鞋扎了脚！刘黑七知道同行们的德行。其实，他早就明白，自己苦心孤诣积攒的家底，早被人惦记上了。土匪之间相互吞并是他们发展壮大的惯用伎俩。这次官军围困他，正给了那些各怀鬼胎的家伙们一个发展的机会，他们巴不得他被击溃，好趁机扩大地盘。对此，刘黑七心里再明白不过了。
刘黑七问：周边那些杆子的情况，都摸清楚了？
外四梁里负责情报的老匪“插千的”急忙跑过来，把鲁南几股土匪——孙美瑶、窦二敦、赵嬷嬷、徐大鼻子的情况，从头到尾说了一遍。一听人家那里都安然无事，独独自己这边大兵压境，刘黑七既嫉妒又恨地说：邪性，官军不找他们的麻烦，怎么死死地盯上了咱爷们？咱们又没有扒他田督军家的祖坟，没踹他老娘的门。翻垛的，你说说，官军这是抽的哪门子风，独独跟咱爷们过不去？
里四梁里的军师凑过来，“翻垛的”无奈地说：大当家的，这还不好解释吗，官军这是逮不着兔子扒狗吃。这帮子龟孙一向是软的欺，硬的怕，碰上玩命的就跪下。
刘黑七也知道自己能吃几碗干饭，他辛辛苦苦拉起的这杆子人马，在鲁南几十股土匪中，顶多算是一个比上不足、比下有余的“半吊子”。别说兵强马壮的孙美瑶了，就连赵嬷嬷这个老娘们都有六百多条枪了。正如“翻垛的”所言，充其量就算是个软柿子，官军不拿捏你还拿捏谁？
其实，土匪们只顾自己逍遥，他们的恶行，已经让被天灾和战乱折腾得苦不堪言的沂蒙人无法忍受了，雪片似的状纸、请愿书，把军阀政府的衙门都塞满了。不作为的山东督军，实在是被民意和上峰的严令逼急了，才出兵剿匪的。就这样，刘黑七这个软柿子被官军黏上了。第五混成旅就像一帖硕大的膏药，吧唧一声就死死地贴在刘黑七身上了。
就在四梁八柱惶惶不安的时候，刘黑七却不急不燥地对粮台说：把所有响子（银元）都拿出来，分给弟兄们。粮台不解。大当家的，这是散伙啊。刘黑七看看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的部下，喊一声：当年诸葛亮草船借箭，现在老子要银元退兵！
众人不解。
官军的围困终于变成了进攻，一时大炮轰鸣，枪声炒豆般的响起来。看看官军像模像样的攻击土匪守卫的山头，深受土匪盘剥的老百姓激动得奔走相告。其实，可怜的老百姓哪里知道，沂蒙剿匪史上最肮脏的交易开始了。攻上山头的官军，纷纷掀开扣在地上的帽子，欣喜如狂地把白花花的银元装进兜里。随后，官军把子弹和枪支放在帽子一旁，得胜下山。山下不远的村庄里，老百姓正在杀羊，犒劳他们呢。
官军撤后，土匪回来了，看看一地的枪弹，四梁八柱都竖起大拇指，夸赞大当家的制胜奇谋。
后来，沂蒙山区的蒙山前一代就有了这样一个歇后语，山东官军打土匪——各取所需。
3、“光棍”时期大乱象
旧中国时代，山东出响马，鲁南多匪盗。鲁南的匪盗横行，源于清朝灭亡后的乱世。那个时候的中国到底贫穷、混乱到什么程度？时过境迁，我们一时无法还原历史的真相，不妨借用一个伟人的报告，对当时的社会做一个简单的素描。
1924年，孙中山先生在《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中说：
海禁既开，列强之帝国主义如怒潮骤至，武力的掠夺与经济的压迫，使中国丧失独立，陷于半殖民地之地位。
……
袁世凯既死，革命之事业仍屡遭失败，其结果使国内军阀暴戾恣睢，自为刀俎，而以人民为鱼肉，一切政治上民权主义之建设，皆无可言。……所谓民国政府，已为军阀所控制，军阀即利用之结欢于列强，以求自固。而列强亦即利用之资以大借款，充其军费，使中国内乱纠纷不已，以攫取利权，各占势力范围。……其为祸之酷，不止吾国人政治上之生命为之剥夺，即经济上之生命亦为之剥夺无余矣。环顾国内，自革命失败以来，中等阶级频经激变，尤为困苦；小企业家渐趋破产，小手工业者渐致失业，沦为游氓，流为兵匪：农民无力以营本业，至以其土地廉价售人，生活日以昂，租税日以重。如此惨状，触目皆是，犹得不谓已濒绝境乎？
由是言之，自辛亥革命以后，以迄于今，中国情况不但无进步可言，且有江河日下之势。军阀之专横，列强之侵蚀，日益加厉，令中国深入半殖民地之泥犁地狱。
（摘自孟庆鹏编《孙中山文集》（上），团结出版社2016年版，第261—262页）
这是一个伟人眼里的旧中国，字里行间透着一幅触目惊心的贫穷乱象。
混乱和贫穷是一对孪生兄弟，他们形影相随，须臾不分。整个旧中国被这两副枷锁死死地套着。
苦难深重的中华民族血泪斑斑的历史，至今仍旧铭刻在老一辈的记忆中，镌铸在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刻印在卷帙浩繁的文本里。曾经为世界文明做出巨大贡献的泱泱大国，具有五千年文明的大国啊，曾经的辉煌凋落了，衰败和贫困覆盖了整个国土；“犯强汉者虽远必诛”的气势，在列强面前荡然无存，满眼都是食不果腹、衣不遮体的人民，他们在水深火热中煎熬着，在黑暗的泥潭中挣扎着。
脚踏没有希望的土地，头顶没有光明的天空，在黑暗中无助地行走。这就是当时中国人民的真实写照。
显然，八百里沂蒙的贫穷、乱象，要比孙中山先生看到的更加严重。
沂蒙人民除受到列强的侮辱，忍受军阀的盘剥、官府的欺凌外，还要忍受土匪的敲诈。沂蒙人民的头上又多出一座大山，这座大山就是遍地匪患。
在沂蒙山区有首歌谣：“耍光棍耍光棍，耍上光棍就是自（念zèi）；白煞煞的馍馍任你吃，滑溜溜的女人任你睡。”
随着音调的不同，“光棍”一词也就有了不同的含义。第一种发音“guāng gùn”，是指成年未婚男性，也指地痞、流氓、无赖。第二种发音“guǎng gun”，则专指土匪。从民国初创到20世纪30年代末期，被称为沂蒙山区的“光棍时”或“闹光棍时”，前后30多年，几乎每一个村庄都曾有过土匪的踪迹。人们谈“光棍”色变，唯恐避之不及。20世纪二三十年代，沂蒙的大山高崮成了“光棍”的乐园，沂蒙大地几乎成了土匪的“天堂”。
百年前的沂蒙是一片土匪横行的土地，土匪肆意妄为，无恶不作，山清水秀的八百里沂蒙被他们折腾得乌烟瘴气。这样的土地注定了灾难的深重，这片土地上的人民毫无悬念地陷入长久的苦难。
到1943年八路军鲁南军区发动柱子山战役，击毙惯匪刘黑七为止，土匪横行沂蒙的历史达40多年。至今，沂蒙彻底清除匪患的历史已经过去了70多年，可是沂蒙人民依旧对土匪记忆犹新，可见土匪对这片区域的影响之大、之深。
土匪，是中国古老历史之树上结出的一颗硕大的毒瘤。在八百里沂蒙山区，这颗毒瘤对历史影响之大、之深无与伦比。查阅所有沂蒙山区的县志或地方志书，都会看到土匪危害社会的记录，以及土匪伤害百姓的记载。
地方志书，是历代儒士把地方经历、遭际的事件，用或整齐或残缺的时间和空间缝缀起来的地方史书。匪事一向不是志书的主题，不被编纂者重点关注。但在沂蒙各县的民国志书中，有关匪事的记述却理重事复、叠床架屋到重点记录的程度，那是因桩桩匪事皆过于重大，影响至深，是当地发生的大事件。如“赵嬷嬷血洗八里巷”，孙美瑶伙同刘黑七制造的“临城火车大劫案”，刘黑七独自制造的“血洗白马峪”“大泗彦惨案”“柘沟事件”等等，这些都是沂蒙历史上影响深远的事件，编纂者很难回避，历史也不容忘却。
志书上那些含泣带血的文字，常常戳疼读者的眼睛，让读者周身觳觫过后，心灵也常被撕扯得支离破碎。
漫长的匪患是沂蒙的历史特色，也是沂蒙近代史上特有的文化现象。
对整个沂蒙山区的老百姓而言，土匪造成的灾难在民间的影响，远大于官府的横征暴敛，猛于军阀的战事之祸……
让我们回到民国初期的沂蒙山区吧。
嵯峨绵亘的八百里沂蒙山，是万万年前造山运动留下的奇葩，其山形奇崛，风光无限。谁承想，这些大自然的馈赠，却成了土匪最佳的落脚点，陡峭的山崮成为土匪天然的堡垒，沂蒙山区一度到了无山不匪、无峦不盗的程度。
七十二崮那峥嵘险峻的崮顶，本以无限风光而存在于史于世，却沦为土匪施暴逞凶的营盘，深山巨壑成为匪徒的藏身之所。沂蒙山区的惯匪如刘黑七，曾祸及大半个中国；巨匪若孙美瑶之流，因劫掠欧美洋人而酿成国际大案；女匪似赵嬷嬷之伙，曾使百姓一提起这个恶夜叉便周身寒颤；悍匪似李殿全之帮，把人性之恶展示得无以复加……至于昼伏夜出，栖于山林的散匪，隐藏于草丛树荫里的草寇，打劫行人的山贼，更是多如牛毛，他们制造的恐怖事件此起彼伏……
东八里巷惨案发生后，郯城县士绅武汉柏以民众代表的名义去济南、北京告状。
1923年，远在北京的《道心报》主编、临沂人张耀远获知了东八里巷惨案的消息，出于新闻人的良知和媒体的责任，同时出于对桑梓的同情、对土匪的憎恶以及对当政者不作为的愤慨，他以文化人的情怀拍案而起，挥动如椽大笔，在报纸上发表了东八里巷惨案的通讯，撰写了《山东盗匪如毛》的社论。文章语言犀利，事实清楚，惨案数据翔实得令人吃惊，过程真实得令人愤慨，官府不作为、驻军不作为的行径跃然纸上，一时舆论大哗。
应该说，具有家国情怀的沂蒙人张耀远功不可没，他的愤慨直接决定了毒妇赵嬷嬷的生死，决定了马陵山匪帮的终结。但是，沂蒙山区匪患遍地且由来已久，这么多的巨匪小盗不是一个文人、一张报纸就能解决的事情。
从时间上看，沂蒙山区的“光棍时”前后长达近半个世纪，到刘黑七部被剿灭为止，土匪在沂蒙山区横行40多年，匪患给沂蒙人民带来的身心伤害是巨大的，给他们带来的灵魂摧残是长期的，所以沂蒙人民对土匪的恨也是深入骨髓的。至此，读者也就理解了幸存的东八里巷人，不惜巨资买回赵嬷嬷的脑袋用油炸的行为了；也就理解了我为什么用如此的笔墨来叙述沂蒙匪患的原因了。
土匪遍地，带来的是社会环境的极度恶化，是民不聊生。
英国人贝思飞在其所著《民国时期的土匪》中这样记载：“在1911年和1949年中国的两次大革命之间，报刊杂志充斥着内地农村土匪骚动和行凶的耸人听闻的报道。尽管一再通过‘惩治土匪’的法规，土匪数量仍然有增无减，这应验了老子的名言：‘法令滋彰，而盗贼多有。’到1930年，土匪人数的保守估计，为2000万左右，一些地方志反映了当时老百姓的抱怨：‘国家不像国家，简直成了土匪世界！’”
著名作家李存葆先生在报告文学《沂蒙匪事》里，形容当时土匪的情景：一时，惯匪、巨匪、女匪、悍匪、团匪、散匪，你来他去，此消彼长，搅得整个蒙山沂水鸡犬不宁……
民国时土匪肆虐，尤以山东、河南、四川、湖南为甚，山东又以沂蒙山区为甚，沂蒙山区又以蒙山前地区为甚。尤其是鲁南地区，几乎到了无山不匪、无村不盗的地步，仅沂蒙山区有名有号的土匪，在20世纪20年代末就已达50余股，无名之辈更是遍及沂蒙，至于那些打家劫舍的散匪流寇，更是难以计数。沂蒙山区的大股土匪，其组织机构、武器装备与官兵不相上下。到了抗日战争时期，山东更是土匪遍地了。土匪、流氓、地主武装蜂起，一派混乱，三里一司令，五里一团长，土匪武装犹如过江之鲫。
那么鲁南土匪成灾的原因是什么？
4、天灾助力匪患
外侵内乱，中国社会动荡不安。吏治腐败，苛捐杂税不堪重负，最终导致民不聊生，农民被逼为娼，被迫为匪。那么，除却上述原因导致沂蒙山区土匪猖獗外，还有其他原因吗？有！
人祸和天灾是一对形影不离的孪生兄弟。
近代以来，沂蒙山区一直是自然灾害多发地带，尤其在民国时期，各种灾害频繁发生，几乎到了无年不荒的地步。抗日战争时期，山东地区更是不断发生水灾、旱灾、风灾、冰雹和蝗灾等自然灾害，人民生活困顿不堪。这些灾难大都记录在各县的县志里，天灾成为匪患的助力器。
当时，地处沂蒙山腹地的蒙阴县和费县，是刘黑七作恶最多、危害最大的地域，也是沂蒙山区极具代表性的地域。费县多山，沂蒙山的最高峰龟蒙顶，就坐落在老费县的西部，蒙山四座海拔千米以上的高山，都集中在老费县境内。蒙阴多崮，有“沂蒙72崮，36崮在蒙阴”之说。我们曾详细查阅《费县志》《蒙阴县志》《沂水县志》，从民国初年到20世纪30年代，关于灾难的记载竟然连篇累牍。“本年，全县大旱，有蝗灾”“夏，多淫雨、瘟疫流行，大饥”“本年，土匪猖獗”之类的记载充斥其中。而县志里关于民国以前的记载则是另一番情景：“蒙邑匪祸，明以前无考。”
地方史书告诉我们，沂蒙土匪从形成到盛行，大都集中在民国前后。这个时间正是山东乃至沂蒙陷入社会动乱、天灾连绵不断的时代。上述的文字足以说明，沂蒙本是民风淳朴之地。民国初叶，此地土匪如毛，实在是天灾和动乱这两个魔鬼沆瀣一气、教猱升木、逼民为匪的结果。
在刘黑七匪部里，一度流传着这样的歌谣：“三十亩地靠沙河，不如钢枪压着脖。”意思再明显不过了：你就是一个乡村富裕户，也不如上山当个土匪过得舒服悠闲。可见，当时的官府和军警对土匪放任自流到什么程度。在这种宽松的环境里，刘黑七得以迅速发展，到1927年，他就拥有一支几千人的武装了，当然这样的武装是鱼龙混杂的，其中不乏“舔潮水”的农民。
1928年，刘黑七攻打蒙山前大泗彦村，跟随其后“舔潮水”者不下300人。
“舔潮水”是蒙山一带土匪攻城拔寨时特有的现象。
1988年，我们在大泗彦村采访那些幸存者时，他们说，曾亲眼看见在拿枪的土匪后面，出现了不少挑着空篮子、空筐子，甚至背着空口袋的人，这些人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土匪，他们只是临时加入“舔潮水”的人。这些人是自发前来的，帮助土匪运送财物。他们之所以不唤自到，目的十分明确，就是从中获取一点财物分成，用以活命。土匪也喜欢以这样的方式招募财物搬运工，不需要给他们支付工钱，只是从每个人搬运的财物或粮食中，多少给一点，这些处在饥饿边缘的流民就争先恐后了。这是民国时期沂蒙土匪队伍里的又一个奇观。
奇怪吗？一点都不奇怪。
悲哀吗？确实十分悲哀。
对饥饿的流民来说，那是一块锅饼甚至一张煎饼，便可当作旗帜挥舞的年代。在饥饿的时代，一个窝头的分量绝不亚于一个元宝。
今天的我们没有任何权利，指责昔日那些站在饥饿和死亡边缘上的老百姓。饫甘餍肥者无法体会吃糠咽菜人的感受，就像一个锦衣貂裘的人不知道挨冻的滋味一样。
当被贫穷压瘪了的百姓，即使一死也难以完成对命运的抗争时，他们为了活着，往往不择手段，面对物质的诱惑、罪恶的教唆，很容易选择人性的堕落。当赵嬷嬷、孙美瑶、刘黑七们把盗旗贼幡轻轻一挥，就有那么多饥饿的赤民跟随而去，也就不难理解了。
另外，官府隔靴搔痒式的剿匪助长了匪气，有的军阀名义上剿匪实则助匪。一场看似枪声激烈的剿匪战打下来，官军个个兜里装满银元，土匪个个鸟枪换炮。
在土匪越剿越多、越剿越强的现实面前，无奈的村民不得不结寨筑围以自保，可是在强大的土匪武装面前，农民的村寨往往变成了墓场。
就在土匪不断制造人祸的时候，天灾开始轮番上演：
……
——1918年5月15日至20日，连降特大暴雨，降雨量为720毫升，河水五米，平地三尺。（《费县志》）
——1920年夏，沂水大雨，遍地洪水，后出现蝗灾，飞蝗蔽日……（《沂水县志》）
——1927年春夏，连续100天无雨，作物颗粒无收，灾民纷纷外出讨饭。（平邑县志》）
……
——蒙阴县知事左超，在呈送省府的《报灾请恤呈文》中这样写道：“……频年以来，凶荒、兵燹、疠疫，纷至沓来，奇灾殊祸，非惟近今之世所未有，亦前古之时所未闻。死亡流离，盖已损十之五六矣，……一村之中，其死亡者，日或数人，或十余人，甚至有人死，求人抬埋，村之中不能得者。送死之具，初犹用棺，继则用箔，终则箔亦用尽，割取田中禾本编之，捆缚以掩埋者。……自五月至于八月，数月之间，死者据查已达二万三千余人，迄今犹未已焉。”（《蒙阴县志》）
如此触目惊心的呈文，被衙役十万火急地送达省府，竟如泥牛入海。
人祸、天灾在八百里沂蒙联袂而至，携手出场，致使沂蒙人民无力承受。如果说，旧中国人民头上有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那么，沂蒙人民头上还要多出一座大山——匪患。四座大山压迫下的八百里沂蒙山，土匪制造的苦难还在延续，饥饿致死的人数还在递增。无助的百姓问鬼、问神、问苍天：谁来拯救我们？
鸦片战争爆发，船坚炮利的资本势力打开了国门，之后，具有五千年文明的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民族存亡之际，社会各阶层纷纷开展救亡图存，从农民阶级到地主阶级再到资产阶级，从太平天国到洋务运动再到戊戌变法、辛亥革命，全都失败了。
旧中国走向何处？沂蒙黎民在呼救，一个民族在呐喊。
就在谁来拯救百姓，谁来拯救国家，谁来拯救民族的呼喊声中，中国共产党应运而生……
第二章 大梦先知
1、执着的先行者
在灾难深重的沂蒙大地上，有一个叫王尽美的沂蒙人，在马克思主义的引领下，看清了社会动乱、国弱民穷的根源。他认为只有砸毁旧体制，建立新秩序，才能从根本上解救苦难的民众。于是，他毅然走向了为民众寻找光明的道路，尽管四周是无边的黑暗，尽管黑暗里藏着无数的危险。作为一个有文化有才智的读书人，他比谁都清楚，黑暗时刻会吞没他的躯体，危险时刻会索取他的生命。“乔木亭亭倚盖苍，栉风沐雨自担当。”在中华民族成长发展的道路上，充满各种可以预见和难以预见的危险及挑战。但总有不惧风雨的勇气、不畏艰险的力量，汇聚成推动中华民族不断发展壮大的历史潮流。王尽美参加的中国共产党就是这样一股力量。
1898年，沂蒙山东北部的大北杏村，一个坐落在诸城、莒县、日照三县交界处的普通的村落。银带般的潍河，蜿蜒起伏的沂山山脉，一望无际的潍河小平原，在落日余晖下构成了一幅恬静美丽的图画。潍河冲积而成的小平原，在沂蒙人眼里就是粮囤子。按说，这样的地理环境，百姓应该衣食无忧、生活富足。可事实上，土地大都被地主占有，大量农民沦为佃户，加上土匪横行，农民的日子可谓瘸子下床——一搬（般）一（以）下。贫穷依旧是潍河岸边的主色调。
1898年6月14日，王姓佃户家添丁了。添丁对富裕人家是大事、喜事，可是对穷苦人家来说，添丁就意味着多出一张吃饭的嘴，是负担。这个累赘般男孩在苦难的家庭里慢慢长大了。
父亲跟所有的农民一样，希望儿子长大后娶妻生子，为家族延续香火，至于孩子将来光宗耀祖，那是农民不敢奢望的事情。因此，私塾先生给他起了一个普通的名字——王瑞俊。
王家租种地主的土地，除了农忙时节精心耕种，农闲时节几乎包揽了地主家的杂活，深得地主的信任，加之王瑞俊才思敏捷、勤奋好学，幼年的他有幸获得给地主的孩子陪读的机会，由此得以读书。高小毕业后，他帮助父亲耕种了两年，农暇时刻苦自学，酷爱进步书刊，关心国家大事，较早萌发了民主主义思想与救国救民的志向。1918年，他考入山东省立第一师范学校，临行前挥毫作诗，以抒情怀。诗曰：“沉浮谁主问苍茫，古往今来一战场。潍水泥沙挟入海，铮铮乔有看沧桑。”
1919年，因“巴黎和会”引发众怒，五四运动的风潮席卷全国。此时的王瑞俊积极参与活动，被选为省立一师北园分校代表，负责建立爱国反日组织，带领学生参加集会、游行，开展宣传活动。1920年秋，他与邓恩铭发起组织“励新学会”，创办《励新》半月刊，积极研究宣传新思想、新文化。
1921年春，他与邓恩铭发起创建济南共产党早期组织。7月，他俩一同赴上海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为此，他把自己的名字改为王尽美，“尽善尽美唯解放”，坚定了为实现共产主义理想而献身的信念。
党的一大之后，在中国共产党中央局的指导下，王尽美在山东建立了中国共产党济南支部，并出任党支部书记。
1922年1月，他和邓恩铭等人参加在莫斯科召开的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同年6月，为适应工人运动的发展需要，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山东分部建立，王尽美任主任。7月，他赴上海出席党的“二大”。会后，他同邓中夏、毛主席等人共同起草《劳动法大纲》，作为这一时期党指导全国工人运动的纲领。
中国共产党从1921年成立到1925年1月，全国的党员只有994人。当时全国人口超过四亿人。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国共产党需要发展壮大。山东党组织的早期领导者，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王尽美开始物色人选，壮大队伍。于是，一个又一个有信仰、有情怀的沂蒙人走进他的视野。
1923年，土匪在沂蒙山区肆无忌惮，残害生灵，他们在杀人越货的同时，不断制造大的惨案，招惹事端……军阀之间为一己之力就大打出手，国计民生无人顾及，这时候，为了还百姓一个太平世界，沂蒙人刘一梦毅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刘一梦是沂水县垛庄（现在属于蒙阴县）的大地主“燕翼堂”刘家的子孙。刘家是沂蒙山腹地有名的大财主，子孙自然接受了良好的教育。聪明的刘一梦考入了金陵大学文学系，1923年转入共产党开办的上海大学社会系，此时的他已经是一名很有才气的作家了。他的小说《失业之后》备受鲁迅的好评。他在校受瞿秋白、邓中夏等共产党人的教诲和影响，接受了共产主义思想，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此后，他经常利用假期回沂蒙老家宣传革命。
此后，又一个沂蒙人进入了党组织的视野，这个人就是沂水县诸葛镇下胡同峪人李清漪。他虽然和年轻的作家刘一梦同年进入上海大学，却比这位老乡晚一年入党。1924年，李清漪在社会学系主任瞿秋白的介绍下入党。这两个沂蒙老乡，同系的同学，相互之间并不知道对方是共产党员。那时候入党是一件要求严格保密的事情，上不可告诉父母，下不可告诉子女，中不能告诉爱人。在那个时代，弱小的中国共产党屡遭敌对势力的剿杀，那时入党就意味着为民族、为民众抛头颅、洒热血。用战争年代的一句流行的话说：共产党人干的是把脑袋挂在裤腰带上的事业。一句话，加入中国共产党，就得时刻准备着奉献出自己的生命，党组织绝对不允许党员有私欲和私心。共产党从成立起就以天下为公，党员心里只有国家和民众。
又一个入党的沂蒙人叫王敬斋，沂水县东关街人。为了生存，他到淄川的鲁大公司（现在的淄川煤矿）做下井挖煤的苦力。淄川煤矿是当时沂蒙山区两大煤矿之一，集中了大量的苦难矿工。王尽美多次深入矿区宣传马克思主义，组织工人运动。经过共产党人组织的一次次罢工，苦难的矿工们的待遇才逐步获得提升，井下作业环境也有所改善。底层矿工王敬斋这些人，就是从王尽美为首的共产党人身上，知道了共产党是一个为劳苦大众着想的党，他们看到了中国的希望，民族的未来。1924年，他在淄川煤矿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
就在李清漪从上海返回沂水的时候，即1926年4月，王敬斋受山东党组织的派遣，去广东参加了毛主席任所长的农民运动讲习所。
不管是王尽美还是刘晓浦、刘一梦、李清潍、李清漪、王敬斋，他们无一例外地回到熟悉的故乡沂蒙，宣传共产党的主张，秘密发展党员。沂蒙山区成为这些早期的共产党人活动的大舞台。先躯们把理想的种子，播撒在了八百里沂蒙大地上。
1927年，国民党反动派发动反革命政变，在沂蒙的李清漪原本是可以躲过一劫的，但是，早把生死置之度外的李清漪，时刻担忧在上海的同行的安危，他依然返回上海，刚到济南就落入反动派的魔爪，在泉城惨遭杀害，年仅26岁。
1929年7月，由于叛徒告密，山东省委领导机关遭受严重破坏，时任中共山东团省委书记的刘一梦被捕。1931年4月5日，他和中共山东省委执行委员兼秘书长刘晓浦（刘一梦的叔父）一同被杀害，同时遇难的还有山东省委书记刘谦初。
刘一梦就义前，刘家曾携带巨资保他出狱。在金钱面前，敌人同意了，条件是在自首书上签字画押。面对自首书，刘氏叔侄毫不动摇，展示出一个共产党人坚定的信念，大义凛然地对家人说，宁愿掉头也不叛党。说完，拖着沉重的镣铐毅然走回监狱。年轻的刘一梦无比清楚，他拒绝签字就是拒绝了生的希望。
刘一梦就义时也是26岁。他和李清漪一样，为了党的事业，为了民族的解放，把生命定格在26岁。
同刘一梦一起就义的刘谦初，就义前写给妻子张文秋一首诗，鼓励她：“无事不必苦忧愁，应把真理细探求。只有武器握在手，可把细水变洪流。”这些年轻的先行者，就是这样为初心和使命，为国家和民族，流尽了最后一滴血。他们无一不是后人学习的典范。
“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杀了夏明翰，还有后来人。”面对屠刀，无数先行者表现出共产党人特有的决绝，他们的血染红了齐鲁大地，他们的精神照亮了沂蒙天空。一个共产党人倒下去，无数个共产党人站起来。令先行者播撒的火种开始燎原，渐渐地烧红了八百里沂蒙山区……
2、艰难的守望人
沂水长流映日月，群崮巍巍纪春秋。沂水县因千里大沂河而得名。
沂河发源于鲁中东北部的牛角山北麓，由北向南穿过整个沂蒙山区，在江苏流入骆马湖，进入黄海，全长574千米，流域面积17325平方千米，是沂蒙人民的母亲河。
抗日战争初期，在沂蒙山区，八路军最早建立的两块较大的根据地是：鲁中根据地和鲁南根据地。八百里沂蒙地域广阔，为什么八路军山东纵队、115师选在鲁中和鲁南地区建立根据地呢？前者是1937年中共山东省委在泰山地区的徂徕山起义的部队，对沂蒙山区来讲，他们也算是外地人；后者是中共中央从3000里外的山西长途派来的队伍，是名副其实的外地人。无论是前者还是后者，他们对具备广阔纵深的沂蒙山区并不熟悉。那么，他们为什么不约而同地选择了沂蒙山区？
让我们掀开尘封的历史，走进20世纪20年代，看看这两片土地上究竟发生了什么。
就在共产党人李清漪回到故乡沂水宣扬共产党的主张，在鲁中南点燃革命的圣火时，刘黑七带着他新扩编的“刘团”，耀武扬威地开回了鲁中南。刘黑七的发迹是和孙美瑶的倒霉拴在一根绳子上的。刘黑七遭到官军的清剿，兵败“靠窑”抱犊崮，成了孙美瑶的部下。孙美瑶被招安时，一向脚踏两只船的刘黑七竭力撺掇他留一手，无奈孙美瑶被高官厚禄迷惑了眼睛，刘黑七只好暗中行动。当孙美瑶的脑壳落地时，狡猾的刘黑七趁机收编其残匪，组建了1500人的私人武装“刘团”，开始了长期祸乱沂蒙的日子。直到18年后，恶贯满盈的刘黑七被八路军击毙在费县城南的柱子山下。
由于刘一梦、李清漪等人早期的发动，沂水一带的星火已在暗中燎原。二人牺牲十年后，这一地区的党组织已经在乡村构建起完整的网络。1938年，八路军山东纵队成立，沂水西部山区因党员人数多、群众基础好，成为八路军山东纵队司令部的首选地，首脑机关就设在沂水县西部的夏蔚镇。这个地方跟李清漪的家乡只有一山之隔。
李清漪和埠前村地主李家少爷李洪宝，既是同乡又是同庚，都是1902年出生。1923年6月，李清漪带病告别上海回家休养前，瞿秋白、邓中夏嘱咐他回乡宣传革命、发展党员，他就带着这一使命开始了故乡行。那时候，李洪宝正在家乡一带开办义学，目的是让穷苦孩子能念书。这个“不肖之子”既不去打点父亲的油坊，也不过问祖上的地产，更不去享受一个少爷的荣华，却一门心思做慈善。这一点被共产党人李清漪相中了，共同的理想和一致的追求，让一个从大城市来的大学生，和一个地主家的少爷迅速走在了一起。很快，他们两个就成了志同道合的战友。
1927年春天，沂蒙山区百日无雨，地里的麦苗见火就着，连一向耐旱的松柏都蔫了。天灾开始降临到沂蒙人民头上。
怎么办？
此时，一心为民众谋福祉的中国共产党，正在遭受着前所未有的大追杀。一个蓬勃发展的政党，在屠刀面前岌岌可危了。
1927年4月12日，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新右派，在上海发动反对国民党左派和共产党的武装政变，大肆屠杀共产党员、国民党左派及革命群众，使中国大革命受到了严重的摧残，同时也宣告国共两党第一次合作的破产。
一时间，手无寸铁的共产党人血流成河。面对武装到牙齿的反动派，党组织和党员们只得转入地下。
上海的屠杀迅速成为全国一致的行动，沂蒙山区的共产党人也遭到了彻查、追杀。就在这年春天，沂蒙遭遇百年不遇的大旱，人祸和天灾又一次联合。面对每天都有人因饥饿而毙命的社会状况，面对衣食无着的灾民，国民政府迟迟没有救助行动，却在忙着追杀为民立命的共产党人。沂蒙百姓陷入困境。此时，土匪趁机推波助澜。刘黑七忙着敲诈勒索老百姓，在沂蒙山西部制造了惨绝人寰“白马峪惨案”。偌大的沂蒙山区已经没有人顾及老百姓的死活了。为讨生路，沂蒙山区出现了历史上最大的一波闯关东的移民潮。蒙山前的仲村人王保胜就是在这个时候无奈地告别沂蒙，跟着浩浩荡荡的闯关东大军泪别故乡。
就在王保胜为生存走出沂蒙时，沂水人李清漪正在家乡撒播革命的火种，忙着发展党员，壮大组织。
1927春天，正是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的前夜，白色恐怖笼罩着沂蒙大地的日子，国民党反动派的磨刀声已经声声在耳了，远在沂蒙的进步者都已嗅到血腥气了。在这种白色恐怖的时刻入党，从事发展党的事业，不仅仅需要赤诚的信仰、坚强的信念、执着的信心，更需要决绝的勇气和忘我的牺牲精神，这就是共产党人的情怀。毫无疑问，这样的胸怀沂蒙人李清漪具备了，教书先生李洪宝也具备了，尽管他是地主的儿子。
我们完全可以想象，这些前辈们在那样的环境下，对党的事业、对未来的那份坚贞不屈的守望心情。
就在李清漪把继续发动群众、发展党员、秘密开展党的事业的大任交给新党员李洪宝时，蒋介石在上海发动了对共产党的大屠杀。这次由蒋介石操刀的大屠杀，是共产党发展史上空前绝后的大灾难。
在家乡播下了一粒革命的火种后，李清漪不放心上海的同行，匆匆启程赶往上海，行至济南时不幸被捕，旋即遇难。李清漪的脑袋被挂在了沂水县城的门楼上。面对血雨腥风，站在血淋淋的人头下的李洪宝没有退缩，用父亲那块地主绅士的招牌，以李清漪的姿态开始行动了。他将生死置之度外，在鲁中山区到处点燃革命的圣火。
少爷的行动引起了老爷的不安。一个月光融融的晚上，少爷又要出去发展党员了，没想到老爷坐在门槛上挡住了他的去路：
你一个少爷，不好好耕读，怎么老是跟一帮子下人瞎胡闹？
爹，我这不是胡闹，我们是在干一番大事业。
你说的大事业，就是让人家把你自己的脑袋挂在城门楼子上，让当局连你爹、你娘、你兄、你妹都活埋了的那个大事业？
爹，你不知道，中国的未来就得寄托在被当局追杀的这批人身上，他们是一个民族的未来，是这个国家的希望。
希望？脑壳都让人家砍了还有什么希望？说不定哪天，他们就砍了你吃饭的家伙，到那时候，咱们老李家就有希望啦？从你祖爷爷开始，咱们李家就世代耕读持家，如今怎么出了你这么个不孝的东西？
少爷知道一时半会儿说不清楚，老爷也一时半会儿弄不明白，于是他瞅瞅老爷，一步跳过门槛。老爷一把没有拉住，“不孝的东西”转眼就消失在月色里。
就这样，李洪宝冒着掉脑袋的危险，硬是在沂水县西北乡（现在的诸葛镇、夏蔚镇）一带发展上百人秘密加入了共产党。正是有了这样的坚守者，鲁中山区的沂水西北乡，在白色恐怖最严重的年代，成为整个沂蒙山区党员最集中的片区。
这些党员和党小组遍布沂水西北乡，星火在鲁中地区局部燎原起来。
共产党之所以能成功，一个关键的因素是无数追随者都在履行使命、坚守信仰，都有着“杀了夏明翰，还有后来人”的决绝和勇气，他们为了不变的初心，做着永恒的追求。就在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的前一周，沂水县城的鞠家当铺里，在淄川煤矿受共产党的先驱王尽美影响，入党的沂水县城人王敬斋，带着他发展的三名党员，在沂水县城成立党支部。正是有了这些党组织和党员，1938年11月，苏鲁豫皖边区省委才搬到了沂水县西部的夏蔚乡王庄村；1938年12月，八路军山东纵队司令部也在此落脚……
就这样，在这些先驱的努力下，鲁中沂水一带星火得以燎原。在八百里沂蒙山区，与鲁中的沂水遥相呼应的是鲁南的抱犊崮地区。
3、星火燃鲁南
龟蒙峰高浮日月，温凉河水润民心。龟蒙峰是沂蒙山的主峰，海拔仅次于泰山，为山东境内的第二高峰。温凉河是龟蒙峰前的一条大河，流经整个费县，是费县人的母亲河。它发源于抱犊崮山区，那里曾经是大土匪孙美瑶的老巢，也是惯匪刘黑七最初拉杆子的地方。
1926年3月，中共山东地方执行委员会派纪子瑞到鲁南最大的煤矿枣庄中兴公司，开展工人运动并从事建党工作。纪子瑞先后秘密发展19名矿工加入共产党，之后建立了鲁南地区第一个党支部——中共枣庄矿区支部，点燃了鲁南地区的革命圣火。
1931年，中共枣庄矿区党（工）委成立，并于1932年7月16日组织了枣庄工人大罢工，但由于国民党军警的残酷镇压，罢工最终失败。与此同时，中共临郯县委在蒙山前发动的“苍山暴动”也惨遭失败，整个鲁南地区的形势急转直下，轰轰烈烈的革命斗争陷入低潮。
中共徐州特委急派特委委员郭子化到枣庄恢复开展党的工作。
郭子化，江苏省邳县人，1926年参加革命，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他精通中医，在枣庄开起了“同春堂”药店，以行医为掩护，发展党员，进行革命活动。在他的努力下，鲁南地区建立了中共枣庄矿区临时工委。1933年，郭子化带领临时工委发动了“五一”大罢工，取得了胜利，并成立了矿区党委，担任书记。矿区党委先后办起了广仁医院和中西药品运销合作社，在鲁南地区组织70家药铺成立了医药公会，为饥民而奔波、热心革命的沂蒙人李韶九任会长。
李韶九，费县新庄镇信兴庄人，是费县南部山区的乡村名医，曾任临沂第十一区农会主任，192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是费县南部山区最早的共产党员之一。
1935年，特委派李韶九回到蒙山前的费县，让他在家乡临、费边区一带进行革命活动。他利用上层社会关系作掩护，依靠老农会的群众基础，先后发展了费县梁邱的魏立久等多人入党。李韶九没有忘记特委书记郭子化的话：共产党是为天下苍生谋福祉的，每一个党员都要胸怀天下；我们不能跟国民党那样容不下别人，凡是愿意为民族求解放，为天下苍生谋福利的人，不管他是地主还是资本家，无论他是雇工还是乞丐，我们都要团结他。
这就是共产党和国民党的区别。
就这样，李韶九的眼睛盯上了万家少爷万国华。
万家是鲁南一带颇有名气的大地主，当家人万春圃是个有血性的爷们，人称“万三爷”，面对鲁南遍地土匪，面对不作为的政府和军队，他拍案而起，对大炉村（今属于兰陵县）的百姓说：“咱自己干！”于是，他慷慨解囊，卖地买枪，组建起大炉村的自卫武装，守卫着一方的安宁。鉴于万三爷的实力和威名，连刘黑七这样的大股土匪都不敢轻举妄动，小股散匪只能绕道而行了。大炉村在乱世中得以安宁。
李韶九以行医为名走进万家，最终把万家少爷发展成了共产党员。正是因为有了万国华的入党，才促成了八路军115师主帅罗荣桓与鲁南进步地主万春圃的一段佳话。
李韶九回乡，不仅为苏鲁豫皖边区特委落户费南打下了基础，也在费县南部山区点燃了革命的圣火。在他的努力下，1935年5月上旬成立了费南地区第一个中共党支部——信兴庄党支部，他任书记，后相继建立了侯家庄、大炉、埠阳等十余个党支部。李韶九表面上是治病救人，其实是在救整个国家、救整个民族。
李韶九马不停蹄，一路上播撒着革命的火种。1935年7月，他来到了抱犊崮下的高桥村。
高桥村是温凉河岸边的一个普通的山村，站在村头，可以清楚地看见雄奇典雅的抱犊崮主峰，晴空无云时，连崮顶上孙美瑶修建的大殿都能看见，尽管已经破败不堪了。李韶九的中药铺在群众的一片欢呼声中开业了，整个高桥村没有人知道，这个中药铺就是共产党的联络点。温凉河畔的高桥村人做梦也想不到，他们的村庄从此写进了党史。
风云突变。
1936年6月17日，由于叛徒出卖，特委书记郭子化在枣庄“同春堂”被捕，后被押往江苏徐州。特委立即展开营救。此时，在医界颇有声望的李韶九出场了。他以医药公会会长的合法身份，携带筹集的款项赶往徐州，不惜重金并动用各方力量游说、疏通，最终，郭子化成功获释。
特委在枣庄已无法立足了。郭子化出狱后，立即召开临时特委紧急会议，听取了李韶九在鲁南一带发展党员、建立党组织的情况后，认为鲁南一带党组织健全，党员数量多，群众基础好，于是立刻决定将特委机关由枣庄迁往费县高桥村。事前，郭子化派王寿山等人协助李韶九扩大高桥村的中药铺，开设了“广德堂”药店，作为特委的秘密机关。
中共徐州特委被破坏后，郭子化与上级党组织失去了联系。他知道，共产党自从成立以来就多灾多难，尤其是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国民政府加紧了对共产党的清查和追杀，上级党组织被破坏的事情时有发生，下级跟上级失去联系在那个非常时期也成了常态。这个时候，党的事业不能停下来，因为大家不是给上级或某一个人干事，而是为了一个共同的理想、一个永恒的初心而革命的。被这种思想武装的人即使离开上级的监督，也能围着为人民求解放的目标而独立行动。郭子化他们就是这样做的。没有上级领导的中共苏鲁边区临时特委，就这样被他们带到了抱犊崮下的高桥村。他们丝毫没有懈怠，而是以时不我待的激情开展工作，先后发展了葛成俊、荆守胜等人入党，建立了高桥党支部。
为了方便开展活动，发展党员，培养干部，特委筹资在高桥村办起了一所小学和一所夜校，那些从未接触过共产主义学说的农民，开始了解这个被国民党“妖魔化”的组织。这些专门利人的共产党人，让农民明白了事实的真相；这些充满正能量的人，让农民看到了希望。
名不见经传的高桥村，就这样成了苏鲁地区红色革命的中心。
徐州的党组织被破坏后，郭子化一直在寻找上级党组织。多少个夜晚，他坐在温凉河岸边思考党的大业。尽管在白色恐怖下，鲁南地区党的事业在秘密状态下如火如荼，但郭子化总感到离开党的领导就像孩子没了娘一样。坐在温凉河岸边，在月色里眺望突兀的抱犊崮，他感到远方朦胧起来。
党啊，您在哪里？
前几天，万国华送来一些国民党的报纸，郭子化从报纸上看到了党中央带着红军，一路长征到达延安的消息。他眼前顿时一亮，远处的抱犊崮也渐渐清晰起来。从此，他一面承担着鲁南、徐州党组织的恢复和发展的重任，一面艰难地寻找上级党组织，用党员李韶九的话说：“那时候，我们到处找娘啊！”
1936年9月初，郭子化奔赴西安，同中共西北特支委的谢华、徐彬如、宋绮云等人进行了会晤。宋绮云就是中国最小的烈士“小萝卜头”宋振中的父亲。在此以前，苏鲁边区临时特委曾派人同安徽泗县的许宝亭、河南永城的李兰轩等党组织负责人接上了组织关系。
随着苏鲁边区临时特委工作范围的逐步扩大，其已经不能适应形势发展的要求。1936年底，苏鲁边区临时特委决定改为苏鲁豫皖边区特委，并积极寻找与中共中央的联系。
1937年2月，郭子化第三次赶赴西安，终于同中共中央取得了联系，苏鲁豫皖边区特委得到中共中央正式批准，并划归中共河南省委领导。随后，郭子化以苏鲁豫皖边区特委代表的身份，参加了中共中央召开的苏区党代表会和白区工作会议，并同河南省委书记朱理治研究了下一步的工作。当时河南省委辖区内有党员460人，其中苏鲁豫皖边区特委就占300人，仅费县南部山区就有党员90人，此时距苏鲁边区临时特委成立才两年时间，鲁南地区党的力量之大可见一斑。
以郭子化为中心的苏鲁豫皖边区特委，成为华东和华中白区党的工作的一面旗帜。这面大旗在抱犊崮地区高高飘扬，为中共中央派兵山东提供了依据，为八路军主力115师创建鲁南根据地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4、明光照蒙山
就在抱犊崮地区的郭子化秘密找“娘”的时候，两百里之外的费县西部仲村镇鲍家坡村的鲍天仇，也开始了找“娘”的孤独之旅。仲村镇现在属于平邑县，是离蒙山主峰龟蒙顶最近的古镇。1946年之前，平邑全境属于费县，仲村镇也就成了费县的四大古镇之一，和平邑镇、上冶镇、梁邱镇并驾齐驱。
蒙山前这片区域，在山东根据地中的地位举足轻重，别看只有费北山区，人口不过20万，却是连接鲁中、鲁南两大根据地的桥梁，也是连接滨海和鲁西根据地的纽带。共产党占据蒙山前，山东境内的四大根据地就连成一片了；敌人占据蒙山前，四大根据地就被彻底分割开了。
仲村是这片根据地的中心，有蒙山根据地“小延安”之誉。这片根据地的建立，与以鲍天仇为首的费县籍的共产党员们舍生忘死的工作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鲍天仇，原名鲍衍钦，幼读私塾，后考入费县县立第三完全小学。九一八事变爆发时，他刚考入临沂省立第三乡村师范。面对外敌的入侵，他积极参加学校组织的游行、演讲等抗日救亡宣传活动，加入了进步组织“反帝大同盟”。他思想先进、意志坚决，1932年春天秘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是蒙山前早期的党员之一。
原本想通过读书改变命运的鲍衍钦，面对日本人的步步紧逼，开始了对个体、对民族命运的思考。通过阅读进步书籍，参与一系列学生运动，他渐渐懂得了一些革命道理。后来，鲍衍钦彻底觉醒了，认为日本鬼子侵东三省，杀我子民，灭我华夏，是不共戴天的仇恨，于是将自己的名字改为“鲍天仇”。他说，日本人占领中国，这是中国人的通天大仇，此仇不报，誓不为人！这次改名，鲍衍钦将自己的家国情怀和做事果断的性格展露得一览无余，也将自己的血性完全展露了出来。
1933年春，鲍天仇和同学唐军一起奉命返回家乡，组织成立鲍家坡党小组，他任组长，同时以教学为掩护，积极发展党员。同年夏天，经上级党组织批准，鲍家坡党小组与同时期成立的贾庄、武安、石崮庄、西西皋四个党小组整合在一起，组建了中共仲村党支部，鲍天仇任支部书记。这是蒙山前平邑一带的第一个农村党支部。
从时间上看，蒙山前鲍天仇成立的党支部，比鲁中沂水县王敬斋成立的党支部晚6年，比李洪宝成立的党支部晚3个月。
1935年，鲍天仇考入梁漱溟在烟台创办的“乡村建设学院”，毕业后任日照县石臼所乡农学校校长。他人虽然离开了，但是心还在蒙山前。在此期间，他不断地用书信与仲村党支部保持密切联系。在日照他领导开展了石臼所抗日宣传和禁烟（鸦片）抓赌运动，表现出了一个共产党人“牢记初心，不忘使命”的信念。
七七事变前夕，受石臼所反动势力的排挤和打压，在日照无法立身的鲍天仇只身返回家乡。
七七事变爆发后，国内的局势发生了剧变，鲍天仇一度和上级党组织失去联系，陷入苦闷。他积极寻找上级党组织，先派唐军去临沂寻找，没有结果。后来，他与郝存友、刘瑞新一起，顶着冬日的寒风去延安找，因沿途国民党的严密封锁，没有到达。鲍天仇无奈，只好去武汉找老乡唐绍鼎求助。
唐绍鼎，仲村镇三合四村人，原在上海警察局工作，是1927年前的老党员。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时，为了躲避国民党当局的追捕，他逆流而上转移到武汉。1937年底，鲍天仇只身去武汉，就是奔着唐绍鼎去的。可惜，当他到达武汉时，唐绍鼎已经回到仲村镇。此时，1927年去闯关东的王保胜也回到了家乡。
鲍天仇、唐绍鼎、王保胜三人在仲村相遇了。那时候，没有人知道王保胜的情况，更没有人想到，这个穷困潦倒的蒙山汉子，日后会成为蒙山根据地叱咤风云的大英雄。
1938年初春，中共山东省委书记黎玉，率领八路军山东人民抗日游击队第四支队的两个中队及省委机关，来到蒙山前的柘沟村的消息，如同一声惊雷在蒙山上空炸响……
久违的春天终于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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