雪 樱

　　辛丑清明节，去山上给父亲扫墓回来，我的后背脊椎尾骨处又疼了起来。这种疼让我有些后怕，甚至一度怀疑，这是不是父亲对我的惩罚？或许，我可以用“疼习惯了”来安慰自己——毕竟，一个人疼了二十多年，而且没白没黑地持续疼痛，这的确是值得记录一笔的。

　　大多数时候，我经历的疼痛是这样的：先是不易察觉的关节僵硬，然后丝丝缕缕的痛感如疾风骤雨般袭来，时缓时慢，成势成片，汹涌如潮，令人猝不及防；很快，疼痛的洪流在身体里肆虐，毫无征兆的就抵达了高潮，我的腿部瞬间就像电流通过一般，肌肉瑟缩，发生痉挛，不能自已。稍后，又一股洪流急遽游窜，就像飓风在体内肆意搜刮，恍若要带走一部分血肉，在虚无的尽头逼出一身冷汗，我如坠深渊，如临大敌，最终动弹不得。

　　似乎，很多人生转折大事都是发生在春天。20年前的那个春天，我被确诊患上“类风湿性关节炎”，鉴于年龄未满16周岁，医生给划分为“幼年类风湿”。我依稀记得，在省立医院的走廊里，我一脸难色，发着低烧，倚靠着墙根，手里攥着医生开具的医嘱和诊断证明，肥大的校服里鼓胀起一堆恐惧和无奈。父亲坐在连椅上，双臂抱着头深陷下去，那头银白稀疏的头发一茎一茎地刺着我的神经，刀砍斧凿般的袭来。谁能想到，大众眼中只有中老年人才得的风湿性关节炎，仅仅因为前面加了一个“类”字，就变成了世界性疑难杂症，至今病因不明，就变成了公认的“不死的癌症”，成为改写我命运的“头号杀手”？从此，疼痛与我片刻不离相伴相随，塑料小白瓶装的止疼片成为每晚睡前最亲密的依赖。

　　写下的文字，有一天都会消隐；经历的事情，有一天都会忘记；但是，疼过的瞬间，永远都会被铭记。有三个“我”在疼痛：第一个是2001年4月，确诊后的我在疼痛，无力，又愤恨，对全世界充满敌视；第二个是2008年5月，汶川地震发生后，父亲去党支部捐献特殊党费，回来瘫倒在地突发脑溢血，拨打120送到医院急救，父亲倒下后的我在疼痛，痛哭，又坚强；第三个是2020年6月，父亲突然去世，他没有留下一句话，痛失父爱的我在疼痛，哭不出来，木愣愣呆坐，好像他把我的一部分也带走了。等葬礼结束，所有人都离开，我一个人，再也忍不住了，抱头痛哭，任由泪水欢快地流淌。

　　半个我在疼痛，半个我在写作，人至中年我才懂得：写作不是为了止疼，而是为了让疼起来不那么难堪，找回些许的尊严——疼，也能一样能够活得漂亮、大气，起码像个人！

　　“危卧病榻，难有无神论者。”这句话也可以换种方式说，危卧病榻，难有不疼痛者。以前我常常想，生老病死，为什么后面不加一个“痛”字呢？后来琢磨明白了，这是上天的良苦用心，让人类自己去在事情上开悟，在煎熬中忏悔，在忏悔中自洁——疼痛是生老病死的外显，打个不妥当的比喻，它是生命的扬声器，身体的“小耳朵”，传递体内的信号和感受；而疼痛也是活着的原创标配，我们从呱呱坠地那个瞬间，就开始了充满未知的疼痛之旅，有些罕见病群体失去痛觉，也是一种煎熬。

　　生病、衰老、死去是疼痛，失业、失恋、破产是疼痛，空虚、抑郁、孤独、穷困潦倒也是疼痛……活着，即疼痛着。怪不得俄罗斯大文豪陀思妥耶夫斯基意味深长地说道：“我只担心一件事，我就怕我配不上我所受的苦难。”没疼过，就等于没活过；疼过了，也活明白了，才是自己的神！

　　我对疼痛的最初印象，始于备战中考的跌撞。对一个女孩来说，童年是生命的黄金时代，花季则是青春的黄金时代，就在16岁那年，我被命运之神的箭镞不偏不倚射中，把正要起航梦想打得七零八落不说，最关键的是让我的体内从此背负上“残疾”这根大刺。

　　残疾，是大写的“人”之为人的根本，存在即缺陷，精神残疾、人性残缺比肉体的不完整会更胜一筹。然而，很多时候，残疾也是人性的体温表，时刻显示被歧视和被误读的生命刻度，抑或是说，要么被同情，要么被贬低，在两个极端之间徘徊。比如，一说残疾人驾车上路就觉得“身体不方便，开车上路岂不是找死”，谈论残疾人写作就认为“做不了其他的事”，但凡带有“残疾”的前缀便极易“上升到人道主义，好像当事人立马高尚起来”……殊不知，世俗的眼光才是最大的痛。用一位好友的话说，“没有梦想的人，才是真正的残疾！”这段经历我在不同场合讲述过N次，但是没有说出的痛比疼痛本身更加剧烈，但是每一次写出来的痛都不尽相同。

　　这场不幸发轫于某天中午放学时分，我背着书包大步走出校门，被一位同学的手臂在空中碰了一下右手，留下一个不规则的弧形，第二天右手掌指关节粗大，肿痛。很快做广播体操双膝无法伸屈，很快连课堂上起身站立回答问题都很吃力，我意识到自己生病了。中考临近，当班上所有同学都埋头拼命学习的时候，我像是一只单飞的孤雁，白天去家属院对过的校医务室打吊瓶，躺在墙皮脱落的输液室里，隔着墙壁听护士阿姨聊天，谁家老公出轨了，谁家孩子出国了，谁谁谁又晋升职称了……吊瓶“嘀嗒嘀嗒”的声响，仿佛来自天堂里的惩罚，让我莫名慌乱，又如暴风雨袭击一般张皇。那段日子，时间是论秒计算的，似乎我再怎么用力跑也跑不过疼痛的扩散，跑不过命运的阻力，但是天生自带好胜的种子，就这样在激烈交锋中奔突冲撞，撞得头破血流，撞得血肉模糊，我甚至能够听到体内关节破碎的声音。

　　我的不服输，成就了我，也折磨了我。不服输的填报了中考志愿，把父母的相劝抛在脑后，“孩子，治病要紧，考试可以明年再考”；不服输的参加了全程中考，让父母流了很多泪水，一夜之间白了头发。那几天的考试如同一场梦魇，我已经忘记自己是怎样挪着脚步走进考场，考试结束后怎样冒着倾盆大雨蹚着雨水走出考场，中途发起低烧双手肿痛握不住笔又是怎样艰难支撑下来的……三天笔试后，又是英语口语和化学实操考试，我一脸苦笑，这难道是命运的加时赛吗？

　　事后想想，这是命运的馈赠——那天清晨，我照例灌上一大汤碗褐色中药，从白色药瓶里倒入手掌心三片激素，喝口水送进肠胃，肚子里发出咕咚咕咚的声响，好像我服用的中西两种药剂兵刃相接，互不相让。父亲双臂抱着头坐在椅子上，任由我如何游说，死活不答应我去考试了。我的大脑“嗡”的一声炸裂，出现一片空白，当一个人真正无所依靠地瘫在床上，其实是预先体验了死亡，抑或是内心已经死过一次了，这场对峙大约进行了一个多小时，我的眼睛紧盯着墙上的钟表，屋子里萦绕着肃杀的气氛。打破平静的还是父亲，他换上那件洗得发白的鳄鱼红色T恤，小声地说道，“我先下楼去推三轮车，你别忘带上准考证。”我挪着僵硬的身体，就像拖动着一堆被雨水浸泡生锈的废弃零件，下楼、上车、下车、进校门，来到学校多功能教室等待抽签，中央空调的冷气开得很足，我连续打了好几个寒颤，在肥大的校服里缩成一团，好像身体也小了一号。谁能想到，我人生第一次享受特权是在考场里，英语口语测验，别的同学站着对答。我坐在长条凳上，整个身体失去重心，那一刻后背仿佛万箭穿心，无所适从。进入化学实验考场，我抽到的考题是制作二氧化碳，站在考场第一排的我，双手肿痛，不听使唤，拿起火柴棒擦了好几次都打不着火，最终酒精灯没有被点着，就像奥运火炬没有被点着一样，对我而言意味着还未开始就已经结束了，中考从此画上了尴尬的句号。二十多年来，我在梦里做过无数次化学实验，用右手划过无数次火柴，火焰欢快地跃动，也大声背诵过无数次英语单词。醒来时分，眼角噙着泪，硕大的泪珠，映照不堪的记忆。我常常想，如果这不是梦，该有多好啊！

　　考试如过关，人生亦如过关，没有这样的难关，总会有那样的难关，没有这样的疼痛，总会有那样的煎熬，在命运不合情理的轨道上，人类殊途同归。花季变成雨季，我的跌跌撞撞，不过是“闯关”准备不足，对向死而生毫无心理准备，当内心的恐惧和反抗占据高峰，一个人等于陷入无休止的自我战争，不断撕扯，激烈碰撞，直到筋疲力尽，才有机会停下来看清生命的真实面目。

　　我对疼痛的加深印象，源自住院期间的见闻。

　　那年夏天，中考结束第二天，我就住进了省中医住院部大楼10楼。父亲搀扶着我一步一步走进病房，就像从天堂一步一步走向地狱，坠入深不见底的渊薮。在病房里，我像个无证上岗的命运实习生，习惯了消毒水的刺鼻，习惯了白大褂的窥视，习惯了生与死的造访。如果说教堂是灵魂的来处和归途，那么医院就是众生的来处和去处，匆匆而过的逆旅，因为不同程度的疼痛相遇，惺惺相惜。住院没几天，我旁边床上进来一个红斑狼疮的重病号，据说是从潍坊安丘县医院转院过来的，穿白大褂的实习生是她的老乡，用轮椅推着她进来的，她头戴大草帽、身着花裙子，椭圆形脸上也布满蝴蝶状的红斑，不知情者以为化妆品过敏呢。照例是医生轮番查房，询问病史，开一堆化验单，做一堆检查。等到专家过来查房，我翘着脑袋透过黑压压人群辩听到一句结论，“加激素，大剂量。”此后，女人没白没黑的打吊瓶，瘦削的身体深陷在白色床单里，一天到晚不说一句话。只是，床头呼叫器的声音越来越频繁，传来护士的声音，“3号家属，请到医生办公室来一趟！”“3号家属，请到医生办公室来一趟！”每次回来，他的手里都小心翼翼攥着一沓单子，就像攥着一个人的全部秘密，郑重其事，又无可奈何，铁青的脸色流露出一个庄稼汉的负重，晚上他借来别人手机，给老家通个电话，“钱不够了，再想想办法……”

　　几天之后，有位年过八旬的白胡子老头，拎着蛇皮袋子推开病房大门，累得上气不接下气，坐下歇了大半晌，从口袋里掏出旱烟抽了几口，才慢吞吞说起话来。他说自己从老家坐火车来给儿媳妇送医药费，东挪西凑才凑够两万多，也不知道能用几天，他不知道楼内有电梯，一个台阶一个台阶爬楼上来的。听到这里，过来换瓶的小护士徒生同情心，一改之前的冷言冷语，连他布鞋底上沾的泥巴和满身的汗臭味也视而不见了。

　　老人走后，他的大儿子又来送过一次钱，并把女人的两岁半的孩子也抱来了。男人双手接过孩子，又是亲吻额头又是举过头顶，他把孩子刚放到床上，她的黑眼仁湿漉漉的，撅着小嘴“妈妈”“妈妈”喊个不停，说着手脚并用，直往女人的怀里爬。女人的脸上绽放出带血的笑容，侧卧身子，眼珠子缓缓晃动，嘴巴微微翕动，好像说句话也要摆好姿势，动用全身力气，令人心里五味杂陈。孩子回去后，女人深夜哭过好几回，那啜泣之声就像蚊子的“嗡嗡”细声，我侧着耳朵刚刚能听到，不知道是疼痛难忍，还是想念孩子。

　　主治医师与男人长谈过一次后，男人话语更少了，跑出去次数多了，变着花样买饭，红烧排骨、干炸里脊、红焖羊排等等，每天午饭时分，医院食堂有人来给他送一袋鸡汤，病房里的人都能心领神会，女人的日子不多了，让她吃点好的，少留些遗憾。那天凌晨三点，一通搬机器的嘈杂声音把我吵醒，值班医生来过好几次，吊瓶频繁地换了一瓶又一瓶，男人守在床前，凹陷的眼眶里布满血丝，盛满恐惧，不住地唤她小名，只见她微微张张嘴，很快又闭上了，仿佛关上一扇重重的大门。

　　天快亮了，女人被推走了，当护士提醒男人赶快给老家打个电话时，他把头猛地一后仰，身体贴在墙壁上，好像在寻找某种重心，半天才反应过来，肩膀一耸一耸，放声嚎啕大哭。病床上方的铁架子上，那袋黄澄澄的营养鸡汤，再也派不上用场了。事后听医生说，女人转院过来已是晚期，后背起满了红斑，住院的半个月里她没有喊过一个“疼”字，或许她已经被病魔彻底击败，但是，如果不是事到己身，谁轻易愿赌服输呢？不过是忍耐罢了，正如路遥在《平凡的世界》里揭示的生命真谛，“人啊，忍，韧，仁。”忍耐，就是体内插上一把尖刀，依然要好好过活，把每天当成余生的最后一天。

　　住一次医院，度一次己身，与各种灵魂擦肩而过，看尽生生死死真相，感受苦难的不同姿态。病房走廊里最活跃的是来自河南的五岁小病友青松，还有一位省城师范毕业的聊城籍女老师。类风湿患者，早晚两头关节僵硬，不愿动弹，这个时间段走廊里没有人，但他们两个除外。青松患有类风湿，是医院里的常驻大使，全国各地医院几乎看遍。表面上看，他与其他孩子没有什么两样，只是早晚发起烧来头上顶着毛巾或冰袋，手面上弯弯曲曲站着一排排针眼，他走起路来喜欢甩着小手，小肚子鼓起来像个酒葫芦，特别惹人喜欢。不发烧时，他能够跑几步，笑起来眼睛眯成一条直线，嘴里嘟囔着“飞机起飞”或“我是奥特曼”的口令，叫人摸不着头脑。青松的父亲是农民，没文化，不识字，这几年看病都是舅舅跟着，舅舅秃头顶、自来熟，拥有生意人的精明和世故，从废品回收站买来纸箱子打地铺用。下午时分，他帮护士发放体温表，穿着病号服晃来晃去；早晚两头，他也会出来闲逛，疼也不喊出声来，大多数时候他把双手藏在袖子里，肿得像猪蹄子的小手是他最后的防线。那年八月，青松父亲回老家，母亲刚生了二胎，是个男孩，带回来一些红鸡蛋和熟麦穗，他挨个病床分分尝个鲜，我近距离打量他的小手，手指末端变粗、发黑，明显的类风湿症状，叫人不忍直视。

　　那位女教师与青松关系特别好，两人偷着出去吃过雪糕，也经常相约爬楼梯，青松比不过她，时常中途坐电梯胜出。女老师二十四五岁，身材苗条，梳着马尾辫，患有红斑狼疮，发现早症状轻，但是，激素的副作用也毫无例外凸显出来，满月脸、牛背腰、体重骤增、易发脾气。刚住院那会儿，她的男朋友来过几趟，戴眼镜、着西装，文文绉绉。只要输完液、吃过午饭，女老师就去爬楼梯，一天上上下下好多趟，连保洁阿姨都看不下去了，好言相劝道，“姑娘，身体是自己的，悠着点，自个儿想开点！”她回头嘻嘻一笑，若无其事的样子。后来再也没有见过她的男朋友，她的弟弟倒是每天晚上都过来，拎着一兜水果来，又拎着一兜水果走。听护士长说，她一直在节食减肥，对抗激素的副作用。体重很快降了下来，但脸上的笑容也随之消失，像被揉搓起皱的卫生纸没有光泽。出院那天，她从东到西挨个病房给大家打招呼，眼睛红红的，有哭过的痕迹。“查出这个病时，刚订婚的男友提出分手，男方是知识分子家庭，担心有这种病会影响下一代，他们谈了整整三年，太可惜了。”病友叹口气说道，“不过，她还年轻，又是老师，慢慢都会好起来的。”她又补充一句。“年轻”，是我在病房里听到最多的一个词语，身患尿毒症的老革命对我说过，得红斑狼疮的公安局长夫人对我说过，很多医生和护士也对我说过。年轻，意味着拥有大把时间可以挥霍，可以与病魔短兵相接，死磕到底。在病房里，我接到了高中录取通知书，成绩出乎意外，英语口语满分，数学也是高分，总分数超过预想。如此“好运设计”使我哭笑不得——命运突降病痛于我，又赏赐予以好的成绩，先打一巴掌又给个甜枣，这是不是一种讽刺呢？仿佛它在暗中窥探我，监督我，看看你自己怎么处置。母亲借钱交上了住院费，又给我交上了学费，领回高中课本、夏秋两季校服、军训服，至今我想起母亲在病房里说的一番话，就泪水簌簌而下，“我们不给孩子留下遗憾，能不能去上，我们都不后悔！”

　　我独独忽略了一件事情，父母内心深处的痛比病中的我要痛一万倍，“有些痛苦，孩子，我们无法替代你！”这是他们想说而掩藏心底没有说出的话。

　　在疼痛前面，休论公道，妄谈生死。人生就是一场未完成，从来没有彻底顿悟这件事，绞尽脑汁想明白，旁门左道搞清楚都是一场徒劳，只有不间断地修行，不间断地破执，这是一个连续性的精神过程，而肉体上的疼痛不过一种了悟契机，一个进入方式，一次自我忏悔。

　　我最欣赏的两位勇士，分别是俄国思想家、革命家伊万诺维奇·赫尔岑和美国学者苏珊·桑塔格，他们的相同之处是为了理想或真理而奋不顾身，将个人的疼痛或不幸忽略不计。著名作家张炜曾说过，“《随想录》是赫尔岑的一生、半生、生命之躯掉下的碎片，时远时近的剪裁和素描。这真的是他而不是别人，是属于他的风景。”足可见这个生命的浩大与深邃。赫尔岑的文字蕴藉革命的光芒，带有精神的血肉，他遭遇孩子夭折、妻子去世、两次流放、被人污蔑等多重苦难，他写别人也是说自己。比如，同道者奥加辽夫在爱情与事业之间犹疑不定，痛苦万分，赫尔岑如是写道，“我们选择了他的胸膛做‘战场’，并不考虑，无论哪一边战胜，他都同样痛心。他恳求我们和解，竭力缓和矛盾，我们和解了；但只要一句话，受辱的自尊心就会野性大发，触痛的委屈感就会爆发成一场鏖战。”比肉体更厉害的是灵魂深处的痛。他又一语道出内心独白，“人是残酷的，只有历尽坎坷才能变得温驯；孩子残酷，因为他年幼无知；青年残酷，因为他自负是饱学之士——我们全都铁面无情，每当自恃有理的时候，更是寸步不让。人心融合变软，通常是在遍体鳞伤之后，在翅膀灼烧之后，在意识到自己的没落之后，在令人毛骨悚然的发现之后——当他独自一人，没有旁观者的时候，才发现自己是多么软弱而渺小。”某种意义上说，痛苦是苦难的分泌物，像大树分泌树脂一样，给予我们以血肉和精神，这就是生命的常态。

　　有段时间，我沉迷于美国学者苏珊·桑塔格，读她的文集、文选、论文、日记，把那本《疾病的隐喻》翻得卷毛，不禁失望而归，她写的都是他人的痛苦，关于自己的病痛只字未提，哪怕是在日记中也是只言片语。第一次生病期间，她曾说道，“我感觉就像是越南战争，我的疾病具有侵略性和殖民性，他们在我身上使用化学武器。很快她就把这句话涂掉了。”第二次罹患癌症期间，她拒绝化疗，“不管治疗过程多么严苛痛苦，都不相干。”好一个“不相干”！言外之意“滚蛋吧，肿瘤君”。面对病痛，她去掉浪漫化，拒绝过度阐释，拒绝无端想象，最终是对死亡的否认，对活着的赞美——如她的儿子戴维所说，“继续活着，也许那就是她告别人世的方式。”不言而喻，她用一生超越世俗，逆向而行，又在临死之前超越自我，她以痛苦做药引完成了精神的跃升，灵魂的净化，这俨然是另一种伟大和重生。戴维说的没错，苏珊·桑塔格就是这样不可救药，如此热爱生活。

　　疼痛，始于恐惧，忠于神经，久于忍耐，终于死亡。其实，当人躺在病床上时，经历的所有疼痛都是死亡的呓语，疼痛本身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带来的丧失感、剥夺感，以及精神空间的逼仄。

　　刚得病那会儿，激素药物副作用让我难以承受，主治医师两次开会反复商讨后同意减量，我像个瘾君子戒毒瘾一样，每天饭后用小刀把白色药片切成两半，从一片半到一片，从一片再到半片，再到四分之一片，我耗去三个多月的时间，而且用本子记录激素用量。即便这样小心翼翼，完全停药之后，我的病情很快恶化，大小关节变形，疼痛变本加厉，不到一个月的时间，体重从120斤骤降到不足50斤，我第一次体会到什么叫瘦骨嶙峋，第一次感受到什么叫大难临头。最糟糕的是尾骨上起了脓包，疼得不敢翻身，一动牵扯全身。没有任何商量余地，我就这样被命运判了“死刑”，母亲每天守在床边牢牢按着我的手，生怕我有不好的念头。我何尝没有过轻生的想法，可疼到极致连自杀的能力都没有，类风湿君使我无路可退。父母四处求医，终于有位外科医生答应上门给我动手术，那一天是冬至，令我刻骨铭心，外面飘着零星小雪，母亲没披外套就跑出去接医生。手术比我想象的要简单，我就像只受伤的小猫任人摆弄，在病痛面前缴械投降，毫无条件地交付出我的倔强、不甘、焦虑、脆弱，收获人生最无助的一刀，到头来不过是为了活命。待麻药劲儿下去后，疼得我额头上沁满豆大的汗珠，稍微一动换个姿势，关节就像电流通过一般发生痉挛，我忍不住喊出声来，那声音好像能够掀翻屋顶，那种感觉仿佛整个世界都向我碾压了过来。疼痛的潮汐退去，我全身虚脱的不成样子，恍若体内被掏空殆尽，沦为一座空旷而黑暗的废墟。整整过去三个月，楼下后院里的迎春花探头探脑，春天来了，我的刀口终于愈合了，这就是生命的春天！

　　从此，每年春天，我都有种劫后余生的感觉，愈疼愈挫，愈挫愈勇，以更加用力的活着回馈生活本身。

　　疼了二十多年，没有走向麻木，没有失去自我，我完全受益于文学和写作，受益于笔端的坚守和挚爱。如诺奖女诗人露易丝·格丽克袒露心迹，“要说我没有畏惧/这不真实/我害怕疾病，羞辱/和任何人一样，我有我的梦/但我已学会了隐藏它们/保护自己”。而我，以文字保护自己，那些林林总总的文字，永不风湿、永不疼痛的长久屹立，似乎是为了补偿我的疼痛，又像是精神的宣示。

　　半个我在疼痛，半个我在写作，一边失去，一边补给；一边抗争，一边书写，或许这也是老天的苦心安排。疼着，活着，爱着，就是最大的胜利。

　　辛丑年春，我到区人民法院参加开放日活动，旁听了一场远程刑事庭审。在庭审现场，我记住了三组数字：2300元、672元、3年六个月。被告人许某抢劫他人皮包，致对方受害，包里有现金2300元，一部手机价值672元。整个庭审现场，审判长、公诉人、被告人都在一块屏幕上，文书自动打印，播放举证照片、视频或音频，再现他作案前后的现场和轨迹，最后他被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六个月，并处以罚金。他流下悔恨的泪水，说道，“我一定会好好改造！”虽然隔着屏幕，但我着实感受到他的灵魂震颤——那种来自灵魂深处的忏悔能够互相传导，我久久不能平静。想想，这个年过五旬的男人，在庭审现场先后两次问道，“你们联系我的家人了吗？我的儿子没来吗？”审判长回答没有，当问他儿子的电话时，他说记不住，说罢又是长久低头沉默，发出抽泣的簌簌声响，坐在旁听席上的我内心咯噔一下，不敢再多看被告人一眼。他的身体健全，却人格残缺，这亦是饱尝另一种生命之痛。

　　回来后，翻阅史铁生《病隙碎笔》，一段被折页的话语闯入了我的眼帘，“看见苦难的永恒，实在是神的锤炼——唯此才能真正断除迷执，相信爱才是唯一的救助。这爱，不单是友善、慈悲、助人为乐，它根本上是你自己的福。这爱，非居高的施舍，乃谦恭的仰望，接受苦难，从而走向精神的超越。”生命有多少种姿态，就会有多少种疼痛；似乎，肉体的疼痛多一些，灵魂的煎熬就会少一些。不同的苦难对应不同的耐受方式，唯一相同的是接受和超越，这个过程本身就是对身心的锤炼，对精神的考验。因此，疼痛过后，才是醒悟，醒来容易，“悟”得全靠自己修行。

　　清明节给父亲扫墓回来的那个晚上，我做了一个梦，梦到自己回到了校园，走了很多台阶找到班级教室，老师和同学们都说等了我很久，置身宽敞明亮的教室，明媚的阳光透过窗户折射进来，一室馨香，老师在黑板上写满板书，我打开课本做笔记……早上醒来时分，才知道这是个梦，母亲告诉我昨晚累得没吃止疼药，我终于找到尾骨疼的原因了，坐车来回一路颠簸，又没有按时吃药。

　　这不可救药的疼痛，让我爱恨交加，索性与它握手言和，从此不再挣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