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荆玉

　　一

　　被人很容易地找到——被电话、被微信、被饭局很容易地找到，对我来说有点烦恼；尤其当我发现自己成为预想中那个稍有名气的作家后，仍然不得不跟章淳这个记者圈子的人吃一顿各自肚肠的饭，说明我的社交群仍然局限于当年文化记者生涯的老关系里，无法凭借作家式的自信推掉邀请，跟我想象中的摄影家、制片人、话剧导演吃一顿有格调的饭。章淳这个人并不那么讨厌，我们还曾经一起经历过一次车祸，问题是，就像你会路过那么多“还不错”的路人一样，当年作为记者同行，我们的关系未能前进一步。如今我们身份各异，想重新接续那份感情，就跟找个路人接吻一样难。所以在这个周三晚间河南路的“好吃佬”里，我边耐心摩挲内心一缕缕不自在的情绪，边揣摩他到底要叫我出来谈什么。

　　对于精神略有洁癖的人来说，鲁菜最大的缺点就是很难找到一个合适的菜作为间顿点来进入实质性谈话。你不能在趁着一盆红烧腰花上桌时不经意说起你想借三十万来周转，或者在一份原汁蛤蜊面前说起怎么给孩子找一条借读江苏路小学的途径，而西餐冷冰冰的礼仪性让每道菜都是好时机。中餐需要由一杯酒来作为间隔号，展开这种图穷匕见的谈话——然而我和章淳都开着车，没点酒。我怀着好奇等待章淳开口。我不担心章淳借钱，来之前我猜测，他应该只是要看看我们俩的感情是否仍然锚定在原来的位置。我的小说《东晋之爱》刚拿了一个不大不小的奖，媒体圈的消息是有个导演看中了这个故事，我也刚刚在本省某个以河流命名的文学上拿到个奖项，在电视台本地新闻出现了两秒钟；或者他感到我们之间的情谊即将发生变质，需要一顿饭来检视一下。从这个角度出发，我来吃这顿饭像是一种礼貌，需要亮出人生的种种不如意，让他暗中开心一下——普通人对身边走运的家伙不都是会怀着这种幸灾乐祸吗？

　　可是我错了，他没有用懊丧的表情托出“你小子真的发达了”话题，倒是把谈话往“好吃佬”单间墙壁上的油画上引，“这种凹凸感还是很有两下子，我认识这个画家。”他指了指一角颇为潦草的签名，那签名像是一只蚯蚓在给另一只蚯蚓量体温。“他画了一大批这种货色，全卖给饭店了。”

　　“我不懂油画，”我纯属助兴地看了看那幅画，主体是一条歪斜的船，下方用不怎么精细的色块表现礁石和海滩，让人想起冬天海边那种不愉快的寒冷，“我是个美盲。自从中学老师给我画的竹子打了40分以后，我就死了这条心了。”

　　“怎么可能？你不是跟兰进成是好朋友吗？他的圈子里谁也能画两笔的。”章淳说起我一位刚去世的画家朋友，这位老兄名满天下，四个月前死在我们这个小城。

　　“是，所以我从来不敢自称是他的朋友。我明白他画了些什么，但装着不明白才显得有礼貌。就像他最贵的那幅《打开门，天亮了》，我盯着那幅画好几天，那就是一个很丑的裸女，还有一面涂着绿漆的墙壁，哪个画家没画过女人？不明白香港人为什么愿意花六七百万买回去。”

　　章淳觉得话题没往他想要的方向发展。喝了一口水之后他就重整旗鼓了，“在兰进成成名之前，大概在蛤城大学有七八个好朋友。你也是其中一个，你有没有保存他以前的旧作？”他顿了顿，觉得问得有点着急，加上一句缓冲，“要是有的话，会值不少钱。”

　　“会值一百万吗？”我紧急地召集了一个笑容，纳闷他到底知道我和兰进成多少往事。

　　“不一定，说不定更多。比如说那些有纪念意义的，有签名甚至有特别的留言，差不多能卖到一百万。他的蛤城时期作品有很多逸散的，毕竟他已经去世了，每一幅画都是绝品。”章淳紧盯着我，谈到钱的事让他很有信心。

　　“我没有，以前他答应给我一幅，但是最后也没给我。我们的关系不是那么深，可能他给了别的朋友。”我的后背酸痛，回忆有时候是个体力活，“他那时候还没去宋庄，就是蛤城这边一个小画家，自己也觉得画拿不出手。他成名是到了北京之后，那时候他的画值钱了，我们也没联系了。”

　　“我记得你们后来还在蛤城遇见过。”章淳不想让我的告白停在我想要停的地方，这让我更加警惕起来，等他暴露真正的目的，“他在蛤城办画展，咱们这批文化记者都去了，请柬还是我带给你的。”

　　我不想说话，胸口涌动奇异的暖流，那是陈年的嫉妒再次翻涌的感觉。想起那一天得知老朋友功成名就，荣归故里开画展，而我还是一个寂寂无名的记者，同行捎来的请柬像是一声讽刺的口哨。现在回想，我辞职的念头就是那时候萌生的。

　　章淳现在还供职于《新晚报》，当年我供职的那家《信息早报》已经倒闭了，但在这个世纪头十年，两家报纸还像是两个互相捏住对方睾丸的蠢货，以为自己可以在竞争里坚持得更久一些。报纸之间的对立无碍于记者的关系，我们常常在各种采访里遇见，成为熟人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了。我们都曾作为掮客卖给新手收藏家一些画家的作品，但他有精神洁癖，在每次赚这种外快的时候总有一点点害羞，在圈内有个绰号“信封章”，意思是画家给他的分红说必须用信封包装起来，章淳看见大面额钞票就像看见赤裸的表姐般不自然，想找个更大的东西把敏感内容遮起来。

　　看着朋友成名，尤其是看着朋友的名气一点点从圈内膨胀起来，从文化新闻里的一条短讯变成收藏版的半版专访，最后变成社会新闻里的画坛新贵，这种刺激跟肛门指诊差不多。我看过几个天王级画家的作品，那种把粉红的身体侧放在画布上的方式，充其量表现出了内心与社会不兼容时的一点点紧张，没能超出肉体跟思想冲突的低层面，绘画一直走在文学的后面，不过是被商业的追逐放大了画与画之间的价格差别。我对油画的私人思考就这么多，而且停顿了许久，直到章淳捎来的请柬让我惊恐地发现，当年从蛤城大学对面大麦岛渔村走出来的六个人里，已经有一个功成名就了。

　　那天我还是去了兰进成的画展，蛤城美术馆的墙上，一幅幅画在显眼的地方标注着8万、12万的标签，尺幅较大的几幅没有价钱，而是用长方形的红纸片注明“已售”。章淳跟我说，够分量的收藏家在预展的时候已经下手了。兰进成被几个衣着庄重的人围着，他比离开青岛时皮肤浅了许多，一身黑色的茧绸没能全部遮住脖颈处的烧伤疤痕。他看见我，右手在虚空里扇了扇，做出一个“哥们等我一下，我现在脱不开身”的表情。我松了口气，正如预想，顺利避开了跟兰进成聊天。

　　“如果那天我们买一两张画，放到今天也发财了。”我暗地里问自己，真的会买吗？忘了兰进成给你的那些鄙视了吗？

　　章淳拿出了谈正事的口吻——他真的成熟了，或者他认为在干烧鲽鱼头的热气里说点严肃的话比较适合，“你别瞒我了。实话实说，我们准备做个兰进成的致敬展，策展人说，你手里有一幅兰进成的画。”他竖起手掌拦住我的反驳，“你别急着否认，你那幅画很重要，兰进成画了一个系列，叫‘麦岛食堂’，一共六张，我们找齐了五张，就差你这张了。这六张画他画了十多年，连贯起来能完整展现他画风的演变，缺一张都不行。”

　　“离婚时我老婆分走了一半的画，我不知道这幅画还在不在。”章淳去过我家，知道我家里有一堆画。我有个毛病，讨厌任何破坏墙体的物件，所以我家里墙上没有安装肥皂盒，没有毛巾挂钩，连油画也不挂，只是简单堆放在书房飘窗上。离婚时，阿珊挑走了二十幅。

　　“回去好好找找”，图穷匕见的章淳显然放松了，“投资人说了，借也行，买也行，都是朋友，怎么都可以谈。”

　　我终于反应过来，“你是不是已经跟我老婆谈过了？”

　　二

　　临睡前我到厨房切了一片洋葱，吃了下去，这是苏士当年教给我的习惯。在麦岛食堂里，他是最怕死的一个，一直担心会死于心脏病，睡前要吃一点洋葱，为睡眠中的心脏提供足够的钾离子。苏士的缺点是禁忌太多，又不想告诉你，还不愿意你触犯他的禁忌。这种人我们在青春期免不了遇上几个，问题是成年后还会遇见，让你怀疑苏士有那么多嫡亲兄弟，给你的生活平添烦恼。

　　麦岛食堂，这是当年在兰进成麦岛海边小楼里的小团队，来来往往的人大概二十多个，有七八个人是大致固定的。这其中，我最早认识的是怕死的苏士。我在蛤城医学院第二个月，他作为我的诗歌编辑来医学院找我，送来新一期的校刊《蛤》，还想要观摩人体解剖课程。那天解剖实验室里同时有八台解剖，我们小组的大体只好放到走廊上解剖。这是一具枪毙后无人认领的罪犯遗体，身躯强壮，性征突出，鼻梁上有一个单方向弹孔，在福尔马林里浸泡了三年之久，每次俯在他身上眼睛被福尔马林熏得一阵阵刺痛。我第一刀有点歪斜，大体上顺利地打开脂肪层，一边担心看上去软塌塌的诗人苏士会不会现场晕倒。果然麻烦来了，遗体的肌肉太发达，解剖刀切了15分钟还是没能突进肋骨区，教授检视了一下进度，拿来一把钢锯，指定了我和张凯，锯开大体老师的胸腔。

　　我有几次类似的经验：当一件低概率事件正在发生时，你在过程里就开始珍惜这份记忆。锯开大体老师的那天是第一次，锯子一层层撕开肌肉，锯齿上的红色肌纤维碎屑迸溅，三四个同学固定住那个罪犯，以防他从解剖台滑落。锯子那段传来苏士的膂力，不那么强劲，也没有虚弱下去的迹象；我不敢相信只是自己在做的事情，好像有一个我飞升到半空，俯视我和苏士吭哧吭哧推送锯子，从两点半直到三点。突破了锁骨下区之后，我们看到两片微黑、萎缩的肺叶，夹着一个停顿许久的紫黑心脏。

　　苏士那天穿的是我的备用隔离衣，大约一周后他把洗净的隔离衣送过来，趁机再次观摩了我们的解剖学实验室，对一大罐金针菇样的东西发生了兴趣。“那是葡萄胎，是胎儿的一种变异，底下带着一半子宫。这个标本太难得了，你看那些飘荡的绒毛，多生动。古代印度传说一个孕妇一次生了八百多个孩子，就是这种葡萄。”不得不说，我在二十岁之前老实得有点残酷，看着苏士一边抵抗着一边弯下腰——他最终还是吐了出来，用手心盛着呕吐物，倾倒在刚洗净的备用隔离衣衣兜里。一次解剖，一次葡萄胎，苏士这种模仿拜伦深入地狱观摩的爱好被我治愈了，怕死成了他的哲学新主题，很快他把怕死发展成他主持的校刊诗歌板块写作方向。

　　作为苏士的客人，我受邀回访了传说中的麦岛食堂。它实际上是一栋两层别墅——别墅这个词太夸大，1998年的麦岛，毗邻蛤城大学的渔村，这种贫民别墅四处散落，暗灰的外观像凉皮里浸泡了两天的大块面筋，潮湿、委顿而且苍老。劣质水泥崩裂，漏出不规则的石块，没有经过淘洗的海沙透过墙壁渗出斑驳的盐霜，在中午能听见沙子脱落的簌簌声。这些建筑大部分住着渔业雇工，他们照看着礁石间的鲍鱼池子和海参池子，长期的工作让他们养成了类似聋哑人的交流习惯。一小部分住着麦岛市场的商贩，唯一一栋被蛤城大学学生们租住的，就是这座麦岛食堂。它坐落在渔村靠海最近的一角，海浪打湿了院门的浮锈，海水带着一层方便面纸杯和白色泡沫塑料，砸在礁石上变成更加龌龊不堪的浮动垃圾。超脱于种种龌龊和垃圾之上，麦岛食堂的二楼楼梯上能看到蛤城最美的夕阳，怎么形容夕阳在青灰色海水里瑟缩、震颤的美丽呢？二十年后这里改造成了别墅区，同款夕阳大概12万一平米。

　　麦岛食堂有两条规矩：每次开伙都要有新人，每个人都要带一个菜。那天我带了一条剥皮豚鼠，粉红的鼠肉还带着病理实验室冷柜的碎冰，还替苏士提着一袋子煎饼。苏士拎着两塑料袋啤酒，陶陶然的步态仿佛吸血鬼参加义务献血后满意归来。傍晚的麦岛，暗铁色的天空裹缠着雨丝，海水一口口吐着恶心的浮沫，绕过一家我常去消磨一整天的放映厅，往南走大约一刻钟——半空中砸下来一把花生仁，抬头看去，二楼阳台上三个人在朝我们招手。中间一个人背着斗笠，大一码的黑T恤在晚风中猎猎作响。背对着夕阳，他的脸深陷在带着金线的光芒中，看不见五官，只能看见阳光在他乌青的头皮上闪烁。

　　“大鹰，再来一把。”苏士仰着下巴，赤口对着天空，迎接下一把花生。

　　上面扔过来一把沙子。

　　麦岛食堂最老的三个居民：戴斗笠的大鹰，扔沙子的兰进成，大鹰的女朋友梁颖。这么多年过去了，我在窗户上、镜子里和观后镜里能看到他们：大鹰有着男童般的英俊，女生不会爱慕他的脸，但会涌起母爱式的亲近，况且大鹰带着孩子式的淘气和成年人的性道德。兰进成有着老人式的笑容，海边的风坚硬，加上脏话多年来自由出入他的口腔，让他的皮下组织丧失了弹性，祖父般的皱褶让人忍不住想要抚平。梁颖烟瘾很大，我记得她故意张开嘴巴，洁白的烟柱乖顺地从口腔钻入她的鼻腔的情形，梁颖后来跟我说，你记错了。当然她喝醉了也会搂着身边人说，我爱抽双马，我只爱抽双马。那几年是双马烟的最后辉煌，当我毕业后，这个牌子就不见了。

　　已经是晚饭时分，大鹰在院子里支起一口大铁锅，把豚鼠剁成块翻炒了一会，加上啤酒和料酒炖煮。梁颖切了几个土豆扔了进去，他们做饭像玩一样，锅里升腾起很美好的气味，但吃起来不是那么回事，可能让气味掏空了口感。我感受着阳光暴晒过的矮墙余温，俯视兰进成的一楼：空荡荡的客厅，没有床，只有一个床垫。一个带着支架的大望远镜，三四个画架，钉在墙上的六七张作品，主视觉是没有面孔的青黄色裸女、一群长着翅膀的牡蛎……不知道到底画完了没有。兰进成叼着烟卷在画板上涂抹，一个短发女生正在绕着圈子看画，她的背影窈窕，葡萄色的裙装，后背有一颗心型的露背，袒露着美好的肉感。已经是深秋，海边还有成团的飞虫，她好像很入迷，偶尔一只脚在小腿上搓着。一直到晚饭摆好了——餐桌设在二楼，她也没有上楼。

　　梁颖喊：“贝贝，别装积极啦，上来吃饭。”

　　兰进成也没有上楼，一楼黑着灯。梁颖转过头，“不管他们了，常玉坐过来，吃饭吃饭。”

　　我后来在兰进成的画里见过那张餐桌，桃红色的方桌，桌底的弹簧撑开能变成六人桌，不过有一角弹簧坏了。兰进成把它画得有点流淌的感觉，它耷拉下来的样子确实像一个道士的头巾。就着两大袋子散啤和一包甜酱，我们吃了一些院子里的黄瓜和水萝卜，吃了麦岛小贩卖的腌龙须菜，吃了一道很简单的虾酱芸豆蒸鸡蛋，同一个锅里还蒸了一盘家灌香肠，然后是盛在一个铝锅里的豚鼠焖土豆，这个磕了边的铝锅完美衬托出了豚鼠肉的柔韧和零碎，我们吐着细短的肋骨，大鹰说，“今天没赶上退潮，下午那节课，应该过来挖两斤蛤蜊。”

　　我尝了尝苏士的煎饼，跟大学餐厅的煎饼不同，苏士老家带来的煎饼非常酸，柔韧又虚软，像焦黄的皮肤一样贴着右手手指的起伏，我学着苏士的样子撕开一角，包裹着洋葱和黄瓜，第一口就咬散了。颖姐递过来纸巾，“这煎饼要配着辣酱才好吃，也就苏士吃得下，你吃不惯，还是吃米饭吧。”

　　就着晚餐，颖姐跟我聊苏士在医学院闹的笑话，“他真的尿了两次裤子？”而我的注意力大部分在大鹰跟苏士的聊天上：他们在聊这期校刊的选稿，大鹰憎恶日本小说、乡村小说，“川端康成等于零”“余华等于零”是他的口头禅，他要把所有标题带有村庄、麦田、麦子、二嫂的小说都毙掉，也去掉模仿《挪威的森林》的小说，“它们就算不等于零，也是无限接近于零。”苏士希望保留这其中的三四篇，“去掉你说的‘零蛋小说’，我们小说板块撑不起来了。”

　　我万分期望他们谈到诗，谈到我的诗。没想到大鹰跟我碰了一杯，“下一期你负责诗歌选稿。苏士专门负责小说。”这让我很吃惊。大鹰不喜欢看见别人得意太久，他紧接着说，“你的诗不好也不坏，但是没有进步的空间，俗到骨子里。你的诗最后一句永远是一个句式：两个字，逗号，跟着是七八个字收尾。不过你的口味是对的，你擅长抄袭，偷天换日的抄袭，这个本领很实用，你可以做一个很好的诗歌编辑，把中文系那些傻瓜的诗改成柏桦和里尔克。”

　　苏士也说：“现在写诗简单了，上网看看榕树下，什么样的好诗都有。”

　　我低头凑近苏士的耳朵，“卫生间在哪？”

　　苏士指着楼梯与院墙之间高高的向日葵，“你知道我们为什么从来不吃葵花籽吗？”

　　我做不到那么洒脱，快步走下楼梯，想借用兰进成的卫生间。一楼客厅空荡荡，月光下的一个个画架像是火车的窗口，从卫生间传来沉闷含混的嬉笑声和哗哗的水声，我顿时明白了，轻轻出门。

　　在谈天方面，大鹰是个狡猾的高手。他不动声色地让我谈了我羞于启齿的一切：我拿过的中学生写作奖项、深埋在我阅读基层的王小波和米兰·昆德拉、我江西的笔友、我钟爱的乐队和擅长的系统解剖学。这一夜我体会到了酒精的好处，它让我的情绪处在一个被包裹的温度里，那种男生之间的爱、文学之爱、超越了理解力和金钱的兄弟之爱，尽管只是单方面的爱，仍然让我激动地泛起泪光。

　　我带来的豚鼠刚做过一组药理学实验，残留的药劲相当大。我一定是睡了半个小时，醒来时一身虚汗，躺在一楼那个床垫上，大鹰、颖姐俯视着我，带着赞赏，仿佛看着一个当众撒尿的小男孩。院子外面有人在大吵大骂，用力踹门，高喊着贝贝的名字。

　　“外面是谁？”我勉强撑起身来，接过一瓶八喜矿泉水。

　　他们还是带着莫测高深的笑容，苏士拿一双拖鞋砸向卫生间的门：兰进成出来了，贝贝在他身后，用毛巾擦着湿头发。

　　从外面扔进来一个燃烧瓶，砸到院子里的青砖小路上，火苗很小，院子里多的是啤酒滋生的尿苔，不助燃。兰进成开了门，苏士夸张地大喝一声，拿了一根竹竿冲出去，等我出门，看见兰进成跟一个高大健壮的体育生扭在一起，大鹰在拉架。苏士倒在地上，四肢不规则地颤抖，嘴角泛着白沫。

　　我赶紧捏住苏士的脸颊，用手帕垫在他的牙齿里，问颖姐：“他有羊癫疯？”

　　“不严重，偶尔犯一次病，让他躺一会就好了。”

　　等我掏净苏士的口腔，打斗结束了。兰进成的三个眼汗衫只剩下单肩，大鹰扶着膝盖嘿嘿笑着，看着贝贝跟高大男生走远。土路中间露出石头的脊背，闪着莫名的微光。

　　颖姐见怪不怪，“贝贝喜欢来看画，她男朋友吃醋了就过来打架。为了这么个骚货，这群男生都他妈吃饱了撑的。”

　　兰进成把汗衫脱下来，在头上绑了个结，“饿了，还有啤酒吗？”

　　我们把苏士抬到床垫上休息，兰进成扛着那个大大的望远镜上了二楼，在阳台上撑开三脚架。

　　我那时候太年轻，不明白为什么别人会没有理由地讨厌我。我凑到望远镜那边，一开始以为兰进成想追看一眼贝贝的背影，后来发现这是一个天文望远镜，它对着地面时像个啤酒瓶底，对着天空顿时雍容华贵，气度不凡。

　　兰进成推了我一把，“给钱”。望远镜旁边还挂着一个小桶，大鹰掏出两个钢镚扔进去，镜头大致对着月亮的方向开始拧螺杆和旋钮，颖姐从铝锅底下找出个铁饼，“把平衡锤安上。”

　　大鹰朝我招手，我凑过去，眼睛第一次看到了月球，它有一张阴沉的脸，像被谁打了一拳之后侧过脸来，给对方看自己的不在乎。它在发光，也在冷嘲。

　　大鹰说：“这是我们集资买的月亮，每次收费两元。”

　　兰进成说：“这个猥琐的胖子是谁？”

　　我的噩梦成真了：我加入了麦岛食堂，麦岛食堂里最大的神祗讨厌我。

　　我有过快乐的时光。即便在加入麦岛食堂之前，我也常常在麦岛消磨日子，过着蛤大垃圾学生标准的垃圾生活——虽然学籍在蛤城医学院，我更习惯在蛤大的各个宿舍楼留宿。刚上线的QQ还没流传到蛤城，“红色警戒”我不爱玩，常常在麦岛的通宵影厅里看电影，十元钱看一整天，中午溜出去吃个午饭。那时候的麦岛，像煎饼鏊子上的一勺稀面糊，不规则地四处漫溢。中间一条漫长的街道，细细地分出无数支路。我喜欢麦岛长街上的熟食摊子，一盆盆的海锥和辣螺，一张张抹酱面饼，一个个油炸鸡架子扔在白铁盘子上，撕开时的香气让人想犯罪。炸串摊总有新花样——炸蟹肉棒，炸鸡肝，炸鹌鹑，一团可爱的乳白牛奶漂浮在冒着细泡的油锅中，在肝脏最年轻粉嫩的时候吃到炸牛奶是一种祝福，它一直沉寂在我腹部的脂肪层里。从东往西，大片的雨棚下一个个摊贩鳞次栉比，成卷的布匹带着冰冷的温度和好闻的味道，卖劣质小家电放着我憎恶的任贤齐，卖磁带的，卖烤红薯的会偷换给你烤白薯，间隔一个茶叶蛋炉子或者一家彩灯环绕的理发店，过去后又是满地脏污的摩托车铺子，蛋糕房的小妹穿着明黄的皮质超短裙、潘家烤鸡里烤香菇比烤鸡腿好吃，卖鞋的老板卖给我一双我本来不想买的懒汉鞋，还多找了我五十块钱。

　　麦岛食堂给我这种游荡的生活多了一个锚定地点。在这里，大鹰担任监护人的角色，而兰进成像是个不成器的叔辈，喜欢醉醺醺的过日子。苏士是这个家里贪吃、怕死又有血气之勇的大儿子，我像这个家庭的继子。每到发稿费的日子，我们喜欢去两个店：四平大饼和红辣椒。两家店窗隔着一道薄墙，有时候颖姐和我在四平大饼，而苏士和兰进成跑到了红辣椒，跟四川口音的老板娘打得火热，这时候大鹰带着钱包来了——我跟苏士就扯着大鹰的胳膊拔河，往往是我这边赢了，而苏士扒下了大鹰的腰带或者斗笠，让他去红辣椒赎回来。下午的时间，我们去挖蛤蜊，或者借来渔妇的铁指甲，在礁石上撬开小小的牡蛎壳，一个接一个挖出蛎蝗。这是个细致的工作，颖姐毫无耐心，最后往往是她出钱，把赶海人的收获一股脑买下来，当做晚餐。到了晚上，六个人要么在二楼跟新朋友喝酒聚餐，要么去美术系的大本营“高氏小蛤蜊”。这是个酒吧和音乐吧，高老板会做一手产自红岛的小蛤蜊，汤汁鲜美。喝多了之后，往往是高老板开唱《黑猪》，就着一支菲律宾人组成的驻唱乐团，美术系的孩子们开始跟唱：“Hey，Jude……”

　　整个白天，我们就着浓咸的海风在码头上玩耍，看着渔妇们两两相对整理渔网，一边把鱼虾蟹的干尸从网格上摘下来。那无边无际的网是颖姐的专属噩梦。我们踩着细细的海埂到养殖池子那边，渔民们把鲍鱼仔蘸着湿水泥粘到石柱上，这样不管长多大，鲍鱼永远逃不了。鲍鱼沉没在海水里，水面浮起一团团的灰浆，我能听到它们在怒骂这种终生的囚牢生活。另一边的海参池子平静如死，凝视池水足够深，你会看见想象中的海豹，它们撇着两抹胡须冒出来，在水中的转身如同果冻一般丝滑。待的太久，看池子的大叔会扔石头砸你。海蟑螂不断从石缝里爬出来，它们在平整洁白的大石头上举着自己坚硬而渺小的头颅，比我的诗更直观，也更恶心。在我大学时期的梦里，我总会困在涨潮的礁石上，和苏士，或者和大鹰，海水已经没到后背，然后一群赶海的家伙们用尾鳍划水，带着丰收的鱼虾扬长而去，根本不理我们的呼救。

　　每两三个月，麦岛食堂总会推出一个展览，要么是诗展，要么是画展、装置艺术展，间或还有话剧社的疯子们玩各种实验。兰进成正处在色彩时期，他固定画一批木头小人，它们结伴渡海，要么在房间里厮打，或者从烈火中赤裸着伸出乞讨的手。颖姐告诉我，木头小人是这个系列的主标志，不过我看不出来其中的妙处。我看不懂画，可惜，油画最容易吸引女生，兰进成和美术系的长发青年一道，把那些带着脐环、穿皮短裙的女孩从蛤大里一一筛出来。有一次来看展的女孩太美了，兰进成把我赶出去，我在院门口哭了两分钟，直到颖姐回来，勒着脖子把我拖了回去。

　　颖姐教了我一个简单的办法：任何一幅油画，看它的左侧三分之一的地方，然后向后方划一道想象中的虚线，看这条虚线上呈现的景物，是否有着明晰的层次感。果然，左侧三分之一是个神奇的位置，大体上每幅画都在这里用了心思，为视觉铺排开了立体的空间。但是颖姐补充了一句，“这个规则对兰进成不适用。”她解释，“他的画超越了规则。你只能看整体，感受这幅画猛然扑到你身上的感觉。”

　　“他这么牛逼吗？”我讨厌这幅画和这个人。

　　颖姐想了想，“闭上左眼，捏住右眼眼皮，轻轻按着眼球，”她做了一个示范动作，“视野稍微有些模糊的时候，再看这个画面的整体。”

　　颖姐说的不对——或者说我们俩的感觉有差异，我需要更重一些按压眼球，直到视野左下角出现一些视网膜碎片，兰进成的画才显示出真正的模样：在小人的底层，浮现出一股异样的血红。画面里的硬物都有一种被火烤化的虚软，扭曲以及穿透了重力的失衡感。

　　颖姐说，画面里的火来自兰进成上次租房子的火灾——火灾烧掉了他脖子的一半皮肤，奇怪的是望远镜没事。

　　我非常沮丧地问：“兰进成会成为大师吗？现在他还没成大师，就已经很瞧不起我了。”

　　颖姐安慰我，“美术系的人都说他没戏，他是个天才，但是基本功太差。”

　　三

　　1999年春天，《蛤》的风格越来越激进，大鹰在扛着来自校团委的压力，把软盘一次次送到印刷厂。当然，在二十年后重看，所谓的“激进”无非是头条刊发了对食堂定价的质疑，“白船夜读”里对明史提出了过火的质疑，诗歌版整期推出了金斯堡《嚎叫》的抄袭版、致敬版、唱和版。然而在当时，让大鹰这个化学系的浪子占据校刊主编王座，来自中文系的史华伟一直很有意见，他带着一群新编辑在读稿会上屡屡开炮，苏士小说编辑的位置摇摇欲坠，我当了两期诗歌版主编，就被一个新闻系的女孩顶替了。封底原本要上兰进成的木刻，结果史华伟拉来了联通校园卡、雀巢咖啡，俩广告把封底糊满了。大鹰倒是很高兴，“太好了，我们终于有仇人了。”他挥舞着斗笠，“天天窝里斗，这次终于团结了。”兰进成在二楼山墙上刷了一排标准美术字：小撇中文系，大撇史华伟。十个字巨大，晴天的时候，站在中文系四楼就能看见。据说系主任有一次还问，“大撇什么意思”，秘书说，“菏泽方言，基本上就是屎尿屁。”

　　春节前，话剧社在纺织学院组织了《等待戈多》公演，苏士扮演弗拉基米尔，而麦岛食堂另一个常客郝诚扮演爱斯特拉冈。郝诚对这部戏做了大手术。他们看不起原著的空洞无聊，也看不起话剧社其他演员——《等待戈多》一共四个角色，苏士和郝诚两个不要脸的家伙连幸运儿和波卓的角色一并兼了，同一个晚上，义愤填膺的B角们在理工学院礼堂上演了另一个版本的《等待戈多》。

　　我们召集了所有朋友为苏士撑场面，纺院的孩子们很久没看话剧，把座位填满了。从一片脑袋上看过去，呼吸变成了无形的烟，空气在铿锵的台词里颤颤抖动。在快结尾的部分，苏士觉得原作不够有力，重新编排了一段高潮：

　　弗拉基米尔：你叫他唱个歌再走！

　　波卓：谁？

　　弗拉基米尔：幸运儿。

　　波卓：唱歌？

　　弗拉基米尔：是的。或者思想。或者朗诵。

　　波卓：可他是个哑巴。

　　弗拉基米尔：哑巴！

　　波卓：哑巴。他连呻吟都不会。

　　弗拉基米尔：哑巴！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波卓：（勃然大怒）你干吗老是要用你那混账的时间来折磨我？这是十分卑鄙的。什么时候！什么时候！有一天，难道这还不能满足你的要求？有一天，任何一天。有一天他成了哑巴，有一天我成了瞎子，有一天我们会变成聋子，有一天我们诞生，有一天我们死去，同样的一天，同样的一秒钟，难道这还不能满足你的要求？他们让新的生命诞生在坟墓上，光明只闪现了一刹那，跟着又是黑夜。

　　话音刚落，波卓掏出一只皮鞋追打弗拉基米尔。两个人一路从台上追到台下，在全场起立的躁狂背景里，苏士嘶哑的嗓子高喊着：“你干吗老是要用你那混账的时间来折磨我？这是十分卑鄙的。什么时候！什么时候！有一天，难道这还不能满足你的要求？”

　　没人看过原版的《等待戈多》，不过就算戈多来了，燥热的学生们也不会更激动了。苏士的声音远远地从后排传来，被年轻人一层层浪涌式的呼吸推到屋顶，在礼堂上方如同喷泉般洒落，“有一天，任何一天。有一天他成了哑巴，有一天我成了瞎子，有一天我们会变成聋子，有一天我们诞生，有一天我们死去，同样的一天，同样的一秒钟，难道这还不能满足你的要求？他们让新的生命诞生在坟墓上，光明只闪现了一刹那，跟着又是黑夜。”群声呼啸，我大声高喊，却根本听不见自己的喊声。苏士折头跑回来，挣开一根根拦路的胳膊，我以为他要拥抱我，没想到他一皮鞋砸到了前排史华伟的脑袋上，史华伟还没有离开《等待戈多》的语境，第二击又当头砸了下去，接着苏士口吐白沫，癫痫发作了。郝诚抱住了苏士，史华伟反应过来踹了苏士一脚，颖姐把一包五香花生米砸在史华伟脑袋上，麦岛食堂的人冲上去痛扁史华伟，中文系的人围上来，史华伟的小兄弟加入战团。人群大乱，人们弄不懂到底是《等待戈多》剧情需要还是加演情节，肩膀和后背被无数混乱的手掌拍打，我趁机跑了。

　　我一口气跑到三楼，从一扇后门溜进了合唱教室，一群纺院的傻瓜们正在排练《五月的鲜花》，指挥的团委女郎以为来了一个迟到的学生，抽空瞪了我一眼。外面史华伟带着中文系的小弟们匆匆跑过，教室里的歌声骤然加快了，“……开遍了原野，鲜花掩遮盖着志士的鲜血……”

　　兰进成的画里，拿得出手的一部分挂在高氏小蛤蜊一楼寄卖，他还画一批行画，专供台东夜市。这些画里，最好卖的是Kang Ta的侧脸，其次是张佑赫的画像，梵高的画本来卖得不错，后来兰进成觉得伤手感，就只画H·O·T五张脸了。我们吆喝的词也是现编的，“嘴松哈米大，最帅是Kang Ta。安宁哈赛哟，三百你拿走。”夜市是无非小吃玩具、凉席蚊帐，我们一般留一个人吆喝，剩下的人到处瞎逛，从帅香爆米花到小张罐罐面。夜市上专门有一些摊位在货架上铺一层白棉被，棉被上放袜子鞋垫当幌子，真正的货色藏在棉被底下：台湾来的新唱片、《老友记》第三季VCD、从鞋厂偷出来的单只耐克鞋，还有仿制的性玩具。颖姐买过一个电动自慰器，她一直留着当暖手器，美术系的那些王八蛋非常佩服，“艺术，行为艺术，太纯了。”兰进成买了一条鞭子，他专门刻了一个木头陀螺，一边抽打一边发狠，“下次谁再敢砸门……”

　　我们摸索每一个道具的过程满是猜测和试验，像是塞口球我们一度以为是外国台球，直到韩国留学生金再英过来玩，才给了每个道具具体的命名。他被兰进成的鞭子逗笑了；他说，那不是鞭子，而是窒息绳。一个很快打结又能很快松开的玩意。他在脖子上打了个结，活灵活现模仿了用绳子到达高潮的表情。

　　韩国人金再英后来成为宋庄的二流经纪人，手里一大把兰进成之流的画家。然而当他遇见我们的时候，只是想买一幅画而已。金再英看中了一张标价两千的大幅作品，一路找过来想谈谈价格，撞上了麦岛食堂正在排演的实验话剧《红拂夜奔尚义街》。导演苏士选了王小波小说里他最爱的一段情节：红拂被老鸨困在妓院里，李靖和表弟带着人马攻打妓院。这出戏里有火攻、水弹，有开平方根的机器和战车，还有灯笼蜡烛、敲锣打鼓、喇叭唢呐，纺织工学院拒绝借给苏士大礼堂，话剧社只好在麦岛食堂彩排，果不其然把彩排变成了一场瞎胡闹。我们去建筑工地偷来了石子，戴着建筑工人的安全帽攻城，两轮石子扔过去，一楼的窗户全碎了。而屋里的女生扮演妓女，她们按照苏士的要求，在“枪林弹雨”里朗诵《尚义街六号》，透过破窗，日语系、法律系几个女生铿锵明朗：

　　尚义街六号

　　法国式的黄房子

　　老吴的裤子晾在二楼

　　喊一声 胯下就钻出戴眼睛的脑袋

　　墙上钉着于坚的画

　　许多人不以为然

　　他们只认识梵高

　　桌上总是摊开朱小羊的手稿

　　那些字乱七八糟

　　……

　　面对那双红丝丝的眼睛

　　我们只好说得朦胧

　　像一首时髦的诗……

　　金再英混在中文系、美术系的一帮闲人里，被难得的大场面给兴奋坏了，以为我们在真刀真枪干架——毕竟他在韩国见过真正的街垒。实际上是颖姐租了一门婚礼礼炮，对着别墅放了两炮，兰进成在二楼扮演老鸨，他咋咋呼呼探出身子，“你们抢走了红拂，老娘我不活啦”，然后把备好的海水泼了三四盆下来。外面的苏士点燃了一堆玉米芯，塞到啤酒瓶子里扔出去，还真有点浓烟滚滚的意思。这场好戏演得太长，把晚饭推到了九点多，周围看池子的大叔们都来看热闹，房东傻儿子弹弹还送来了一盆手指长短的海参苗子，我们学着去掉砂囊，但是海参脑袋里藏着洗不掉的砂砾，很是牙碜。初识的那个晚上，金再英一边喝着海参汤，一边带着后怕的神情看着地上的玉米芯余烬，“如果知道麦岛没有消防车，我不会跟你们交朋友。”

　　兰进成很喜欢他，“既然是朋友，钱不钱的就算了，那幅画送你了。”

　　“真的？哪一幅？”

　　“随便挑。”

　　金再英也跟着我们去夜市卖画，有了他，兰进成的画更好卖了：金同学喜欢穿肥大的低腰裤，裤子上大约一百个小口袋，他顶着一头正宗的明洞黄头发跳街舞，半个夜市的蛤城少女都围了过来，看他筋肉传导一阵阵震颤，单边耳环划出一道道亮弧。舞罢收势，他的右手在胸口比划两次心跳的跃动，顺势指向Kang Ta的画像，女孩们“哗”散去一半。

　　四

　　在我毕业后死寂的十年里，兰进成成名，像是远方含混的一个雷声，虽然能听见，但是感觉不到随后淋漓的雨意。那时我第一次跟着采访组去宋庄，黄昏时分的宋庄正处在热闹的高峰期，一路上遇见了很多疯疯癫癫的画家，整个宋庄像是麦岛食堂的北京版本。我不懂艺术派别，只能简单地把宋庄的人分成猪和狗两类，猪那一伙骑着摩托在宋庄中心的高塔下绕圈飙车，他们臀部肥大，防风帽后面总是有一个比他们个头更高的女生，他们中摘下墨镜的那部分露出一股股茫然和高傲混杂的表情。狗那一伙开着一辆火炮在大街上闲逛，男男女女敲锣打鼓，喊着乱七八糟的口号，不时朝半空中开一炮，喷出彩带和碎纸屑。我搞不明白这架火炮的动力来源，捂着耳朵绕到火炮后面寻找发动机，就在这时我听见狗群里叫我的名字。是兰进成。

　　兰进成把我拉到一家酿皮子老店，据说这里是庄里穷画家的公益食堂，半空中蛛网般的电线上挂着枸杞大小的灯泡，狗一样的画家们和村民们坐在灯光下，分辨不出来彼此。十年后再见，兰进成已经成为宋庄“狗群”画家里的小头领了。他还是爱放火，在宋庄已经烧了至少四个私人画展，而且每一次被抓进派出所，都会让他的名气大一圈。提起我们这次来宋庄的目的——我们计划采访一位蜚声国际的油画家大郭，他八十年代就在蛤城大教堂门口举行过画展，凭借一系列印象派的仿作奠定了画坛地位，拿到了一个欧洲小国的骑士勋章，这次我们蛤城新闻界来给他贺喜，顺路送来了家乡的土酿葡萄酒。兰进成果然对这个成名人物不屑一顾，“迟早有一天，我会烧了大郭的画室。”

　　旁边的小兄弟假意阻拦：“别，烧不烧他的画都是垃圾，烧了正好成全了他。”

　　一群人端着啤酒杯，“对，大郭算什么玩意，不值得你出手。”

　　兰进成忍郭骑士忍了四年，后来还是找机会放了把火。这次他失算了，不仅坐了一年半的牢，大郭还就手在烧毁的画室做了一次特别成功的画展，那些被烘烤后变形、变焦的颜料成全了他，策展人称“系统性的崩坏和环装的涣散体现了艺术向心力解构后的自洽状态”，堪称华人油画家在五十岁后最成功、最有勇气的艺术突破，他也自豪地称之为“衰年变法”。

　　回到酿皮子老店，这场酒喝到了半夜，我听了很多画家的坏话，还没找到机会掏出录音笔，记忆被下一轮啤酒冲淡了。这几年兰进成的画卖不出去，他带着一帮朋友在帮山东的一群企业家做雕塑文化园，企业家只付了一半的钱，另一半怎么也要不回来。我们在酒桌上谈好了：欠的那一半大约有三十万，打四折卖给我，我来跟企业家较量一下。

　　宋庄里面正在修路，兰进成喝多了，我扶他走了快二十分钟，遇见了贝贝。她沉默了许多，挺着孕肚，小腿也不再好看，不过那种生冷的表情还在。她接过兰进成的另一只胳膊。啤酒差不多掏空了兰进成的一半身子——我能感觉到他的右半边偏沉，扶着他像是扶着一条站着的鲈鱼走路，而贝贝那边并不吃劲，她扶着一团絮状的兰进成，从这团絮状物里不时传出来唉哼的声音。

　　十多年后，我又走进了兰进成的画室——他们俩进了卧室，客厅里剩下三面裸砖墙和一排排画作。兰进成还保持着烧画的习惯，每年烧掉一大批劣质作品，留下的精品仍然无人问津。他的画上绷着一些红色的毛线，或者粘着从藏区买来的牦牛毛发，有些毛发发白，另一些沾着粗劣的颜料。客厅架子上摆着一些烧陶作品，上面的小人儿显然是麦岛食堂的房东傻儿子。我满心期望在这些作品里能找到麦岛的痕迹，我们六个人的痕迹。理解力限制了我的眼光，我只看到一些古朴的线条和浓烈的颜色，看到一些手作的痕迹留在泥胎上，看到一些海鸥形状的诡异眼睛。我往院子里看过去，院子里一片漆黑。这个房子的地势比星空要高一些，兰进成总是选择能轻易看到星夜的狗窝。在宋庄，巨大的星星并不是孤零零镶嵌在夜空里，而是跟很多吵闹的细小星星混居在一起，双重的星海在院子上空沉重地呼吸，像是巨人在搅动一罐金沙。我想：幸好，兰进成永远画不出来这一幕，他基本功不好。

　　那晚，贝贝单独送我去宋庄的“富人区”，找那个黑心有钱的老郭的家，红酒派对还没结束，同行发短信说，郭骑士要跟大家一起迎接宋庄的日出。

　　这是我和贝贝第二次独处，上一次我们独处的日子，还是1999年8月8日。那天早上，我刚要去麦岛，却被男生楼舍管大爷叫住了：“胖子，我这来了个电话，说不明白，你来听一下。”

　　电话里是个好听的女声，“我看了《第一次亲密接触》，发现脖子后面也长了一块蝴蝶斑。我很害怕，痞子蔡说红斑狼疮是绝症，我是不是也快死了。”

　　我听着一阵阵发懵，“你是哪个系的，怎么打到传达室了，看病应该找校医啊。”

　　“我害怕医生，我想找医学院的同学看看。我在蛤大物理楼403，你能不能过来帮帮我。”

　　我不知道是激动还是羞涩，刚想推脱就不小心咬了舌头一口，就含糊着答应了她。海风挤压着我的泪腺，我咬得比我想象得要深，从男生楼跑到物理楼这一段路，舌头上的渗血一直渗出铜钱般的腥味，蛤大的上坡路也分外漫长。

　　403里琴声淙淙，吉他社的人在练手，我在最后一排等了三个小时，吉他社的人散了，我从桌洞里找出一张都市报，有个老崔在写买彩心得，读起来跟高数课本差不多。我找了支中性笔圈了七个数字，设想了中了福彩头奖怎么花，要不要买辆摩托，还没想清楚，我就趴着睡过去了。

　　醒来的时候贝贝在推我，“别傻等了，”清凉的海风从窗缝里吹过来，她抱着胳膊说，“电话是我打的。今天兰进成过生日，大伙儿聚餐，他不想看见你。”

　　“原来是你打电话骗我的，什么红斑狼疮，你倒会编瞎话，我等了快一天了。”我眼泪快出来了。

　　“你就是爱哭，这点太讨厌了。我心软，怕你一直傻等下去，就来找你了。”

　　“你走吧，放心，我不会再哭了。”我竭力克制着眼泪，舌头上的齿痕一阵剧痛，“替我跟兰进成说一声‘生日快乐’。”

　　贝贝说：“你还能更傻一点吗？”

　　多年后跟贝贝走在深夜里，我意外地轻松，“我能不能摸一下你的肚子，”我说，“代表蛤城的兄弟们，提前感受一下兰进成的良种。”

　　“你怎么知道一定是他的。”她回了我一句，转过身来。

　　我搭在她紧绷的腹部，感受到汩汩的水意，“这孩子应该像妈妈多一些，在娘胎里就气性很大，摸一摸就冒泡。”

　　跟兰进成不同，贝贝贴着名利聊天。她告诉我，兰进成上次烧了“宋庄八兽”之一邝之河的画展，还坐了半年牢，结果出狱后发现，宋庄几个穷哥们组建了“放火派”，自称“放火六君子”，很快闯出了名气。而兰进成这个真放火的并未受邀加入，导致金再英到处澄清，“老兰才是真放火的，六君子根本没放过火。”

　　“老兰不生气吗？”

　　“他也生气，不过他这个人抓不住道理。他就想让六君子也放把火，‘放火派’三个字名副其实。至于自己受不受邀请他觉得不重要。”贝贝说，“现在可好，坐牢的是老兰，好处就没有老兰。”

　　“他也算是小有名气了。”我空洞地安慰着，“说起来丢人，我们蛤城的媒体影响力有限，宋庄的水这么深，我们搅不动。”

　　“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想让你问问老郭，要不要私下安排老兰去放把火。毕竟老郭这几年行情也一般。”

　　我满口应承，“一定一定，我见面就问他。”

　　五

　　早晨七点，大鹰不急着起床，平躺着练二十分钟的鸟叫。楼下的220路公交车不时路过，他的鸟鸣透过银杏树的枝叶，洒满公交车的车头。他叫得颇为专业，一会儿是鸟儿被路人骚扰后的惊叫，一会儿像是喜鹊们在议论八卦的叽喳。毕业后的第一年，他总是抱怨汉语无法容纳他的思想，需要用鸟叫“把我昨晚上的剩余思想抒发一下”。把颖姐送到澳洲后，大鹰扔掉了背了四年的斗笠，接手了蛤城大学东门的“城市之光”书店，变成了陆大鹰经理。他跟着书店老板去了趟香港、新加坡，引进了新概念：书店又是咖啡店，也是艺术空间。洁白的大理石台面上，每天来来往往的文艺女青年留下了指甲印和咖啡渍。他闭店很迟，开店很晚。

　　大鹰在练鸟叫的时候，苏士在我们的卧室嚷嚷“又他妈发骚了”，他应和着鸟叫开始叫床，叫床声当然不如鸟叫花样繁多，往往大鹰叫得兴致盎然，苏士叫得把自己逗笑了。于是我们起床，到220车站旁的早餐摊儿，喝着菠菜味儿的甜沫，看赭色的天空逐渐变成青白色。

　　我们毕业这年赶上非典，毕业典礼取消了，大家仓促和宿舍里的陌生人们告别。我没拿到学位证，教授们觉得没让我留级已经大发慈悲了。苏士进了《信息早报》当电影记者，我托了他的关系在早报上写专栏，偶尔在苏士卖碟的时候客串文化记者。苏士发现了一条财路：他写影评时认识了省内的盗版碟大佬，顺手在城市书店里开了个地下碟档，只卖自己中意的影碟。一边卖碟一边在报纸上开碟评，依托当时还兴旺的报纸业，他在城市之光组建了蛤城最火的碟友沙龙，卖书、卖碟、开讲座，忙得不亦乐乎。有一天广州打来一个神秘电话，让苏士去火车站接货。那一次拿到了四大箱子DVD，这之前我们从没见过这么精彩的货：全部凸印过油包装，右下角带着“紫龙”标签，整套的安东尼奥尼、西奥·安哲罗普洛斯“希腊三部曲”、最佳版本的莎士比亚四大喜剧&四大悲剧。广州的老板很豪气，“不用押金，苏老板我们信得过，每个月卖多少给我结多少好了。”从此我们踹了本省的供货人，接上了第一波盗版碟高潮。

　　毕业前，兰进成让我们赶紧滚出麦岛食堂，“早看够了你们，赶紧腾地方，换点新人进来。”果然，新一届蛤大校刊的女主编租住了他的楼上，而我跟大鹰、苏士在报社旁边的老楼里租了个套二，这栋楼由烂尾楼改造而来，号称蛤城老城区唯一一个十年没涨过的楼座，报社大部分年轻记者租住于此。空中是电线和晾衣绳，地面是扔掉的球鞋和扔与不扔两可的雪地靴，空气里是二十岁出头的荷尔蒙味道，年轻人各个房间乱蹿：换碟、换外币、买假学历证、互赠土特产、帮忙搬家、借健身卡、交换U盘。兰进成第一次来做客就很有感觉：这他妈就是王家卫的《重庆森林》啊。

　　有一天晚上，隔壁的女编辑赵婷打上门来，非说我们偷走了她的一套内衣。倒霉的是，内衣还真压在苏士褥子底下，镂空红蕾丝的，手感还很厚实。赵婷是个淡黄脸庞尖下巴的女生，五官有点像周迅，据说正跟老公闹分居，加上天天上夜班，脾气极差，说着说着就要挠苏士。我有点镇不住场面，赶紧给大鹰打电话，大鹰很淡定，“打死不承认，就说是兰进成来玩，顺手偷的。”

　　隔天喊兰进成来对质，他倒是很坦然，“不错，是我偷的。”

　　赵婷被噎了一下，“隔着阳台，你怎么偷的？”

　　兰进成从背包掏出那根德国鞭子，现场演示，他的鞭技到了绕指柔的地步，在鞭梢绑上一段鱼线，带着鱼钩甩过去，正好勾着那边阳台的晾衣架，哗啦啦一路就拽过来了。

　　兰进成很得意，“这么多破烂衣服，就这件能看入眼。”

　　赵婷气疯了，抓起桌子上的水果刀、沙拉酱、颜料罐乱扔，“你狂什么？偷内衣还有理了你。你变态！”

　　苏士赶紧冲上去阻拦，兰进成无所谓，“这老娘们丧失理智了。”

　　那天我们损失惨重，小炒锅断了柄，皮沙发上洒满了沙拉酱和寿司醋，墙壁上砸了两三罐子丙烯颜料，瞒不过房东，我们三个只好自己动手，铲了墙皮重刷。赵婷脾气过去了，过来帮我们铺旧报纸、搬涂料、递刷子。她还提出一个要求：留一块一米见方的墙面，给她刷墙玩。

　　蛤城的初夏特别珍贵，凉爽又静谧。苏士每到岁月静好的时候就闹毛病，这次是皮肤病：肿块从脚面蔓延，沿着小腿腘窝一路到大腿根，接着在肚子上绕了一圈。肿块奇痒，而且越挠越大，渗出血水来。我找皮肤科的同学阿珊问了一圈，也看不出来什么毛病，阿珊认为可能是螨虫，但螨虫没这么厉害，或者是季节性过敏，不过过敏的肿块不会沿着淋巴结蔓延。她给苏士开了点皮皮爽、泰罗松。苏士深受惊吓，“老常，我觉得这应该是白血病，要么就是淋巴结癌。”他写了一份遗嘱，“我要是死了，那些碟归你，碟机送给赵婷。”

　　大鹰说，“你非典时候的遗嘱还在我这呢，上面说你的日记归我保管。”

　　奇怪的是，我跟苏士同屋，一个肿块也没有，倒是赵婷被传染了，肿块长得均匀而且左右对称，沿着她细弱的胳膊一路长到腋下。赵婷又发飙了，骂了我们一通，“什么白血病，这就是螨虫闹的。”她连夜逼着苏士把被子拆洗了。两人互相给对方抹药的样子，有一点恩爱。

　　《信息早报》编辑部里一小半的人得了同样的病——终于查清楚，清洗地毯的公司带来了几块陈年油毡，油毡里藏着大群跳蚤。大约是在仓库里十多年没喝到血，这批跳蚤分外凶猛，白班的苏士、夜班的赵婷都中招了，更倒霉的是有家室的老记者们，把跳蚤带回家——跳蚤尤其喜欢脂肪丰富的部位，家里的孩子们都被咬得满身疙瘩。医院里多年没见过跳蚤，皮肤科开的药都不对症。一群记者编辑大闹总编室，报社只好关停一天，整座楼喷灭虫剂。这个夏天大家拿胶带绑起裤腿、袖子，报社门口准备了鸡毛掸子，相熟的编辑们下班前互相抽打。

　　赵婷妈妈托人从济宁老家捎来了一瓶止痒秘药，青黑的液体闻着辛辣，带着一点粘滞的油性——老人家还保留着上世纪六十年代的秘方，我闻了闻嗤之以鼻：“这就是一包硫磺粉，加上碘伏杀菌，可能还有点花椒碎。”

　　苏士的小腿已经挠得泛出黄色组织液颗粒，“不管什么药，能止痒就行。”

　　赵婷上手推我，“老娘要抹药，滚出去。”我赶紧躲开，“别碰我，传染，传染。”

　　赵婷找了个家政公司灭跳蚤。我跟大鹰躲到麦岛食堂呆了两天，回来时发现屋里搬空了一半，苏士跟赵婷同居了，投影仪和影碟都搬走了，奇怪的是，他把赵婷那件内衣留下了。

　　跳蚤的事拖拖拉拉一个多月，某天上班的时候，总编室小孙拿了一摞蛋糕票，让被咬的记者们“领慰问品”。总编对苏士、赵婷的抱怨感到不能理解，他经历过跳蚤的全盛时代，无非是咬几个包而已，“就当是被蚊子叮了，年轻记者们不要太矫情。如果谁觉得不满意，我让总编室的人带着杀虫剂上门，帮你们灭虫。”

　　赵婷怒了，她捉了一盒跳蚤，扔到总编脸上，“老娘不要赔偿了，让你尝尝跳蚤的滋味。”总编嗷嗷叫了两声后发现不是跳蚤，是苏士的鼻屎而已：“小赵，你是不是不想干了。”

　　“不干就不干，咱们法院见。”

　　夏天过去，我接了苏士的班，成了《信息早报》新任文娱记者，苏士辞职，跟赵婷一起拿到了报社的工伤补偿，俩人合伙搞电子商务。我们在麦岛食堂喝大酒，庆祝我找到工作，也庆祝他们终成眷属。二楼的姑娘放着布莱恩·亚当斯的专辑，每次放到老歌《I Do It For You》，我们就干一杯。

　　苏士的电商网站生意蒸蒸日上，他说，唱片影碟销路不错，不过最好卖的不是周杰伦，而是成人用品。赵婷以前做生活新闻，找到了本地的仿造厂家，仿造当下最热门的性用品、性玩具。苏士说，“下单的人心理很奇怪。他们宁可花两倍的钱网购，也不愿意到夜市上买同款的充气娃娃。”

　　趁着赵婷跟贝贝去看画，我问大鹰：“赵婷拐走了苏士，麦岛食堂不会就此散伙了吧？”

　　大鹰说：“散了吧，咱们都快三十了，还跟小孩胡闹什么。”

　　兰进成说：“麦岛食堂是我的，散不散我说了算。”

　　苏士说：“麦岛马上拆迁了，散不散你说了也不算，拆迁办说了算。”

　　酒劲上来，我冲着苏士抱怨，“话说你们一直当我是外人，这就算了，连跳蚤也当我是外人，咬你，咬赵婷，就是不咬我。凭什么啊！我们一屋住着，跳蚤也这么见外。苏士你别笑，我跟你说，我爱麦岛食堂，麦岛食堂不爱我。我爱老兰，老兰不爱我。这是我的青春，我习惯了。现在你找到爱情了，我的青春呢，渣都不剩了。”

　　苏士说：“我其实挺讨厌青春的。青春就像跳蚤一样，它跳来跳去，给了我太多的可能性。可能性让人焦虑：你可能是个专栏作家，可能是个画家，是个老板，但到底是什么？人活着，就应该只有一个可能性：一个老婆，一个职业，一个主义，一个上帝，一个家。我们跟青春混得太久了，青春太烦了，它就是个咬人的跳蚤，既不是病，也不是药。我要当个成年人。”

　　兰进成一茶缸啤酒泼过去：“苏士，我跟你绝交。”

　　苏士若无其事擦擦脸，“你不会的。”

　　迟钝如我，也渐渐发现，我们不是21世纪最酷的那批人了。四平大饼和红辣椒歇业了，城市之光书店跟着渐渐式微，蛤大新生们连店名的典故都不知道，校刊的新编辑换了一拨又一拨，渐渐的新主编也不来拜码头，大鹰早上的鸟叫断断续续，死寂的书店把他的剩余思维给耗尽了。当然他的笑容还是那么真挚，他张罗着出了一本我和苏士的诗歌合集，赶在书店关门大吉之前终于面世了。

　　兰进成颓了，没有新的姑娘来麦岛食堂，只有贝贝按时造访，小蛤蜊也撤掉了他的画。千里之外，宋庄在年轻画家圈里的影响力越来越大，金再英在蛤城和北京之间来来往往，他把兰进成的画带到宋庄，迅速淹没在一大片同类作品里。终于有一天，房东带来了最后通牒：拆迁款到手了，楼上楼下的人马上搬走，拆迁办还有五万块钱的腾房奖励。金再英闻讯赶来，带着一打浅绿色的韩国烧酒，跟贝贝一起把醉醺醺的兰进成送上了去宋庄的火车。

　　我第一次心脏疼是在昆明，那一年我作为随队记者跟着马帮重走了一遍茶马古道，计划把蛤城的砖块运到大理，一位心血来潮的明星要盖一栋连接茶马古道两端的房子：蛤城的砖，大理的地皮，洱海的水景。我走到昆明就疼得歇菜了，一开始以为是岔气，疼了两个小时才明白，原来是高原反应：这颗脂肪充溢的心脏连区区昆明的海拔都受不住了。我赶紧买了下午的机票打道回府，在出租车上看到了一个路牌：尚义街。

　　冥冥中的天意，我接到了千里之外的电话。苏士打来：“能听见我这边的声音吗？”

　　“什么声音？我听着像是打夯机的动静。”

　　“再听。”

　　苏士开了免提，手机里传来砰砰砰的打孔声、轰隆隆的坍塌声、哐当哐当的碾压声。

　　麦岛食堂，轰隆一声。

　　我拍拍司机座位，“师傅，麻烦绕尚义街开一圈。”

　　六

　　“麦岛食堂”画展选在了塔楼艺术中心四楼举行。塔楼几乎是我最讨厌的画展地点，以前我是个有雄心的记者的时候，会爬三层德式陡峭楼梯看画展。后来我胖了，就到门口看看画展海报，大致明白画展上最棒的那幅画什么样子。再后来有了自媒体，我连门口都不去了，看看塔楼艺术中心的公号就行。不过这次我得过去；大鹰打来电话，“过来玩玩吧，麦岛食堂的老家伙们该聚一聚了。”这是他2010年远赴澳洲后给我的第一个电话。

　　推开玻璃门——按照前台小姐要求先登记了身份证，顺利融进稠密无序的观众里，嗡嗡的交谈声在上午十一点达到了高潮。我选择了开幕一小时后再到场，不出所料，四楼中央安放着一个巨大的玻璃球，闪烁着一串可爱的荧黄字符：“麦岛食堂”兰进成大师纪念展。一小时前，一定有一小群人按手在这个巨大的球面上，给这几个字符串供电。我先领了一小碟饼干，像上次参加他的画展一样，毫无触动地浏览他的画作。

　　展厅当中一幅巨大的泼溅风格油画，在灰黑主调的油彩里渗出血红的颜色，大致勾勒出五六朵花瓣沉重而低垂的百合花来，花丛里睡着一张兰进成的脸。兰进成成熟期的画作很容易解剖：往往是现实主题的背景，加上一大团波普风格的点题之笔：云海里的火山+梅超风垒砌的人头碉堡、飓风后锈色的大海+年画里常见的肥胖婴儿、辉煌的旭日晨光+红领巾少年、一套空虚的红色刺绣内衣+一张带刀痕的脸。

　　中央区这些显然是兰进成最好卖的一批画，右手边逐渐出现他的木刻系列和烧陶系列，人物主题仍然是那个光头、圆脸、细长眼睛的家伙，麦岛食堂里的人一眼就能认出来，这是房东傻儿子的抽象造型。兰进成在这个形象上设计了很多变体，往往傻儿子以一个纯蓝少年的形象出现在画幅中，他的五官和胸口会变体成一只狗的头颈，二者的交叠构成静谧而神秘的氛围，荡漾在纯蓝或者暗黑色五花八门的背景上：船、大海、星空、融化的热汤。

　　我绕圈寻找“麦岛食堂”系列。在餐饮区，工作人员换了一大盘金枪鱼糜三明治，说实在的，三明治看起来比油画更有吸引力。我注意到排在我前面的家伙吃得很迅速：一边吃，一边往盘子里盛。他回头扫视了骂骂咧咧的等待者，原来是大鹰。

　　“你终于来了。苏士说跨海大桥堵车，马上就到。”他腾出一只手，“来，这边，我们的画在楼上。”他身上的香气冷冽，紧紧地搭着我的肩膀上台阶，像收保护费的校园流氓揽着一个小学生。“你还是那么胖！兰进成的画带来没有？”

　　“我那幅早烧了。你又不是不知道，兰进成最瞧不起我，给我的永远是最差的。”

　　“你那幅画着什么来着？”

　　我捋了一把发尖的汗，顺势挣脱他的肩膀，“我忘了。”

　　楼上这个展室安静宽大，章淳对着三两个记者和摄像机聊兰进成，金再英带着一些日本观众看画，大屏幕上反复播放着著名话剧导演郝诚、叮当网总裁苏士、蛤城大学艺术系主任丁教授以及画坛名家对兰进成的追忆。楼上的画幅明显比楼下的尺寸小，颜色里剔除了我能够喊出来的红、绿、黄，画面直接从蓝、紫、橙里发展出来，青春期的兰进成对一半以上的传统色调不屑一顾。章淳骗了我，“麦岛食堂”六人系列的作品只凑齐了一半。大鹰拿出了他那一幅，一个赶海的渔夫，弯腰站在浅滩里，手举鱼叉，趴在水里寻找渔获，浸入海里的头部已经变形成海蛇。颖姐那一幅里画着不怀好意的鲈鱼鱼群和带着铁指甲的少女，贝贝的那一幅画应该是把画布按在颖姐的那一幅画上复印的，色块布景漫漶芜杂，在半空中兰进成补画了一个浑身湛蓝的飞人，像是天使，也可能是女人。

　　大鹰指着一幅方形画作，“这是兰进成画给你的。”

　　画面很熟悉，眉毛粗细的海埂，围着养殖池子，渔民们把鲍鱼仔蘸着湿水泥粘到石柱上，它们剩下的生命变成了活尸。兰进成连海面上泛起的水泥灰浆都画了出来。我伸手摸了摸，“少他妈骗我。这是金再英的画，是兰进成第一次卖给他的那张。”

　　金再英走过来端详了一会，“他没要钱。我坚持给钱，半价，他收了我的钱，全给了酒吧门口卖花的小女孩了。”

　　大鹰说：“这种办法养出来的鲍鱼有水泥味，发苦，已经淘汰了，现在的鲍鱼都是散养，个头更大。”

　　我问：“那些鲍鱼柱子还在吗？”

　　“在啊，养海带，养海蛎子，房东家里发财了。”

　　我们坐在休息区，金再英端来两杯咖啡，起身招呼日本人去了。果不其然，大鹰谈起了兰进成。

　　“他死之前，已经变成了个小偷了。我那段时间去看他，他在浮山里面的一个村子隐居，俩儿子都在村里上学。我托校长的关系解决了学籍；还别说，这个学校的自来水比矿泉水还好喝，我每次去都灌一桶。兰进成到处偷村民的东西：水缸、石臼、树苗，还好村民们都走得差不多了，村里一般都是空房子。他有时候还偷我的东西，手表、皮鞋，还把我的手机埋了。他嫌我每天处理股票，太聒噪。”

　　“村子里有个水库，水景很美，可以观鸟。有个画家在水库旁边开了个民宿。那是个好人，老鲁院毕业的，很老派，单身，酒量好，唯一的毛病是喜欢用英文名称呼自己——他叫自己约书亚。他不时请我们喝红酒，兰进成死前那个晚上就在他家里喝酒。兰进成有时候很残忍，那天晚上他装着一脸懊丧，向这个约书亚请教：怎么才能成名？”

　　“约书亚是个老实人，把招数全教给了他。我听着肚子里狂笑，又不好意思直说。兰进成也在笑。他笑得太大声了，那个约书亚也是没反醒过来，还很自豪：我画卖得不好的时候去搞摄影，摄影不好的时候搞民宿，民宿人气高，吸引了杂志过来拍我，反过来带动我的画也卖出去了。现在我民宿也赚钱，摄影也卖钱，画也卖钱。最近冥想、瑜伽比较热门，我接下来就搞个台湾灵修班，一定赚。”

　　我也跟着大鹰笑：“那老兰怎么死的？喝死的？”

　　“不是，我觉得他是不小心。你还记得那根德国鞭子吗？他在村里找了个有房梁的空房子，用那根鞭子吊死了自己。”大鹰说，“我怀疑，老兰不是自杀，是想找点快感。他不是第一次这么玩了，好像是金再英教给他的，他自己越玩越深。这个世界对他来说，一点也不刺激。女人不刺激，美元也不刺激，刺激的反倒是那个约书亚，热热闹闹，活色生香。”

　　“确实，比起麦岛食堂那会儿，现在的生活算个啥。”我说着说着有点哽咽，“其实我一直想问他——他要是今天来了就好了，我想问他，现在还是不是照样讨厌我。”

　　“你还是那么爱哭。”大鹰不以为然，“他不是讨厌你，他讨厌所有没有话语权的人。”

　　楼梯上传来一阵阵喧哗，又一批观众们跟着金再英上楼，观赏兰进成“青年时期最重要的系列作品”。大鹰凑过来说，“你那幅画什么时候拿过来吧，价钱好商量。这个系列最好凑完整才有卖相。”

　　“你打算卖多少钱？”

　　“多少钱都是个意思。毕竟老兰还留下俩孩子。”

　　塔楼艺术馆斜对角，大食堂时代留下的国营面包店。下午四点，正是人流最长的时候，从初中生到拿马扎的老大爷，大家都在等最老的那几款面包：粗粒的花生馅的、微甜的豆沙馅的、诱发耳鸣的椰蓉馅的。我咬了一口苹果酱馅面包，慢慢发动车，一路上拿舌头找面包黏在哪颗牙齿上。

　　回到家，调音师多等了二十分钟。他熟练地打开钢琴，“您这个客厅有点潮湿，看看这块背板，加热器这个月最好就别断电了。”他从钢琴深处掏出一个纸包，“常先生，这东西不能放这儿了，容易发霉，还影响音准。”

　　谢谢钢琴，这幅画躲过了离婚时前妻的大搜检。

　　2010年秋天，大鹰卷款逃走的前一晚，深夜把我叫过去帮忙。他异想天开，做了一批港版《圣经》。没想到卖不出去，砸到手里了，他跟我说要去北京躲债，实际上去了澳洲，跟早先移民的颖姐汇合。我们把书搬到了城市之光书店的阁楼上，这批《圣经》牛皮封面，造型古雅，握在手里死沉；封面下方四个烫金小字：领导力版。这批书后来下落不明；过了两年，在市北区一个楼盘样板房里，我又看到了这本《圣经》。我跟售楼小姐说：“701户我买了，不过我有个条件，样板间客厅那本书能不能送我？”

　　那晚分别前大鹰掏出一卷油画，“兰进成留了几幅画，你来晚了，好赖就剩这一幅了”。我看了一眼，大鹰给我留了面子，这幅画分明是特意画给我的：一只粉红色的海肠横贯画布，这是兰进成极少用到的颜色，海肠猥琐又肥胖，韩国人叫它刺螠，喜欢切碎了蘸辣酱生吃，金再英说起来就要流口水的。画面那么写实，海肠薄弱的外皮里充盈着汁液，表面浮凸的内脏活像静脉曲张。这不是海肠，是一根巨大的青春期的阴茎，旁边的标注是“处男”。

　　我端详着这幅画。

　　女儿过来，试了试钢琴，“爸爸，钢琴怎么变好听啦？《巴黎奏鸣曲》听起来跟以前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