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纪已经走过了快二十个年头，在约定俗成的“代际”逻辑的支配下，从世纪初关于“80”后作家的种种热议，到时下对所谓“00后”作家的热情瞩望，不难看出对新锐力量的发掘已然成为新世纪文学的牵引力之一。那么，“我们为何膜拜青春”？美国的社会文化学者罗伯特·伯格·哈里森在同题的小书中谈到过一个观点，他借用社会学中“幼态持续”的观念，论证青年乃是文化创新的根本动力，而整体性的生物文化转化也把大部分人变成了一个年轻的物种，但是这种席卷全球的“返老还童”现象也会造成对历史连续性秩序的破坏。因此，对于青春和青春代际的自我指认，需要辩证的讨论，我们既肯定一时代有一时代之文学的应然，也不应把代际概念化和层级化，逼迫年轻人住在一个缺乏历史深度或密度的青春之瓮中，“一个社会能带给年轻人的最大祝福是把他们变成历史的继承人，而不至沦为历史的孤儿”。
也恰是在这一点上，最近这些年崭露头角的山东青年作家显现出在全国同龄作家群体中和而不同的可贵。客观地说，就创作的实绩和社会反响而言，山东青年小说家群体并没有走在全国前列，但他们中的代表，包括80后的魏思孝、盛文强、程相崧、乔洪涛、老四、马卫巍，90后的周朝军、徐晓、周燊等都没有沉陷于某种青春写作的媚俗或恶趣味之中，而是力求作为一个时代的记录者，记录下比他们的年纪更重要的关于“历史年纪”的记忆。对于山东文学的内在谱系而言，他们中有守成者，有创新者，有鲁文化之道德理想的捍卫者，也有齐文化之恢弘奇诡的开掘者，有扎根乡土的，有提供新的城镇经验的……虽然，目前还很难说，这些年轻人的作品是定型的，但是这种不定型也恰恰让读者看到了他们往前奔跑的冲力和朝向未来更多可能的可能。
程相崧和乔洪涛是山东80后一辈小说家中被外界关注较早的两位，两人都担任过高中语文老师，虽然他们各自的文学师承和缘起不一，但在续写山东乡土文学传统，观照乡村本质化的转型之后人心与伦理观念的畸变及其带给个体的痛痒之感上确有不谋而合之处。
程相崧在创作谈《庄稼人的旧时光》中如是谈道：“我虚构与想象的底气，也许是因为，我的祖父、祖母、父亲、母亲是庄稼人，我的兄弟姐妹是庄稼人，我从内心深处也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庄稼人。我提笔写这些人，不是因为有着跟他们类似的丰富经历，不吐不快，而是因为我感到与他们情感相系，血脉相连。我写他们，不是为了记录，而是为了表达；表达一种惶惑、不安、胆怯，甚至恐惧。”基于对乡村风土人情的熟稔，程相崧的早期作品主要集中于转型期的乡土社会：《镇人大主席》写的是镇里的人大主任程喜田苦于探寻镇上六千多万账目亏损的原因，却意外地发现基层干部沆瀣一气、官官相护，并在不经意间陷入了现实权力的涡轮。《麦花儿香》讲述的是程庄人二国种小麦遭村里人冷眼，而这片麦地却意外地成为俗务烦累的城里人精神栖息的家园；相反，原本经济效益高的大蒜却遭遇“滑铁卢”，蒜农因借高利贷而破产。又如《二月二》《大木匠》《赶集》等短篇，也都以程庄这个具象又具有巨大涵盖力的乡村作为故事的发生地，作者以深透的观察和非常接地气的现实主义笔法，书写了式微的中国乡土之下的群像。在程相崧的创作中，还有一类以父亲母亲等至亲为题材的小说别具一种真挚又冷峻的风骨，从较早的《父亲、面条、我》到近作《岳父的病》《金鱼》《生日快乐》等都是如此。在《岳父的病》中，程相崧塑造了一个弥留之际被病痛折磨却依旧不愿麻烦儿女的老父亲的形象。小说在高度写实中凝缩着对父辈的爱和尊重，同时充溢着一股逼迫性的力道，让读者不免反躬自问：还有多少因疲于工作而疏于陪伴老人的子女？难道除去过春节，重症监护室外才是兄弟姐妹团聚的地方吗？程相崧努力将自己的创作从单纯的对亲情的歌咏向更深的社会层面延展，其勤勉与努力历历可见。
乔洪涛有约略类似的创作轨迹，他的创作体量更大，包括散文在内已发表出版超过百万字的作品。其早期小说多取自乡土和童年记忆，如《十字样的路口》写几张假币给一个农村家庭带来的困扰，那种农人的良知尊严和被困窘的生活逼迫的不得已，还有一家人相濡以沫的对苦难的分担，都写得力透纸背。又如小说集《赛火车》中收录的《吹猪》《拾花》《乡村火枪手》《爱一个人就要爱她的故乡》等篇什，皆如一幅幅乡土风物剪影，用笔简穆而情义深醇，乔洪涛定格下即将面临本质化的解体和转型的乡土最后的苍秀和温柔，并以全副的精力描绘乡情的美善，实际上是以缱绻去写决绝。近两三年来，乔洪涛把创作的中心放在对人性与人心幽微之处的洞察上，所以他下笔不再固守乡土，学校、城市、公司、列车中一幕幕生活即景，故事未必转折玲珑，而那特别提炼的情境却总能概括出作为某种类型的社会症候，《蝴蝶》即是此类佳作。小说从一个遭遇妻子背叛的诗人高中教师无目的的离家远行写起，在一个类似张爱玲《封锁》的情节架构中，讨论当下身陷生活重压之下的中产阶层的情理之困。小说的高明在于，乔洪涛没有让这个出轨又浪子回头的故事止于单纯的道德逻辑，他直面每个人都有的欲望暗流，在看似与生活的和解中烛照生活里道德之外的角落，有同情的理解，也有犀利的批判。
如果说乔洪涛和程相崧是山东文学新生力量中的本格派，那么魏思孝、盛文强和老四则类似变格派，他们的写作带有鲜明的异质性，因而也有着极高的辨识度。魏思孝是山东80后作家中相对知名度较高的一位，已出版有《不明物》《豁然头落》《嘘，听你说》《小镇忧郁青年的十八种死法》等多种小说集。他所有的作品也许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那就是他别出心裁地用某种貌似在讲述有意义事物的方法讲述无意义的事物，这从他给小说命名的方式就可见一斑，诸如《身体不健康的人没有前途》《对癫痫患者要有耐心》《大街上的每个人都欢天喜地》《这个月的星座运势出来了吗》等等，都仿佛来自生活中随机的对白，未暇修饰，作为题目却带着戏谑的煞有介事。当然，他自己未必认可这个说法，因为这里的意义之有无还是站在常规的价值维度上来谈的，而魏思孝的小说要破除的就是对人生意义或者正能量之类的执念：他将叙事视角转向身边的小人物，他们空无一技之长，过着近乎自虐而不体面的生活；他们没钱没工作，却还时不时荷尔蒙作祟。魏思孝忠实记录下这些小镇“废柴们”在求得生存与满足欲望之间种种荒诞却真实的生命感受，这些青年的遭际时刻警醒着人们“生活之路有时会意外地转个弯，给我们的并非惊喜，只是无奈”，就像他曾在采访中提到的，“我不负责教化，不奔着真善美去，‘丧’和‘惨’正是生活本来的面目。”因此，魏思孝对宏大叙事毫无兴趣，而是以自己的方式不断反思文学的本质：文学反映生活却并不总是高于生活。《窥探》的主人公是一个重度乙肝病患者，不断注射药物给他的身体带来了极大的痛苦，而这痛苦却远抵不过因携带病毒而自卑的心理障碍。在朋友张大林的介绍下，“我”来到一家小旅馆当前台，在极度膨胀的窥探欲的驱使下，内心的谴责被“我”轻而易举地逾越，高考结束的男女、初次见面的网友、同一岗位上的上下级……对他们不正当关系的鄙夷使“我”因窥探带来的快感消失殆尽，“那些人类道德上的不堪，人性的丑恶，在狭小的空间里像我体内的病毒一样滋生，同样的，没有任何药物能杀死他们。”这是他小说中很少见的表现道德感的时刻，也呈露了他在写作时一直试图掩藏的价值观。魏思孝的写作并不孤单，他与南京作家曹寇等在文学题旨和审美上的关联，提醒我们，混沌的生活和虚无的道德感成为表征当下文学的重要景片，他们的写作当然是颓废的，比之于他们的前辈，新世纪的背景赋予这些继承者一种“更深意义的颓废”，其作为文学样本的价值值得尊重。
盛文强的辨识度在于其带有博物学气质的海洋书写，他多年致力中国古代海洋文化的研究，终于开花结果，《海盗奇谭》《渔具列传》《海怪简史》《岛屿之书》等，皆是明证，这些书说夸张一点，是以自己的实践为传统叙事资源的创造性转化开了一条新路，具有填补空白的意义。《渔具列传》是国内首部关于渔具及海洋文化的笔记体小说，里面充满了传奇、野史、考据、引语、名人生平、考察手记，甚至一些“美的碎片”，古东夷部族的渔猎精神在纷繁的渔具谱系中得以集束式释放。作者以“列传”的形式记写我国古老海洋文化历史上的渔具故事，将史书的笔法与虚构的人物故事相结合，就连插图、考释、采访，甚至作者身份，也都可在虚构之列，甚至书中所写的内容也与渔具若即若离。真真幻幻、虚虚实实，作者采用这种具有“越界”性质的“对现实世界进行侵犯的有意识的行文模式”，无疑是对既有文学样式的突破。《岛屿之书》是其早年作品的自选集，东南沿海的无名岛屿成为写作的对象，作者在文中不断疑问，究竟是什么构成了岛屿的原初形态？作为最轻贱的弃置之物，贝丘的意义何在？星星石为何来到世间？同时也有作者深具哲理意味的感慨，“岛屿固然是乐土，却也可能是黑暗的渊薮，所幸深渊终将被光明照彻，故事在大团圆的结局中收场。然而，这种团圆却又被悲痛裹挟。”所有的暴力、昏聩以及残缺，都将在风平浪静的午后凭空失踪，只剩下空荡荡的海面。这种自然之力大而无形，这种“黑暗”与“光明”的缠绕不仅渗透了老子“祸福相依”的辩证法思想，也似乎更有些宿命论的意味。向古代追溯，是盛文强挖掘作品深邃感的一种尝试，而“志怪”是其运用的新的写作笔法。《海怪简史》记述的是中国古代海怪故事，兼及历代海怪图像，找寻一种失落已久的志怪传统。近作《海盗奇谭》将形形色色的海盗作为叙述中心，从历代野史、笔记、方志中打捞出中国海盗故事的碎片，然后加以重构，那些被传奇包裹的主人公，只选取其一生中最为引人注目的事迹作为横断面，颇具传奇色彩。如他自言：“历史学家至此无路可走，孤证难以取信，传言也非治史的依凭，文学想象恰可在这些断片的缝隙里游刃有余。越是不足取信的传闻，甚至带有偏见的一面之词，则越容易构建起文学叙事的龙骨。”这话里隐含的自矜和对文学的虔诚都很动人。
老四是诗人出身，曾获得“紫金·人民文学诗歌之星佳作奖”，其诗作是走民间诗人的路子，虽多是口语的质直，但有对时代精准的隐喻，其小说也是如此。他有篇创作谈题为《灵与肉在大地上的搏杀》，恰可以作为对他创作题旨的解读。短篇《失踪者有尾》借叙述者“我”与老黄的邂逅引出了她的女儿黄有尾，在老黄望女成凤的期望之下，黄有尾的真实工作是夜场里的公主。出于某种底层青年间相濡以沫的情怀，还有一点说不上的情欲的暧昧，“我”努力帮助有尾找到一份工作，却不料把她送上了不归路。不难看出，仅从故事的层面看，“我”与有尾的夜场偶遇，老黄不慎牵扯入食品安全的案件，还有有尾在故乡潦草的死去，这些情节都谈不上新鲜，甚至可以说尽在我们的阅读期待中，但是这个小说依然有着动人的让人不忍的力量。其中原因或在两点：其一，老四把故事发生地设置在一个蚁族聚居的大杂院，形象地写出了逼仄的环境对人的精神挤压，老黄的妻子和“我”的妻子都无法忍受这种生活环境，而又无力超脱。其二，小说以“有尾”为人名为题目，这个略显奇怪的名字有一种相当强的拖拽感，仿佛在城市的荣耀之门向老黄一家关闭时，挤进了一根倔强的尾巴，就像结尾处，黄有尾的死亡不是一个休止，而更是一个“冗长的回声”。发表在《西湖》杂志“新锐”板块的《镜子之城》和《今日小雪》，在青年的身体沉溺中观照失乡者断梗飘蓬一般的灵的虚无，如果说，在魏思孝那里，这种虚无经常是轻逸的，在老四笔下，这种虚无被肉身掩映又被肉身照亮，它沉重而巨大，且带有一种自毁的凛冽。
从山东临沂走出的90后小说家周朝军是国内90后作家群体中较为活跃和有代表性的一位，其强旺的创作势头引起了批评界不小的关注。他出道之际写有一组《沂州笔记》，以半文半白的笔记体记录乡野传说，与习见的青春写作路数殊为不同。而这种对乡野故事的偏好成为其日后重要的写作资源之一，如《山东毛驴与墨西哥舞娘》等作依然可以见出这种滋养。其写作的另一重心是在大的历史境遇中考察人性的根底，此中代表当属《抢面灯》，这个小说频繁出现的年代近乎强制地把相对遥远的历史带到青年人的当下来，而借助性学研究报告的课题，小说将性的饥渴与粮食匮乏的饥饿还有生命存续的危急并作一起，显示了这个青年的写作者向历史和人心深处掘进的执拗。周朝军近来的小说，主题往往不是唯一的，结构上也通常是多重的，他追求将“历时性的轴线”与“共时性的切片”并置的张力感和荒诞感，这样自觉的写作意识在他的同龄人中还是很罕见的。
烟台小说家周燊也是近来崭露头角的一位。一方面，她的小说依赖联想来构造复杂的故事，另一方面，她又体现出在故事中糅合诗性、寓言和超验的道德想象的能力。此外，其小说对核心意象的提炼也让人印象深刻，她总是借助意象的隐喻意义，更深在地表达小说的关切：在《辛红的纱布》里是一块被染红的纱布，在《牙洞》里是张大胡子自己拔掉牙齿后那突兀的空缺，在《点不亮的油灯》里则是一个盛纳美式望远镜的盒子。
2017年《作品》杂志的“90后推90后”栏目，周朝军推荐了徐晓的《请你抱紧我》，并大胆预言：“多年以后，当我们回望90后一代长篇小说的版图，《请你抱紧我》将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徐晓目前还是一位在读的研究生，和老四类似，其创作经历了从诗歌到小说的转向，并也曾获得人民文学诗歌奖。徐晓的小说写得工稳流利，她对女孩一路成长中丧失的体验有格外敏感的关注，不少作品都聚焦于此。比如近作《棉花不是我打的》，虽然从素材上来看，是略显老套的底层叙事，但是因为徐晓对主人公桥嫚儿作为少女的疼痛作了精细的刻画，尤其是她为了一枚冰淇淋而让一个老男人上下其手那背后的穷困和不自知的屈辱，非常动人，也显见了之前的诗歌写作给予她的语言和意象的控制力。
事实上，当我们讨论青年作家时，通常隐含着期待有时也不免降格以求，以为青年总是可以作为不成熟的赦免理由，但是对于心有抱负的写作者而言，青年不应成为一种免于伟大的借口，而对比前辈，比如二十出头就写出《雷雨》的曹禺、写出《传奇》的张爱玲，三十出头就写出《古船》的张炜，青年作家就更应该对写作有更敬谨的态度。限于篇幅，本文无法将山东青年作家的创作齐整地概括，罗列的名单也不免挂一漏万，比如在国内军旅文学中颇有声势的山东青年阵营的代表王昆、王玉钰、孙彤等都未能在讨论之列，这也从另一侧面佐证了山东文坛的后继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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