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 玮

　　作为中国当代文学重要的文学现象，“青春文学”在世纪之交的出现，受到广泛关注。无论是赞赏和期待，还是质疑和纠偏，对“青春文学”发展的认识关系到对于中国当代文学某种发展路向的设定。只是，我们需要注意的是，争论虽然方兴未艾，“青春文学”本身已经面临不可避免的分化。

　　作为“青春文学”的起点，上个世纪末的“新概念作文大赛”是“八十年代”“纯文学”体系对文化链的末端“语文教育”最后一批次的“启蒙”。它实现了对“青年”文学方式的重新界定，并成功地与新体制、商业文化结合，推动“青春文学”成为令人瞩目的文学现象。但当“纯文学”释放了最后一拨历史动能后，愈加“体制化”的“纯文学”显现出“保守化”“精英化”的弊端。商业资本开始远离“纯文学”，并呈现断裂，甚至对立的姿态。“青春文学”赖以存在的改革红利已不复存在。

一、“体制”规训“青春”：成为“范文”的“青春文学”

“青春文学”的成功，并不在于它推动文学观念的整体性创新，或者说如1920年代的“新青年”那样以代际更替实现文化转型。作为“青春文学”的起点，“新概念作文大赛”的“新”，只是相对于滞后的语文教育中的文学观念的“新”。大赛作文以及之后的“青春文学”，是在“八十年代”的文学观念更新范式内部的文学运动。它仍属于“改革开放前/改革开放后”的历史结构。正如曹文轩在定位“青年作家”的意义时，认为“他们要感谢这个时代，要感谢成全了这个时代的人”。

　　“新概念作文大赛”以及“青春文学”的“他者”也不是它们产生之时的文学观念和文学体制。赵长天回顾他组织的“新概念作文大赛”时，曾谈及自己也没想到“会对那么多年轻人的生活以及中国的文学生态和语文教育产生如此巨大的影响。”他描述大赛在青年学生中间引起的轰动：“同学们争相传阅，大量信件寄到萌芽杂志社，寄到各位评委手中。‘作文居然可以这样写！’‘写文章居然这么有意思！’‘文学原来那么好啊！’”这样的反应，不是来自青年学生内部，不是参与性的自我批判，而是来自“八十年代”自上而下的“新启蒙”，是“新启蒙”在世纪末低龄层的“回声”。

　　所以，“新概念作文大赛”带来的一方面是不言而喻的改革效应，另一方面是“八十年代”文学范式对最保守的语文教育领域的改造，是对低龄层“后辈”的重新引领。因为“大赛”从一开始就具有“纯文学”体制内的“先辈”“启蒙”“后辈”的线索，所以，在“创新”轰动后，“大赛”并没有激发起“青年”进一步批判和创新的冲动，相反，“大赛”成为体制内的人生阶梯。“新概念大赛”成为高考加分的筹码。“新概念作文大赛的巨大影响力，不可避免地使许多参赛者带着功利目的而来。”新概念的获奖者也会收到上百封中学生的来信，来信的内容大多是咨询“想投新概念来获得大学优惠的政策”。

　　大赛作品由对应试作文的“反叛”转变为应试作文的“范文”。一位参赛者回忆自己和《萌芽》的结缘来自于应试作文速成班，“我跟《萌芽》的初识是初一初二的时候，在爸爸妈妈的逼迫下上着一个教大家写应试作文的速成班，老师突然就引了新概念咬了一口苹果的例子……”大赛获奖者作文中经常引用的作家作品也成为“后来者”的“教科书”，他们会阅读“新概念文章中经常提起的昆德拉、村上春树、安妮宝贝之类”

　　大赛的组织者也有意推动获奖作品的“经典化”。获奖作品会得到文学界“权威”的点评和宣传，结集出版。《萌芽》杂志也有意识地引导读者以获奖者创作为“范本”。《萌芽》杂志本身也开始设立文学的阶层，将“获得斐然成绩”的称之为“成熟作家”，将他们的创作作为“后来者”的“范本”：“曾从《萌芽》起步，已经在文学领域获得斐然成绩的成熟作家，如路内、周佳宁、颜歌等都会在新版中陆续亮相，带来新作。他们为《萌芽》进行的专门创作，同样以年轻人作为取材对象，起到的是范本作用”。

　　在“范文”“范本”的引导下，“新”变得步履维艰。许多作文为了求新，只好诉诸“奇情”“脑洞”，“更多来稿偏向于奇幻、幻想或广义上的科幻题材”，《萌芽》的编辑曾这样担忧“新”的问题，“按照很多学生现在的理解，新思维、新表达可能就是编出一个宇宙大战的故事。”当“改革”和“创新”无法维持时，“新概念作文大赛”以及它的“载体”寻找新的意义依据。

　　体制和权威的认可逐渐成为“新概念作文大赛”最主要的意义依据。参赛获奖者除了获得名校自主招生的优惠外，他们的“从文之路”得到作协的认可。2007年，“大赛”工作会议指出“现在中国作协对80后的作家日益重视，80后的大多数作家都是从新概念走出来的”。在之后十年的时间里，《萌芽》逐渐纠正了上个世纪末编辑方针和栏目设置方面的“非文学性”，逐渐回到此前的“纯文学”编辑方针上去。如不再设置“星闻报告”“笑骂足球”“美丽女人”等栏目，“小说连载”重新成为主打栏目。到了2017年《萌芽》再次改版，“改版后的《萌芽》所收录的文学作品将呈现一个‘阶梯式’的分布，除了目前作者群体的稿件采用，还将大幅增加成熟作家作品，并配以文学评论家对作家的访谈。”

　　从表格呈现的数据中我们不难看出，英语国家语料库也存在着一定数量的美式英语词汇，美式英语词汇对英式英语的渗透已是不争的事实。另外，英语国家语料库提供的语料主要还是以英式词汇为主，美式英语词汇虽然存在还不能达到对英式英语的存在构成威胁的标准。现在的问题是美式英语词汇是通过什么样的方式以及哪些渠道来对英式英语进行渗透的呢？我们来进行第二项研究：在BNC语料库中分别查出对应英式英语和美式英语在不同文体中的使用频率并进行对比研究，如下表：

　　“‘阶梯式’分布”不仅成为《萌芽》杂志的编辑特点，有关“青春文学”的大赛、杂志编纂、书籍出版实际上都重新回归“纯文学”梯队。知名作家和评论家的对于“青春文学”的态度也从“非议”转变到“认可”和“扶持”。许多“青春文学”作者的身份标识性淡化，代之以受到“体制”认可的“青年作家”。曾经的“青春文学”作家得到体制的充分认可，如“新概念”出身的张悦然受聘中国人民大学，张怡微受聘复旦大学，七堇年担任成都作协旗下《青年杂志》编辑，周嘉宁担任“新概念作文大赛”评委……不过这并不意味着“纯文学”体系更加宽容，也不代表任何新变。只能说是所谓“青春”消减了改革之初异端、反叛的可能。许多青年作家放弃了“青春”主题，或者即使坚持书写“青春”也缺少反抗“成人”的特性。许多“青春文学”只能成为“纯文学”“幼稚”的注脚，在“培养”“提携”“成长”的序列中，“体制”完成了对“青春”的再次“规训”。

　　并且，类似“新概念作文大赛”等面向中学生的比赛成为通往“体制”的通道之一，更多的“青年作家”可以通过作协、高校得到更直接的身份认定。中国作协各省分会都非常重视对青年作家的吸纳和培养。如山东省作协定期吸纳80、90后作家加入作家队伍，对青年作家进行鼓励和培养，针对突出的青年作家组织专门的创作研讨会。江苏省作协也定期举办青年作家创作会议或读书会，到了2016年，作协组织范小青、苏童、叶兆言、毕飞宇在内的13位名家将担任“导师”，在未来两年内分别指导和帮助一位江苏青年作家的创作成长。除此之外，作协和高校在联合培养青年作家方面成效显著。复旦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华中科技大学、华东师范大学等重要高校开设了创意写作研究生课程或研究中心。不仅如此，许多高校聘请知名作家担任专业课程教师，如王安忆受聘复旦、阎连科受聘人大、贾平凹受聘北师大、毕飞宇受聘南大等等。在这样的环境里，不仅曾在“新概念作文大赛”中获奖的张怡微、周嘉宁、颜歌等人进一步在高校创作课程中受益，而且这种培养方式使一批青年作家如甫跃辉、双雪涛、郑小驴、孙频等人脱颖而出。作协旗下重要的文学期刊《上海文学》于2006年第3期开辟“新世纪上海青年作家”专号。《人民文学》《大家》《山东文学》《钟山》等国内重要文学杂志也相继为青年文学开辟专号，或直接组织青年作家座谈与笔会。

　　在“体制”的召唤下，所谓80后、90后作家不再以具有反抗性的“青春”安身立命，而是加入由“青年”-“成熟”的“作家”成长序列。对于他们来说，“青春”与否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文学”。

二、“资本”重塑“青春”：“产业链”中的“青春文学”

虽然“青春文学”与商业运作最初呈现“合谋”的态势，但是“分裂”实际上从2003年到2005年的“新概念作文大赛”评比的过程中就已经显现。2006年后，商业资本开始放弃“青春文学”。

　　据描述，“2006年1月7日开幕的全国图书订货会。在这个被誉为出版人‘狂欢节’的国展上, 青春文学图书市场则尽现颓相: 它不仅在生产总量上大幅下滑( 那些大社和名社很少再花费人力、物力投资于青春文学作者) , 而且在发行量上露出怯意( 以往青春文学作品的首印数常达十万以上, 而这一年出版的作品则大多限定在 1—3 万册)”。到了2008年，即使是“新概念作文大赛”一等奖获得者想让出版商为其出书也是不易了。许多获奖者都感慨出版商前后态度的变化。第一届大赛一等奖获得者陈佳勇曾回忆说“那时候的一等奖获得者出本书，真是方便得很。”到了2016年，面对冷漠的出版界，连张悦然也不无感慨地回忆“你知道，十年前，你应该也记得吧——那真是青年作家们的好时候，想出书要比现在容易得多。”

　　商业资本果然放弃“青春文学”的原因大致在于三个方面：一是“青春文学”最初由文学改革带来的社会轰动效应已经淡化。正如接力出版社副总编黄集伟从商业角度对“80后”的打量：“80后其实就是一个炒作概念，有了这个噱头，大家都能捞到好处。当这个光环褪去后，80后这个概念也无任何意义了。”二是如上所述“青春文学”越加受到“纯文学”体制的影响，逐渐走向“精英化”；最后一个也是最重要的原因在于商业资本开始寻找更加“自由”的“文学产品”。

　　当“纯文学”本身失去轰动效应后，商业资本开始以自己的逻辑塑造“文学”。2006年，郭敬明成立最世文化公司，推出《最小说》纸媒杂志，虽然仍坚持“小说以校园青春题材的小说为宜”，但为了迎合大众口味，也欢迎“玄幻、灵异、推理等非常规小说题材……” 郭敬明以及最世公司签约的作家们热衷于身着时尚LOGO的豪门美少男女之间的“恩怨”（郭敬明《小时代》），少爷总裁，总裁助理和分公司经理的“青春商战小说”（刘麦加《朱门之味》），或是“跨越人界、仙界”的仙魔小说（冯天《风雀夜》），架空世界的“魂术大战”（郭敬明《爵迹》）等。

　　更多的资本开始把目光投向从上世纪末开始起步的网络文学。原来自发性的文学网站如红袖添香、潇湘书院、小说阅读网、创世中文网、榕树下等网站，在2004年后陆续被盛大文学收购。腾讯与起点中文网整合，建立腾讯文学。2015年，盛大文学与腾讯文学一起组成阅文集团。至此，网络文学写作脱离自发性文学创作状态，成为一种商业运作。

　　当“体制内”的“从文之路”变得艰难时，许多青年开始签约资本化的文学公司，如最世文化、阅文集团等。第一届新概念一等奖获得者刘嘉俊成为起点中文网最早一批白金作者。并且刘嘉俊参加一次青年编剧沙龙时，发现其中60%、70%的编剧都有新概念背景。商业运作更加成熟网络也“网”罗了许多青年作家，晋升“白金级”、“黄金级”的成功者如起点中文网的作家跳舞、唐家三少、我吃西红柿等等，潇湘书院的天下归元，晋江文学城的fresh果果、流潋紫等等，但更多成千上万的青年还在默默学习或练习增加点击量的“技巧”。

　　在投资-回报、生产-利润的商业逻辑下，“纯文学”的一切规约，比如“审美”“人性”“情感”“价值”等在“纯文学”话语体系中至关重要的关键词，在网络文学的商业操作中被完全抛弃。网文作家们关心的是点击量，月票数，是“火”还是“扑”。无论是结构还是人物，网文都以大众心理为依据，如“爽点”的设置、标题的吸引力，女频网文“宠”和“虐”的节奏，男频网文升级打怪的顺序等等。网文创作诉诸读者的“带入感”，针对当下欲望（物质的、权力的、情感的、身体的）营造“白日梦”。

　　网文中也有“青春文”，但这里所谓“青春”，完全成为资本世界的一种隐喻。如2007年辛夷坞《致我们终将腐朽的青春》（出版后改名《致我们终将逝去的青春》）还承续着纸媒杂志“青春文学”的抒情文风，到了2017年，为网站作家欣羡的青春文作家是七月之夏，她的作品是《恶魔校草：小呆萌好美味》。前者还隐晦地表达“超功利”的“青春”，但正如布尔迪厄所批判的那样，“超功利”的趣味建立在“有钱”“有闲”的基础上，服从资产的秩序，符合资产阶级的利益。后者则完全以“金钱”“特权”对女性、身体、“美”、“情感”的征服和占有为“青春”的全部内容。

　　甚至于青年作家的“青春”本身也被资本占有。与全社会的产业工人一样，青年网文作家本身并不具有“主体性”的地位。各大文学网站、文化公司与作者的关系围绕签约、提成、分级、包装乃至“全勤奖”“请假制度”展开，作家更像是雇佣工人，而非“纯文学”意义上的审美创造主体。资本和商机是操盘手，“青年”是劳动力，“青春文学”是“商品”。“产业链”中的“青春文学”，“青春”和“文学”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商业回报。

三、作为新的文学可能的“青春”：“后青春”时代的“青春文学”

当世纪之交的那场低龄层文学启蒙已然成为历史，所谓“青春文学”丧失了统一的“对立面”，失去轰动效应后，“青春文学”的“分化”在所难免。2006年后，置身于“体制”和“资本”之间的青年作家，要么倚重“纯文学”体制，要么走向资本市场。曾经的“青春文学”作家几近中年，所谓“青春”或“文学”处境都十分艰难，“青春文学”走入“后青春”时代。不过值得注意的是，仍然有被“重申”的“青春文学”。

　　许多作家仍坚持创作中的“青春”风格，力求在“体制化”和“市场化”之间开拓新的文学空间。如韩寒、张悦然、颜歌、张怡微、周嘉宁、蒋峰等等曾经的“青春文学”作家，一方面坚持以“青春经验”“区隔”纯粹体制化和商业化文学，另一方面也在反思和超越起步时的“青春”套路，为人称道的创作包括《茧》《我们家》《1988，我想和这个世界谈谈》《北京折叠》等。另一批没有走新概念之路的80后、90后也以新代际的经验书写，丰富了“青春”的内涵，如郑小驴所表达的“另一种青春”，魏思孝、郑在欢等书写的“小镇青年”，或是甫跃辉的都市漂泊者等等。

　　以“青春”为方法探索“文学”新的空间，此举在商业领域也有呼应。出版公司开始联合作家打造与纯粹的“体制化”和“市场化”不同的平台。继2008年张悦然推出《鲤》书系，2010年韩寒推出《合唱团》后， 2011年，最世文化公司推出“文艺风”杂志，包括《文艺风赏》《文艺风象》。郭敬明的话似乎重复了上世纪末《萌芽》的态度，他说：“我们想打造一个高端的、符合并引导当前青年阅读趋向和心理取向的纯文学杂志。”此举并不简单地是最世文化公司的商业操作。与之合作的长江文艺出版社北京图书中心总编辑安波舜设定了刊物的“他者”：“不少曾经先锋、锐利的杂志成为‘三俗’的垃圾箱，成为圈子文学的名利场，是无聊文人和体制内人员最后的大锅饭。”安波舜的这段话固然偏激，但出发点值得肯定，在反思“文学性”的意义上重提“青春文学”，重新焕发起“青春”的先锋性和创造性。

　　这种具有先锋性和反抗性的“青春”在“新概念作文大赛”中就存在。正如“新概念”推出之初不被认可的文学方式和审美趣味，2006年后失去轰动效应后的“青春文学”的某种坚守和反思也表达着新的文学观和世界观。只是此时的“青春”不再理直气壮，不再势如破竹，而是在“规训”和“剥削”的环境下，在“犹疑”和“分化”的状态中存在。

　　笛安主编的《文艺风赏》是这方面的代表，散布在杂志、网络和出版界的作品虽然没有固定的圈子和平台，但表现出了统一的倾向，呈现出“分化”语境下“去中心化”的“青春经验”。在文学观方面，《文艺风赏》并不拘泥于“纯文学”文体，甚至持“大文学”观念。如《文艺风赏》杂志一方面关注文学讯息，报道“纯文学”的大事件，如2016年10月的杂志有“回望鲁迅，鲁迅逝世80周年纪念”的讯息，另一方面关注包括影视、绘画、摄影、建筑、科技等各个领域的进展。在这样的同时性结构中，文学的边界变得模糊，文学作为符号性系统的特性被凸显，文学与社会生活各个方面的关系被展开。并且，在杂志中，看不到宏大叙事笼罩下的文学，看到的是“发散性”的文学。该文学观有着新世纪“后现代”的气息，解构本质化的文学认定，破除文学的克里斯马光环，对“意义”的生成充满怀疑。颜歌曾表达“我个人认为，写作时不应该用‘意义’去决定人、事、物的价值，中国文人也应该有‘拿得起，放得下’的姿态。其实‘轻’是一个很难的东西。”所谓“轻”的文学，不是指轻浮、欲望化的文学，而是指“去中心化”“去本质化”的文学。该文学拥抱边缘、日常、个体，看似远离政治，但背后表达的是新自由主义的世界观。

　　在时空构造方面，“后青春”时期的“青春文学”也表现出“去本质化”“去中心化”的特质。在“空间”想象方面，《文艺风赏》以“星群”来构造“世界想象”。匹斯堡、莱斯特、昆明、花莲、斯德哥尔摩等等“地方”被予以共时性的叙述。叙述并不强调国别和政治的差异，也没有本土/异域的结构。相较于“青春文学”产生之初叙事时间呈现“本质化”和“空洞性”的特点，“后青春文学”开始出现“历史”。张悦然的《茧》回应了1970年代中国的历史，颜歌的《我们家》回应了改革开放的历史。在历史叙述中，“我”不再是旁观的全职叙事者，而是历史的承接者。张悦然说“我想要知道我处于历史的什么地方，在这个坐标轴中，我究竟算是处在哪一点？”不过这种“历史”不是有着宏大意义的“史诗”，只是个体化的历史。

　　在社会结构想象方面，“后青春”时期的“青春文学”也打破了原有封闭的资产社会。无产者的声音，或者无产者与小资声音的碰撞和互动开始出现。《文艺风赏》杂志刊载了大量有关农村、底层的小说。杂志曾对社会进行这样的描述：“经济增长下滑，实体经济凋敝，城市竞争加剧……在这样的背景下，底层上升通道被封闭的说法，这几年来频繁被提起。”由此来审视底层小人物白日梦（《陈二狗的妖孽人生》）的价值。在《最小说》杂志上，落落讲述了一个无产者的要求如何打破了小资封闭自足的心灵空间，让后者感觉到了不安和落寞。由此落落谈及小资“生活”的狭隘和可笑，“我们生活的圈子依然非常狭小近乎纯净，所以有时候上着网吃着快餐看着美剧用着代购来的护手霜，就觉得至少大部分人的生活都是这样”“经常说‘需要体验生活’，有时候想起这句话也不免失笑。在自己的尝试中，所体验的生活，到最后依然只是从五十步走到了百步而已……”

　　2016年笛安在《最小说》创刊十周年时感慨，“人生最可怕的事，便是得意忘形至错觉巅峰一瞬会持续至永远。”自2006年后，“青春文学”从“巅峰一瞬”滑落，在“体制”和“资本”的挤压下进入“后青春”时代。这时，“青春文学”已不再是改革语文教育或青年写作的“成果”，也与生理性年龄无关，而是通过对“青春经验”的“固守”和“反思”，试图实现另一种反抗——在“体制”和“市场”之间敞开新的文学空间，是以“青春”为“方法”继续探索文学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