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靖

　　福楼拜（1821-1880）

　　乔治·桑（1804-1876）

　　一八六三年一月三十一日，福楼拜（1821-1880）给乔治·桑（1804-1876）写信：“也许这个夏季的某一天，我会给您个惊喜。因为我想见您、想与您对话的愿望非常强烈。”在这封信的结尾，福楼拜提出了一个不情之请：“我经常独自一人在乡下的书房待上好几个月，如果那里能有一张您的画像挂在墙上，必然是件令人愉悦的事情。这一请求是否轻率？”后者的回复同样温馨而热忱，由此开启了两位作家长达十数年的书信往来。二人之间的关系迅速升温且始终不渝—照法国著名文学评论家法盖（?mile Faguet）的看法：这两位截然不同的作家居然能够如此相亲相爱，“简直令人惊奇”。

　　一

　　对于今日读者而言，除了专业人士，恐怕很少有人会捧读乔治·桑，然而在一个半世纪前，乔治·桑的文学声望却如日中天：文友巴尔扎克对她推崇备至，曾敦请她为《人间喜剧》撰写序言；小仲马评价她的文字奇妙无比—它们“是达·芬奇画出来的，是莫扎特唱出来的”；雨果热爱她的田园小说，称之为堪与古罗马诗人媲美的“法国农事诗”。不仅于此，根据评论家们的看法，乔治·桑的文學影响力甚至远及英格兰：同时代的小说家夏洛蒂·勃朗特、盖斯凯尔夫人和诗人马修·阿诺德都深受她的启发—乔治·桑宣扬女性解放的小说（如《康素爱萝》《莱莉亚》《玛丽安娜》等）帮助英国人挣脱了清教文化的束缚，使得“女性情欲的表达合法化”，很大程度上也改变了维多利亚时代英国文学的面貌。

　　与乔治·桑相比，福楼拜虽然以《包法利夫人》（1857）一炮走红，但此后数年间并无杰作迅速跟进—他每部小说平均创作时间在五年以上—由此导致他在文坛“令名不彰”。而当时文坛流行的风尚恰好是“以量取胜”。勃兰兑斯在《十九世纪文学主流》中曾列举巴尔扎克、大仲马等人“手不停挥地写作，作品堆积如山……大仲马定期地制造着作品，他同时发表四五部小说，而且有很多人来同他合作，一年之间就可以创作出一大架子书”。欧仁·苏《巴黎的秘密》（1842）的篇幅是《包法利夫人》若干倍，是名副其实的大部头，但终不害其为长期霸榜的“头号畅销书”。在这一点上，乔治·桑与福楼拜似乎是天然的“两极”：与巴尔扎克等人相比，无论是作品数量还是质量，她皆不遑多让—这也是福楼拜对她心悦诚服的一个主要原因。

　　福楼拜苦心孤诣埋首创作，但对于自己的成果一向缺乏自信。《圣安东的诱惑》初稿完成后，他向好友布耶（Louis Bouilhet，1822-1869）等人当面诵读，结果遭到严厉批评，差点将手稿全部扔进壁炉。他新近完成历史小说《萨朗波》（1862），内心“颇不自安”—本次致信乔治·桑主要目的之一便是想听取这位文学大师的意见。结果令他喜出望外：乔治·桑对这本书甚为推许，尤其是书中所展示的“文体的力量”—她同意她的好友、批评家圣伯夫的论断：作为名医子弟，“福楼拜先生捉笔就和别人操刀一样”。

　　一八六六年八月末，乔治·桑应邀造访福楼拜“隐居”的克鲁瓦塞别墅，后来她在日记中写道：“我在一点钟到达鲁昂。我看见福楼拜和一辆车在车站等我。他带我观光市容，参观美丽的古建筑物，真是美不胜收……晚上，福楼拜给我念一本极好的书—《圣安东的诱惑》。我们在他的书房里，一直谈到两点钟。”返回诺昂城堡的家中后，乔治·桑向福楼拜写信道谢：“我受到您（和家人）热情款待，十分感动。”信末致意“我全心全意地爱你”。不久，她又应福楼拜母亲之邀，与福楼拜一同“回家”。

　　在同年十一月的日记中，乔治·桑详细记述了这次旅行：“下午和福楼拜一起从巴黎出发，车开得很快，气候适宜，景色迷人，谈话投机。在鲁昂车站，我们见到福楼拜的母亲和她另一个当医生的儿子（按：福楼拜的长兄）。在克鲁瓦塞，我们先在花园散步，然后聊天，吃晚饭，接着又读书聊天，直到一点半。床铺舒适，睡得很熟。”第二天，“天气好极了，从花园一直散步到果园。工作。我在我的小房间里觉得很舒服，很暖和。一起吃晚饭的人有福楼拜的外甥女及其丈夫……我们又谈到两点半，一起抽烟、聊天。凌晨四点，我们才道别”。

　　根据传记作家爱德华兹（Samuel Edwards）在《乔治·桑：现代第一位开放的女性》（George Sand：A Biography of the First Modern， Liberated Woman，1972）中的研究，考虑到两位作家之间的年龄差距（相差17岁）以及个性方面的巨大差异（乔治·桑是社交明星，喜爱抛头露面和四处旅行；福楼拜是隐士作家，生活离不开他的别墅和手稿），二人之间突如其来的亲密之情的确让人颇感意外。麦肯齐（A. L. McKenzie）编译的《乔治·桑-居斯塔夫·福楼拜书信集》（2009）收录了双方十余年时间里的四百八十余封书信。乔治·桑当面一般称呼福楼拜为“我的行吟诗人”，书信中有时候则直接称他为“可爱的小傻瓜”；福楼拜则几乎每封信开头都尊称她为“亲爱的大师”。放眼文坛，确实“很难见到两个性格迥异之人如此亲近”（《乔治·桑》）。

　　事实上，这一段忘年交自有其特定的历史渊源和生活背景。当时乔治·桑年近六旬，在文艺界属于“祖母级的”人物，在现实中也多以慈祥的老奶奶形象示人：日常活动除少量写作外，常以园艺、烹饪、裁剪以及和孙辈一同玩耍为赏心乐事，年轻时代与缪塞、肖邦、梅里美等人的风流韵事早已化为过眼云烟。而福楼拜本人尽管处于中年，但他长期患有精神类疾病（癫痫时有发作），感情之旅亦屡遭挫折，加上文学作品饱受争议（《包法利夫人》尚未出版即以“有伤风化”罪被告上法庭，其他几部作品也横遭指摘），这种种经历令他垂头丧气，因此亟须一双善良温柔之手抚慰他的心灵，并帮助他重塑自信—以上种种因素综合考量，乔治·桑无疑是最佳人选。

　　作为无话不谈的知心朋友，福楼拜与乔治·桑在缺少即时通信工具的年代，居然敢隔空约饭（二人居处相隔300公里），其中需要克服的种种困难可以想见。根据贾米森（Anne Jamison）在《福楼拜与桑的情书》（Love Letters：Flaubert and Sand）一文中的描述，二人约会场景如下—“我会尽最大努力，在周日八点钟离家，以便和你一起吃午饭。”乔治·桑写道。“你到达巴黎时，告诉我会面地点。到那时，我们将另外来一次非正式晚餐，边吃边谈。”福楼拜回复。而他之所以愿意长途跋涉前往赴约，是因为：“我不喜欢自己一个人吃饭。我必须把某个人的想法和让我高兴的事联系起来，但这种人很少见……可以肯定的是，因为有你，我体验到一种特殊的情感。”

　　二

　　今日的研究者（如《福楼拜的鹦鹉》作者朱利安·巴恩斯）倾向于运用弗洛伊德学说，将这种感情上的依恋解读为“恋母情结”—福楼拜此前交往的女友（从埃莉萨·施莱辛格到露易丝·科莱）无不属于这一类型。然而，通过研读双方存世的往来书信（有部分被双方亲属销毁），不难发现，他们最为关切、着墨最多的并非情感问题，而是对文艺理论和创作实践的探讨。大多数情况下，乔治·桑扮演诲人不倦的导师形象，福楼拜则是洗耳恭听的小学生。但在某些原则性（如浪漫主义与现实主义之高下，以及文艺要为什么人服务）问题上，他也会秉持立场，固执己见。结果自然是谁也不能说服谁—双方的思想交锋不仅留下了法国文学史上最为优美的一批文学书简，更深刻影响到世界范围内二十世纪至今的小说创作与文学思潮。这也是我们当下回顾这一场文学师徒之争的意义所在。

　　就对待文学创作的态度而言，乔治·桑认为写作只是生活的一部分，“神圣的文学，它在我的生活中，只是第二位的”。排在第一位的是家庭、亲情和友情。在她看来，写作固然要传达思想，但许多时候也有现实的压力和经济的考量（她是法国文学史上首位凭借写作自立的女作家）。正因为如此，她可以在众人言笑晏晏的场合抽身而退，返回书房奋笔疾书。这一高度自律的习惯她保持终身。据传记作家记载，晚年的乔治·桑通常白天忙于家务及酬酢，但当客人沉睡以后，她却要坚持写完额定的二十页小说。她的写作特点是一挥而就：从不誊抄，也很少修改，而且常常是一本书刚结束，她就开始着手写另外一本。用她自己的话说，“我从事写作就像从事园艺一样”—一切都是自然而然，水到渠成。

　　福楼拜对此叹服不已。他自承患有“写作困难症”：任何一个词，必须经过反复推敲，才能安置到最合适的位置—而且别无替代；否则他便要将这一句（乃至一整页）抹掉重来，如此反复，往往奋笔一天，纸上留存不过寥寥几行。友人曾开玩笑，他辛苦大半个月，有时尚不及乔治·桑一晚所得。这一精益求精的创作态度几乎体现在他每一部作品当中：《包法利夫人》中的“农展会”一章改写至少七次，《萨朗波》若干章节重写达十次之多，《情感教育》在另起炉灶后也是数易其稿。但他本人貌似甘心忍受这种“酷刑”—一八五二年六月二十六日，他在致友人马克西姆·迪康（Maxime DuCamp）的信中曾宣称：“我宁肯像狗一样死去，也不肯提前一秒钟写完不成熟的句子。”对福楼拜而言，“艺术高于一切”（这也成为日后唯美主义的宣言），因此，“一部诗集要比一条铁路更重要”。

　　此外，福楼拜倡导小说的“科学化”（左拉据此尊称他为“自然主义之父”，尽管他本人对此敬谢不敏）。在《情感教育》中，为描写女主人公阿尔努夫人之子喉炎的症状，他不仅仔细研读相关医学著述，而且亲自“住院”两周，近距离观察患病的儿童。为精准描绘小说中阿尔努一家所处的经济困境，他不厌其烦向理财顾问及代理诉讼人咨询详情。为描写一八四八年某日，男主人公弗雷德里克乘坐马车从枫丹白露返回巴黎的场景，他央求亲友前往搜集具体信息：当日马车班次、经停何处以及沿途情形。在福楼拜眼中，尽管本书并非历史小说，但他却立志要将此书写进历史，因此它必须经得起历史的检验。为弄清革命爆发时，男主人公身处的确切位置，他致信好友朱尔·迪普朗（Jules Duplan）：“你是否记得巡回医院的情况？如果你还记得起那个星期巴黎夜晚的一些情景，请写信告诉我。我的主人公在二十五、二十六日晚（最后一个夜晚，因为到26日一切就都结束了）游荡在巴黎街头。”

　　从这个意义上说，福楼拜堪称法国文学史上第一位“材料派”大师。为撰写最后一部小说《布瓦尔和佩居谢》（未完成），他仔细阅读了至少一千五百部作品，笔记卷宗厚达八寸—他身后整理出的各类笔记更多达三万页。不难想象，假如上述材料能够顺利转化为文字，福楼拜怕不也要成为“巴尔扎克式的”大作家？当然这绝无可能发生—福楼拜私下曾横议巴尔扎克“不会写作”。

　　或许出于不同的文学理念，对于福楼拜的下笔谨慎，乔治·桑曾坦言：“您艰难地进行写作，使我颇感惊讶。”因为，“每当看到老朋友很费力地写小说时，我对自己轻而易举地写完一部小说便感到怀疑和泄气，并认为我写出的一定是相当拙劣的文学”。（1866年11月29日）受到此等“谬奖”，在某个周六的早晨，福楼拜谦虚地写信回复：“您的思路宽阔流畅，奔流不息如一条大江。而我的思路，则是一条细细的水流。要形成一个瀑布，我需要在艺术上做出很大的努力。”但这的确是文学导师乔治·桑对他的寄望—希望他不要过度纠结于创作的知识背景，而应该像司汤达、雨果（以及她本人）那样肆意挥洒生花妙笔：“那么，就让你的心思随风飘动吧，让你的创意自由驰骋吧。”（同上）然而也正是在这一点上，作为浪漫主义作家的乔治·桑和现实主义作家福楼拜产生了较大分歧。前者从理想出发，认为“艺术家的使命就是去歌颂甜蜜、自信和友谊，从而提醒那些或麻木不仁或心灰意冷的人，让他们相信纯粹的道德、温情和基本的正义仍然存在于这个世界”（《小法黛特·序言》）。因此她的作品无论情节多么曲折，环境如何险恶，最终的目的都是讴歌正义、公理—让世界充满爱。

　　与之相反，福楼拜不仅是文学的“苦行僧”，更是地道的恨世者。像同時代的尼采和王尔德一样，他认为人生虚妄，充满喧哗与骚动，但毫无意义—这也为他的所有作品定下了基调。一八七五年十二月十八日，乔治·桑在给福楼拜的信中写道：“我们下一部作品要写什么呢？当然，你会勾勒凄凉（desolation），而我会给予慰藉（consolation）……你只会一边煞费苦心地隐藏起个人情感，一边将它们描述出来。然而，人们很容易透过字里行间体会你的情感，这会让你的读者愈发悲伤。”

　　三

　　在這一阶段的往来书信中，乔治·桑一方面肯定福楼拜的艺术追求和成就—“福楼拜是一位伟大的探索者”，但同时也毫不留情地批评他只关注生活的阴暗面，“把丑恶指给人看”，但“对人生缺乏一种明确的和广大的视野”，失之于狭隘偏颇。作为理想主义的浪漫作家，乔治·桑本人尽管也在作品中批判社会现实，然而她的目的从来不是发泄仇恨，而是弘扬仁爱。照后世批评家的观点，在她的文学词典中，似乎从来没有恨，只有爱。

　　这里就牵涉到文艺作品要为谁服务的问题。乔治·桑秉持文以载道的文学观—评论家往往称她的小说为“教育小说”。尽管身为贵族，但她的视角始终力求平民化，对民生疾苦饱含同情—她在《木工小史》中曾宣称：“人民从整体来说是伟大的、完美的，从个体来说却是脆弱的、可怜的。”因此，在她看来，文学就是美化，通过美化缓解人生的痛苦悲伤，这也是文学艺术家首要的职责。她一直坚信，文艺作品的功能不仅仅是批评和讽刺—这只是现实丑恶的一面，但除此之外，现实从来不乏美好的一面。

　　与悲天悯人的乔治·桑不同，福楼拜不仅憎恨平庸的资产阶级，也瞧不起劳苦大众。像与他同名的社会学家勒庞（巴黎大学校友，比福楼拜晚20年入学，《乌合之众》的作者）一样，福楼拜断言“大众通常都是愚蠢的”。一方面，福楼拜能够欣赏乔治·桑的“大众小说”，也高度认同她“爱的艺术”；但另一方面仍坚守自己的创作道路，“你的出发点是先见，是原则，是理想……而我呢，可怜的东西，我胶在地上，活像穿了一双铅铸的胶鞋”。很显然，福楼拜憎恨这庸常的世界，一如乔治·桑对它的热爱。他在与友人翟乃蒂夫人谈论雨果诗作《凶年集》（LAnnee Terrible）时断言：“憎恨是一种道德，我的朋友乔治·桑恰好缺乏恨意。”

　　一八七一年九月，福楼拜收到乔治·桑赠书后写信道谢，同时再次发表感言：“啊！亲爱的，我亲爱的好老师，如果你能恨就好了。仇恨正是你所欠缺的。你拥有斯芬克斯一般伟大而神秘莫测的眼睛，但你眼中的世界蒙上了一层金色光辉。那是来自你心中的太阳；深重的暗影遮住了你的双眼，因此你再也无法认清事物。”很显然，这是对之前女作家批评他视角“狭隘”的回应。他形容乔治·桑是“用心灵的眼睛注视未来”，因此她“看到的是光明的理想”。而他本人善于观察现实，因此所见皆是丑陋阴暗。但他不无骄傲地宣称，“我不能换掉我的眼睛”。

　　沉默一周后，乔治·桑写信回复福楼拜，并将两封信（隐瞒了福楼拜的身份）一同刊载于《时报》（Le Temps）的双周专栏。她在回信中反问道：“什么，你想让我停止去爱？你想让我认同，人性从来都是，将来也是可鄙可恨的吗？你怎能斥责我的痛苦为软弱，将我的痛苦视为对逝去幻想的天真惋惜？你从何断言人类从来都野蛮，农民从来都愚钝，牧师都是伪君子，中产阶级都是懦夫，军人总是强盗？你说自年轻时起，你就知晓了这些，并从未产生过怀疑……难道你从未年轻过吗？”

　　去世前不久，乔治·桑在给福楼拜的一封长信中再次开导这位门徒：“你太爱文学，它会杀死你。你无法消灭人类的愚蠢。我，并不忌恨愚蠢，相反，我用母性的视角去审视它们，因为它们是童年，所有的童年都值得敬畏。而你，你看你多憎恨它们，为此你掀起了怎样的战争！你太博学多才又聪明绝顶，以至于你忘记艺术之上还有些什么—是智慧啊，艺术的顶端是智慧啊—这绝不仅是一句陈词。智慧包容一切，真、善、美，还有随之而来的热情。智慧教会我们看到我们自身之外并高于我们的事物，通过慢慢地凝视和欣赏，我们将其融会贯通。”一八七六年一月十二日，在另一封书信的结尾，她谆谆教诲福楼拜必须牢记作家的神圣使命：“我们对自己和我们的同类负有义无反顾的职责。我们与他们的命运息息相关。”

　　或许被导师的殷殷之情感化，抑或是被导师作品中倡导的“诗意生活”打动，福楼拜在阅读新近出版的《玛丽安娜》后致信乔治·桑，“这次我是彻底地、毫无保留地佩服您”。此外，他又汇报了自己下一部创作计划：“您会在我这部《淳朴的心》（A Simple Heart，1877）中看到您给我带来的直接影响，而我并不像您所想的那么顽固。我相信，这部作品里的道德倾向，或者说是人性的辉光，一定会让您满意！”

　　《淳朴的心》收入短篇小说集《三故事》，被公认为福楼拜晚年思想性与艺术性俱佳的一部杰作。可惜他再也无法聆听导师的意见和教诲了—作品发表前一年（1876年6月8日），乔治·桑因病去世，留给福楼拜无尽的悲哀与伤恸。他在葬礼上“哭得像一头小牛”，感觉“就像又一次埋葬了我的母亲”。一八七六年六月二十四日，他在写给乔治·桑之子莫里斯的信中说，聊以自慰的是，他本人终于“完成了专为她写的短篇小说，那是关于鹦鹉的故事……这部作品可以说是承载了我们共同的梦想”。在书信末尾，福楼拜充分肯定了乔治·桑作品的价值和影响力：“当你与她重逢之时，当你的两个小女儿的曾孙与她的作品相会之时，很久以后—也许是几个世纪后，当我们不再为周围的人和事感到困惑时，同我们一样的心灵，将与她的心灵同时颤动！到那时，人们会阅读她的作品，追随她的想法去思考，也会因她所爱而去爱他人。”这是小说家福楼拜对导师乔治·桑的礼赞，也是这位文学大师面向未来的预言—毕竟，从来没有一成不变的文学史。

　　时至二十世纪，文学评论家居斯塔夫·朗松在《法国文学史》（1912）中赞誉乔治·桑的“过人之处”在于“超越人物的局限，进入一种普遍的存在”，认为这是天才的标志—尽管这样的天才短时间内很难被世人了解。用诗人的话说，灵魂的成型需要一辈子时间（加缪语），而“理解一颗伟大的心灵，往往需要几个世纪”。

　　参考文献：

　　1. ?mile Faguet， Flaubert， trans. Mrs. R. L. Devonshire， Boston and New York： Houghton Mifflin Co.， 1914；

　　2. 勃兰兑斯，《十九世纪文学主流：法国的浪漫派》（第五分册），李宗杰译，人民文学出版社，2018年；

　　3. Samuel Edwards， George Sand： A Biography of the First Modern， Liberated Woman， David McKay， 1972；

　　4. A. L. McKenzi， ed.， The George Sand-Gustave Flaubert Letters， Echo Library， 2006；

　　5. Jean-Paul Sartre， The Family Idiot： Gustave Flaubert， 1821–1857，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