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靖

　　按照彼得·盖伊在《现实主义的报复》（又名《历史学家的三堂小说课》）一书中的看法，《荒凉山庄》可视为狄更斯“泄愤”之作—早年其父曾因负债被判入狱，他本人日后也屡屡遭遇司法不公，于是将满腔悲愤化为匕首和投枪，向维多利亚时代的“恶法”开战。无独有偶，《诺顿英国文学选集》的主编福特（George H. Ford）也认为，狄更斯從人道主义立场出发，矛头不仅指向腐败的司法制度，更进一步指向整个统治阶级，并由此将小说家称为“愤怒的无政府主义者”。

　　《荒凉山庄》的故事情节围绕“詹狄士诉詹狄士”（Jarndyce v Jarndyce）案展开。该案涉及一笔巨额遗产：遗产分配存在多份真伪难辨的遗嘱，以及由此产生的信托（牵连若干个受益人），因此无法确定财产继承人。小说女主人公戴洛克男爵夫人（Lady Dedlock）早年失足，与一名上尉生下私生女埃丝特（Esther）。后者被与该案有关的“荒凉山庄”主人约翰·詹狄士（John Jarndyce）收养。男爵家庭律师图金霍尔侦知这一隐私，伙同他人实施敲诈。男爵夫人不堪其扰，被迫离家出走，死于一场暴风雪。图金霍尔被同伙谋杀。由于各级官员贪赃枉法，久议不决，竟使该案在大法官庭积压拖延长达二十年之久。

　　在故事结尾，尘封已久的遗嘱在故纸堆中被发现，证据确凿，法官终于可以做出裁决，但直到此时人们才意识到：整笔遗产刚好抵销诉讼费用。而二十年间驻守“荒凉山庄”、跟诉讼案死磕的一众人等因伤心绝望，非死即疯。唯有纯洁善良的埃丝特与表兄秘密成婚，从此过上安宁幸福的生活。

　　在全书对大法官庭做出彻底揭露和批判后，狄更斯正告读者：“纵有天大的冤屈，还是忍受为上，千万不要到这里来！”

　　一、大法官庭之弊

　　英国小说名家G. K.切斯特顿（G. K. Chesterton，1874-1936）在《荒凉山庄》再版“导言”中写到，狄更斯小说开头无不“引人入胜”，而本书开头尤为“精彩绝伦”：第一章“大法官庭”对雾都伦敦的刻画细致入微—而大法官庭恰好处于黑暗和迷雾的中心地带—与第二章外表光鲜亮丽的“上流社会”恰成鲜明对比。显然，这一象征手法也为全书奠定了基调。

　　“头上笼罩着迷雾般光轮”的大法官庭，又称正义法庭，最早创立于十四世纪。与之相对的普通法法庭在当时臭名昭著，因此，素有“正义源泉”之称的国王创立了这一法庭，强调它应当建立在“良心、道德、公平和平等”原则之上。它根据特殊规定，不受英国普通法的约束，由此发展出一套自成体系的“大法官法”。大法官代表君主施行公正仁义，由此亦享有“皇家良心保管者”（Keeper of the Royal Conscience）之美称—朝野上下普遍相信，凭借大法官的睿智和良知，可以有效纠正偏差，最大限度地维护社会公平与正义。

　　自设立之初，大法官庭专门承办有关遗产、契约方面的法律纠纷。时至十九世纪中叶，大法官庭承揽的业务范围不断扩大—由遗产、契约之类传统官司，扩展至基金信托和股权质押等现代商业纠纷案。案情复杂程度远过于从前，而司法从业人员的专业技能却并未同步提升，加上制度性腐败，导致案件越积越多，民众怨声载道。更让人无语的是，大法官庭以“恪守传统”为名，坚持程序正义，以至于“即使是没有争议的案件，也要花很长时间来裁决，这等于是对正义的否定”（Law Meets Literature： Bleak House and the British Court of Chancery，2015）—由此也铺就了制度滥用的一张温床。

　　大法官庭一方面效率低下，另一方面却又收费畸高。除了正常案件调查取证的费用，案件审理期间，当事人另需支付多种额外费用，包括办公费、律师咨询及辩护费，以及各方文件复制（誊抄）费。此外，审理期间一旦有涉案人员亡故，整个诉讼程序就必须推倒重来。

　　大法官庭由大法官独立主持，但此举并未让它成为一个能作出明智判决且行之有效的机构，因为大法官庭“主要解决公平和财产问题，而非法律问题，会采用不同原则做出判决”。在狄更斯看来，大法官造就了“一团永久的乱麻”，并使得大法官庭及其周边地区成为“一个从上到下浸透着毒液的病态的黑暗世界”。

　　在小说的开篇，狄更斯以第三人称视角描述了英国司法体系中存在的大量腐败行为，“承办那件案子的各式各样的律师—其中有两三个是接替父亲承办此案的，他们的父亲都靠此发了财”。很显然，“詹狄士诉詹狄士”案件属于“继承式”办案—法官的儿子还是法官，由此造成“葫芦僧判断葫芦案”的乱象也就不足为奇了。

　　在狄更斯看来，英国司法的腐败除了大法官，还包括法院推事及其僚佐—小说家将后者描述为腐败的“配角”。“上至推事—在他那成堆成堆的档案上，詹狄士诉詹狄士案的那些布满灰尘的证件已经揉得不成样子—下至‘六书记官办公厅的抄写员—他在那个一成不变的标题下写了多少万页大法官庭的对开纸—谁的性格也没有因此而改好。”

　　根据官吏任用条例，推事属于官差，他们高薪受聘，其工作是审查收集到的证据，并提前报告这些证据是否适合提交至大法官处。推事本身只拥有法官赋予的权力，而且由于推事和法官之间需来回交涉，在一个案件中就可能会耗费大量时间。值得注意的是，推事享有在内庭审查项目的权力，且有首席书记官辅佐，而首席书记官又有自己的办事员协助……因此，懒惰散漫、效率低下便成为常态。此外，推事无权拍板做决定，凡事还要经大法官裁定，如此循环往复，让整个制度的效率更加低下。关于推事职能的滥用，狄更斯不无愤慨地写道：“欺诈蒙骗、闪烁其词、延宕拖延、毁证弃书、挑起纠纷，以及种种的弄虚作假，所带来的这一切都不会有什么好结果。”

　　相互推诿乃是当时英国司法界之常态，如“大法官庭向一般法院提出问题，一般法院又向大法官庭提出问题；一般法院发现自己不能办这件事情，大法官庭则发现自己不能办那件事情”；由此造成的情形是，“这个法院也好，那个法院也好，如果没有这个律师和这个辩护士分别为A方出主意和出庭，没有那个律师和那个辩护士分别为B方出主意和出庭，甚至连他们能办些什么事情都不敢说”。

　　律师也难辞其咎。正如小说中当事人控诉的那样：“我不知道有没有人知道。律师们已经扭曲了这个案件，让它变得奇幻诡谲，案件原来的是非曲直早已无从谈起……我们总是一直在出庭又退庭、宣誓、审问、上诉、再上诉、争论、盖章、提申请、咨询和报告，同大法官和他的所有随从们周旋，为了费用煎熬，直到死亡，化作尘土飞扬。”其结果是，大法官庭别无所有，唯有“堆积如山的昂贵废话”。

　　小说主角之一德洛克爵士是典型的守旧派，在第五十三章，他对巴克特探长大谈国家机器的分工：“我们这些协助制定法律的人，不应该阻碍或干涉那些执行法律的人。或者……也不应当阻碍或干涉那些维护法律威严的人。”表面上看，这番言论义正词严；然而事实上，唯命是从的巴克特探长“更像是爵士聘用的私人侦探”。一八三二年是英国选举制度“改革之年”，但德洛克爵士依然故我，他“以候选人的身份发表演说，就像一个可观的大订单被立刻执行”，而把另外两个属于他的席位当作“不太重要的零货订单，寄发给下面的人”。

　　詹狄士案中文件数量之多也堪称“一大传奇”。在狄更斯笔下，当庭审理时，法警“带来了一堆堆、一袋袋的文件”，在座“二十三位戴假发的先生”一番争论后，宣布“驳回”本案，于是，更多的文件“在办事员把它们送进来之前又被重新打包”。至于为何需要如许“海量”的文件，答案只有一条：每名推事及其书记官所雇佣的“抄手”必須“接活”—如狄更斯所说，“英国法律的一条重要原则是：为业务而开展业务”。于是，“在这场可悲的官司的全部过程中，每一个当事人都必须一再地收到有关这个案子的每一件事情的抄本，而这些逐渐累积起来的事件已经写成了一车又一车的文件（你只付钱，不拿抄本也行，一般人都是这样，因为谁也不要这些抄本）；每一个当事人都必须团团乱转，为了诉讼费、手续费，乌烟瘴气和行贿贪污的事情，奔忙得好像在地狱里跳土风舞一般”。

　　凭借高超的艺术手法，狄更斯不仅展示出以大法官庭为代表的英国法律的腐朽性和破坏性，而且揭示出在资本主义条件下法律所具有的神秘的邪恶性质：“那些卖法律专用纸张的、收购法庭废纸的、抄写法律文件的、向诉讼人放高利贷的，等等，他们像一窝窝的霉菌滋生在法的机体上，构成一个扩散于社会机体的病灶。”唯其如此，正如同时代作家斯蒂芬（James Fitzjames Stephen）在《作为政治家的狄更斯先生》（“Mr Dickens as a Politician”，1857）一文中所说，在这位小说家眼里，“大法官庭是一个可恶的组织，它应该被斩草除根”。

　　二、《荒凉山庄》背后的官司

　　由于精妙的悬疑设计（本书常常被称为英国“首部侦探小说”）和栩栩如生的人物塑造，《荒凉山庄》在连载期间引发了广泛关注，但文学市场的爆红也给作者带来了不小的麻烦—让他无端陷入一系列笔墨官司当中。小说中刻画的律师斯金波（Harold Skimpole）是个社会“寄生虫”，四处招摇撞骗，声称他“只为诗和音乐而活”，名媛仕女往往被他的花言巧语迷惑，以至于甘愿忽略他对朋友和家人不择手段的压榨和剥削。本书出版后，作家利·亨特（Leigh Hunt）主动对号入座—早年此人曾因在《检查者》（The Examiner）撰文嘲讽摄政王是个“身材肥胖、言而无信的浪荡子”，遭监禁两年；出狱后以文学崇拜者身份依附拜伦，后倒戈一击，与昔日恩主反目成仇。他声称狄更斯假借斯金波这一角色对他进行“影射”（像小说中人物一样，利·亨特欠钱从来不还，认为这是他人对天才“应尽的义务”），并放言欲与小说家对簿公堂。

　　与此同时，当世著名哲学大师、功利主义哲学代表人物约翰·密尔（John Stuart Mill）对狄更斯也大为不满—小说中对慈善家杰利比太太（Mrs Jellyby）多有调侃，语含讥诮，属于胡乱编排，“恶意歪曲了一位具有人道主义和独立精神的女性”。在密尔看来，这类描写不仅反映出作家本人的自私褊狭，同时也大大降低了这部号称写实主义小说的可信度。

　　但密尔显然低估了本书的写实主义成分。照狄更斯在《荒凉山庄》“序言”中的说法，书中的主要案例，无不来源于现实生活，“案子是根据真人真事写成，基本上没有更改”，尤其是当时大法官庭正在审理的两个案件，它们“赋予了他独特的灵感”。其中一个案件约二十年前受理，据说最多一次有三四十名律师同时出庭，截至当前（1853年8月），诉讼费用已高达七万英镑。令人咋舌的是，“与最初相比，案件几乎毫无进展”。另一个著名的诉讼案，始于十八世纪末，至今悬而未决，而该案件消耗的经费之巨，“比七万英镑的一倍还要多”。

　　小说刚开始在报刊上连载时，狄更斯收到了斯塔福德郡一位加林诺先生寄送的小册子，名为 《大法官庭：从系统和书面程序看其内部缺陷》（1848），文中涉及一桩三百英镑的遗产纠纷案，结果法律诉讼费远超涉案总金额，使得当事人—一位殷实的农场主—濒临破产。

　　此外，狄更斯一八五三年致友人的一封书信也曾提及，他在小说创作之初，潜心研究了一系列财产继承案例。其中首先引起他关注的是查尔斯·戴（Charles Day）的遗嘱纠纷案。戴是一名靴子染色制造商，他于一八三六年去世，一八三七年诉讼案开始，至少持续到一八五四年才算告一段落。

　　除上述案例外，据考证，狄更斯的灵感还有可能源自历时一百一十七年（1798-1915）的詹宁斯案。詹宁斯号称当时“英国最有钱的平民”，他是英王威廉三世的教子，曾任第一代马尔博罗公爵丘吉尔的副官，退役后在伦敦从事慈善事业。詹宁斯以九十七岁的高龄过世，身后留下两百万英镑的巨额财产。由于遗嘱存疑，众亲属为争夺遗产继承权大打出手。到狄更斯创作《荒凉山庄》之时，该案刚好行程过半，而此时积累的律师及诉讼费已是“天文数字”。根据《绅士杂志》的调查报告，其实詹宁斯去世后，法庭在他的“上衣口袋里发现了一份遗嘱，已盖章，但未签名”，因为“他当时忙于找律师商量如何执行遗嘱，出门忘了戴眼镜”，随后则将遗嘱签名一事全然忘却。出乎意料的是，这样一位九旬老人的“无心之过”，却给大法官庭及相关律师带来了无限商机。

　　也有学者认为，本书原型与十八世纪英国政治家雅各布·唐宁爵士（Sir Jacob Downing）有关。其祖父乔治·唐宁爵士（Sir George Downing，1685-1749）是英国著名外交家，功勋卓著，唐宁街即由他而得名（获国王查理二世“御赐”）。雅各布·唐宁爵士为人狂放不羁，身后无子。临终前，他在遗嘱中规定，用他的财产在剑桥建造一所新学院（即日后的剑桥大学唐宁学院），却不料由此引发了一场持续四十多年的诉讼—其夫人认为遗产应归她所有，于是向大法官庭提起诉讼。直到一八○○年三月，一切才尘埃落定。

　　与上述案例相比，比狄更斯早半个世纪的女作家夏洛特·史密斯（Charlotte Smith）的不幸遭遇显然对狄更斯的触动更大。女作家嫁入西印度富商理查德·史密斯（Richard Smith）之家，其夫是一名浪荡子，负债累累，走投无路之时不惜以家族地产作抵押。富商于一七七六年去世，女作家夫妇应得之遗产遭法庭扣押。本案经过长达三十六年的延宕，终于在一七九二年尘埃落定。然而，此时的“标的”总值已由当初的近四万英镑，急剧降至两万英镑，可谓缩水过半。本案差可安慰的唯一结果是女作家本人迫于生活压力，开始通过疯狂写作（诗歌、小说，兼做文学翻译）养家糊口，最终成为十八世纪中后期英国“最高产的”一位女作家。

　　当然，正如评论家霍尔兹沃斯（William S. Holdsworth）指出的那样，《荒凉山庄》的直接靈感更有可能源自数年前狄更斯本人的亲身经历（参见Charles Dickens as a Legal Historian，1929）。一八四四年初，狄更斯控告一家厚颜无耻的出版商大胆剽窃他的《圣诞颂歌》（1843），并向大法官庭申请禁令，禁止他人通过盗版牟利。他的申诉取得了法庭的支持，但与此同时，他必须支付一笔不菲的费用—比他应得的全部赔偿金还多。更糟糕的是，这家出版商不久宣告破产倒闭，因此这一版权官司又把狄更斯卷入更加棘手的法律纠纷，令他追悔莫及。用彼得·盖伊的话说，后来，狄更斯“感到无可奈何并哀叹无谓浪费了许多时间和精神，还有七百英镑的诉讼费”（《现实主义的报复》，刘森尧译，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23年），为此心痛不已。

　　一八四六年年底，又发生了一起出版商盗印事件。在当时，盗版屡禁不止，且此风由英格兰蔓延至美利坚，令狄更斯大为头疼，但这次他决定不采取任何行动。“宁可吃个大亏，”他在写给好友、文学评论家福斯特（John Forster）的信中说道，“也比吃法律的更大亏好些。我永远忘不了上次《圣诞颂歌》官司所带来的焦虑，花那么多钱，最后竟然得到如此不公的下场，我当时只不过要求属于我个人该有的权利而已，结果我反倒变得像个强盗，而不是被抢之人。”在信末，大作家感慨道：“法律的恶劣和粗暴实在已经教人恼怒到忍无可忍的地步。”

　　学界普遍认为，英国议会日后启动对大法官庭及相关司法条例的改革，与《荒凉山庄》揭露的“黑幕”及其引发的公共舆论大有干系。二十世纪的英国大法官丹宁勋爵（Lord Denning）甚至断言，从一定角度看，狄更斯小说对英国司法改革的贡献，远远超过法学家吉里米·边沁。

　　三、狄更斯与法律的“硬刚”

　　《荒凉山庄》并非狄更斯和英国法律体系的第一次“硬刚”。众所周知，早年由于父亲被捕入狱，狄更斯曾一度辍学，进入“黑工厂”当学徒，这一段满心屈辱的经历成了他终身挥之不去的梦魇。后来，通过自学法律和速记，他成了大法官庭的一名法庭记者（《荒凉山庄》中若干具体情节描写大多基于他当年的观察和记录）。也正是在这段时间，他对大法官庭及英国法律有了更为深入的了解：“英国法律的一大原则就是聚敛钱财。”或正如他在《荒凉山庄》第一章所说：“遍街烂泥都不能与伦敦大法官庭的愚昧盲行和败坏风气相提并论。”事实上，在本书对以大法官庭为代表的英国司法制度作出全面揭露之前，他在好几部作品中已然对司法体系中存在的“痼疾”发起了进攻。

　　在早期带有自传性质的小说《匹克威克外传》（1837）中，狄更斯描写了一桩违背婚约的诉讼—“巴德尔诉匹克威克案”，并通过这桩案件对当时英国离婚法加以嘲讽。该法令设置重重障碍，很大程度上剥夺了民众的离婚权，使得无数婚姻不幸的家庭陷入绝望的境地，是地地道道的恶法（狄更斯本人和妻子长期分居，但无法正式离婚，可谓深受其害）。后来，他在《艰难时世》（1854）中对包括离婚法在内的英国婚姻法大加挞伐，似乎非此不足以平胸中一口恶气。

　　在同样创作于一八三七年的《雾都孤儿》中，狄更斯批判了“假模假式”的济贫法。（后期，他在《我们共同的朋友》［1864-1865］中，对其“伪善”的揭批更为深入：孤苦无靠的老妇希格登［Betty Higden］到处流浪，宁可死在田野上也不肯走进折磨穷人的“济贫院”。）并由此推而广之，将矛头指向整个司法体系—用书中人物班布尔先生（Mr Bumble）的话说，“法律，是驴，是白痴”，同时更是一个笑话。

　　值得注意的是，狄更斯不仅在文学作品中对司法制度进行抨击和嘲讽，在现实生活中，他同样与之做不懈斗争。一八四○年，狄更斯在伦敦马利伯恩（Marylebone）法庭担任陪审员，负责审判伯吉斯（Eliza Burgess）谋杀案—这名济贫院的年轻女人被控杀害亲生的婴儿。狄更斯坚信这一指控缺乏证据，且“违背人性”，于是竭力为之辩护。他首先找到昔日内殿律师学院同学理查德·多恩（Richard Doane），说服这位名律师出手相助—多恩曾任边沁的秘书，在法律界人脉深广。随后，狄更斯又恳请济贫院的博伊德医生出庭作证：婴儿的气管中存在异物，在被发现时已然气绝身亡。最终法庭判决，谋杀罪名不成立，伯吉斯小姐被当庭释放。

　　同时，作为法律腐败的一个明确表征，本该用于改造罪犯的监狱却沦为犯罪的渊薮，狄更斯对此感到痛心疾首。在继《荒凉山庄》之后的《小杜丽》（1855）及《远大前程》（1860）等小说中，狄更斯进一步控诉法律对负债人的残酷迫害—在有产者看来，贫穷负债就是犯罪。此外，他还结合早年生活经历，刻画了马厦尔西、弗利特、纽盖特等伦敦几座主要监狱，对“暗无天日”的监狱制度，尤其是债务人监狱制度进行了猛烈抨击：像神话故事中可怕的蜘蛛精，包括监狱在内的英国司法体系其实质在于“吃人”—正如狄更斯在《荒凉山庄》中强调的那样，以上种种，足证“英国法律不只是愚蠢，同时也是邪恶”。

　　在狄更斯看来，英国司法体系的邪恶和冷酷，用“效率低下”来形容太过温和。他在《小杜丽》中“创造”了一个名为“拖拉部”（Circumlocution Office）的机构，其座右铭是：“如何不了了之”（How not to do it）。众所周知，早在莎士比亚时代，哈姆雷特王子便将“法律的拖延”视为人生一大苦难，而在维多利亚时代，这一顽症不仅未得纠正，反而变本加厉—仿佛一台巨型绞肉机，除非将所有涉案之人粉骨碎身，它绝不会善罢甘休。通过全面描绘詹狄士案，狄更斯深刻揭示了大法官庭的本质：它用烦琐的司法程序和可怕的官僚主义死死纠缠当事人，直至将他们逼疯。从这个意义上看，诚如哈佛法学院教授罗伯特·科尔斯（Robert Coles）在《查尔斯·狄更斯与法律》（“Charles Dickens and the Law”，1983）一文中所言，狄更斯称得上是卡夫卡的“直系前辈”。

　　职是之故，早在十九世纪三十年代，英国的有识之士便已建言大法官庭改革，规定大法官庭推事享有固定工资，额外收取费用或酬金则属于犯罪行为，一经查实，将被起诉。一八四二年，大法官庭迫于外界压力，被迫实行“自我革命”，裁撤了若干“无用的办公室”。同年三月，《泰晤士报》刊发重磅文章，宣称大法官庭这个名字代表着恐怖，是“一个吞噬一切的深渊，一个有去无回的陷阱”，并将普通民众的不幸归结为大法官庭的不所为和胡乱作为—各个疯人院里都有被它折磨得不成样子的精神病人，每块教堂墓地都有无数冤死之人。作为国家机器的法律最终却沦落为少数人谋取私利的工具，因此必须加以革除。

　　在民众的积极响应下，大法官庭改革运动在十九世纪五十年代步入高潮。《荒凉山庄》开始连载后不久，一个奉命调查大法官庭的委员会向议会提交报告，认为该庭程序费时甚多、烦琐复杂、花费巨大。由于案件被反复陈述和反陈述、举证和反举证，尽管当事人对事实并无实质性的争议，双方也会一直相互纠缠下去，劳民伤财。尤可甚者，调查发现，大法官及其僚属的薪水只占其个人收入的一小部分，他们的绝大部分“灰色收入”皆源于挪用庭审费用，中饱私囊。随后，议会颁布法令，彻底改变取证方法，用固定薪水代替各种巧立名目的收费，以杜绝以权谋私的乱象；同时，全面清除推事办公室。这也意味着，经此改革，一切司法审判皆由一名法官主导执行。法庭审判效率由此得到大幅提升。

　　经过一系列改革，昔日作为王权派出机构的大法官庭终于在一八七三年宣告解体—由高等法院（High Court of Justice）取而代之。至此，这一散发腐朽气息的庞然大物终于寿终正寝。而走完这一历程，英国花费了整整五百年。

　　狄更斯和他的《荒凉山庄》在此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而本书最直接的创作灵感，据彼得·盖伊交代，乃是源于小说家和他的拥趸—时任首席大法官登曼勋爵（Lord Denman）—的一次闲谈。后者抱怨法庭审理案件出现诸多拖延现象，纯粹是“因为国家吝于为法庭提供足够的法官”。或许正是这句话，触发了狄更斯“必也使无讼乎”的满腔愤怒。

　　参考文献：

　　Abrams， M.H.， ed. The Norton Anthology of English Literature. The Victorian Age. Edited by Carol T. Christ and George H. Ford. New York： W. W. Norton， 2000;

　　G. K. Chesterton.“Introduction.” Charles Dickens. Bleak House. J.M. Dent & Company， 1907;

　　James Fitzjames Stephen. “Mr Dickens as a Politician.” Saturday Review， January 3， 1857;

　　Coles， Robert. “Charles Dickens and the Law.” Virginia Quarterly Review 59 （Autumn， 1983）： 564-586;

　　《荒涼山庄》，[英]狄更斯著，黄邦杰、陈少衡、张自谋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8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