燕宏博

　　笔者收藏一册《古声韵讨论集》，是杨树达赠予吴承仕的签名本，书前环衬页有杨氏亲笔题签：“检斋仁兄正之，弟树达”（按：检斋即吴承仕）。此书一九三三年十二月北平好望书店初版，是杨树达辑录的一部古声韵著作。书中收文六篇：论声四篇，钱大昕《古无轻唇音》《舌音类隔之说不可信》，章太炎《古音娘日归泥说》，曾星笠《喻母古读考》；论韵两篇，汪荣宝《歌戈鱼虞模古读考》，杨树达《之部古韵证》。钱、章、曾、汪文章原是杨树达令其侄杨伯峻抄录，以研习古音韵。杨伯峻学有所悟，杨树达认为这些文章对他人研习古音韵亦有裨益，故将这五篇文章，附上自作《之部古韵证》，辑录刊布。杨著《之部古韵证》当然亦是力作，按章太炎《二十三部音准》中“之部”，考证了五十余例“误读之字”的“古音”，以分晓古今音变。

　　杨树达（1885-1956）乃语言文字学家，从文字训诂、金石考据到推动汉语语法体系建立，皆有重要贡献，学问向为学林推重。他的著作有《词诠》《积微居小学金石论丛》等三十余种，至今沾溉后学。故陈寅恪有谓：“当今文字训诂之学，公（杨树达）为第一人。”

　　吴承仕（1884-1939）如今不常见人说起，其实这是一个很值得纪念的人物。他精于经学与训诂，作为学问大家，更于民族危亡之际奋起投身救亡运动。吴氏字检斋，安徽歙县人。其五岁进私塾，十八岁中举人。一九○七年清政府“因仿旧例，而行举人与恩、拔、副、岁、优贡之会考”，吴承仕为一等第一名，时称“朝元”。旋被点为大理院主事。辛亥革命后，任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司法部佥事。一九一四年，章太炎因反对袁世凯被“精神病”，吴承仕以司法官探视问候，笔录章氏绪论成《菿汉微言》，成为章氏弟子。一九二七年，因北洋政府杀害李大钊，吴承仕愤而离开司法部，专心教职，曾任北京师范大学国文系主任、中国大学国学系主任；一九三○年起，接触马克思主义。一九三五年，创办《时代文化》等进步刊物，参与组织一二·九运动；次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一九三七年“七七事变”后，到天津开展地下工作；一九三九年九月因病于北平去世，终年五十六岁。

　　吴承仕在音韵训诂方面的代表作是《经籍旧音辨证》，经学方面如《经典释文序录疏证》《三礼名物》《淮南旧注校理》等，亦为当日学界所推崇。在章门弟子中，吴承仕自是出类拔萃。章太炎曾效仿太平天国封五名弟子为“五王”，天王黄侃、东王汪东、西王朱希祖、南王钱玄同，北王即吴承仕。时人亦将黄侃与吴承仕并称“南黄北吴”，章太炎评价吴承仕“文不如季刚（黄侃），而为学笃实过之”。

　　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杨、吴二人即被认为学问精深。黄侃曾说：“北京治学诸君，自吴检斋、钱玄同外，余（嘉锡）、杨（树达）二君皆不愧为教授，其他则不敢知也。”但二人的学术情谊，似无人考察。今据杨树达《积微翁回忆录》、吴承仕百周年纪念筹委会所编《吴承仕同志诞生百周年纪念文集》及其他资料，大致钩沉出他们二人交往情况。

　　杨、吴学术志趣相投，曾共同组建学术社团。一九二二年五月，由吴承仕创办，杨树达、邵瑞彭、程炎震、洪汝闿、孙人和、朱少滨、尹石公等人参与的“思误社”开始活动。思误社每两周集会一次，主要探讨音韵校勘方面的学问。“思误”出自北齐邢子才语“日思误书，更是一适”。所谓“误书”，乃校勘不善之书，邢子才的意思是每日思考书中谬误，尤为惬意之事。思误社后易名思辨社，活动如旧。陈垣、高步瀛、陈匪石、席鲁思、邵伯絅、徐森玉一班学者陆续入社，吴承仕曾致函陈垣谈及活动事宜。

　　因经常探讨学问，杨、吴都钦佩对方学识。杨树达评价吴承仕学问称：“检斋为章门高第弟子，学问精实。其同门多在北大任职，以检斋列章门稍后，每非议之；实则以检斋学在己上妒忌之故。”杨树达读吴承仕《淮南旧注校理》时，自承“服其精实”。杨树达与吴承仕探讨《尚书》及古礼制，说自己“愧不及也”。吴承仕亦肯定杨树达学问。一次二人交流治学心得，杨树达“举近日用义类贯串新知告之”，吴承仕认为“为前人所未道也”。吴承仕与杨树达讨论《淮南旧注校理》，曾采纳杨树达的建议。

　　吴承仕向章太炎推介杨树达。杨树达撰成《古书疑义举例续补》，由吴承仕寄呈章太炎求教。章太炎评价说“用心亦审”，所论《管子》“唯毋”字义，“谓为下句省文，足规高邮之过”。一九三二年三月二十八日，章太炎与黄侃赴北平。吴承仕宴请老师与学长，特邀杨树达作陪，当面把杨树达介绍给老师。不久，又专门陪同杨树达携文拜谒章太炎。之后向杨树达转达章太炎的嘉勉：“湖南前辈于小学多麤觕，遇夫独精审，智殆过其师矣。”杨树达则举贤不避友。任北京师范大学国文系主任时，即邀请吴承仕到北京师范大学任教。一九二六年八月，杨树达接受清华大学聘任，辞去北京师范大学国文系主任职务，推荐吴承仕为国文系教授，并接任系主任。

　　学人交往，赠送、题签著作是应有之义。吴承仕赠杨树达著作，有《唐写本书舜典释文笺》《淮南旧注校理》《经典释文叙录疏证》《六书条例》等，并用篆字为杨树达《增补老子古义附汉代老学者考》题签，印在首页。杨树达赠吴承仕著作，除笔者所得《古声韵讨论集》，坊间曾见《周易古义》。杨树达在回忆錄中称“以《古书疑义举例续补》贻诸友”，《高等国文法》“寄到十册，分赠诸友人”，且多次记载将新旧著作赠送师友，想来其中应有赠予吴承仕的。因吴承仕藏书散佚，《杨树达日记》未刊，只有留待后人研究了。

　　吴承仕逝世后，杨树达极为关注他的后事。一九四○年五月，清华同事吴景超拜访杨树达，杨树达询问吴承仕去世情况，方得知吴承仕“以病卒，传言倭寇毙之者，非也”。一九四八年，孙蜀丞与杨树达相会，谈到吴承仕临终前曾写信给孙蜀丞“以遗稿相托”，但“检斋之子不肯相付”。杨树达满是惋惜。一九五五年十月，孙蜀丞告诉杨树达“齐燕铭遍收吴检斋遗稿，为之付印”，杨树达表示“真可喜也”。杨树达赠予吴承仕的题签

　　两位先生学术上的相知，非为无由，或源于二人都具开放通明的思想、勇猛无畏的性格和伟大的爱国精神。

　　首先是极具“趋新”的眼界。一八九七年，湖南巡抚陈宝箴创办新式学堂时务学堂，延揽梁启超为中文总教习，李维格为西文总教习。年仅十三岁的杨树达考取第一班学生，不仅学习中、英文，且从梁启超学习“民权革命之说”。一九○○年，杨树达入求实书院，除学习经史，还学习英文、算学等“新学”。一九○五年，杨树达考取公派赴日留学名额，在日本度过了六年的学习生活。在日期间，杨树达“喜治欧西文字；于其文法，颇究心焉”，并将“欧洲文字语源学etymology”作为研究中国文字学的“思想来源”，“酌采欧西文法之规律，而要以保存国文本来面目为期”，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中国语言文字学。吴承仕同样极具“趋新”意识。他虽然师从章太炎习经学、小学，但不同于乃师学问“守旧”，而是广泛汲取包括马克思主义在内的新思想、新学问。他的《五伦说之历史观》《中国古代社会研究者对于丧服应认识的几个根本观念》《竹帛上的周代的封建制和井田制》《语言文字之演进过程与社会意识形态》等文章，已经明显带有现代学理意识。对吴承仕趋新，“闻者群以为怪，交口訾之”，唯有杨树达充分理解和肯定。杨树达认为《五伦说之历史观》“剖析精微，令人心折”。针对吴承仕“近日颇泛览译本社会经济学书”，杨树达对“以为怪”者说：“君与余看新书，人以为怪，犹可说也；若检斋为太炎弟子，太炎本以参合新旧起家，检斋所为，正传衣钵，何足怪也？”

　　杨、吴二人的新思想不仅在于治学，亦体现在社会实践、追求正义和社会进步。杨树达在湖南“驱张运动”中发挥骨干作用。一九一八年，张敬尧任湖南省省长兼督军，实行残暴统治，学界人人愤慨。毛泽东、杨树达等人领导开展驱张运动，成立“湖南驱张请愿代表团”，赴北京到国务院请愿。一九二○年六月，张敬尧迫于压力“由湘出走”，驱张运动取得胜利。吴承仕则参与组织一二·九运动（史立德《忆检斋师于一二·九运动前后数事》）。他“冒着寒风，奔走街头”，与青年学生“并肩前进”，“在各校的教授间进行串联，组成教育界抗日救国会”（余修《遗教风范，长留人间—追念吴承仕同志》）。他还以笔为枪，撰写讽刺犀利的文章抨击反动统治。一九三四年至一九三六年，他创办《文史》《盍旦》《时代文化》等杂志，发表很多针砭时弊的杂文。如《国歌改造运动》讽刺国民党党歌，《我们要自由，同時要自由的保障》呼吁争取“吾人享受民主政治下人民应有之最低权利”。

　　九一八事变后，吴承仕作为北京师范大学教授会主席，立即举行全体会议，一致通电南京政府，要求抗日救国；杨树达在日本学者桥川时雄来访时，则“痛责日本人侵略之无理”。全面抗战爆发后，杨树达听说平型关大捷，“闻朱德第八路军大胜倭寇，可喜”。当战事极恶，国民政府迁都重庆，“思之令人欲绝”。当“闻日前津浦线我军大捷”，“为之振奋”。当听广播布告“倭奴主力舰被击沉四艘”，则“狂喜”不已。杨树达撰著《春秋大义述》，“意欲令诸生严夷夏之防，切复仇之志，明义利之辨，知治己之方”（《春秋大义述自序》）。以学术研究表现抗敌救国之热忱，与陈垣《通鉴胡注表微》、钱穆《国史大纲》，并为当时学者报国之泣血著作。吴承仕在七七事变北平沦陷后，以自家三泰茶庄为据点，“利用运货的茶箱收藏、转运进步书刊和党的文件，坚持抗日工作”（杨明德《检斋先生在师大》）。后转移到天津继续从事抗日活动，为党内刊物《时代周刊》撰稿和筹措经费（张致祥《忆我的老师和同志吴承仕》）。现收于《吴承仕文录》的《袈裟与手枪》一文，应是据当时剪报收集的。

　　阅读杨、吴著作，探寻杨、吴事迹，内心钦佩之意总不禁油然而生。他们的学术贡献，他们的爱国热忱，都让人感到他们是中国现代史上的两座不朽丰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