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子善

　　《山野掇拾》出版前后

　　《山野掇拾》是画家、作家孙福熙（1898-1962）的第一部散文集。

　　孙福熙，字春苔，系孙伏园之弟。他负笈法国，《山野掇拾》是写他留法时在法国乡间旅行的所见所闻，书稿得到了鲁迅的校正。

　　鲁迅日记一九二三年八月五日云：“晚孙伏园来，并持春台里昂来信。”十二日云：“夜校订《山野掇拾》一过。”十三日云：“夜校订《山野掇拾》毕。”十四日云：“上午寄伏园信并还《山野掇拾》稿本，又附寄春台笺。”到了一九二四年一月八日，鲁迅日记还云：“下午孙伏园来部……即付五元豫约《山野掇拾》《纺轮故事》各五部。”可见鲁迅为《山野掇拾》的校订和出版付出心血不少。

　　一九二五年二月，《山野掇拾》由北京新潮社初版。同年九月九日，鲁迅日记云：“小峰、学昭、伏园、春台来，并赠《山野掇拾》一本。”这是孙福熙自法归国后专诚拜访鲁迅，奉上这部鲁迅为之操心的《山野掇拾》，他在书上题字曰：

　　豫才先生：

　　当我要颓唐时，常常直接或间接从你的语言文字的教训得到鞭策，使我振作起来；这次，你欲付印《山野掇拾》也无非藉此鼓励我罢了，我不敢使你失望，不得不从新做起；而我没有时候再来说这书中的缺点了。孙福熙

　　《山野掇拾》问世后即受到朱自清注意，他写下书评，刊于一九二五年六月亚东图书馆出版的《我们的六月》，对此书评价甚高：

　　写着的只是“大陆的一角”，“法国的一区”，并非特著的胜地，脍炙人口的名所；所以一空依傍，所有的好处都只是作者自己的发见……此书却兼记文化—如Vicard序中所言，所谓“文化”，也并非在我们平日意想中的庞然巨物，只是人情之美；而书中写Loisieux村的文化，实较风物为更多：这又有以异乎人。而书中写Loisieux村的文化，实在也非写Loisieux村的文化，只是作者孙福熙先生暗暗地巧妙地告诉我们他的哲学，他的人生哲学。所以写的是“法国的一区”，写的也就是他自己！他自己说得好：

　　我本想尽量掇拾山野风味的，不知不觉的掇拾了许多掇拾者自己（原书二六一页）。但可爱的正是这个“自己”，可贵的也正是这个“自己”！

　　朱自清又进一步指出，“孙先生是画家，他之爱自然风物，是不用说的；而自然的风物便是自然的诗，也似乎不用说的。孙先生是画家，他更爱自然的动象，说也是一种社会的变幻”。的确，孙福熙是用一个画家的眼光来打量他所描绘的法国乡野的风土人情，《山野掇拾》就是文中有画，画中有诗。而全书的装帧、版式和插图也确实与众不同。封面彩图《扣动心弦深处》是另印粘贴在封面上，独树一帜。全书共四幅作者自作插图，最后一幅《在夕阳的抚弄中的湖景》是朱自清的“最爱”，以至发出“本书的装帧与安排，正如湖景之因夕阳抚养而可爱”的感慨，更充分地体现了作者无论撰文还是作画都“细磨细琢的功夫”。

　　孙福熙读到了这篇书评，把朱自清引为知己。《山野掇拾》一九二七年二月改由北新书局再版，孙福熙在再版本末尾加上一段类似新的后记的话，其中第一段如此回应朱自清的品评：

　　感谢佩弦兄，在《我们的六月》书中作文批评《山野掇拾》。那时他与我还没有现在的相熟，但他早已十分的知道我的心了……

　　巴金说“梦想的个人生活”

　　一九三三年一月十六日，上海《东方杂志》第三十卷第一期推出“新年特辑”，邀请京沪等十一个城市的二百四十四位各界人士撰写“新年的梦想”。撰稿人涵盖面甚广，有作家、艺术家、教授、官吏、实业家、职员、学生等。还有外籍人士，如美國人伊罗生。作家就有柳亚子、谢冰莹、郑振铎、巴金、郁达夫、老舍、叶圣陶、胡秋原、钱君匋、李青崖、盛成、俞平伯、茅盾、施蛰存、周作人、章衣萍、洪深、林语堂、夏丏尊、曹聚仁（以刊文先后为序）等人，均为一时之选。还请丰子恺等绘制多幅漫画，与文字相映成趣。

　　这个“新年特辑”总题“新年的梦想”，自然应景，但并不奇特，奇就奇在总题之下，又有两个分题，一为“梦想的中国”，另一为“梦想的个人生活”，从国家到个人。换言之，撰稿人应以这两个分题各撰一篇短文。大部分作者都照办了。不过也有例外，周作人就只回答了前一题，而且是抄录其旧著《看云集》中一小段话塞责。

　　然而，总题之下有两个分题，这就出了问题。由于这两个分题的文章各自排印，后来的研究者在辑录作者《“新年的梦想”》一文时，往往只注意第一问，即把作者对第一问的回答视为对“新年的梦想”全题的回答，而忽略了第二问，漏收作者对第二问的回答。当年我编《郁达夫文集》就只收了郁达夫谈“梦想的中国”这篇，而遗漏了谈“梦想的个人生活”的另一篇。这个失误，新出的《郁达夫年谱》（浙江大学出版社2021年11月初版）已经纠正。

　　同样的疏漏也出现在《巴金全集》中。一九九三年初版的《巴金全集》第十八卷（佚文集上卷）“一九三三年”部分，首篇就是《“新年的梦想”》，也只有总题之下的“梦想的中国”篇，而未收“梦想的个人生活”篇。现将巴金这篇集外文照录如下：

　　我个人的生活里不敢有什么梦想，黑暗的现实把我的梦景全都摧毁了。在这一片血泪的海上，我无论如何是不能够建造我理想中的美丽的天堂。在这时候我只能够有一点小小的希望，这希望也许就是不能实现的梦想罢。

　　我的希望是什么？自由地说我想说的话，写我愿意写的文章，做我觉得应该做的事，不受人的干涉，不做人的奴隶，不受人的利用。靠着自己的两只手生活，在众人的幸福中求得自己的幸福，不掠夺人，也不被人掠夺。

　　我有一个先生，他说过这样的话：“我希望每个家庭都有住宅，每个口都有面包，每个心都受教育，每个智慧都得着光明。”假若这就是他的梦想，那么我的也是这个。我也相信个人是和社会分离不开的，要全社会得着解放，得着幸福，个人才有自由和幸福可言。

　　巴金此文是他“梦想的中国”中所说的“在现在的这种环境中，我连做梦也没有好的梦做，而且我也不能够拿梦来欺骗自己”的进一步发挥，强调自己“只能够有一点小小的希望”，那就是“自由地说我想说的话，写我愿意写的文章，做我觉得应该做的事……”巴金的思想后来几经变迁，直到晚年，随着《随想录》的诞生，他终于真正实现了这个“小小的希望”。从这个意义讲，这篇短小的集外文，是值得巴金研究者注意的。

　　未刊之书

　　现代文学史上有一些著译虽已广告，却最终未能出书，这当然是很令人遗憾的。未出之书又分好几种情形。第一种情形是，其实后来还是刊行了的，只是书名有所变动，如我以前介绍过的周作人译外国诗集《陀螺》，李金发著新诗集《食客与凶年》等。《陀螺》最初广告书名《华鬘》，《食客与凶年》最初广告书名《荒年的食客》，待到出版时才改成现名，《华鬘》与《荒年的食客》就只剩一个书名而无书了。一九三六年六月，上海杂志公司广告将出版《望舒少作》，但半年后出版的却是《望舒诗稿》，而《望舒少作》也只剩下了一个书名。

　　第二种情形是虽然广告了，最后确实没有出版，如我以前介绍过的叶灵凤编《琵亚词侣画集》。又如施蛰存的长篇历史小说《销金锅》，一九三六年一月《良友图画杂志》第一一三期封底的“良友文学丛书”广告中，此书被列为“丛书”第二集第五种，广告中是这样推介《销金锅》的：

　　本书是作者第一个长篇创作，以南宋时代的临安城作背景，从一些小百姓的日常生活中反映一个亡国的社会状况。作者以写历史小说著名。这部长篇，更是他的精心之作。

　　可惜这部“精心之作”未能写成，也未发表部分章节，只留下一个书名和一段广告词，给读者留下无限的遐想。施蛰存还有一本新诗集《纨扇集》，也广告了，最终也未见踪影。一九三五年十月，戴望舒主编，脉望社出版的《现代诗风》第一册问世，其中第四页上印了一则“本社拟刊诗书预告”，依次列出金克木《蝙蝠集》、侯汝华《海上谣》、陈江帆《南国风》、玲君《绿》、徐迟《二十岁人》和施蛰存《纨扇集》六种，《纨扇集》注明是“拟名”。结果金克木、侯汝华、徐迟三种在一九三六年另起炉灶，列入邵洵美主持的时代图书公司的“新诗库”而刊行，玲君的《绿》列入一九三七年上海新诗社的“新诗社丛书”也得以出版。这四种诗集都在新诗史上占有一定的地位。但《纨扇集》和《南国风》两种都一直未能编成付梓。当然，施蛰存和陈江帆两位发表在《现代》月刊上的诗理应编入两书，也是可以想见的。

　　这就涉及第三种情形了，即一些新文学作品集虽已广告书名，最终却未能出书，但我们今天还是可以根据广告提示的线索部分还原此书内容。不妨举徐志摩的《文学姻缘》为例。一九二九年，上海新月书店印了一册《新月书店书目》，在“新书出版预告”中竟有一本徐志摩的论文集《文学姻缘》，这个书名是如此陌生，在内地和港台已有多种版本的《徐志摩全集》中，都找不到这本书，可以肯定，此书虽已列入新月书店计划，却由于某种原因，一直未能问世。那么，有没有可能把此书部分还原呢？答案就在此书广告词中：

　　这是一本论文集，徐先生告诉我们他怎样的认识了世界驰名的文学家及其作品，如哈代，曼斯斐尔，泰戈尔，丹农雪渥，等等。文笔的清新艳丽，在当代是很少见的。

　　显而易见，所谓“认识”包括认识作家本人和认识作家作品两大部分。这则广告词中具体介绍了《文学姻缘》拟收的至少一部分内容，那么，如果反推回去，找出徐志摩写过的包括上述这几位在内的讨论外国作家的“清新艳丽”之文，应该就是《文学姻缘》的主要内容了。我想，大概有以下篇目—

　　《汤麦司哈代的诗》《厌世的哈提》《汤麦士时代》《谒见哈代的一个下午》《哈代的著作略述》《哈代的悲观》《曼殊斐尔》《再说一说曼殊斐尔》《泰戈尔来华》《太戈尔来华的确期》《泰戈尔》《丹农雪乌》《拜伦》《读雪莱诗后》《济慈的〈夜莺歌〉》《白朗宁夫人的情诗》《波特莱的散文诗》……

　　这些都是徐志摩一九二九年前写的，如果这样编一本《文学姻缘》，不也很有意思吗？

　　《野兽·野兽·野兽》的版本

　　现代畅销作家无名氏，最早把他写进文学史的是司马长风。司马在《中国新文学史》（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91年12月版）第五编“凋零期”（1938-1949）之“长篇小说竞写潮”中，写了“无名氏的《无名书》”这一节，不但将无名氏与徐訏并列，还将篇幅浩大、一九四九年之前已出版了前三卷的《无名书》与巴金的“人间三部曲”（《憩园》《第四病室》《寒夜》）、沈从文的《长河》和鹿桥的《未央歌》并称为这一时期长篇的“四大巨峰”。这样推崇《无名书》自会引起争议姑且不论，《无名书》的版本变迁一直混沌不明，却是无名氏研究的一個缺陷。

　　我藏有一部《无名书》第一卷《野兽·野兽·野兽》（以下简称《野兽》），土纸本，全书正文完整，共三百五十页，封面绿图衬红字，漂亮醒目，书脊印有“野兽·野兽·野兽”“无名氏著”“无名书初稿第一卷”“时代生活出版社刊行”等字样。但此书无版权页，也无版权页被撕痕迹，是否原书漏印或不印版权页，待查。

　　这部《野兽》封面之后有一页类似总序的《无名书初稿》说明，照录如下：

　　无名书初稿? 共七卷? 第一卷野兽·野兽·野兽? 第二卷海艳（注一）? 第三卷金色的蛇夜? 第四卷荒漠里的人（注二）? 第五卷死的岩层? 第六卷开花在星云以外? 第七卷创世纪大菩提

　　注一? 著者前在西安某报发表之长篇小说《一百万年以前》，出版时曾改用本书第二卷《海艳》之名，著者现决用原名。以后该书决仍以《一百万年以前》书名出版，《海艳》则为《无名书》第二卷。希读者注意。

　　注二? 著者前在贵阳某报曾以另一笔名发表长篇小说《荒漠里的人》，本书第四卷《荒漠里的人》内容与所发表的完全不同。

　　《无名书初稿》乃至后来的《无名书》七卷书目，已为世人所熟知，司马长风的文学史中就已引用，值得注意的倒是两个不为人知的注释。注一透露“海艳”这个书名其实用过两次，第一次是连载的《一百万年以前》首次出版单行本时所用，此书我也藏有一本；第二次才用在《无名书初稿》第二卷上。注二又透露“荒漠里的人”这个书名也用了两次，也是完全不同的两部长篇，不能混为一谈。无名氏曾以卜宁笔名在一九四二年八月至翌年七月贵阳《中央日报·前路》连载另一部《荒漠里的人》。但“西安某报”待查。

　　《中国现代长篇小说编年史》（陈思广著，武汉出版社2021年10月版）云，《野兽》初版本为上海时代生活出版社一九四六年十二月出版，真善美图书公司总经售，有封面和版权页书影为证。然而，这个初版本封面与我所藏《野兽》完全不同，版权页所印“主编者 无名书屋”，又列为“无名丛刊第四种”等，我的《野兽》也全无。我所藏《北极风情画》“渝二版”（1945年5月）土纸本末尾，刊有《野兽》“可于本年九月底出书”的预告。因此，我的《野兽》应是一九四五年九月或稍晚在重庆印行的一个版本，比一九四六年“初版本”早了一年多，既然是“无名书初稿第一卷”，理应比“无名书”初版本要来得早，真的属于“无名书初稿”，也许是《野兽》真正的初版本也未可知。但是，这个推断能否成立？仍待查。

　　此外，我所藏《海艳》也是土纸本，也无版权页，扉页印有“无名丛刊第三种 卜少夫（无名氏兄—笔者注）主编 无名书屋刊行”。到了《野兽》一九四六年“初版本”版权页，列出的“无名丛刊”依次为《北极风情画》《塔里的女人》《一百万年以前》《野兽·野兽·野兽—无名书第一卷》《海艳—无名书第二卷》五种，主编者则改为“无名书屋”了。可见无名氏对自己的小说，不但书名不断调整，编排也不断调整，《无名书》已成为“无名丛刊”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样调来调去，在现代作家中恐怕是绝无仅有的。对无名氏研究者而言，把“无名丛刊”和《无名书》的来龙去脉梳理清楚，还任重道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