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培凯

　　一

　　世上有许多偶然，难以解释得清楚。中国人受佛教影响，喜欢说“缘”，好像嘴里吐出这个字，就有了终极的答案，一切都清清楚楚，华枝春满，天心月圆，人人都得到满意的理解，不须再问。然而，有些逻辑性特强的死脑筋，总要穷根究底，认为宇宙大爆炸都应该有个理由，“缘”也得有个缘由，不可让理性懒惰，轻轻放过偶然是否也有必然缘由。就算解释不清楚，至少说说相关的联系，风马牛不相及，也得告诉我们风马牛是什么，及其不相及的原因，缩小漫无边际的“缘”，聚焦到可能相关的“缘”上。

　　這就说到我研究苏东坡了，是偶然的机缘，也有长期累积的原因。说是偶然，因为我从来没想过，要放下手边已经大体完成的几本书，另起炉灶，从头开始，去研究苏东坡这样宏大如莎士比亚的题目。要不是新冠疫情来袭，闷在家中，编辑也不再催促快要完成的书稿，我也不会把苏轼的诗文来回看了好几遍，同时将其作为我书法习作的主要对象，以纾解与调适郁闷心境。原来只是为了沉溺在诗歌的艺境中，当作治疗疫病隔离创伤的消遣，没想到一头扎进去，像是进了万花筒的世界。苏轼毕生的波澜壮阔，诗文的五彩缤纷，喜怒哀乐，生离死别，人间酸甜苦辣的经历，都历历在目，发人深省。细读苏轼诗文，让我感到这次疫疠带来的悲情，实在只是个人生命体验的小巫，而东坡先生一生波折激荡，超越困厄苦难，上升到豁达的心境，则反映了性灵体悟的能动性，蕴含生命意义的重大启发。东坡被后世誉为“坡仙”，固然显示人们对他崇敬的直觉，却在深层意识中，或多或少，触及他超越性的启示。就如高僧大德得道涅槃，在惊心动魄之中展示了难以企及的平常心，同时又因为苏轼不是出家人，更有人情温暖的亲切。他说过，人间有味是清欢。

　　我前前后后购置了所有能买到的苏轼资料，从影印的宋版到各种校注的诗文集、年谱、传记，为什么？是为了研究，当作学术课题来探索吗？不是，至少一开始不是。我买孔凡礼点校的《苏轼诗集》与《苏轼文集》，是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算来也近四十年了，一般只是翻阅，是当作消遣读物来读的，从来没有兴起研究苏轼的念头。一直到这三年疫情肆虐，我才憬然醒悟，原来我熟读苏东坡，让我在疫疠横行之际，“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麋鹿兴于左而目不瞬”（苏洵语），是有“东坡缘”，应该好好研究，述说苏轼超越人生苦难的心路历程，为我等俗世凡人开悟。

　　我少年时喜欢读苏轼的词，如《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的澄澈，《念奴娇·赤壁怀古》“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的豪壮。我理解的层次非常浮泛，真如辛弃疾说的“少年不识愁滋味，爱上层楼”，并不知道“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道出了他对弟弟苏辙忱挚深厚的兄弟之情，并由之衍生出人世的无奈与情谊的执着。至于读他的《念奴娇·赤壁怀古》，只感到豪情万丈，最欣赏“遥想公瑾当年，小乔初嫁了，雄姿英发”的潇洒，完全没有体会“人间如梦，一樽还酹江月”的历史苍凉，沧海桑田，白云苍狗，是与他贬谪黄州的心境有关的。中学时代，我曾经在校际比赛中朗诵过《赤壁赋》，还记得诵读到“飘飘乎如遗世独立，羽化而登仙”，感觉自己站在讲台上有一种凌然超脱的风神，好像完全体会了东坡的豪迈，“荡胸生曾云”“一览众山小”。这几年多次书写《赤壁赋》，特别是“且夫天地之间，物各有主，苟非吾之所有，虽一毫而莫取。惟江上之清风，与山间之明月，耳得之而为声，目遇之而成色，取之无禁，用之不竭，是造物者之无尽藏也”这一段，才憬然了悟东坡贬谪在黄州，是如何与苦闷的悲情相搏，从历史沧桑之中，体会了生命的当下意义。

　　中学时读胡云翼选注的《宋词选》，特别标榜苏辛词的豪放恣肆，超越了晏欧的清丽闲愁、柳永的艳情婉约，使我成为苏辛词开放洒脱“以诗为词”的拥趸。读到南宋俞文豹《吹剑续录》的记载：“东坡在玉堂，有幕士善讴。因问：‘我词比柳七何如？对曰：‘柳郎中词，只好合十七八女孩儿，执红牙板，歌杨柳岸晓风残月。学士词，须关西大汉，执铁板，唱大江东去。公为之绝倒。”以为这就是理解苏轼诗文的准则，直到多年后我反复通读苏轼诗文，特别是自己也经历过生命的波折，才知道这个说法的片面性，拿来理解苏轼诗文志向与内心幽怀，其实大谬，完全不能深刻体会苏轼诗文展现的生命意义。

　　胡寅（1098-1156）在《向芗林酒边集后序》中说词曲是古乐府的延续，特别比较了柳永与苏轼的词：“柳耆卿后出，掩众制而尽其妙，好之者以为不可复加。及眉山苏氏，一洗绮罗香泽之态，摆脱绸缪宛转之度，使人登高望远，举手高歌，而逸怀浩气，超然乎尘垢之外，于是《花间》为皂隶，而柳氏为舆台矣。”单以词学的发展而言，这个说法基本没错，苏轼的词，在文字艺术上的创新，的确“超然乎尘垢之外”，开拓与提升了审美心灵的境界，远远超越《花间集》与柳永的旖旎绮丽。但是，这个说法仅止于描述苏轼词的文学成就，不但没有涵括他的诗歌与文章，更未触及苏轼心灵境界的超升过程，根本无法呈现苏轼在文化意义上的伟大贡献。

　　二

　　苏轼的性格非常有趣，最让人难忘的是豪爽不羁、才华横溢，多少有点恃才傲物。他的豪爽与不羁，展现在俗世环境中，有时会刺激循规蹈矩的元老与当政的权贵，为他带来不少困扰。然而，他横溢的才华却不因政坛的挫折而铩羽，更在想象世界之中翱翔，通过心灵范畴的探索与追求，化作优美的文辞，在困厄中发现精神超越的海阔天空。苏轼晚年遭到放逐岭海的命运，几乎丧命在海南，在相当程度上是他昔日好友章惇一手造成的。那么，这个章惇是何许人也？他们年轻的时候怎么成为莫逆之交，又怎么老死不相往来的呢？说到底，都是因为政治斗争。两人站在不同的阵营，成了不共戴天的政敌。王安石推行新政，依附者成了新党，反对者则被目为旧党，新旧斗争，决不妥协，反复多次之后，出现你死我活的两军对垒情况，苏轼与章惇也就因为政见不同，终于选择在政坛割袍断义，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走我的独木桥。

　　他与章惇的交往与冲突，以及仕途升迁降徙，一个饱受诬陷与打击，几乎贬死海南，另一个则衡情量势，青云直上，最能呈现两人的性格与人生的抉择。他们原是好友，性格也有相似之处，都是豪迈不群、恃才傲物的人物，也都才华横溢，受人瞩目。然而，两人豪迈的天性虽然相似，待人处世的方式却大不相同。苏轼对人比较儒雅厚道，虽然不是“温良恭俭让”的典范，却在论人论事的豪放恣肆之中，保有一种憨厚与天真。他能够自己先退一步，像支裔繁多的大家族里，作为公正又体贴的当家人，尽心尽力为他人着想，干练却淳朴，最难得的是，还带着几分黑色幽默的自嘲。章惇则不然，像是严守家法的族长，有如司马迁描述的商鞅，“尊爵必赏，有罪必罚”，是“天资刻薄人也”（《史记·商君列传》）。王安石称赞商鞅，说“今人未可非商鞅，商鞅能令政必行”，自我期许新政的推行，也可以拿来形容章惇雷厉风行的行事风格。苏轼与章惇订交，一见如故，反映了两人性格相近，开始看不出其间的根本差异。两人都有“致君尧舜上”的宏愿，在政坛上经常展现自我主体的存在感，因此惺惺相惜，倾盖论交。说明豪迈性格，是他们当初结交的基础，但是牵涉国家大局的政策方针，对王安石新法的态度，以及随之而来的政治斗争，两人的选择就出现南辕北辙了。

　　《宋史》卷三三八《苏轼传》论苏轼的性格与遭遇，充满了同情与惋惜。一方面感慨他不能收敛飞扬跋扈的才情，以至于遭到攻讦与迫害，然而，志气与节义值得赞扬。另一方面则委婉陈说，认为苏轼没能成为宰相，固然是命运安排，或许造就了他在文章立言上的不世贡献，也是文化的大幸：

　　器识之闳伟，议论之卓荦，文章之雄隽，政事之精明，四者皆能以特立之志为之主，而以迈往之气辅之。故意之所向，言足以达其有猷，行足以遂其有为。至于祸患之来，节义足以固其有守，皆志与气所为也。仁宗初读轼、辙制策，退而喜曰：“朕今日为子孙得两宰相矣。”神宗尤爱其文，宫中读之，膳进忘食，称为天下奇才。二君皆有以知轼，而轼卒不得大用。一欧阳修先识之，其名遂与之齐，岂非轼之所长不可掩抑者，天下之至公也，相不相有命焉，呜呼！轼不得相，又岂非幸欤？或谓：“轼稍自韬戢，虽不获柄用，亦当免祸。”虽然，假令轼以是而易其所为，尚得为轼哉？

　　而章惇则在《宋史》卷四七一，被列为“奸臣”之尤，叙述他为官刚毅果断的作为，打击异己毫不留情，结尾是如此评论的：

　　惇敏识加人数等，穷凶稔恶，不肯以官爵私所亲，四子连登科，独季子援尝为校书郎，余皆随牒东铨仕州县，讫无显者。妻张氏甚贤，惇之入相也，张病且死，属之曰：“君作相，幸勿报怨。”既祥，惇语陈瓘曰：“悼亡不堪，奈何？”瓘曰：“与其悲伤无益，曷若念其临绝之言。”惇无以对。

　　《宋史》所呈现的两人性格，都是器识过人，气概不可一世。但苏轼对人和善，爱护身边亲朋好友不说，对老百姓也平等相待，深得民心；章惇则不同，《宋史》说他“穷凶稔恶”，是以儒家道德史观看待酷吏的惯例，尽其抨击之能事，让人感到这是一个十恶不赦的坏人。然而，所举的例证却是“不肯以官爵私所亲”，对自己的四个亲生儿子都不照顾，都不肯在官场上特拔提携，严守官场避嫌无私的纪律，绝不把权力私相授受给亲人。于此，我们可以发现，传统正史对历史人物的评价，有着强烈的道德偏颇，同情苏轼晚年遭贬岭海，就对贬谪苏轼的罪魁祸首章惇，毫不留情打上“奸臣”的历史烙印。其实，章惇对待政敌的态度，一以推行新政为第一考量，时常采取坚壁清野的策略，手段倾向赶尽杀绝，但不因立场不同而落井下石，也不因私人交情而妥协。

　　宋人对苏轼与章惇的交往，多有着墨之处，想来是感叹一代好友居然反目成仇，世事难料。《宋史·章惇传》一开头说的是他与苏轼年轻时的交往：

　　惇豪俊，博学善文。进士登名，耻出姪衡下，委敕而出。再举甲科，调商洛令。与苏轼游南山，抵仙游潭，潭下临绝壁万仞，横木其上，惇揖轼书壁，轼惧不敢书。惇平步过之，垂索挽树，摄衣而下，以漆墨濡笔大书石壁曰：“苏轼、章惇来。”既还，神彩不动，轼拊其背曰：“君他日必能杀人。”惇曰：“何也？”轼曰：“能自判命者，能杀人也。”惇大笑。

　　引述章惇冒生命危险，到万丈绝壁上题字的经历，出自曾慥《高斋漫录》：

　　苏子瞻任凤翔府节度判官，章子厚为商州令，相得欢甚。同游南山诸寺，寺有山魈为祟，各不敢宿。子厚宿，山魈不敢出。抵仙游潭，下临绝壁万仞，岸甚狭，横木架桥。子厚推子瞻过潭书壁，子瞻不敢过。子厚平步以过，用索系树，蹑之上下，神色不动，以漆墨濡笔大书石壁曰：“章惇、苏轼来游。”子瞻拊其背曰：“子厚必能杀人。”子厚曰：“何也？”子瞻曰：“能自拼命者，能杀人也。”子厚大笑。

　　章惇这种年少轻狂的事迹，大概苏轼见到不少，两人年轻时候的交游，充满了无限乐趣。陈鹄《耆旧续闻》记载苏轼在凤翔为官，与章惇酒后出游，见到章惇吓唬老虎的氣势，颇可作为后世《水浒传》武松打虎的张本：

　　子厚为商州推官，子瞻为凤翔幕佥，小饮山寺。闻报有虎，二人酒狂，勒马同往观之。去虎数十步，马惊不敢前。子瞻曰：“马犹如此，着甚来由。”乃转去。子厚独鞭马向前去曰：“我自有道理。”既近，取铜沙锣于石上攧响，虎即惊窜。归谓子瞻曰：“子定不如我。”

　　这两段记载发生在宋英宗治平元年（1064）正月，当时章惇商洛令任期刚满，特别约了友人苏旦、安师孟，同往凤翔去拜访苏轼，苏轼则尽地主之谊，陪章惇等游终南山楼观、五郡、大秦寺、延生观、仙游潭等名胜。《金石萃编》卷一四○载有章惇此游的题记：“惇自长安率苏君旦、安君师孟至终南，谒苏君轼，因与苏游楼观、五郡、大秦、延生、仙游。旦、师孟二君留终南。回，遂与二君过渼陂，渔于苏君旦之园池，晚宿草堂。明日，宿紫阁。惇独至白阁废寺，还复宿草堂。间过高观，题名潭东石上。且将宿百塔，登南五台与太一湫，道华严、趋长安，别二君，而惇独东也。甲辰正月二十三日京兆章惇题。”苏轼也在诗集中写了十一首诗，《自清平镇游楼观、五郡、大秦、延生、仙游，往返四日，得十一诗，寄子由同作》，记录他带领章惇等人游赏的经历。其中《仙游潭》一首，有苏轼自注：“潭上有寺三。一在潭北，循黑水而上为东路，至南寺。渡黑水西里余，从马北上为西路，至北寺。东路险，不可骑马，而西路隔潭，潭水深不可测，上以一木为桥，不敢过。故南寺有塔，望之可爱而终不能到。”这个潭水深不可测上的独木桥，就是苏轼不敢过，而章惇“平步以过”的天险。

　　时过十一年，到熙宁八年（1075）章惇出任湖州知府，曾经给苏轼写过一首《寄苏子瞻》：“君方阳羡卜新居，我亦吴门葺旧庐。身外浮云轻土苴，眼前陈迹付籧篨。涧声山色苍云上，花影溪光罨画余。他日扁舟约来往，共将诗酒狎樵渔。”这首诗的背景是章惇在朝被人弹劾而外放，情况颇似一直被当权新党排斥的苏轼，流落到江南，远离朝廷。苏轼曾任杭州通判，到常州与润州赈灾，曾盼望能在常州阳羡（今江苏宜兴）地区买田卜居，终老江湖。章惇遭贬湖州，也兴起了退隐的念头，视功名利禄为浮云，想与苏轼一同诗酒风流，享受湖光山色的悠闲生活。诗中提到的“罨画”是阳羡地方风光明媚的罨画溪，苏轼期盼卜居之处，可以扁舟来往，渔樵江渚，快意悠游。章惇此时寄给苏轼好几首诗，希望能够在江南相会，但苏轼已经转任山东密州太守，于是次韵，回了《和章七出守湖州二首》，其一：“方丈仙人出淼茫，高情犹爱云水乡。功名谁使连三捷，身世何缘得两忘。早岁归休心共在，他年相见话偏长。只因未报君恩重，清梦时时到玉堂。”说的是章惇从朝廷高位出守湖州，来到江南云水之乡。昔日功名显著，名列前茅，却也想过归隐山林，只不过心中时时挂念国事，连做梦都会想到庙堂之事。其二：“绛阙云台总有名，应须极贵又长生。鼎中龙虎黄金贱，松下龟蛇绿骨轻。霅水未浑缨可濯，弁峰初见眼应明。两卮春酒真堪羡，独占人间分外荣。”讲的是章惇功高名显，应该好好养生服药，保重身体，以期日后担当大任。在湖州霅水、弁峰这样山水明媚之地，休养生息，喝着江南的春酒，也是令人羡慕的好时光。诗中回忆了好朋友昔日相聚，共盼归休的愿望，更期望异日相见能够互道衷情。

　　苏轼与章惇憧憬在江南诗酒风流的场景，始终没有实现。苏轼从密州知州升迁到徐州，之后又调任章惇当过太守的湖州，时在元丰二年（1079），此时章惇已经被召回朝廷，任翰林学士了。苏轼任湖州太守不久，就爆发了乌台诗案，系狱御史台（乌台），生死未卜。告讦苏轼的一批御史官员，搜罗苏轼诗文对新政缺失的嘲讽，决意置其于死地，身为副宰相的章惇在关键时刻向神宗皇帝进言，救了苏轼一命。叶梦得《石林诗话》记载：“元丰间，苏子瞻系御史狱，神宗本无意深罪子瞻，时相（王珪）进呈，忽言苏轼于陛下有不臣意。神宗改容曰：‘轼固有罪，然于朕不应至是，卿何以知之？时相因举轼《桧诗》‘根到九泉无曲处，岁寒惟有蛰龙知之句，‘陛下龙飞在天，轼以为不知己，而求知地下之蛰龙，非不臣而何？神宗云：‘诗人之词，安可如此论，彼自咏桧，何预朕事。时相语塞。子厚（章惇）亦从旁解之，遂薄其罪。子厚尝以语余，且以丑言诋时相，曰：‘人之害物，无所忌惮，有如是也！”

　　苏轼的好友王巩（定国）写有《闻见近录》，说得更为清楚，不过时序似乎有点错乱：“苏子瞻在黄州，上数欲用之，王禹玉（王珪）辄曰：‘轼尝有此心惟有蛰龙知之句，陛下龙飞在天而不敬，乃反求知蛰龙乎？章子厚曰：‘龙者非独人君，人臣皆可以言龙也。上曰：‘自古称龙者多矣，如荀氏八龙，孔明卧龙，岂人君也？及退，子厚诘之曰：‘相公乃覆人家族邪？禹玉曰：‘此舒亶言尔。子厚曰：‘亶之唾，亦可食乎？”这个舒亶就是联合御史中丞李定，罗织罪名，一心想要害死苏轼，借以成名的御史里行（见习御史）。章惇不齿这一批御史在苏轼诗中吹毛求疵，罗织罪名，于是挺身而出，甚至当面责骂当朝宰相，说他吃舒亶的口水，满口胡柴。乌台诗狱爆发，是新党对付旧党杀鸡惩猴的阴谋，想借着审理苏轼诗文的唱和对象，株连旧党元老如司马光、文彦博、韩琦等人，让他们永世不得翻身。章惇在这个特殊的政治斗争当口，以新党权贵的身份，维护苏轼的生命安全，可谓义薄云天，尽了朋友之谊。

　　苏轼贬谪黄州，亲朋好友不敢与他来往通信，倒是苏轼刚到黄州不久，寄居在定惠院的时候，章惇就写信来嘘寒问暖，让苏轼感激莫名，写了两封回信。第一封信表达了他的感激之情，并回顧昔日友朋间对章惇的印象，是“奇伟绝世，自是一代异人。至于功名将相，乃其余事”。这封长信写得极为诚恳，甚至把章惇对他的告诫比为亲人的劝告，爱护之情不亚于最亲近的弟弟子由，反映出苏轼心目中的章惇不仅是诤友，还是救急救难的真正知心朋友：

　　轼顿首再拜子厚参政谏议执事。去岁吴兴，谓当再获接奉，不意仓卒就逮，遂以至今。即日，不审台候何似？轼自得罪以来，不敢复与人事，虽骨肉至亲，未肯有一字往来。忽蒙赐书，存问甚厚，忧爱深切，感叹不可言也。恭闻拜命与议大政，士无贤不肖，所共庆快。然轼始见公长安，则语相识，云：“子厚奇伟绝世，自是一代异人。至于功名将相，乃其余事。”方是时，应轼者皆怃然。今日不独为足下喜朝之得人，亦自喜其言之不妄也。

　　轼所以得罪，其过恶未易以一二数也。平时惟子厚（章惇）与子由（苏辙）极口见戒，反覆甚苦，而轼强狠自用，不以为然。及在囹圄中，追悔无路，谓必死矣。不意圣主宽大，复遣视息人间，若不改者，轼真非人也。来书所云：“若痛自追悔往咎，清时终不一眚见废。此乃有才之人，朝廷所惜。”如轼正复洗濯瑕垢，刻磨朽钝，亦当安所施用？但深自感悔，一日百省，庶几天地之仁，不念旧恶，使保首领，以从先大夫于九原足矣。轼昔年粗亦受知于圣主，使少循理安分，岂有今日？追思所犯，真无义理，与病狂之人蹈河入海者无异。方其病作，不自觉知，亦穷命所迫，似有物使。及至狂定之日，但有惭耳。而公乃疑其再犯，岂有此理哉？然异时相识，但过相称誉，以成吾过，一旦有患难，无复有相哀者。惟子厚平居遗我以药石，及困急又有以收恤之，真与世俗异矣。

　　黄州僻陋多雨，气象昏昏也。鱼稻薪炭颇贱，甚与穷者相宜。然轼平生未尝作活计，子厚所知之。俸入所得，随手辄尽。而子由有七女，债负山积，贱累皆在渠处，未知何日到此。见寓僧舍，布衣蔬食，随僧一餐，差为简便，以此畏其到也。穷达得丧，粗了其理，但禄廪相绝，恐年载间，遂有饥寒之忧，不能不少念。然俗所谓水到渠成，至时亦必自有处置，安能预为之愁煎乎？初到，一见太守，自余杜门不出。闲居未免看书，惟佛经以遣日，不复近笔砚矣。会见无期，临纸惘然。冀千万以时为国自重。

　　这封信透露了许多信息，显示了章惇在苏轼此时心目中的形象与地位。苏轼很会写信，很清楚自己目前是戴罪之身，如何向当今执政的副宰相说话。首先是如何开头，如何表达自己衷心的崇高敬意，又不失挚友的身份，于是有了“轼顿首再拜子厚参政谏议执事”这么一句。紧接着就说到湖州上任，随即被逮，身系乌台诗狱一事，一方面联系章惇曾任湖州太守，与他在同地担任过地方首长，完全理解他仓猝就逮的尴尬，另一方面又以“大恩不言谢”的方式，说了一句“遂以至今”，暗含章惇在御前搭救的高谊，让他脱离乌台囹圄，表达了无限的感激。随后说到他贬谪黄州，人人避之唯恐不及，没有人敢跟他来往，“虽骨肉至亲，未肯有一字往来”。在这样遭到举世抛弃与冷待之时，只有章惇还关心他，“忽蒙赐书，存问甚厚，忧爱深切，感叹不可言也”，因此，他重申昔日对章惇的看法是“奇伟绝世”，在自己的遭难境遇中，又得到了证实。章惇写信给贬谪黄州的苏轼，意在慰问，同时劝告他应该深自痛悔，不要再批评朝廷。朝廷知道他是有才之人，十分爱惜他的才华，虽然现在犯了错误，将来还是有机会被起用的。苏轼在这封回信中，信誓旦旦，说自己过去像犯了疯癫之症，向圣主狂吠了一番，痛定思痛，以后不会再犯了。信的结尾，叙述了自己谪居黄州的苦境，有可能衣食不继，不过，船到桥头自然直，到那时再说，现在学乖了，跟着定惠院的和尚“布衣蔬食”，读读佛书，不再胡乱涂写诗文了。倒是显示了苏轼随遇而安的本色。

　　第一封信发出不久，苏轼接着写了第二封信，问章惇是否收到去信，然后就说，自己并不想打扰日理万机的章惇，可是有件事非得拜托他关注一下。事缘苏轼在徐州太守任上，附近盗贼横行，苏轼曾答应地方豪强程棐、程岳兄弟，若能帮着缉捕剿灭贼众，就奏报朝廷，赦免程岳牵连的案件。程氏不负所望，捕获妖贼及其党羽，此时苏轼已经调任湖州，正要写章奏报，却突然遭到逮捕，无法妥善办理此事。等他贬谪黄州，程棐又派人来报告，妖贼已经正法，而他也受到朝廷褒奖，得了禁卫殿直一职。苏轼耿耿于怀的是，他当初答允要解决程岳牵扯的案情未了，“而轼乃以罪废之故，不为一言以负其初心，独不愧乎？”因此，希望章惇关注一下，方免程岳，或收取他作为一名武弁，报效朝廷。

　　苏轼在黄州写的这两封信，明确显示他对章惇的信赖与依靠，认为章惇关心他贬谪后的生活与前途，甚至可以帮他解决未了的心愿。我们不清楚程岳案情的下文，但是却可从苏轼第二封信中看到，他心目中的章惇，不啻救苦救难的菩萨。

　　三

　　苏轼在黄州的困厄日子到了元丰七年（1084）暮春，终于结束，朝廷量移他到汝州，也就是解放了他的黄州贬谪罪惩。他在沿江北上的过程中，会见了王安石，两人一笑泯恩仇，又得到朝廷恩许在常州买田居住。不久神宗驾崩，哲宗嗣位，高太皇太后垂帘听政，开始了“元祐更化”，重新起用司马光、吕公著等旧党人物，苏轼也被委以重任，做到翰林学士，而章惇则面临旧党人士的反击，开始倒运了。

　　元祐更化的初期，朝廷政策逐渐变化，章惇的庙堂地位也就受到弹劾而逐渐削弱。一开始苏轼和章惇的关系还好，蘇轼甚至作为宰相司马光的说客，在司马光与章惇关于新政存废的冲突中，劝章惇在朝对时不要当面折辱宰相。不久之后，苏辙以谏官身份上了《乞罢章惇知枢密院状》，事态发生了决绝性的变化。苏辙在状中说到司马光与章惇议论废除差役法之事，章惇反对一概废除，是居心叵测，以其“巧加智数，力欲破坏……深误国计”，所以恳请皇上“早赐裁断，特行罢免，无使惇得行巧智，以害国事”。章惇因此而罢官，被贬黜到杭州洞霄宫当一名无权无势的提举。新旧党争的相互攻讦固然是常事，但苏辙对章惇的致命打击，做哥哥的苏轼看在眼里，一声不发，显然是默许的，甚或是商量之后同意的。苏轼不单没有为章惇伸出援手，还接着上了《缴进沈起词头状》，其中提到当年新党人物依附王安石新法，“章惇以五溪用”，状中特别指出，假如不驱逐新党小人，“遂使四方群小，阴相庆幸，吕惠卿、沈括之流，亦有可起之渐，为害不细。伏望圣明深念先帝永不叙用之诏，未可改易……”苏轼说的“四方群小”，指的就是新党人士，他说的“吕惠卿、沈括之流”，虽然没有一一点名，显然也包括了章惇在内。苏轼、苏辙兄弟俩，连番重拳出击，是什么意思？固然是政治斗争的需要，政策不同必须选边站队，但苏轼如此对待当年救他一命的老友，这让豪气干云、睚眦必报的章惇，对苏轼产生了不解之仇。王文诰在《苏诗总案》卷二七有一句按语：“公与章惇自来交厚。时子由既奏逐之，公复形于奏牍，自是为不解之仇矣。”

　　这个“不解之仇”，就出现了当世报。高太后逝世，元祐更化结束，哲宗亲政，恢复“绍圣绍述”，章惇回朝当了宰相，也就是苏轼一路遭贬，连接五次诏令，放逐岭南，又再流落海南之时。苏轼再贬惠州的制词，是他昔日另一位好友林希（字子中），遵从“时相风旨”起草的，其中有如此恶毒的詈骂：

　　元丰间，有司奏轼罪恶甚众，论法当死，先皇帝特赦而不诛，于轼恩德厚矣。朕初嗣位，政出权臣（指司马光），引轼兄弟，以为己助。自谓得计，罔有悛心，忘国大恩，敢以怨报。若讥朕过失，亦何所不容。乃代予言，诬诋圣考。乖父子之恩，害君臣之义。在于行路，犹不戴天。顾视士民，复何面目？乃至交通阍寺，矜诧幸恩，市井不为，缙绅所耻。尚屈典章，但从降黜。今言者谓轼指斥宗庙，罪大罚轻，国有常刑，非朕可赦，宥尔万死，窜之遐服。虽轼辩足惑众，文足饰非，自绝君亲，又将奚怼？保尔余息，毋重后悔。可特责授宁远军节度副使，惠州安置。

　　这个林希曾受到苏轼提携，现在却依附章惇，丑诋苏轼，不遗余力，难怪苏轼接到诰词，会揶揄了一句：“林大亦能作文耶！”值得我们注意的倒是，苏轼贬逐岭海，从惠州到儋州，一直受到无情的压制与迫害，多与章惇有关，苏轼也清楚章惇对他的仇恨，却从来不再提他们之间的恩怨，表面看是“君子绝交，不出恶声”，或许也反映了苏轼心中有愧，逆来顺受。

　　苏轼与章惇性格豪爽相似，但处理朝廷事务的方式却很不同。苏轼宽厚豁达，爱民如子，有点婆婆妈妈；章惇遵法严苛，秉公办事，雷厉风行，从不因私情干扰公事。以传统知人任事的标准而言，苏轼接近儒家，章惇接近法家，一个重仁厚，一个偏峻急。

　　等到徽宗登基，想要调和新旧党派的矛盾，从海南召回苏轼之时，章惇则因反对徽宗即位，又再次倒运，遭贬雷州。苏轼在北归途中，身染重病，听说章惇遭到流放，不但毫无幸灾乐祸之想，还在接获章惇的儿子章援（致平）祈求帮助之时，扶病修书，写了如下的劝慰：

　　某顿首致平学士。某自仪真得暑毒，困卧如昏醉中。到京口，自太守以下，皆不能见，茫然不知致平在此。得书，乃渐醒悟。伏读来教，感叹不已。某与丞相定交四十余年，虽中间出处稍异，交情固无所增损也。闻其高年，寄迹海隅，此怀可知。但以往者，更说何益，惟论其未然者而已。主上至仁至信，草木豚鱼所知也。建中靖国之意，可恃以安。又海康（雷州）风土不甚恶，寒热皆适中。舶到时，四方物多有，若昆仲先于闽客、广舟准备，备家常要用药百千去，自治之余，亦可以及邻里乡党。又丞相知养内外丹久矣，所以未成者，正坐大用故也。今兹闲放，正宜成此。然只可自内养丹。切不可服外物也。（舒州李惟熙丹，化铁成金，可谓至矣，服之皆生胎发。然卒为痈疽大患，皆耳目所接，戒之！戒之！）某在海外，曾作《续养生论》一首，甚欲写寄，病困未能。到毗陵，定叠检获，当录呈也。所云穆卜，反复究绎，必是误听。纷纷见及已多矣，得安此行，为幸！为幸！更徐听其审。又见今病状，死生未可必。自半月来，日食米不半合，见食却饱，今且速归毗陵，聊自欺“此我里”，庶几且少休，不即死。书至此，困惫放笔，太息而已。

　　写信之时，苏轼已经病入膏肓，饮食困难，只盼尽早回到“却认他乡是故乡”的毗陵（常州），终老于彼，聊以自欺罢了。写完此信不久，苏轼抵达常州，病重不起，就在常州逝世了。所以，这封信也就总结了他与章惇的恩怨情仇，袒露了他内心的纠结，发出“某与丞相定交四十余年，虽中间出处稍异，交情固无所增损也”的感叹。他们的交情，怎么可能“无所增损”？只是都到了日薄西山之时，自己在京口的金山寺写了《自题金山画像》“心似已灰之木，身如不系之舟。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的诗句，而比他年长两岁的章惇也以高龄贬到天涯海角的雷州，所以，“但以往者，更说何益，惟论其未然者而已”。他最后告诉章援的是，希望章惇保养身体，常备居家药用，养生为要。苏轼死后一年，章惇的贬所调回江南，最后死在湖州贬谪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