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府志》（如东县图书馆藏）在江苏省如东县一个叫马塘的地方，一直流传着一个关于“腰斩王燧”的故事，说王燧犯法被处以腰斩，收尸之时王氏家人用琴弦缝合了斩断之腰，后埋葬在马塘的东王家坟。“文革”期间，东王家坟被掘，当地有一个叫孔子明的人特地赶去观看，果然见到琴弦仍在尸骨腰部。他绘声绘色的讲述，引发了无数人的兴趣。但王燧是何许人，犯了哪些不法之事，何时被腰斩？谁也说不清楚。《书城》二○二一年五月号刊登的卜键先生《物以反常为妖》一文中，提到了王燧，因为不是主角，仅是一笔带过，反而给读者留下更多的想象空间。王燧，这个乾隆年间被朝廷处以极刑的地方大员，就像一个未解的谜团，始终吸引着一些人的好奇目光。
一、民间记忆中的王燧
如东县图书馆没有什么古籍收藏，却有一册乾隆刻本《杭州府志》。这里怎么会有这本书？有人猜测，是不是当年王燧带回来的？
王燧是如皋马塘场（今属如东）人，曾任杭州知府。在任期间，主修过一次《杭州府志》。此书于乾隆四十五年（1780）付梓刊行，由于种种原因，流传极罕，殊为稀见。如东县图书馆收藏的那本，是否就是王燧所刻版本，谁也说不清楚。关于王燧其人，在本地也是充满争议的。有人说他是清官，比如光绪《直隶通州志》就有因其政绩显著而三代得朝廷封荫的记载。也有人说他是贪官，而且是一个巨贪。有人说他是个孝子，也有人说他是个义士，还有人说“敲竹杠”这个典故就来源于他。众多面具的背后，他到底是一个怎样的人？这不禁让人心生好奇。笔者去查看地方文献，却发现对他的记载讳莫如深，语焉不详。
有热心人从国家图书馆带回一套《东院王氏家谱》电子版，在卷九的“世传”里有一篇《十一世竺庐公传》，正是王燧的传记，为其门生章煦所写。其中最核心的是这样一段文字：
夫子知杭州府事，首拔煦于童子队中，深为督学所奖取，是知煦于小试也。旋命在署读书，从经师攻习举业。公余之暇，稽阅卷课不少间，数载棘闱，倖捷，师勉以毋自足，是知煦于省试也。后谋北上，筹画聚粮之心甚苦，师慨然分俸赒助，自愧学疏，两遭斥落。回里省亲，谒师于兵备道署，师言：“京师为文章之首，宜坚志下帷，以图大达，资斧不给，余力任之。”煦感勉益奋得成进士，是知煦于廷试也。
章煦是乾隆三十七年（1772）进士，一生历任要职，嘉庆二十三年（1818）还被拜为东阁大学士，晋太子太保，是乾嘉年间不折不扣的朝廷重臣。由这样一个身份的人为王燧撰传，隐隐约约就传递着某种态度。章煦笔下的王燧，是一位助人为乐的敦厚长者。其实此篇实不能称之为传，既无生平经历，又无生卒年月，更无功过评说，顶多算是一篇“竺庐夫子助学记”。
《十一世竺庐公传》竺庐是王燧的号，他字肄农，生于雍正十一年（1733），在家排行第二。根据家谱记载，王家祖籍江西南昌，元末为避战乱迁居皋东马塘场，原本就是一个普通人家，到了明代嘉万年间，出了王亶怀与王彩南一对父子，都中了举人，分别担任过河南孟津与四川双流的知县，算是马塘王家最有出息的人物。不过他们那支与王燧分得太远。王燧这一支最有出息的当数他曾祖父王选元，曾经以贡生选授安徽全椒县教谕，家传中说他读书淹贯，器识英敏，有干济才，甘于苜蓿风味而不乐过从。王燧的父亲王大溥虽然只是個例贡生，但为人极开阔，生平有两大特点：第一是乐善好施，不管乡里有什么事，他都踊跃捐输，如造桥捐田、修寺施药这些事指不胜屈，马塘著名的圣护寺、仁和桥就是他建造的，所以在《如皋县志》里，他被称为“固邑中好义人也”；第二是善为子谋，他生了三个儿子，都没有什么功名，好像连秀才也不是，但他愿意为了儿子的前途大把撒银子。大儿子王灿，先是候选卫守备，又花钱捐了个通判，后实授安徽省太平府的督粮通判，正六品。小儿子王炳，原是候选州同知，后加捐运副，历署浙江台州府海防同知、绍兴府清军同知、宁绍盐运副使，正五品。老二便是王燧，原先也是循例捐授运判，分发浙江，于乾隆二十二年（1757）从温州府总捕同知开始，历湖州府南浔通判、嘉兴府通判，一路做到宁绍分司，海盐县、嘉善县、嘉兴县知县，再由玉环同知到嘉兴府知府，由杭西防同知到湖州知府，再调任杭州知府，最终升杭嘉湖道，官拜正四品，是兄弟三人中最发达的一个。
实话说，这家谱中一点也看不出王燧有什么问题，反而觉得王家是皇恩浩荡、圣眷正隆。比如乾隆二十七年（1762），乾隆第三次南巡前，浙江赶建三生石行宫，由王炳主持建设，他“总理斯差，绘图承造锦亭婇榭，杰出西湖之上”，从而得到乾隆皇帝的赏识，“宸游豫悦，行在引见，赏赐貂皮缎匹，越日委署台府海防同知”。王大溥也由是在杭州迎銮，得以“瞻仰天颜者两次”。作为一个海滨乡绅，一生能够两次见到皇帝，这绝不是一般的荣誉，可以说是整个家族乃至一个地方的荣耀。
王大溥不因为儿子显贵而稍失谦抑，还常常拿祖父王选元甘于清贫的事迹来教育儿子。家谱中记载了这样一个细节：“八旬诞辰，次君燧已升杭嘉兵备道，迎养在署，同官称觞，公闻坚却，即日扁舟回里，钱文端公制序遣祝，士人荣之，家居与二三老友话旧寻欢。”乾隆三十七年（1772），王大溥八十岁生日期间，为了躲避儿子王燧同僚们的庆贺，老人仅仅带了元老儒臣钱陈群所写的一篇寿序，一叶扁舟回到马塘，与故里三两老友说说老话、谈谈往事，过了一个既风雅又廉洁的生日，为王氏清正家风又平添了一段佳话。
道光二十一年（1841），王大溥堂弟王大涛的后人在重编《东院王氏家谱》时，放置了一篇王文治的原序。那是乾隆四十二年（1777）王大溥去世后，王燧在丁艰归里期间，邀请好友王文治为之编校家谱，终篇之时，王文治写了一篇序文，叙述修谱前后的缘由。在文章的最后，王文治写道：
窃思谱者，非徒谱也，乃求其所以为谱者也。故以祖宗之心，为心则同族皆一本；以父母之心，为心则兄弟犹一身。古所谓尊祖敬宗，睦族之道，大率根乎天性，由近以及远，其肫然笃挚之情，有以融洽贯输，历久不渝，岂复以富贵贫贱存其见也哉！然则是谱之作，后之人能体此意，虽奕世不亡可也。而燧之敦本培基，亦可以衍其绪于无穷矣！
王氏后人真可谓用心良苦，让王文治这样一位德艺双馨的名贤为王燧站台，王燧的形象因此完美而灿烂。
乾隆四十三年（1778），浙江嘉善医学名家俞震纂辑了一部《古今医案按》，在卷四“下血”中，记录了一则关于王燧的医案。其中有云：
嘉兴府尊王竺庐公祖办事勤敏，凡案牍书禀，靡不亲阅手裁，积劳而得便血证。初用天王补心丹及玉女煎、知柏地黄丸等方，屡愈屡发。至丙申三月渐剧，食减面黄形瘦，精神衰弱。无锡龚商年兄用补中益气汤，以醋炒升麻、归身而血止。半月后，偶食青菜腐汤血复下。龚谓寒湿伤脾，用苍术理中汤，遂愈。十月中，值府考阅卷过劳，血又大发。
后在数位医生的悉心调理下，王燧的身体才渐渐康复。这是一则以温中散寒、通阳化湿治疗中气虚伤、血不循经的典型案例，历代医家对此多有研读借鉴。随着此书的流布，嘉兴知府王燧那办事勤敏、积劳成疾的光辉形象也随之深入人心。
《东院王氏家谱》，清道光敦睦堂刻本二、王燧与王亶望
然而，清人吴庆坻所著《蕉廊脞录》之卷八，有《王燧巧黠》一则，让我们见到一个截然不同的王燧。据云：
乾隆《杭州府志》成于杭州知府仪征郑枫人。先是，邵暗谷齐然尝创修，已具稿，未刊而邵公卒，继事者为王燧，以己意窜易之，故今印本有异同。未几王败，所刻本遂不行，郑公乃赓续成之。邵公以文学起家，温然儒吏，巡抚王亶望恶其迂拙，百计窘辱之，邵公忧愤以没。如皋王燧，巧黠人也，觊得是缺，阴挤邵，邵殁，王遂权知府事。相传王受事日，入内署，瞥见邵公衣冠出，手批其颊，悚惧不敢入署，假盐运分司署居之。未几，巡抚被逮，王亦见法。闻王最工逢迎，多机智。一日，巡抚命两县令置竹榻，欲久用光泽之竹而未经人坐卧者，索之急，县令计无所出，请于守。守曰：“易易耳！市上线铺理线竹具，多年久极光泽，可以新竹遍易之，顷刻可成也。”如其言，巡抚大悦。其警巧多类此。沈丈辅之云。
吴庆坻是光绪十二年（1886）翰林，就是杭州本地人。他的曾外祖是乾隆状元王以衔，祖父是云贵总督吴振棫，刘承干称其家为“七代仕宦，三世史官”，他本人更有“曾许人间第一流”之誉，曾主持续修《浙江通志》。
《王燧巧黠》一文中，说了王燧窜改前任邵齐然《杭州府志》为己修的卑鄙，说了他通过不正当手段排挤邵齐然而上位的阴险，说了他望见邵齐然衣冠即悚惧不敢入署的狼狈，又说了他以新竹遍易旧竹而制竹榻的巧黠，寥寥数语，一个活生生充满世俗味的王燧跃然纸上。最重要的一点，本文透露了王燧与浙江巡抚王亶望关系非同一般。
王亶望是谁？那可是清代历史上数一数二的大贪官！
王亶望在甘肃布政使的任上，从乾隆三十九年（1774）到乾隆四十二年，以捐监为名，前后号称筹措监粮六百万担。实际上他连一粒捐粮也没有去收，而是将皇帝钦定只收粮食的规定换成白银，然后将所得白银全部私分，自总督以下的大小官员人皆有份，而他自己独吞了大头。银子真是个好东西，让本是钩心斗角、尔虞我诈的甘肅官场很快结成了铁板同盟。朝廷也曾派官员赴甘肃专门检查监粮收纳储存情况，全省官员上下串通，在粮仓上层铺设木板，掺和糠土，撒上粮食，做出监粮满仓满囤的假象。为了私底下的那一口“肥肉”，全省的官员们个个奋力，唱念做打，闪转腾挪，都成了无师自通的好角儿，共同为乾隆皇帝上演了一场瞒天过海的大戏。王亶望就是这背后的总导演。凭着那份子虚乌有的成绩单，凭着上下一片的叫好声，乾隆四十二年，王亶望被擢升为浙江巡抚。
比起贫瘠的甘肃，浙江又是另一番景象，遍地都是金银珠玉。上任不久，就有两个政治任务摆在王亶望面前，一个是乾隆帝第五次南巡，一个是兴建海塘工程。在他的眼中，这两个项目又何尝不是油水最肥的地方。他一个人肯定不行，必须找到志同道合的助手。他一眼看中的，就是最工逢迎的嘉兴知府王燧。
王亶望先是帮助王燧成功地坐上杭州知府的位置，让王燧负责迎銮一切事宜；接着又保荐王燧升任杭嘉湖道台，专门负责海塘工程。
关于他俩的结局，吴庆坻文中说“未几，巡抚被逮，王亦见法”，但二人是如何败露的，文中却没有细说。
三、《清实录》中的“王燧案”
王燧的案子《清实录》有记载。
乾隆四十六年（1781）正月二十九日，正游幸圆明园的乾隆皇帝接到一份由内阁大学士、首席军机大臣阿桂从浙江发来的专奏，阅览之下，不由勃然变色。阿桂所奏正是关于王燧的事：
杭嘉湖道王燧骄纵不法，价买部民之女为妾，复与本管地方建造私宅拆毁民居，添盖花园屋宇，以致民怨沸腾，并与市井小民伙开银号希图牟利，似此贪纵不职之员，断难一日姑容，此外恐尚有不法款迹。请旨革职拿问。
原来，去年南巡期间，乾隆一进入浙江，就发现排场太过豪华，屋宇倍增，点缀灯彩，治供也极是奢侈，有点看不下去，觉得“华缛繁费”“殊非朕省方问俗之意”。一打听，得知浙江差局的总理，系杭嘉湖道王燧与嘉兴府知府陈虞盛。虽然当时他也说了王燧等人“如果实心出力，工竣后自可加恩鼓励”一些话，但心里还是打了一个大大的问号。年底浙江巡抚李质颖来京面奏，更是语出惊人，说“上年办差经费，俱系王燧在总局支销，王亶望惟言是听，其中并有借名浮开物件价值”。这仅是李质颖一面之词，乾隆知道李质颖与王亶望素来不和，故不能悬断。他下令闽浙总督富勒浑严加调查。正月十五，富勒浑回奏“报销办差经费钱粮实用银十九万八千七百余两，均系实用实销，并无浮冒等语”。乾隆哪里肯信，恰好此时阿桂被派赴浙江勘察海塘工程，于是让他悉心履勘工程之余，就近将“差费报销之事”确实查核。阿桂抵浙没有几天，很快就查出了王燧骄纵不法的事来。
乾隆立即下旨，将“王燧著革职拿问，交与阿桂等严审”。随即，他又诏告军机大臣，痛斥王燧“贪纵不职”的行为：
王燧由王亶望保荐擢用道员，乃不思洁己奉公，骄纵不法，种种款迹，行同市侩，实出情理之外，非寻常有玷官箴者可比。
一匹匹快马从京师飞驰而出，直向浙江而去。
嘉兴知府陈虞盛实在是幸运，就在此前不久病死了，而王燧却没有那么好的运气。乾隆四十六年（1781）二月初的某一天，王燧迎来了他人生的至暗时刻，枢阁大员阿桂来到海宁道署，向他宣读革职拿问的圣旨，当即摘去他的顶戴花翎，收取官印，并对他杭州的住宅及海宁道署的官邸进行严查；又让江苏巡抚与两淮盐政到王燧的老家马塘及如皋县城、扬州去查抄家产。二月初九日，一份关于王燧家产的查抄单就送到了乾隆的面前：
所查巨额家财，计有金九百六十七两、银五万九千九百六十八两八钱、永利号生息银一万八千余两、永利号寄顿银一万二千两、苏州生息银二万两、如皋生息银二万二千两、钱一百六十串五百五十文、银器共重二千三百三十两。另外还有房产、田契等折价款、珍珠、玛瑙、珊瑚、翡翠、金银玉器、瓷器、古玩、雕件、紫檀家具、虎皮、豹皮、各式绸缎绫锦羽纱等数百项。
乾隆十分震惊，一个四品官员的每年养廉银不过几千两，而王燧的财产，竟多达二十余万两，何况现有物件，尚不在其内。这是从哪来的钱财？他随即下谕：“王燧由知府甫经擢用道员，计算每年所得养廉不过数千，除一切用度外，何以积有资财如许之多？若非平日婪索所得，即系上年办差时侵蚀冒销，必须彻底根究。著传阿桂等即行严切查问，从何得来之处，据实具奏。”
仅仅过了四天，乾隆见还没有新的调查报告送来，心中大急：“王燧现在浙江，不难立即研讯，何以阿桂等竟未見及耶？”下旨再传谕阿桂，让他“务即确实讯明，迅速覆奏”。可见他对王燧一案的关注，已经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
其实，在此前后，如正月三十、二月初一、二月十六、二月十九，他一天都要几降谕旨，多次讨论王燧不法之事，遣词造句无不用其极，什么“骄纵不法”“行同市侩”“民怨沸腾”“肆意侵蚀”“婪索分肥”“朘剥民膏劣迹”“外博见长之巧，阴遂贪纵之私”等。他认为王亶望与王燧定有交涉染指之私，不然凭王亶望的才能，怎么可能没有觉察？他下旨让阿桂“务须严切访查，使之水落石出”。
二月二十一日，阿桂从浙江发来关于王燧的处理意见：“拟发往伊犁，自备资斧，永远充当苦差。”乾隆一见，认为处理太过轻纵，即令批交刑部，从重核拟具奏。同时，他说出他对王燧的判决建议：
王燧身为监司大员，由朕特加擢用，乃不思洁己奉公，贪纵不法，以致民怨沸腾，实出情理之外，非寻常贪纵玩法者可比，其勒买部民女子、房屋及伙开银号等事，实与枉法无异，即从重拟绞，亦不为过，何得仅拟外遣？
如果仅判王燧一个流放，一些官员会更加肆无忌惮，一旦事迹败露，顶多一个“外遣”了事，达不到惩儆的效果。所以，乾隆建议判王燧以绞刑。很快，刑部根据圣意，判王燧一个“绞监候”。乾隆下旨将王燧押解来京，他一再吩咐，沿途要安排接送员弁，千万不可疏忽大意。三月上旬，王燧由浙江上路，一到京师，就被投入刑部大牢。等待他的，将是一年一度的秋审。
此前，乾隆一直密谕阿桂，希望通过彻查王燧，“即可连及王亶望”，但一直到王燧被判“绞监候”，王亶望都安然无恙。可见王燧口风甚紧，即使被判为死刑，也没有交代关于王亶望的半个字。
谁也没有想到，乾隆没能从王燧嘴中找到的王亶望贪腐的证据，却偶然从另一事件中得到了。就在王燧被押往京师的途中，在中国西北地区，爆发了一场以苏四十三为首的起义，乾隆派阿桂、和珅赴甘督办。随着战事深入，甘肃“折收监粮、冒赈作弊”之事浮出水面。乾隆恼怒异常，王亶望真是罪不可逭！他立即传谕：逮捕王亶望，查抄其家。
七月三十日，军机大臣与大学士、九卿会审决定：王亶望即刻处斩。
王亶望从案发到砍头，仅短短几个月的时间。令人奇怪的是，早被判决为绞监候的王燧，却一直关在大牢里，乾隆四十六年没有处决，乾隆四十七年没有处决，难道乾隆把他忘记了吗？
就在乾隆四十八年（1783）的正月十四日，浙江巡抚福崧一份奏折送到乾隆面前，王燧再一次进入乾隆的视野。福崧在奏折内称，“王燧在杭州府任内，出粜省仓米石，并不候司核转，串通王亶望即日批准，粜米三万石，计侵蚀银七千余两。又倚恃王亶望信任，办理工程，包揽勒索，又新到人员，羁留在省，多方勒掯。各属缺出，不待两司详请，即径与王亶望面定委员，然后行知藩司，又短发价值，派累铺户各款”。乾隆恨得咬牙切齿：“浙省吏治废弛，仓库亏缺，皆由王亶望、王燧而起。王燧情罪最重之处，尤在嘉兴收漕诸弊。”
看来，王燧留在这世上的日子不多了。
果不其然，二月初三日，乾隆的谕旨就下来了。在判决之前，他先解释一通，为什么这么久没有杀王燧，是因为原云南通判素尔方阿将贪污的钱送给上司，被判为斩监候而未处决，王燧的情况与他差不多，所以也一直没有勾决。
接下来，他痛斥最新查核的关于王燧的罪行：
王燧在杭州府任内，出粜省仓米石，并不候司核转，串通王亶望即日批准，粜米三万石，计侵蚀银七千余两。又于各州县运解南米到仓，每石勒加斛面二三升不等，计浮收米二千余石，又折收南米，每石价银三两六钱至四两不等，虚报出粜。每石止折价银一两六钱零，计该犯浮收折色，暨短报粜价，共得赃二万余两。又于嘉兴府任内，视各县应征米数多寡，每县勒索银一二千两至五六千两不等。赃款凿凿。确有证据。
乾隆认为，“该犯亦惟俯首认罪，无可置辩”，“实为藐视国法，扰害百姓，情罪重大”，“自应即正典刑，以彰国宪”。最后他宣布，王燧着照军机大臣及该部所拟，即行处斩，派穆精阿前往监视行刑。
王燧被斩首，并非传说中的腰斩。时年，王燧五十一岁。
四、关于王燧其他一些事
自從遇上王亶望，王燧就好像进入了梦幻的世界，飘升到云端，又摔入谷底。王遂设计的人生剧本里，从来就没有这样的结局。这两年的刑部大牢，谁也不知道他是怎么过来的。可以想象，绝望、痛苦、惊恐、悔恨、回忆、侥幸，每天都在和他进行反复厮杀，流了血又长了痂，裂开来又再流血，直到梦里最后一丝亮光也被黑暗吞没。他的那些梦，成了一本无法打开的书，只能永久烂在他的心里。
王燧的罪状，不外乎以下九条：第一，勒买部民之女为妾；第二，在本管之地建造私宅，拆毁民居；第三，与市井小民伙开银号；第四，出粜省仓米石以获利；第五，办理工程，包揽勒索；第六，勒掯新到人员；第七，随意任命下属；第八，在各州县运解南米时，浮收折色、短报粜价；第九，视各县应征米数多寡，勒索银两。对于朝廷的指控，王燧认罪态度似乎并不好；对于那些赃银，更是拒不承认，坚称巨额家产乃平日省俭兼祖上田产所遗，以及放债和资产生息所得。其实王燧所说，倒不全是狡辩，马塘王家祖产确实不菲。不然他父亲拿什么去乐善布施，拿什么去修庙建桥，拿什么去给他哥仨捐官买前程？王燧的哥哥王灿筑有晚香园，亭台楼榭，花木掩没，宾客投赠，文?于中，是皋东地区极有名的私家园林之一。有文字记载证明，至少在乾隆三十四年（1769）之前，晚香园就已经建成。而乾隆所查王燧的贪污证据，都是他任职嘉兴知府之后，而王燧出任嘉兴知府是在乾隆四十一年（1776）。
王燧被处斩后，朝野上下不再有人提起他，但有一个人例外，那就是乾隆皇帝。乾隆第六次南巡至浙江时，在《驻浙江水营叠庚子旧作韵》《赐浙江巡抚福崧》两首诗里，再次提到王燧，并把这些诗收进了自己的《御制诗集》。当初王燧只是被判为流放，而他两次更改了判决，一次比一次重。为什么要这么做？其目的只有一个，正如他在给王燧最终判决的那道上谕中所说：“以为监司大员、与上司朋比为奸、藉端婪索殃民者戒。”
细看《东院王氏家谱》，发现王燧共有两妻一妾，其中第二位妻子竟然是一代名臣李卫的孙女。很有意思的是，王燧的岳父李星垣，也就是李卫的长子，官至两广总督，在乾隆二十九年（1764），竟然也因贪腐而被判处斩监候。王燧有一子一女，皆为妾方氏所生，王燧被斩时，儿子王遇尧才十三岁。王遇尧虽然娶了两任妻子，却没有生下一子半女，也就是说，王燧这一支，到了他儿子时就已经绝嗣了。这里有一个细节，王遇尧的两位妻子，一个是两浙盐运副使徐观政的女儿，一个是云南曲靖府寻甸州知州袁澜谷的孙女、江宁布政使袁鉴的侄女。徐观政是如皋人，其家为皋城名门，极为富饶，有“徐半城”之称。而袁鉴是袁枚的堂弟，他还有一个妹妹嫁给了王燧弟弟王炳。这说明王燧虽被处以极刑，在朝廷的声名不佳，但在民间，影响好像并不是很大。
王氏三兄弟中，老大王灿文才最好，喜读书，工琴棋，善诗酒，时在晚香园行文酒之会，四方名流经常来此寻幽览胜。老三王炳自退居林下之后，赴内兄袁鉴江宁官署，日与袁枚、王文治等人论文谈诗。而王燧似乎不擅于诗文，至今未见有任何文字存世。倒是王文治有一首《四月十五日家竺庐招赴余园看牡丹即席二首》里提到了他。至于他刻的那一版《杭州府志》，虽然请钱献之与王文治两位著名学者为之校厘，但还是饱受诟病，如今几乎绝迹，国内好像只有清华大学藏有一部，那是一九二九年夏，清华大学图书馆向杭州杨氏丰华堂购买一批古籍时所得。如东县图书馆的那一册，与乾隆四十九年（1784）郑沄所刻版本并无差异，在首页右下角淡淡钤有一方印章，细辨乃“范成藏书”几个字，原来是“皋东私立僧伽图书馆”的旧物，肯定与王燧没有什么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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