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妤婕

　　在当今的阿根廷文坛，活跃着一批被称为“新叙事一代”的作家。这群作家大都出生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中期，普遍来自城市中产阶级家庭，有机会接受大学教育，在经济形势严峻的八九十年代度过了自己的青春期。新世纪初，他们的短篇小说被收录在名为《年轻守卫》的青年作家选集中出版，从此开始在本国文坛崭露头角。“新叙事一代”群体的代表人物有：萨萨曼塔·施维伯林、佩德罗·迈拉尔、华盛顿·库库尔多、胡安·特拉诺瓦以及玛丽安娜·恩里克斯等。和上一代的作家相比，这些成熟于千禧年的作家最大的特点在于，他们不再认同“叛逆、不羁和好斗”的青春，而这恰恰是上一代叙事的主旋律。“新一代”作家无意塑造某种博尔赫斯、卡萨雷斯或是奥坎波式的高雅文化；他们展现在文本里的是不甘心，是讽刺，是抱怨。当然这一切都有据可循：在千禧年，阿根廷新自由主义模式的经济政策宣告失败，恶性通货膨胀愈演愈烈，企业私有化进入高潮，大规模裁员带来了失业潮……在这样的背景下，“新叙事一代”的作家们普遍对未来缺乏信心，这种情绪在文学作品里的具体表现为：小说主人公大都是“孤岛”式的人物—他们没有既定的生活轨迹，很难与周围环境建立起稳定的联系，在城市的空间里“漂流”，身上看不见任何通向未来的希望。

　　女作家玛丽安娜·恩里克斯（Mariana Enriquez）是“新叙事一代”中的翘楚。她的笔调晦暗而疏离，但文本里蕴含着某种神秘的爆发力。她作品里绽放出的绮丽的黑色美学，将她和同辈作家区分开来。恩里克斯一九七三年出生于布宜诺斯艾利斯市，在一个毗邻首都的小镇巴伦廷·阿尔西纳度过了童年时光。她是从小听着祖母的故事长大的—恩里克斯的祖母来自阿根廷北部的科连特斯省，此地盛产各种各样的民间神话，比如关于高乔·吉尔以及迪福塔·科雷亚等半神话人物的传说。这些民间信仰浇灌了她的童年，并对她日后的创作产生了不可磨灭的影响。数年之后，恩里克斯搬到了拉普拉塔，在那里度过了青春岁月。恩里克斯曾是一名相当酷的少女—沉迷于摇滚文化、和同伴们尝遍各式各样的兴奋剂、流连于舞厅和酒吧。与此同时，她进入了拉普拉塔国立大学，主修新闻和社会传播学，辅修摇滚乐。玛丽安娜·恩里克斯（Mariana Enriquez）

　　在阿根廷电台Caja Negra近期做的一期访谈节目中，恩里克斯透露，她与同伴们在拉普拉塔“放浪形骸”的岁月也并非全然无忧无虑，外部的失序和暴力也会时常陡然入侵：比如说，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受到当时的经济政策影响，阿根廷经历了持续的恶性通货膨胀，年轻的父母们纷纷丢掉了工作，这导致成百上千的儿童被迫流落街头。在那段时间里，她常常能看到聚集在广场上的流浪儿童。又比如，她曾在舞厅里无端遭到警察的拘捕，在求助于未成年人法庭之后，才得以被释放。对此，恩里克斯说：“这样的经历未必是坏事，因为它让我知道，这个世界并不是太平的。”也许，从那时起，“世界并不太平”这个认知就深刻地影响了恩里克斯，促使她在探索世界真相的道路上越走越远。大学毕业后，她成了一名记者—很难说她的记者经历到底给她的写作生涯带来了什么影响，毕竟她本人对此也没有给出过清晰的答案。但可以肯定的是，她作品里那些描绘社会事件的完美细节，展现了作者本人精准而深刻的社会洞察力。在那期访谈节目里，恩里克斯还透露了她更为私密的一面：从小就喜欢玩通灵板，有过和鬼魂“交流”的经历；为了提高对生活的把控力，早早地戒掉了兴奋剂；喜欢在各式各样的公墓里散步，其中最喜欢的是王尔德在巴黎的墓地；曾经是滚石乐队的疯狂粉丝，崇拜主唱米克·贾格尔（Mick Jagger），甚至一度希望自己成为偶像……

　　熟悉恩里克斯作品的读者不难发现，这一切私密的经历，都在其创作中留下了痕迹。最近她在中国出版的作品《床上抽烟危险》尤是如此。这是恩里克斯的第一部短篇小说集。它于二○○九年在阿根廷出版，二○二一年被美国翻译家梅根·麦克道维尔（Megan McDowell）翻译成英文，并于同年入围国际布克奖。在这部短篇集出版之前，恩里克斯还出版过两本长篇小说《最糟糕的是下落》以及《如何完全消失》。虽说两本小说在阿根廷评论界收到的反馈褒贬不一，但还是为她赢得了诸多关注。二○一六年，恩里克斯出版了短篇小说集《火中遗物》，这本书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为恩里克斯赢得了国际声誉：小说集被翻译成超过十五种语言，被 《国家报》和《先锋报》等西班牙主流媒体争相赞誉；二○一七年，恩里克斯凭此书夺得巴塞罗那城市文学奖。二○一九年，她推出长篇小说《属于我们的夜晚》，并凭此一举斩获包括赫拉尔德文学奖在内的四项知名国际文学奖。除了上述虚构作品，恩里克斯还陆续出版过旅行杂记《有人路过你的坟墓：墓地参观记》、作家传记《最小的姐妹：西尔维娜·奥坎波的画像》，以及社会评论集《鼠年》等非虚构作品。

　　毫无疑问，作为作家的恩里克斯是成功的。然而，恩里克斯却在一次讲座中略带遗憾地表示，她钟爱恐怖小说，但由于它是类型文学，因此并没有得到应有的尊重和重视。

　　恩里克斯习惯于将自己称为恐怖小说作家。对于恩里克斯来说，恐怖小说的定义非常简单：但凡可以引起读者恐惧的作品，就是恐怖小说。她坦言自己酷爱美国作家史蒂芬·金和霍华德·菲利普斯·洛夫克拉夫特的作品：“在某种程度上，我的创作就是‘翻译史蒂芬·金等人的作品，我要把这种美国式的恐怖转换成拉丁美洲式的恐怖。”拉普拉塔流域历来都不乏奇闻异事，以及由它们衍生出来的幻想，却缺乏恐怖文学的传统：博尔赫斯笔下那些游廊曲折的幻想迷宫，虽然神秘晦暗，但背后藏着的是形而上学的柔情；至于科塔萨尔或是卡萨雷斯，虽然他们的作品里时常出现奇情、空白和不安，但主基调仍然和充满惊悚和不祥意味的新哥特美学相差甚远。如此一来，恩里克斯只能追隨着为数不多的几位阿根廷恐怖小说前辈—由埃尔维奥·甘多尔福和爱德华多·霍吉门联合编选的《阿根廷恐怖故事》，至今都被她奉为“文学圣经”—在本国这一领域的文学荒地上开疆拓土。长期浸淫在克苏鲁式的神话故事和哥特式的恐怖故事里，恩里克斯的作品里不乏“幽灵”“诅咒”“墓地”这样阴森可怖的意象。不过，和传统的恐怖小说不同，恩里克斯故事的背景大都设定在现代都市。小说的主人公大多都出身中下层，在摩登城市里漫无目的地穿行，沮丧而抑郁。当他们以为自身要彻底沉沦在现代科技带来的孤独和冷漠里的时候，一种古老而原始的黑暗如潮水一般汹涌而至，吞噬掉文本里所有的现代文明和理性。

　　“思考恐惧这种情绪让我乐在其中。确实有很多东西让我害怕，但我克服这种情绪的方式就是直面它，书写它，了解它会在哪里终结……写恐怖小说让我觉得安全而有趣。”在二○二一年五月与《床上抽烟危险》的英文译者梅根·麦克道维尔进行对谈的时候，恩里克斯如是说道。

　　无数恩里克斯的读者都对“作家是否会在写作时感到焦虑害怕”这个问题感到好奇，因为这位阿根廷女作家的日常便是与在寻常人看来可怖的元素共舞。在《床上抽烟危险》开篇的第一个故事《挖掘天使》里，文本的叙述者是一个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独居的单身女子，有一天，女子从梦中醒来，忽然发现自己的床头站着一个周身腐烂了大半的幽灵—那是女子祖母的某一位因病早夭的小妹妹的幽灵。多年前，她曾在祖母家的院子里挖到过这位姨祖母的尸骨。这个桥段似乎深得传统恐怖电影的真传—面对这样可怕的场景，女主人公“不负众望”地受到了惊吓，“又哭又叫，用床单把自己蒙住，紧闭双眼”（《挖掘天使》），小说的惊悚气氛也在这里达到了高潮。然而，接下来的故事走向是出人意料的：女主人公逐渐习惯了幽灵的存在，并慢慢开始和它建立起一种诡异的默契。自此开始，文本从单纯的惊悚恐怖滑向了黑色幽默。

　　文本中的黑色幽默消解了“幽灵”这个形象背后的不祥与可怖，并為小说建立起了一种微妙的平衡。小说的结局相当有趣：女主人公陪着幽灵去找它的尸骨，却没有找到。幽灵的执念无法得到化解，因此它将永远跟着女主人公。这个结局如同陡然一击，彻底粉碎了前文建立起的平衡，只留下一丝意味深长的吊诡。和恩里克斯同属“新叙事一代”的作家萨曼塔·施维伯林曾经说过：“创作短篇，就是先建立一个故事，然后摧毁这个故事，并在摧毁的同时与读者建立情感联系。”在《挖掘天使》中，幽灵出现，纠缠主人公的一切动机都是为了找回尸骨。但在最后一刻，所有的希望都破灭了，这个被苦心建立起来的故事，也随之轰然倒塌。

　　在Caja Negra电台的访谈中，恩里克斯坦言：“对于阿根廷人来说，最恐怖的并不是社会的弊病本身，而是面对这种情况，认为自己永远无法解决、永远无法逃离的感觉。就像是故事里的幽灵，它们永远被迫不断重复一些生前无法解决的事情。”和鬼魂一样，活着的人们也有永远无法释怀的执念，就像在《那段和亡灵对话的岁月》（《床上抽烟危险》中的最后一个故事）中的主人公以及他们的家人一样。在这篇小说中，一群青春期的女孩聚在郊外的房子里用通灵板召唤幽灵，试图从幽灵口中探知她们那些在“肮脏战争”中被逮捕之后失踪的亲人朋友们的去向。在某种意义上，小说集开篇的故事和结尾的故事构成了一种奇妙的镜像关系：从“亡灵向生者追索”转到“生者向亡灵索求”，在生与死之间，沉淀着一种永远无法超越的痛苦与绝望。

　　恩里克斯曾经在采访中说过，自己童年时期的恐惧和其他的恐惧混合在一起（比如对社会环境的恐惧），就变成了一个恐惧的球，它可能是永远都无法解决的，于是她就将这种纠缠的恐惧安放在文学之中。恩里克斯的偶像霍华德·菲利普·洛夫克拉夫特在《文学中的超自然恐怖》一文中写道：人类最古老而最强烈的情绪是恐惧，而最古老、最强烈的恐惧则是对未知的恐惧。为了抵御这种古老而强大的情绪，人们培养了未雨绸缪的思想，建立起诸多保障体系，避免自己堕入可能的危险之中。在恩里克斯的故事里，最为焦灼的人群莫过于中产阶级。由于害怕阶级下沉—他们不知道何时会下沉，也不知道会因何下沉，但由于拉丁美洲社会的不稳定性，这种下沉的风险是极高的—中产阶级的人们将贫穷视为原罪，避之不及。“面对贫穷和堕落，他们的第一反应是排斥，但深层次的情绪是恐惧，因为他们知道，一旦堕落，就再也无法离开那个泥潭”，恩里克斯如是解释道。在故事《小推车》里，她将人们对贫穷的恐惧实体化—贫穷和不幸化为腐败的臭味，如瘟疫一般在街区里传播，被传染的人无一例外都遭受了变故，沦为社会的边缘人。

　　由于人们内心深处充满了对贫穷和堕落的恐惧，在恩里克斯的许多作品里，包括穷人在内的边缘群体成了某种邪恶的象征。在《小推车》里，靠收垃圾为生的老人化身为狡黠的诅咒者，让厄运在小区降临，从而完成了对向他施以暴力、羞辱和抱有冷漠态度的中下层阶级居民的报复。在《床上抽烟危险》这本短篇小说集里，掌握巫术或“黑暗魔法”的大都是底层人物，他们本是社会上饱受压迫的弱势群体，但借助民间信仰中原始而黑暗的诅咒，完成了一种对原有社会秩序的颠覆。在《归来的孩子》中，失踪的孩子们化身幽灵归来，终日在广场里游荡，让恐惧笼罩整个城市，从而完成他们的复仇。作者的笔触甚至从布宜诺斯艾利斯一直延伸到了巴塞罗那。在《悲伤兰布拉》一文中，边缘人群同样化身为疯子和幽灵，让巴塞罗那这座充满艺术气息的城市蒙上了诡异的阴影。

　　值得一提的是，《床上抽烟危险》这本小说集里绝大多数故事的主人公都是女性。她们皆出身中下层阶级，尽管其中大多数人表面都维持着平静，但在她们的内心深处，无一例外都被某种孤独、厌世和抑郁的情绪所折磨：长期独居，与父亲关系疏离，最后和小婴儿的鬼魂不期而遇的女人；被惊恐症折磨得失去正常生活的女孩；被男友抛弃，有着严重自残倾向，独自来到酒店度假却被鬼魂选作接替者的女孩；掘开偶像的坟墓，吞噬其血肉来获取精神力量的少女；从青春期就开始不断产生被恶魔强暴的幻觉的女孩；蒙着被单在床上抽烟，希望自己如同飞蛾一样被火焰碾碎的独居女子……在某种意义上，她们都不能算是“正常人”。这些或抑郁或疯癫的女人，内心似乎都潜藏着某种自毁的倾向。因此，当她们被某种古老而邪恶的力量推向极端境地的时候，让人不禁发问：这是否才是她们内心真正想要的？

　　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开始，病态/疯癫的女性形象在西方的语境里演变成了象征父权压迫的隐喻：遭到父权社会的戕害而精神崩溃、陷入病态的女性，被扣上“天生具有歇斯底里倾向”的帽子，从而被剥夺了一切自我辩白的权利。在《床上抽烟危险》这本作品集里，“父权侵害”是一个时隐时现的主题：在《归来的孩子》以及《瞭望台》中，“少女在街头卖淫”和“女人在童年时期被性侵”等情节让这个主题浮出水面，而在《亲爱的心脏，你在哪里》和《不拍生日，也不拍受洗日》里，它则半隐于叙述之中。“父权侵害”在小说集中的高频率出现似乎暗示着恩里克斯以女性身份，为女性身份书写的决心。在二○二二年四月与《西班牙国家报》（El país）记者的访谈中，恩里克斯说：“成为女性意味着精神上的逃避、愤怒以及病态。这里面包含的并不完全是怨恨，更多的是一种‘你觉得我应该做个圣母，但我其实是个彻头彻尾的疯子的心理反叛。”在她看来，历史上很多女性作家（例如西尔维纳·奥坎波、安帕罗·达维拉以及皮拉尔·佩德拉萨等）拥有伟大的想象力，她们书写残酷，大胆地探讨各种另类的性行为以及阶级问题。然而，最终获得了主流世界（统治者多为男性）的认可并被赋予特權的，往往是表现得更为“温顺”的女作家，因为她们显得更为“安全”。弗洛伊德曾经指出：“一个洞穴便是属于女性的地方，一处呈现子宫形状的幽闭之处，一座大地上的房子，神秘而神圣。”由于女性具有洞穴形状的生理结构，在父权中心文化之下，女性被赋予了一种“深埋地下”的命运。然而，呈现子宫形状的洞穴又是体现出女性力量的所在，女性身上似乎拥有洞穴那象征意义上的毁灭力量，拥有西蒙娜·波伏瓦笔下的“位于大地中心的那种黑夜的‘力量”。在许多传说故事当中，主人公一旦陷入具有母性特征的影子之中—这些影子包括洞穴、深渊与地狱—就会永远地迷失方向。而恩里克斯恰恰是不惮于将洞穴的力量爆发出来的“剧烈”的叙事者，她无所畏惧地触碰那些尖锐而黑暗的女性议题，用似刀刃的笔杆，毫不留情地挖开现实表面愈合、实则溃烂的伤口，将布满脓液和血污的创面清晰直白地展现在读者面前。

　　恩里克斯似乎将她内心的某种“黑暗”力量灌注到了她笔下的女性人物身上。在《归来的孩子》和《亲爱的心脏，你在哪里》这两篇小说中，受过性侵害的女主人公（化身幽灵之首归来的瓦娜迪斯和为了满足自身性欲而对男性伴侣施加身体伤害的第一叙述者“我”）由被害者变为了施害者—借助古老的信仰/心理的病态化，原本的性别秩序被颠倒，女性试图进行她们的复仇。除了展现各种女性在父权社会的生存状态，恩里克斯也刻画了不同女性之间微妙而复杂的关系。在《潮池里的圣母像》这个故事里，女性可以结盟（例如“我”和纳塔利娅等几个女孩），但也会对立（“我”和几个女孩组成的小团体憎恨西尔维亚）。叙述者“我”和几个女孩并不想和男主人公迭戈开始浪漫关系，只想索求他的肉体，这种反传统的女性心理也体现了作者颠倒性别秩序的意图，尽管这样的颠倒是不彻底的，因为女孩们依然通过打压同性的方式来争夺异性的注意。

　　恩里克斯从不觉得她的小说是天马行空的幻想。尽管她的作品里幽灵出没、鬼怪横生，但故事的底色却是强烈的现实主义。恩里克斯认为，生活在拉丁美洲就意味着置身于恐怖事物之中，鲜有人可以免遭此劫。这位从小受到科连特斯迷信文化影响的女作家，这位喜欢在墓地里散步、崇尚摇滚和哥特文化的“酷女孩”，将拉丁美洲社会的集体性恐惧和民间传说结合在一起，不断地翻搅起人们的噩梦，以此告诫世人：那一切没有过去，那一切依然存在。

　　《床上抽烟危险》这本书中惊悚色彩最弱的一篇恰好是与小说集同名的故事。在这个故事里，一切都是毫无生气的，就像女主人公所住的那间“许久都没有活物出现”的公寓；一切都是轻的，仿佛是撞入灯火后化为灰烬的飞蛾。它就像是一座浮在海上的冰山，简单的情节仿佛是露出海面的小小一角，而使得故事失序的关键，恰好是隐藏在水下的巨大冰体。这个庞大的部分似乎是这本书中其他故事里元素的集合：比如贫穷，比如社会不公，比如人际的疏离，比如无处不在的暴力……这一切都足以让一个举目无亲的独身女人，在目睹了一场火灾之后，决定用一种接近自毁的方式来求得片刻的欢愉：

　　如果此时她把头探出帐篷，望向房间的幽暗处，就会发现，灯光从床单上烧出的洞里透出，照在天花板上，将其点缀成了一片星河。她想要烫出更多的洞，因为，在看到头顶星空的那一刻她就知道，那是她唯一想要的。那是她唯一想要的。（《床上抽烟危险》）

　　而大多数其他更为胆怯的人，唯一能做的，就是忍住他们的恐惧，一言不发，穿过恩里克斯笔下真实的城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