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志

　　抗战时期，诗人冯至（1905-1993）随大学内迁，辗转至昆明，入西南联大教书。当时日机不时轰炸，他经友人介绍，在昆明东郊杨家山林场（今昆明世博园附近）管理处院中租了两间茅屋，携家搬到山上居住。时于一九四○年秋至一九四一年秋。这一段山居生活对他影响很大，据其回忆：“我在茅屋里越住越亲切，这种亲切之感在城里是难以想象的。在城市里人们忙于生活，对于风风雨雨、日月星辰好像失去了感应，它们都被烦琐的生活给淹没了。在这里，自然界的一切都显露出来，无时无刻不在跟人对语。那真是风声雨声，声声入耳，云形树态，无不启人深思。”（《昆明往事》）在此，他完成了最重要的三部书—诗集《十四行集》、散文集《山水》和小说《伍子胥》。特别是《十四行集》，思想融汇中西，形式臻于完美，成为新诗史的重要诗集。

　　较少为世注意的是，此期冯至还写有一部《昆明日记》（1939年1月至1943年8月），虽然主要记录生活琐事，但偶尔也记录个人感慨。而这些感慨，恰恰可跟《十四行集》和《山水》对照，让我们可以一窥他的内心世界。

　　据《昆明日记》，一九四○年十二月“21日上山。22日，疲倦乏力，糟糕透顶。下雨。23日，疲倦乏力。糟糕透顶。下雨”。连续两天都用“糟糕透顶”形容，可见心情之恶劣。《十四行集》第二十一首，或许正写于此时（本文的《十四行集》引文，皆据1942年初版本）：“我们听着狂风里的暴雨，/我们在灯光下这样孤单，/我们在这小小的茅屋里/就是和我们用具的中间/也生了千里万里的距离：/铜炉在向往深山的矿苗/瓷壶在向往江边的陶泥；/它们都像风雨中的飞鸟/各自东西。我们紧紧抱住，/好像自身也都不能自主。/狂风把一切都吹入高空，/暴雨把一切又淋入泥土，/只剩下这点微弱的灯红/在证实我们生命的暂住。”又据一九四二年二月二十三日日记：“夜间大风，好像把一切都要刮到天上去，黑暗中觉一身之外，毫无所有。甚悚然。”此条写于第二十一首诗成后，但虚无感则相同。

　　一九四二年五月二十五日：“月夜里，我们望着有加利树，越望越高，看着它在生长，不由得内心里惊惧起来。”这种“惊惧”之感，可跟《十四行集》吟咏有加利树的第三首对照：“你秋风里萧萧的玉树—/是一片音乐在我耳旁/筑了一座严肃的庙堂，/让我小心翼翼地走入；/又是插入晴空的高塔/在我的面前高高耸起，/有如一个圣者的身体，/升华了全城市的喧哗。/你无时不脱你的躯壳，/凋零里只看着你生长；/在阡陌纵横的田野上/我把你看成我的引导：/祝你永生，我愿一步步/化身为你根下的泥土。”但日记里的“惊惧”，诗里转换成了“仰慕”。

　　一九四二年五月二十六日：“看见蜻蜓飞翔，好像过去的青春在这小小的生物身上。这小生物的翅子使人感到虚幻。”这种“虚幻”之感，可跟《十四行集》第二十四首对照：“这里几千年前/处处好像已经 /有我们的生命：/我们未降生前/一个歌者已经/从变幻的天空，/从绿草和青松/唱我們的运命。/我们忧患重重，/这里怎么竟会/听到这样歌声？/看那小的飞虫，/在它的飞翔内/时时都是永生。”但日记里的“虚幻”，诗里转换成了“永生”。

　　对照《昆明日记》和《十四行集》，我们可以发现：日记颇多消沉情绪，不时有“虚幻”“孤独”“悚然”等词；反之，《十四行集》很少描写负面情绪，更趋积极。例外的是第二十一首，“只剩下这点微弱的灯红/在证实我们生命的暂住”，虚无感跟日记相同。诗集出版后，朱自清在《新诗杂话》中称赞这第二十一首，冯至自己却不以为然，认为“不太满意”（1942年11月21日）。究其原因，或许是此诗过于虚无，披露过多悚惧吧。

　　人皆向死而生，一生难免惶惑、悚惧和紧张的时刻。当时战火连年，从国家到个人更是遍地疮痍，充满苦痛。冯至和家人的昆明生活也不轻松，妻子姚可崑回忆这段生活，以“贫穷和疾病”来概括：“冯至经常与病魔搏斗，回归热、恶性疟疾、斑疹伤寒、背上疽痈等有名堂的疾病，都连接不断地光顾他，他一关一关地闯过来了。可是他发高烧甚至昏迷不省人事时，那种景象，现在回想起来还有些后怕。他们父女在昆明轮流得过多种传染病，我的日子总是战战兢兢地过着。”（《我与冯至》）

　　更令人痛苦的，是战火绵延，死生永隔，消息断绝。据日记，一九四二年五月二十四日：“战争把世界分割成这么多块彼此不通闻问的地方。两三年来，到过这山上来的朋友们其中已经有一些不能通音讯。而且有的已经死亡。对着和风丽日，尤其是对风中日光中闪烁着的树叶，使人感到—一个人对着一个宇宙— ”一九四二年八月三十一日：“朋友走了，把通讯处留在日记本上，每逢换一个新日记本就把它誊录在新的上边。这样过了几年，信则不能发一封。世界上一层一层的炮火什么时候停息呢？”偏僻生活的寂寞，对时局的厌倦，溢于言表。

　　尽管如此，我们从《十四行集》中读到的，主要还是生命的庄严、山林的幽美及人情的淳朴。同期散文集《山水》也如此，名篇《一个消逝的山村》（1942）所记录的山居生活，我们几乎感受不到世外的战火纷飞：“最可爱的是那条小溪的水源，从我们对面山的山脚下涌出的泉水，它不分昼夜地在那儿流，几棵树环绕着它形成一个阴凉的所在。我们感谢它，若是没有它，我们就不能在这里居住，那山村也不会曾经在这里滋长。这清冽的泉水，养育我们，同时也养育过往日那村里的人们。人和人，只要是共同吃过一棵树上的果实，共同饮过一条河里的水，或是共同担受过一个地方的风雨，不管是时间或空间把他们隔离得有多么远，彼此都会感到几分亲切，彼此的生命都有些声息相通的地方。”

　　为什么冯至在创作中极力淡化“虚幻”，压抑“悚惧”呢？只是出于逃避吗？

　　对此，他在《山水·后记》里是有解释的：“在抗战期中最苦闷的岁月里，多赖那朴质的原野供给我无限的精神食粮，当社会里一般的现象一天一天地趋向腐烂时，任何一棵田埂上的小草，任何一棵山坡上的树木，都曾给予我许多启示，在寂寞中，在无人可与告语的境况里，它们始终维系住了我向上的心情，它们在我的生命里发生了比任何人类的名言懿行都重大的作用。我在它们那里领悟了什么是生长，明白了什么是忍耐。”也就是说，他的淡化“虚幻”，压抑“悚惧”，旨在勉力“向上”，更好“生长”。

　　实际上，这正是冯至所师事的奥地利诗人里尔克（R. M. Rilke，1875-1926）的诗歌观。里尔克有一首名诗《啊，诗人，你说，你做什么……》云：“啊，诗人，你说，你做什么？—我赞美。/但是那死亡和奇诡/你怎样担当，怎样承受？—我赞美。”（冯至译）他认为，面对“死亡和奇诡”，诗人应当以赞美的心态来“担当和承受”，而非单纯付诸宣泄。这里的“赞美”，不是对“死亡和奇诡”的“否认”，而是“担当和承受”后的“克服”。冯至是认同里尔克这种“赞美”诗观的，故《十四行集》开篇写道：“我们赞颂那些小昆虫，/它们经过了一次交媾/或是抵御了一次危险，/便结束它们美妙的一生。/我们整个的生命在承受/狂风乍起，彗星的出现。”从《昆明日记》的“悚惧”，到《十四行集》的“赞颂”，正显示了这样一种心理转换过程。

　　最后要补充的是，比冯至写《十四行集》还早两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之际，爱尔兰诗人叶芝（W. B. Yeats，1865-1939）去世，英国诗人奥登（W. H. Auden，1907-1973）面对“黑云压城城欲摧”的残酷时局，写了名诗《悼念叶芝》，宣称诗人应当努力“化诅咒为果实”：“走吧，诗人，径直/走向黑夜的深处；/用无拘无束的声音，/仍然劝说我们要欢欣。/通过耕耘诗篇/把诅咒变为葡萄园。”（笔者译）跟冯至一样，小他两岁的奥登也喜欢里尔克，此诗的思想同样是对里尔克“赞美”诗观的继承。而“通过耕耘诗篇/把诅咒化作葡萄园”，我们亦可视为对冯至创作心理的一个最佳诠释。

　　二○二三年二月十一日至六月十四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