苗壮

　　清嘉庆九年（1804），贵州玉屏县（今同仁市玉屏侗族自治县）的知县张澍（1781-1847）因病辞官，回到家乡甘肃武威省亲休养。自张澍十四岁离开武威赴西安、京师等地求学，屈指算来，已经过去了十年。此次荣归故里，亲友往来逢迎自不必说，闲暇之时，张澍也少不了同亲友四处游览当地的名胜。

　　在武威城的北隅有一座禅林，名为清应寺。清应寺殿宇巍峨，廊楹绘绚。其正殿之后有清应寺塔（俗称“姑洗塔”），传说是当年阿育王为藏佛骨所建。清应寺塔为六角形，高达十三层，登至塔顶，武威城内外的景致可一览无余，故而清应寺香火极盛，游人如织。张澍也与亲友们来到此地游览。

　　正当诸人在寺中观览畅谈之时，张澍偶然发现，清应寺中有一座碑亭，碑亭四周皆用青砖封砌。张澍是清代著名的金石学家，对碑文石刻极为痴迷。“碑亭之中一定有石碑，为何要将石碑封闭起来？”张澍不禁疑惑，便向住持询问。寺庙的住持也无法说清楚是何人在什么时候，出于什么原因将碑亭砌死，住持解释说：“恐怕其中是有妖孽祸祟之类的东西……”张澍越听越觉得蹊跷，便让仆人找来工具，将青砖一一撤下。碑亭被打开，不出所料里面是一通石碑。

　　石碑高有丈余，由于尘封多年，上面的灰土有一寸多厚。张澍让仆人拂去上面的灰尘，便显示出上面的文字。看到上面的文字，张澍有些惊讶：

　　乍视字皆可识，熟视无一字可识。字体方整，与今楷书无异。额篆书“天佑民安之碑”六字。（张澍《书西夏天祐民安碑后》）

　　转到碑阴再看，张澍发现，碑阴所刻则为汉字，碑文记录了西夏王室崇奉佛教，汇集工匠修缮佛塔之事，碑铭刊刻的时间为“天祐民安五年岁次甲戌十五日戊子建”。精通史地知识的张澍知道，“天祐民安”是西夏第四代皇帝崇宗李乾顺（1086-1139）的年号。碑亭中的石碑当为西夏所立，而石碑正面古怪的文字，应该就是西夏文。张澍慨叹道：“此碑自余发之，乃始见于天壤，金石家又增一种奇书矣！”

　　张澍将自己的所见写成了《书西夏天祐民安碑后》，收在其《养素堂文集》之中，今人则多将此碑称为“凉州重修护国寺感应塔碑”。由此，业已消失在历史中的西夏文再次回到了人们的视野之中。

　　西夏王朝及其文字

　　西夏是党项人所建立的国家。党项本为游牧民族，是羌族的一支。在唐代，党项民族生活在陕西北部、宁夏以及甘肃东部一带。唐朝末期，党项首领拓跋思恭（？-886）响应唐僖宗李儇（862-888）的号召，参与平定黄巢之乱。战乱结束之后，拓跋思恭被授予定难军节度使，封夏国公，赐李姓，统领夏州、银州、绥州、宥州、静州等五州。在五代以及随后的宋辽对峙中，党项民族不断壮大。

　　自北宋咸平五年（1002），党项首领李继迁（963-1004）起兵攻陷北宋所辖的灵州（今宁夏吴忠西北古城镇），占据西北要路。经过李继迁、李德明、李元昊三代首领三十余年的征伐，天授礼法延祚元年（1038），李元昊（1003-1048）自立为帝，称始文本武兴法建礼仁孝皇帝，建国号为“大夏”，定都于贺兰山下的兴庆府（今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统领夏、银、绥、宥、静、灵、盐、会、胜、甘、凉、瓜、沙、肃、洪、定、威、龙等十八州。其疆域东据黄河、西至玉门、南临萧关、北抵大漠，绵延两万余里。由此，开启了中原王朝（北宋、南宋）、北方草原王朝（辽、金）与西夏王朝三足鼎立的时代。

　　西夏王朝立国近两百年，共历景宗李元昊、毅宗李谅祚、惠宗李秉常、崇宗李乾顺、仁宗李仁孝、桓宗李纯祐、襄宗李安全、神宗李遵顼、献宗李德旺、末主李睍十帝，最终在宝义元年（1227）为西征的蒙古大军所灭。

　　党项人自称其民族为“弥药”（mi-nyag）。“弥药”一词来自藏语，是下人、役属之义。在唐代，党项民族曾一度被吐蕃征服，故有此一称法。党项民族自称其语言为“弥语”，汉人则称其语为“番语”或“番言”。

　　最初党项民族并无文字，即《新唐书·西域传》所云：“（党项）无文字，候草木记岁。”直至西夏建国前后，党项人才创制了本民族的文字，当时称为“番书”，即今天我们所谓的“西夏文”。对于西夏文字创制的时间大体有三种说法：

　　其一，为李德明创制说。李德明（981-1032）是李元昊的父亲，为西夏的建立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西夏建国后追谥为光圣皇帝，庙号太宗。《辽史·西夏传》卷一百十五云：

　　德明晓佛书，通法律，尝观《太一金鉴诀》《野战歌》，制番书十二卷，又制字若符篆。

　　其二，为李元昊创制说。这一说法主要依据是北宋曾巩（1019-1083）《隆平集·夷狄》卷二十云：

　　（元昊）通汉文字，几案间常致律法书。自为蕃书十二卷，文类符篆，建蕃学使番官子弟习之。

　　其三，为野利仁荣演绎说。野利仁荣（？-1042）是皇后野利氏一族，为西夏建国初年的名臣，深受李元昊信任。《宋史·西夏传》卷四百八十五云：

　　元昊自制蕃书，命野利仁荣演绎之，成十二卷，字形體方整类八分，而画颇重复。教国人纪事用蕃书，而译《孝经》《尔雅》《四言杂字》为蕃语。

　　元人托克托（1314-1356）所编《辽史》，时代晚出，又因仓促而就，错乱极多，李德明创制之说仅为孤证，故而难以采信。“元昊时期创字之说，史书多次记载，上列几种文献除《宋史》与《辽史》同时外，其他都成书较早，与西夏文造字时间较近，自然也就增强了资料的可靠性。”（史金波《西夏社会》，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元昊之时，野利仁荣是西夏第一文士，并创办蕃学，主持翻译典籍，同时《宋史·西夏传》中又有“始封制蕃字师野利仁荣为广惠王”的记录，所以后世学者一般认为西夏文字出自野利仁荣之手，颁行时间为大庆元年（1036）。

　　自西夏建国初年至于西夏灭亡，这套文字一直是西夏的官方文字，被广泛应用于文书行政以及日常生活书写之中。与此同时，大量的佛经以及儒家经典，都被翻译为西夏文字，推动了西夏文化的迅速崛起。今天人们得以再次了解西夏王朝，西夏时代留存下来的大量西夏文文献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西夏灭亡之后，一部分党项人投降蒙古，在元朝被称为“唐兀”或是“唐兀惕”，属于当时地位较高的色目人。伴随着元朝军队的四处征战，这些党项人来到中原内地生活。其所使用的西夏文并没有随着西夏的灭亡彻底消失，而是在元帝国境内与汉文、藏文、梵文、八思巴蒙古文、回鹘文等文字并行使用。

　　一九六二年，考古人员在河北省保定市的韩庄村附近发现了两座明代石幢，两座石幢八面皆刻有西夏文字。其内容记录了当地八十多位党项族的善男信女，在保定府的兴善寺发愿超度之事。石幢刊刻的时间是“大明弘治十五年十月”，即一五○二年。由此可知，西夏文一直使用到十六世纪，之后才逐渐被历史黄沙所湮没，成为无人知晓、无人使用的“死文字”。

　　国际汉学与西夏文的破译

　　虽然乾嘉之时，学者张澍再次发现了西夏文，不过他并没有对“凉州重修护国寺感应塔碑”上的文字做任何的考证和解读。对于西夏文真正的破译，还要从十九世纪的国际汉学研究说起。

　　北京西北六十公里外的居庸关是中原通往蒙古草原的必经之路。一八六三年，英国传教士艾约瑟（Joseph Edkins，1823-1905）途经于此。当他在居庸关云台（俗称“过街塔”）下通过之时，云台券顶和四壁上雕刻着的精美浮雕以及上面古怪的文字，让这位来自英国的传教士记忆深刻。随后，他将这一发现告知了另一位英国传教士伟烈亚力（Alexander Wylie，1815-1887）。

　　伟烈亚力是一位优秀的汉学家，通晓拉丁文、法文、德文、俄文、汉文、满文和蒙古文。自一八四六年来华，伟烈亚力一直从事着中西文献的整理、互译和出版等工作。当他听闻云台雕刻着神秘文字的消息之后，便迅速来到居庸关查看：

　　居庸关是从北京到张家口崎岖山路上的一座长城关隘。其墙体从基座到券顶布满讲述中国传说故事的浮雕。精美的石拱门内，用六种不同文字雕刻着长碑文，着实让人印象深刻。其中两方石碑镶嵌在天井上，使用的是梵文和藏文。另外四方石碑在它们的正下方。

　　下面的四方石碑中，有两方是从左向右书写的。最左边的一方是八思巴蒙古文，其名称来自一位叫作八思巴的西藏喇嘛。他是中国历史上有名的佛教法师，曾受忽必烈的委托，为蒙古语创造了这种文字。在它右侧的石碑是回鹘文。

　　另外两方石碑从右向左书写。在最右侧的一方是汉文，另一方则是女真文。这方女真文石碑非常有价值。女真文是已经消失的古老文字，存世极少，在中国古代典籍中只有只言片语的记录……这些文字尚未被解读，但是通过其他石碑中的相关内容，我们有可能将其中的一些文字破译出来。（伟烈亚力《对居庸关碑文的一些看法》，笔者节译）

　　一八六四年，伟烈亚力将自己的这一发现，发表在《皇家亚洲学会华北分会会报》（Journal of the North China Branch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第一卷上，题名为《对居庸关碑文的一些看法》（“Remarks on same impressions from a Lapidary Inscription at Keu-yung kwan，on the great wall near Peking”）。伟烈亚力在文中认为，居庸关云台的碑文中最有价值的是那方“女真文石碑”，但那方石碑上的文字其实是西夏文。由于当时没有更多资料进行对比，导致了伟烈亚力的误判。

　　随后，伟烈亚力用了几年的时间对石碑上的文字进行了详细的解读。首先他通过研读梵文、藏文、汉文、八思巴蒙古文、回鹘文等其他五方石碑上的文字，发现其刊刻的都是《陀罗尼经咒》，内容完全一致，因此“女真文”石碑也应该是相同的内容。进而，他通过文字布局寻找“女真文”与其他文字的对应关系，最终成功地解析了其中八十一个字的译音。

　　一八七○年，伟烈亚力将自己的研读成果发表在《英国皇家亚洲学会学报》（Journal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of Great Britain and Ireland）上，题为《居庸关的古代佛教碑文》（“Translation and Remarks on an Ancient Buddhist Inscription at Keu-yung kwan， in North China”）。虽然伟烈亚力并不知道自己成功解读的这些字其实是西夏文，但他对这些文字读音的判定大体都是正确的。伟烈亚力的这一成果，正式开启了国际学术界对西夏文的研究。

　　真正为西夏文正名的学者，是英国汉学家卜士礼（Stephen Wootton Bushell，1844-1908）。一八六八年，卜士礼毕业于英国伦敦大学，获得医学博士学位。同年，卜士礼应邀来华，担任英国驻北京大使馆的医师，同时兼任京师同文馆的医学教习。来到中国之后，卜士礼很快掌握了中文，并且对中国的瓷器学、金石学和语言学都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于是，他开始大量收购古瓷器、古钱币和各种碑刻的拓片。

　　在他所收集到的諸多拓片中，有一件正是当年张澍所发现的“凉州重修护国寺感应塔碑”拓片，卜士礼凭借自己优秀的金石学和语言学的积淀，对这张拓片上的西夏文字进行了细致考察。一八九五年，他将自己的研究结果发表在《皇家亚洲学会华北分会会报》第三十卷上，题为《西夏王朝的文字、钱币与其奇特的碑文》（“The Hsi Hsia Dynasty of Tangut， Their Money and Peculiar Inscript”）。

　　在论文中，卜士礼详细地介绍了西夏的历史及其文字创制和使用的情况，并指出居庸关碑文上的“女真文”应该是西夏文。随后，他通过存世的西夏“大安宝钱”、居庸关云台西夏碑文以及“凉州重修护国寺感应塔碑”等资料的比对，成功地识读出数十个西夏文字。与此同时，法国汉学家戴维理亚（Jean Gabriel Deveria，1844-1899）等人也都开始了对西夏文进行研究，西夏文成为国学汉学研究的一个新热点。不过，由于资料有限，当时研究推进的速度非常缓慢，西夏文依旧是无法彻底破译的“死文字”。

　　《番汉合时掌中珠》

　　二十世纪初，英、法、俄、日诸国的考察队先后来到新疆、甘肃等地进行考古，大量的西夏文献被发掘出来。其中，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黑水城遗址的发现。

　　黑水城位于今天内蒙古自治区额济纳旗东南，是西夏时期所建立的军事重镇。西夏灭亡之后，蒙古人继续在此经营。至元二十三年（1286），元朝在此设置亦集乃路（“亦集乃”，西夏语“黑水”之意），以镇守河西走廊通往漠北地区的必经之路。洪武五年（1372），明将冯胜率军北伐，破黑水城，城池自此被彻底废弃。不过，城内却埋藏着大量西夏和元代的文书、绘画以及许多珍贵文物。

　　一九○八年和一九○九年，俄国考古学家彼得·库兹米奇·科兹洛夫（1863-1935）曾先后两次在黑水城遗址进行考古挖掘。在其发掘出的诸多珍贵文物中，仅西夏文献就多达两万四千卷。科兹洛夫将这些珍贵文物带回俄国之后，放置在圣彼得堡皇家地理学会保存。

　　当时，俄国汉学家伊凤阁（1878-1937）正在皇家地理学会从事研究工作。伊凤阁于一八九七年进入圣彼得堡大学学习汉语和满语，毕业之后曾先后到中国、英国、法国、德国等国家留学，有着非常優秀的汉学素养。一九○四年，伊凤阁回国之后，开始担任圣彼得堡大学汉语讲师。由于科兹洛夫并不懂西夏文，所有文献的放置杂沓错乱，伊凤阁受命同其他几位汉学家一起对这些文献进行编号整理。在整理的过程中，伊凤阁先后发现了《音同》《文海》《杂字》等一系列西夏文辞书，其中最为重要的一件就是《番汉合时掌中珠》。

　　《番汉合时掌中珠》为刻本，共三十七页，是一部“汉文—西夏文”双语词典。书中所收录的词汇按照天地人三才分部，每部又分为上中下三篇。该书完成于“乾祐庚戌二十一年”（1190），作者是一位叫作骨勒茂才的党项族文士。在该书的序言中，骨勒茂才说：

　　不学番言，则岂和番人之众；不会汉语，则岂入汉人之数。番有智者，汉人不敬；汉有贤士，番人不崇，若此者，由语言不通故也。如此则有逆前言。故愚稍学番汉文字，曷敢默而弗言。不避惭怍，准三才，集成番汉语节略一本，言者分辨，语句照然。言音未切，教者能整；语句虽俗，学人易会，号为“合时掌中珠”。（《番汉合时掌中珠·序》）

　　骨勒茂才写作的目的，是为当时塾师们的西夏语—汉语双语教学提供一部基础教材。《番汉合时掌中珠》全书收录日月星辰、干支风雨、山河名物、身体发肤等西夏文字共计一千五百零四个。每一个具体的词条共分为四行，从右往左依次是：汉文注音、西夏文、汉文、西夏文注音。由此，学者们一夜之间便获得了一千多个常用西夏文字的读音、字义和字形。

　　《番汉合时掌中珠》的发现，为西夏文字的破译以及西夏文献的解读提供了巨大的便利，如今日的学者们所评价的那样：

　　八十年前，俄国科兹洛夫探险队在西夏黑水故城遗址（今属内蒙古自治区额济纳旗）发现了大量西夏文献，其中便有《掌中珠》这部唯一有汉字标音释义的辞典。学术界由此始知千余西夏字的意义和读音，为进一步释读西夏文献、开展西夏学研究提供了极有价值的资料。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掌中珠》是一把打开西夏学研究大门的钥匙。（黄振华等《番汉合时掌中珠·前言》，宁夏人民出版社1989年）

　　一九○九年，伊凤阁将《番汉合时掌中珠》的部分照片向世人公开，轰动了整个国际学术界。除了伊凤阁之外，俄国汉学家龙果夫（1900-1955），法国汉学家沙畹（1865-1918）、伯希和（1878-1945），日本汉学家石滨纯太郎（1888-1968）等人对西夏文字也都抱以极大的热情，并发表了一系列研究论文。

　　与此同时，中国学者也迎头赶上。一九一一年，武昌起义爆发，罗振玉（1866-1940）举家东避日本，定居京都。罗振玉与内藤湖南、藤田丰八、狩野直喜等日本学者保持着长期的学术往来，因此经常参与京都的学术活动。一九一二年，伊凤阁应邀来到日本访学，罗振玉与伊凤阁在京都相识。次年，伊凤阁将部分《番汉合时掌中珠》的照片赠送给罗振玉。

　　在罗振玉回国之后的一九二二年，伊凤阁担任了苏联驻北京大使馆高级翻译，由此二人得以再次相见。其间，伊凤阁又将部分《番汉合时掌中珠》的照片赠送给罗振玉。罗振玉命长子罗福成（1885-1960）将手中照片上的文字一一抄录出来，并作校勘，于一九二四年在天津贻安堂经籍铺刊行。此时，中国学者拿到的《番汉合时掌中珠》虽然不是全本，并且有些抄录的内容还存在着讹误，但是它却为中国学者们的西夏文研究提供了最基础的资料。此后，罗福成、王静如（1903-1990）等学者都开展了对西夏文的研究，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他们也成了中国西夏学研究的第一代学者。

　　经过随后中国几代学者披荆斩棘的开拓和努力，如今已有六千余个西夏文字被辨识出来，大量的西夏文献也得以被成功解读。尘封在历史黄沙之下的西夏王朝，因为其文字的重生而再次复活。

　　参考文献：

　　Alexander Wylie： “Remarks on same impressions from a Lapidary Inscription at Keu-yung kwan， on the great wall near Peking”， Journal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of Great Britain and Ireland， 1864；

　　Alexander Wylie： “Translation and Remarks on an Ancient Buddhist Inscription at Keu-yung kwan， in North China”， Journal of the North China Branch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1870；

　　Stephen Wootton Bushell： “The Hsi Hsia Dynasty of Tangut， Their Money and Peculiar Inscript”， Journal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of Great Britain and Ireland， 1895；

　　村田治郎编著《居庸关》，京都大学工学部1955-1957年；

　　西田龙雄《西夏文字》，玉川大学出版所1980年；

　　史金波《西夏社会》，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

　　聂鸿音《打开西夏文字之门》，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4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