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颖

　　在《花园里的机器》（The Machine in the Garden）一书中，美国学者利奥·马克斯（Leo Marx）认为，西方文学中的花园存在两种形式的隐喻：一为人类堕落之前原始的伊甸园，二为被赋予了象征意义的人工花园。英国剑桥郡的格兰彻斯特果园（Grantchester Orchard）显然属于后者。

　　位于小镇东南角的格兰彻斯特果园距剑桥大学（University of Cambridge）仅投石之遥（a stones throw），沿着剑河（River Cam）撑船溯流而上，便可抵达古朴的大学校区。在人杰地灵的剑桥郡，格兰彻斯特果园被称为“激发灵感的宁静绿洲”。它是剑桥师生的后花园，很多文人墨客都曾在此留下足迹。这座果园与剑桥大学的渊源可以追溯到一百多年前。一九○九年，刚从剑桥国王学院毕业的本科生鲁伯特·布鲁克（Rupert Brooke，1887-1915）在格兰彻斯特果园租下了几间房。一九一一年，为了躲避学潮，布鲁克将住处搬到果园，一待就是三年，直至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的前夕才离开。清雅浪漫的格兰彻斯特果园激发了布鲁克的灵感，这位幽居在此的年轻人文思泉涌，写下了不少与果园有关的诗歌，其中最负盛名的作品当属《格兰彻斯特的牧师老宅》（The Old Vicarage， Grantchester）。这首诗歌是布鲁克一九一二年五月在德国的旅途中完成的，当时他正坐在柏林的“西部咖啡馆”（Café des Westens）里。有感于自己初到德国的种种不适，布鲁克分外想念大洋彼岸的格兰彻斯特。触景生情的诗人在咖啡馆里创作了这首怀旧、感伤的《格兰彻斯特的牧师老宅》。身在异国他乡的布鲁克在诗中写道：

　　此时我大汗淋漓，燥热难耐

　　而彼时树荫下溪流清凉

　　潺潺拥抱水中裸露的身体。

　　周围热情的德国犹太人喝着啤酒；

　　而彼时金色晨曦下露水轻柔。

　　在布魯克的诗中，“此”与“彼”原本互不兼容的时空产生了某种共时的效果，诗人把自己的思乡之情融入其中。在诗歌后半部分，这样的情感表达得更加浓烈：

　　我要收拾行囊，踏上火车，

　　重返英格兰！

　　我知道，英格兰这片热土

　　是心怀高贵的人们神往之地；

　　英格兰的剑桥郡，

　　是通达之士的归属之郡，

　　在那个地方我尤爱

　　迷人的村落格兰彻斯特。

　　《格兰彻斯特的牧师老宅》让布鲁克在诗坛名声鹊起，从此格兰彻斯特果园便与这位诗人的名字联系在了一起。尽管布鲁克声称自己很少会客，但他并非过着隐士般的生活。事实上，他与当时著名的“布鲁姆斯伯里团体”（Bloomsbury Group）成员交往甚密。这个知识分子团体成立于二十世纪初，最初的成员大都来自剑桥大学和伦敦国王学院（Kings College London）。之所以取名“布鲁姆斯伯里”，是因为这群满怀激情的年轻人经常在伦敦西区的布鲁姆斯伯里聚会，伦敦的很多大学都位于这个区，世界闻名的大英博物馆（The British Museum）就坐落在该区建于十七世纪的蒙塔古大楼（Montagu House）里。“布鲁姆斯伯里团体”不断吸纳诗人、作家、艺术家、哲学家等来自各个文化圈的雅士，这个原本有些小众的知识分子团体在英国的文化影响力不断扩大。活跃在文学圈的布鲁克与其中不少成员是好友，他和女作家弗吉尼亚·伍尔夫（Virginia Woolf）一起去河里游泳，与小说家E. M. 福斯特（E. M. Forster）、经济学家约翰·梅纳德·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在牧师老宅里聚会、在果树下畅谈。布鲁克的房东、格兰彻斯特果园的主人亨利·尼夫（Henry Neeve） 是一位养蜂人。春暖花开时，果园里蜜蜂三五成群，花香四溢。难怪，在诗歌《格兰彻斯特的牧师老宅》的最后，布鲁克以“茶中还会有蜂蜜吗？”（And is there honey still for tea？）的问句为全诗作结。

　　或许是布鲁克的《格兰彻斯特的牧师老宅》太有名的缘故，如今格兰彻斯特果园茶舍为客人供应的下午茶与蜂蜜仍是经典搭配。英国人嗜甜成瘾，他们每年对蜂蜜的消耗十分惊人。美国学者西敏司（Sidney W. Mintz）对此曾专门做过研究，最终成就了他的学术代表作《甜与权力》（Sweetness and Power）。据西敏司的考证，人类最初是通过浆果、水果和蜂蜜来提取甜味，其中蜂蜜的味道最甜。大约在一六五○年以前，蜂蜜是英国人摄入甜糖的主要来源，而用甘蔗榨取的蔗糖则是晚近才出现的产品，“只是在过去的五百年里，它（蔗糖）才广为流传开来”（西敏司《甜与权力》，朱健刚、王超译，商务印书馆2010年，第29页）。蔗糖流行之初，只有英格兰贵族和有钱人才能消费得起。相比之下，蜂蜜的价格却亲民很多。蜂蜜除了频频出现在英国人的餐桌上之外，它还被应用到医药上。特别在中世纪，黑死病席卷了整个欧洲，英国虽远离欧洲大陆，却未能幸免。当时有一种治疗黑死病的方法便是食用蜂蜜，据说蜂蜜的存放时间越久，药效越明显。有关蜂蜜和糖的药用功能，十二世纪的拉丁文著作《医学全书》（Circa Instans）作过记载：“糖被列入处方中，用于发热、干咳、肺疾、唇裂和胃部疾病。对于那些不能负担类似药物的穷苦病人，则用蜂蜜代替。”（同上，第106页）

　　除此之外，蜜蜂在英国文化中还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其勤劳朴素的形象早已深入人心。十八、十九世纪之交，英国加速了海外拓殖的进程，很多英国探险家和殖民者纷纷走出英伦三岛，踏上了海外探险的征程。英国人习惯性地把这些吃苦耐劳的探险家们称为“蜜蜂”。不仅如此，英国工业城市曼彻斯特的标志也是工蜂。走在曼彻斯特的街头，蜜蜂的雕塑、纹章和招牌在图书馆、公园、博物馆和画廊等公共场合随处可见。

　　在被喻为“蜜蜂”的探险家和殖民者从海外带回英国的战利品中，茶叶被称为“绿色黄金”（green gold）。当时的英国人可能未曾料想到，娇嫩细小的茶树叶片对日后英国的全球贸易和生活习惯会产生巨大的影响。茶叶源于东亚，特别是中国和印度。茶叶在中国的普及始于唐，兴于宋，但茶叶从东方传播到西方却经历了极其漫长的过程。正如法国历史学家布罗代尔（Fernand Braudel）所言：“必须输入茶叶、茶壶、瓷质茶杯，然后引入对这一异国饮料的嗜好。”（布罗代尔《十五至十八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第一卷，顾良、施康强译，商务印书馆2017年；第296页）欧洲最早关于茶的记载始于一五五九年，一六一○年荷兰东印度公司运送了第一箱茶叶到阿姆斯特丹，这是茶叶首次的欧洲之行。十七世纪三十年代抵达法国，一六五七年被引入英国，当时伦敦的咖啡馆店主开始在自己的店铺售卖茶叶。一六六二年，葡萄牙公主卡塔里娜（Catherine of Braganza）与英格兰国王查理二世成婚，这位喜欢喝茶的王后把茶叶推广到了整个英国宫廷。一六六九年英国东印度公司从亚洲进口茶叶，为了进一步推广茶叶在英国的传播，一六八六年英国国会议员波维（T. Povey）将有关茶叶药用功效的中文资料翻译成英文，并介绍到了欧洲。和蜂蜜一样，喝茶同样具有药用功能，“茶还享有治疗风湿病、坏血病和各种热症的名声”（同上，第298页）。

　　十八世纪三十年代，英国加快了海外拓殖的进程，快速帆船可直达中国，中英两国的茶叶贸易往来日益频繁。布罗代尔用以下数据来力证英国人比其他地区的欧洲人更偏爱茶叶—“一七七六年起，广州输出茶叶分配如下：英国船600万磅；荷兰船450万磅；法国船210万磅，合计1500万磅，约7000吨。”激增的茶叶进口额让英国的茶叶价格大幅下降，茶不再是王室贵族的奢侈饮品，它成了普通大众可以消费得起的寻常之物，真可谓“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从此，饮茶成为英国人的新风尚。在十八世纪的英国，“一磅茶叶可以冲泡出200-300杯茶水。这就意味着，平均来说，一个成年人每天至少要喝2杯茶”（麦克法兰《绿色黄金：茶叶帝国》，扈喜林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年，第93页）。

　　如此一来，茶成了英伦举国上下备受推崇的饮品，而嗜甜的英国人喜欢在茶中加奶加糖，选用的大都是阿萨姆、肯尼亚和锡兰产地的红茶，这是英式早茶（English Breakfast Tea）的标配。茶文化在英国的盛行带动了糖的销量，从十八世纪开始，对英国普通家庭来说，茶和糖成了生活的必需品：“一七三四年在典型的中产家庭的标准食谱中，每周人均花费5.25便士购买面包，花费7便士购买茶叶和糖。在一七四九年零售店店主家庭的模范预算中，每周要花3先令给全家人买面包，花4先令买茶叶和糖。”（同上） 足见英国人对糖和茶的喜愛程度。

　　在时间轴上，英国人对糖、茶的痴迷与英国海外扩张高度重合。因此，从某种程度上说，大英帝国是建立在英国人对糖和茶叶狂热的需求之上的。糖和茶在英国的传播过程不仅是人类文明作物（主要是甘蔗和茶树）的成果，也是大英帝国往昔辉煌的象征。再回到布鲁克诗歌《格兰彻斯特的牧师老宅》中的末句发问：“茶中还会有蜂蜜吗？”除了思乡情切之外，似乎还有另一层含义。如前文所言，在很长一段时间，由于糖的价格高昂，蜂蜜是非常理想的“平替”。因此，诗中末句的茶和蜂蜜也可以理解为昔日大英帝国辉煌的象征。一九一二年，布鲁克正处于他人生的“至暗时刻”，当时他和女友的关系十分紧张，而他向国王学院递交的奖学金申请也未能如愿通过。为了散心，他去了德国，一边旅行，一边学习。那年初夏时分，坐在德国小咖啡馆里的布鲁克，想到自己的未来，内心迷茫，伤感不已。很快，这首诗的初稿就在咖啡馆里完成了，布鲁克最初给它取名为“家”（home），随即改名为“感伤的流亡者”（the sentimental exile）。后来在朋友爱德华·马什（Edward Marsh）的建议下，这首诗才有了现在的名字。显然，初稿的诗名“家”不仅是诗人的家乡剑桥郡，也指代故土英格兰。时至二十世纪初，曾站在世界舞台中心的大英帝国早已不复往昔。特别对身在德国的布鲁克来说，他明显感受到当时的英国与欧洲大陆的差距。德国的生活方式和氛围让他十分着迷，这就不难理解他为何又想将这首诗取名为“感伤的流亡者”—这位失意的年轻人虽思念故土，但日益衰落的英格兰让他觉得前途黯淡，于是有了远走他乡的念头。身在大洋彼岸的布鲁克正是这样一个“感伤的流亡者”。如此说来，布鲁克在诗歌末尾的发问，表达的不仅是思乡之情，还有对国力渐衰的英国的无奈与怀旧。

　　与布鲁克有关的果园故事吸引了来自世界各地的名人前来拜访格兰彻斯特，在果园的室内餐厅里，四面墙上挂满了名人访客的照片。我粗略浏览了一下，找到了英国国王查尔斯三世、诗人特德·休斯（Ted Hughes）、物理学家斯蒂芬·霍金（Stephen Hawking），中国诗人徐志摩，美国女诗人西尔维娅·普拉斯（Sylvia Plath）、小说家纳博科夫（Vladimir Nabokov）等人的照片。走出果园的室内餐厅，户外视野更加开阔，不过，英格兰是典型的温带海洋性气候，秋冬湿冷，春夏宜人。冬天若是坐在户外，英格兰的大风定会让人难以招架。所以，每年只有五月到十月才是格兰彻斯特果园的旺季，营业时间会延长两个小时—上午十点开门，下午六点关门。天气晴好时，果园户外会摆放躺椅和桌子，客人们可以坐在果树下一边品茶，一边观景。我和友人一起去果园茶室时正值六月，阳光明媚，鸟语花香。置身于如此美好的大自然中，我点了一杯红茶，配上果园自产的蜂蜜，这在某种程度上算是致敬了这位本地诗人布鲁克。

　　世界的奇妙之处在于，走过的路会以某种神奇的方式再次相遇。格兰彻斯特果园之旅后不久，我去剑桥大学国王学院对面有名的二手书店淘旧书。这家古老的书店从一八九六年建店开始营业至今，店主是一个叫G. David的法国巴黎人，书店也以他的名字来命名。书店不大，但藏书十分可观，走廊和过道上整齐地摆放着林林总总的书。狭小的空间里，转个身都有些困难。那一次，在满满当当的书架上，我一眼就瞧见了一本绿色封面的小书，书名是《诗人所见》（What the Poet Saw）。小书用厚厚的铜板彩纸装帧，十分精美。我稍加细读后，惊喜地发现这竟是一本写布鲁克和格兰彻斯特果园的书，书中配有手绘插图。书的品相如此之好，却只卖五英镑。我如获至宝，立马将它收入囊中。后来，一位好友告诉我，这种难以解释的奇遇叫“塞莱斯廷预言”（the Celestine Prophecy）。或许正是在这种预言式的召唤下，我才写下了这篇花园故事。

　　文中所引诗句均由作者翻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