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篇小说《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是近代著名作家、广东佛山吴趼人（1866-1910）的经典名著，与李宝嘉的《官场现形记》、刘鹗的《老残游记》和曾朴的《孽海花》一起，被称为近代四大谴责小说。如鲁迅先生所论：“其在小说，则揭发伏藏，显其弊恶，而于时政，严加纠弹，或更扩充，并及风俗。虽命意在于匡世，似与讽刺小说同论，而辞气浮露，笔无藏锋，甚且过其辞，以合时人嗜好，则其度量技术之相去亦远矣，故别谓之谴责小说。”至于单论《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鲁迅则指出：“全书以自号‘九死一生者为线索，历记二十年中所遇，所见，所闻天地间惊听之事，缀为一书，始自童年，末无结束，杂集‘话柄，与《官场现形记》同。而作者经历较多，故所叙之族类亦较夥，官师士商，皆著于录，搜罗当时传说而外，亦贩旧作（如《钟馗捉鬼传》之类），以为新闻。”（《中国小说史略》）内容可谓广泛而深入，故这部小说在中国近代文学史上有着突出的地位。胡适也予以高度评价：“鄙意以为吾国第一流小说，古惟《水浒》《西游记》《儒林外史》《红楼梦》四书，今人惟李伯元、吴趼人两家，其他皆第二流以下耳。”著名出版人、文史研究名家王伯祥先生在一九三五年七月下旬重读时在日记中写下由衷敬佩之词：“（1935年7月21日）九时乃归。仍续看《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至十一时许乃就卧。吴氏此书移人实深，时下名家小说，何能望其项背耶！乃颇有故作偃蹇之徒，托体欧化，高唱普洛，以妄自位置，其实中不足耳。”这也是新出的难得的研究史料。
吴趼人但是，长期以来，人们多聚焦于其社会谴责性，相关论述已经是连篇累牍甚至汗牛充栋了，却忽略了其自传特质与岭南视角，及其背后的文化精神。从这两个角度，我们会有许多新的发现，也就有更多的新的观察与思考，不仅对重新或进一步认识这本经典名著有重要的价值和意义，对岭南思想文化建设也将有新的贡献。因此，本文拟略谈前者而详谈后者。
一、自传特质
关于《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自传特质的研究，近年来比较突出的是何宏玲教授的《〈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的自传性》（《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学报》2014年6月第2期）。其实华南师范大学李育中教授早在三十年前发表的《吴趼人生平及其著作》（《岭南文史》1984年第1期），已能够使我们认识到这部小说的自传特质。二文均建基于吴趼人同乡好友李葭荣（怀霜）的《我佛山人传》（《民众文学》 1926年第13卷第20期）之上。
综合各家研究，特别是李育中教授的实地考察，现在我们比较容易清晰了解吴趼人的生平行实。吴趼人，名沃尧（初名宝震），字茧人（初字小允），遂以同音改作趼人，以字行。筆名我佛山人；当时报章还颇费猜测了一番，以为宜断为“我佛”“山人”，有超然的文人趣味。其实作者不过径直表明“我，佛山人”也，乡土自豪之情，沛然可见。佛山也确实值得骄傲。明清以来，因处于中原至广州的水陆要冲之上，工商业经济发达。从明永乐年间开始，“番舶始集，诸货宝南北巨输，以佛山为枢纽，商务益盛”“四方商贾之至粤者，率以是为归”（《佛山忠义乡志》，1926年刊刻本），成为与北京、苏州、汉口并称的“天下四大聚”之一。
佛山商业发达，制造业同样发达，特别是“红模铸造”冶铁工艺，冠盖全国。清人张心泰《粤游小识》说：“盖天下产铁之区，莫良于粤；而冶铁之工，莫良于佛山。”其实早在明嘉靖年间，礼部尚书霍韬之子、官至兵部职方司员外郎的霍与瑕即说：“两广铁货所都，七省需焉。每岁浙、直、湖、湘客人腰缠过梅岭者数十万，皆置铁货而北。”（《上吴自湖翁大司马》，《霍勉斋集》，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其中广锅还是贡赐之品：明以之赐予辽东边贸，“供给抚待夷人事”，并成为女真首领阶层身份地位的标志；万历三十七年（1609），清室筹建三陵（关外的永陵、福陵和昭陵），即规定祭祀用的祭器采用广锅。入关后，广锅更成为清廷指定御用祭器，不仅关外三陵和清宁宫长期使用，更将明坤宁宫改建为萨满祭祀神堂，坤宁宫内的祭器也一体采用广锅，并绵延终清之世。（罗一星《明代广锅与辽东马市》，《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19年第1期）特别需要指出的是，明王朝假手澳门葡萄牙人仿制红衣大炮，倚仗的正是佛山铸造工艺。而我这里之所以多说佛山铁冶技术，因为这对吴趼人的生平产生了较大的直接或间接影响—他初到上海，入江南制造局，并有动力船舶的制造发明，无疑渊源于此，并写入《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适成其自传特质的佐证。
吴趼人虽是广州南海佛山人，但出生于北京宣武门外的分宜故第，即他祖父吴尚志做京官时购置的严嵩的旧居。但一出生，他才三岁的哥哥就不幸去世了，这时，他祖父吴尚志已过世停柩三年，所以次年他便在襁褓中随父扶棺南归。
南海吴家是亦官亦商的世家大族，吴趼人的曾祖父吴荣光（1773-1843）嘉庆四年（1799）进士，官至湖南巡抚，能诗文，精鉴赏，书法被康有为誉为“有清广东第一”；著有《辛丑销夏记》《筠清馆金石文字》《帖镜》等，尤以《辛丑销夏记》为传世之作，主纂的《佛山忠义乡志》也是方志之作的典范。营大宅于祖庙附近今锦华路上，惜不存。育有二子一女，长子尚忠以监生任常州通判（六品），次子尚志以监生任工部员外郎（五品），女尚熹因以父名荷屋取号小荷，为一流女画家。吴尚志生子五，长子与三子早夭，次子升福（即吴趼人之父）以监生得任江苏补用巡检（从九品），督办浙江宁波紫桥镇茶厘事务，一八八二年终于任上，得年四十二岁。值家族没落之际父亲早故，使吴趼人从小便不得不领受世态炎凉甚至亲族倾轧。所以，十六岁的吴趼人迎柩归乡后便中断学业，约在一八八四年前后前往上海谋生。《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正是从一八八四年前后写起。第二回里说：“十五岁那年，我父亲从杭州商号里寄信回来，说是身上有病，叫我到杭州去。”时间正相合，只不过将宁波改成了杭州，官舍改成了商号。也写到他的伯父以存钱生息为名，赚得他父亲的遗产及母亲积蓄数千元以谋补捐官，使其家境陷于困窘。到上海后，吴趼人落脚佛山巨富、坊间有“江百万”之称的江清泉（也即一代食神太史江孔殷之父）所办的信誉卓著的江裕茶庄；小说中在上海巧遇并“收留”了他的同窗好友吴继之，实有江清泉的影子在。
大概因为父、祖的余泽，吴趼人很快在粤人云集的洋务运动重镇江南制造局谋到一份差事。就像上海开埠离不开粤籍买办和粤商，洋务运动也离不开粤宦与粤匠。一八六四年时任江苏巡抚的淮军领袖李鸿章留心外洋军械，命广东揭阳籍的上海道台丁日昌集资购得虹口洋人机器铁厂一座，改称江南机器制造局，委任广东南海籍知府冯梭光等主理，又适逢广东香山籍的中国留学先驱容闳奉曾国藩命从外洋购得机器归来，遂合而为一，建成这座当时中国首屈一指的兵工厂。吴趼人开始时在里面当抄写员，后转绘图员。洋务运动下官办企业，虽然腐朽，毕竟是新事物，当然也能学东西；吴趼人就曾将图绘付诸实践，仿造了一条二尺长的小火轮，在黄浦江上行驶数里然后自动驶返。《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虽然借吴继之隐去了他在江南制造局的经历，还是在第二十九回借画图学生赵小云之名，以德泉采购皇家礼物的方式表了出来，自然不同凡响，也是一种自我表彰。何宏玲说，这赵小云与其在《申报》《字林沪报》上发表诗作所用名“晓云”相对应，完全可以视为作者的化名。
一八九○年底，二十五岁的他再一次面临处理亲人丧后事宜—三个月前在天津做巡检小官的二叔病逝，留下两个遗孤；而他在南京候补官缺的三叔又撒手不理，他只好节衣缩食，再从局里支借薪水，才能于一八九一年二月赶赴天津，并携两位堂弟顺路到北京的广东义园寻找先兄的遗骸。这一切，也都写到了《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中，只是放到了全书快结束时的第一○七、一○八回。天津觅弟是吴趼人“生平第一快意事”，为此他还请人绘制了《赤屯得弟图》，与小说中赤屯觅弟地点、人物和情节完全一致，于此细微处我们也可见出其自传的特质。
吴趼人把两个堂弟接回上海后，将大的安排到了江南制造局工作，所以他在江南制造局也继续工作了一段时间，其间的工作与见闻，在书中多有反映。如第二十九回“送出洋強资读西书，实轮船局员造私货”，第三十回“试开车保民船下水，误纪年制造局编书”均是。书中谴责总办不懂工艺，一味依靠洋人来造船，中国工人提了意见反被奚落，结果新船不会转弯，行走也特别慢，当堂出了丑；也谴责当局连创办人曾国藩的字号都需要回避，因这个总办李勉林是曾国藩的女婿；不过对创办时的总办冯竹儒（烛光）颇有好感，大约因其原型籍系粤人之故吧。另外书第六十至六十三回也写了许多制造局的内幕，都是暴露与鞭挞。
一八九七年，随着李伯元主持的《游戏报》创刊，该报“以诙谐之笔，写游戏之文，遣词必新，命题皆偶，上自列邦政治，下逮风土人情”的立意大合吴趼人的胃口，后者便开始投稿，并与李伯元结成莫逆。次年吴趼人脱离江南制造局，正式开启笔墨生涯。他主持新创办的《采风报》，立意佯狂讽世，形式类同章回小说，笑话混作新闻处理，既开花榜，更谑贪墨，如故意提出如何捉拿康有为、梁启超的题目来征求读者答案，旁敲侧击，使讽刺力度倍增。这些讽刺小品文，先后结集为《吴趼人哭》《俏皮话》《新笑史》《新笑林广记》等出版。
一九○三年，吴趼人响应同乡梁启超小说界革命号召，以讽刺小品笔法撰写《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初刊于梁启超在日本主编的《新小说》，结集单行出版之后，一炮走红；并一发不能自休，陆续撰成《痛史》《电术奇谈》《九命奇冤》《瞎骗奇闻》《新石头记》《胡涂世界》《恨海》《两晋演义》《上海游骖录》《劫余灰》《发财秘诀》《云南野乘》《最近社会龌龊史》《情变》等十余种，包括社会小说、历史小说与爱情小说等，题材广泛，影响巨大。
一九○二年春，吴趼人转赴《汉口日报》工作，一年后游历山东和日本，至一九○五年春再回汉口任职美资《楚报》，旋辞职返沪参与反美华工禁约运动，主张从抵制美货着手，并写下长篇小说《劫余灰》，自署为“苦情小说”，写出洋被卖猪仔的华人在美的悲惨待遇，以为宣传助力，效果甚佳。随后转入教育工作，于一九○七年、一九一○年参与创办广东同乡会高初两等小学，业余卖文贴补家用，生活颇为紧张，起居缺乏规律，兼之早有怔忡之症，以致一九一○年秋积劳成疾去世，得年四十五岁。
吴趼人在《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陆续付印到第八十回时曾说：“惟《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一书，部分百回，都凡五十万言，借一人为总机捩，写社会种种怪状，皆二十年前所亲见亲闻者。”但这还不足以明了其自传特质，当然也不便“老实交代”使小说不足以成为小说。而他的同乡好友李怀霜在《我佛山人传》中说：“《怪现状》，盖诋毁身世之作，根据昭然，读者滋感喟。描画情伪，犹鉴之于物，所过现影。”最资说明。此外，这部小说与后来的《近十年目睹之怪现状》，都是以第一人称叙述，似乎同出一辙，但前者强调目睹，后者摭人言，故在序中供称：“略采近十年见闻之怪剧，支配先后，分别弃取，变易笔法，厘定显晦。”并在“变易笔法”后注明：“前书系自记体，此易为传体也。”自传特质，昭昭然也。至于何宏玲教授说“九死一生”、“我”、吴继之、文述农都是吴趼人的分身，吴继之即吴趼人之继续，文述农即述“侬”（“我”），那也是很有道理的。
此外，第三十二回忽然借王端甫之口说“我”懂广州话，第三十四回“我”又大谈广东话符合古韵音调丰富的特点，在当时，绝非深于此道的老广东不可。再如第四十二回写广东的闱姓赌博，写得那么详尽深入，也是非深于此道的老广不可。这都进一步暗示了“我”即吴趼人，显示了其自传特质。
二、岭南视角
吴趼人是广东佛山人，小说一开始就从广东人聚居的上海四马路写起。第二回写“我”初到上海，入住的“长发栈”也是广东人所开，在北京、天津等地均有同名客栈，但不能确定是否为分支机构，因为广东人在各地开店，喜欢借名，酒家尤其如此，比如大三元，粤、港、沪以及后来的武汉、重庆、成都、昆明、贵阳都有，而且互不隶属。还有天津的佛照楼，也是粤人开设的著名旅馆，小说第六十七回“我”初到天津时即觅居于此，第七十六回赴津，仍住佛照楼。曾任安徽、贵州、山西三省巡抚的顺德（今为佛山市顺德区）籍封疆大吏邓华熙，经行天津，也是住佛照楼，并在一八七三年九月十三日的日记中说到了它的老板：“午刻到紫竹林，寓佛照楼。主人胡植生，小榄人。”（《邓华熙日记》，马莎整理，凤凰出版社2014年）在长发（客）栈里也写到很多广东人的情事。第十七回，“我”从汉口回到上海，入住的谦益栈也是广东人开的，还说栈主叫胡乙庚。
一些事物，也深具广东特色。比如，第二十三回写到广东的特产布料香云纱，特别是第三十三回写到了主要为外国人从事性服务的广东街的咸水妹，第三十四回则写到了广东街上广东人家里的“广东的风炉，以及沙锅瓦罐等”，还写了广东的饭馆：
端甫道：“这里虹口一带没有好馆子，怎么好呢？”我道：“我们只要吃两碗饭罢了，何必讲究好馆子呢？”端甫道：“也要干净点的地方。那种苏州饭馆，脏的了不得，怎样坐得下！还是广东馆子干净点，不过这个要蔡先生在才在行。”侣笙道：“这也没有什么在行不在行，我当得引路。”于是同走到一家广东馆子里，点了两样菜，先吃起酒来。
须知虽然广东菜后来引领上海滩，赢得国菜殊荣，但在清季尚未出圈，出圈的只是消夜，因为别家不提供；而在这段文字里却从洁净这一角度—这也是广东菜馆后来崛起上海滩的一个重要因素—通过抑苏扬粤，对早期的粤菜馆大加表彰，成为岭南饮食文化珍贵的史料。
第五十九回讲到广东人用银元的习俗，即过手一次，打一次硬印，直至打成烂板，甚至碎成数片；未打印的银元则称光板，外地人拿到这种烂板，则宁愿“贴水”（倒贴一部分钱），也要换成光板。如此习俗和俗语，非广东籍作家不能道。第六十回则写到了广东的麻风“过癞”民俗，以及广东人的迷信，即凡事皆祀始祖，连麻风也祀了孔门弟子冉伯牛。第六十回则大谈特谈广东的迷信和赌博，包括闱姓赌博。在全面、细致和丰富程度上，《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至今都堪称不可多得的民俗文化史料。
第七十一回写侍郎焦理儒发迹之前，在天津谋生计时偶因用花椒盘成的珠子穿成的十八子香珠及一百零八颗朝珠为一候补道台所喜，获五十两程仪（路费），得以前往广东展开他的开挂生涯。先说这朝珠就与廣东甚有因缘。须知制作香珠或朝珠，一般用伽楠香，现在多称为奇楠香，乃广东、海南及东南亚一带所产沉香之一种。海上丝绸之路，也称香料之路，即出口以丝绸、茶叶为大端，进口则以各种香料为大端。直到清末，伽楠香都是非常难得之物，如翁同龢在一八九五年十一月二十九日日记中说：“乙酉门人王云清（琼州人，己丑，即用湖北）。解饷来见，赠伽楠珠身，云是真者，受之。”焦理儒到广东后，则通过他的第一个职务河泊所主管大写珠江风月，也饶有广东特色，更能从中饶取资财。
小说中也写到一些岭南的著名人物，比如晚清清流派的代表人物之一梁鼎芬。小说第六十一回借文述农之口说的太史公，当就是梁鼎芬：“这就是为参了李中堂被议的那位太史公。此刻因为李大先生做了两广，他回避了出来，住在这里蕊珠书院呢。”这里边可有一个大的关节。据王立兴《吴趼人与〈汉口日报〉—对新发现的一组吴趼人材料的探讨》（《明清小说研究》1989年第3期），吴趼人于一九○二年三月辞去上海《寓言报》主笔后，四月应聘筹组中英合资的《汉口日报》，与挚友沈敬学同任主笔。秋间面世后，该报发扬一贯的诙谐清议作风，立论严正，针砭时弊，揭露官场腐败黑暗，涉及时任武昌知府梁鼎芬。梁与湖北警察局总办金鼎、候补道王元常等便意欲置该报于死地，并得到湖北巡抚兼署湖广总督端方的支持。特别是一九○三年四月，拒俄、拒法爱国浪潮波及湖北时，梁借故亲自策划将《汉口日报》改归官办。吴趼人奋力“抵抗”，在《苏报》刊发致梁鼎芬的公开信《已亡〈汉口日报〉之主笔吴沃尧致武昌知府梁鼎芬书》，但也基本宣告了他报人生涯的结束。从一九○三年六月自汉口返沪后，便大力投入小说创作，社会小说、历史小说、写情小说、笑话小说等齐头并进，《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即创作发表于是年。所以，他与梁鼎芬的瓜葛，对于其创作生涯特别是本书的创作，是有直接影响的。
第二十四回写进士点了翰林，就炙手可热，明确点出“这个风气，广东人最厉害”，像前述“江百万”的儿子江孔殷，入了翰林，广东老家就尊其为太史，题字点主，小事情上都可以有大收入，后面做烟草代理等有更大的收入，所以疏于做官而成为一代食神。小说里的例子则是吴日升了。第三十回“试开车保民船下水，误纪年制造局编书”批评总办李勉林不信任广东籍的工程师梁桂生，而盲从洋人，结果造出来的船舶不能自如行驶，须得梁桂生重新改造方可。在此过程中，借梁桂生之口，无情地讥讽和鞭挞了这种官办机构既颟顸无能，又闲杂冗员充斥，还占据要津。
第五十七回“充苦力乡人得奇遇，发狂怒老父责顽儿”则是一个充满乡情和温情的香港故事。写广州花都的恽来到香港做苦力，巧遇因美国夫婿身故获继大量遗产归来的咸水妹，勤恳之下得到了咸水妹的信任，却偷了她五百大洋返乡。好在他老父有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押着恽来到香港负荆请罪，因此促成一段美好姻缘，为岭南特别是为咸水妹谱写了一曲近代版“卖油郎独占花魁”传奇。后来又在《上海三十年艳迹·胡宝玉小传》中浓墨重彩地为咸水妹张目—海上名妓林黛玉易名为胡宝玉后，“名较前尤噪”，然犹未止尽，意图“别创一格”，遂慕珠江风月，作岭南之游，“置广南红木器具返沪，陈设室中，居然堂皇富丽，为北里冠”，又“忽发奇想，思与外人相周旋，念外交家当先通言语，于是夤演出一粤妓咸水妹，日与之高车驷马招摇过市，藉以学其欧洲语也”。“咸水妹喜剪额上发，使之鬖鬖下覆，胡宝玉效为之。故上海之有前刘海，自宝玉始。”
第八十二回，写到一个叫朱阿狗的裱糊匠，因为得了巡抚的欢喜，在调任广东时，竟然让他做了广州最繁华富庶的西关的千总，以便大捞特捞。清代广州一口通商，广州是“天子南库，珠海金山”，个个都想来广东捞一把。邱捷教授整理的历任广东四会、南海等地县令的杜凤治的日记及其研究，就很深入细致地揭示了这一点。
吴趼人小说的岭南视角，在《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外，可谓发展出岭南主题，即全书围绕岭南来写，其中最突出的当属根据清嘉庆年间广东安和先生的《梁天来警富新书》改编而成的《九命奇冤》。并且有后出转精的气概，如胡适在一九一七年六月《再寄陈独秀答钱玄同》的信中说：“今即以吴趼人诸小说论之，其《恨海》《九命奇冤》皆为全德的小说。以小说论，似不在《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之下也。”
三、岭南文化精神
在自传视角、岭南视角这两个向来被忽视的方面之上，还有我们更值得关注的，就是《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这部小说的岭南文化精神。诚如著名学者和教育家陈序经先生在《广东与中国》一文中指出：“广东不但是新文化的策源地，而且可以说是旧文化的保留所。”广东因为是接触西方文化的前沿，中西交汇融合，易于产生新文化，所以“粤人为这种新文化的先锋队，广东成为新文化的策源地”。表现在经济、政治方面亦复如是。这是大家最易于接受甚至可以说妇孺皆知、耳熟能详的。但是广东的保守则非一般人所熟知了。除了陈序经所举家族观念浓厚，及尊孔读经打先锋之外，从新出的早期外国人的访问记录中，我们也可发现他们的突出感受之一是广东人的排外，而且很早就是如此。比如在新出的钟永宁先生的《消失的铺路人：罗明坚与中西初识》的论述中，明代的罗明坚、利玛窦就有这样的观感了。
广东人的先锋与保守也是两极分化。比如晚清革命党的首领是广东人，保皇党的首领也是广东人。这些影响到吴趼人及其创作。他既不激进革命，也不偏激保守。他善于接受新事物，比如他在江南制造局工作，虽然后来严加批判，但对这种新型的工作是热情认真的，不然他造不出能自动行驶的船模来。正因为拥抱新事物，他对江南制造局的种种弊象的批评，才有锋芒和力度。他批判旧官僚及其制度，他批判科举制度，都隐然有对新的制度和文化方面的希冀。但是，由于其保守性，他又始终拿不出合理的改造方案，甚至时不时回望这些旧事物。比如他替吴继之批阅科考试卷，又汲汲于表现自己在八股时文方面的能耐。
梁启超在《新小说》一九○二年第一期发表的《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一文，正式拉开了“小说界革命”的序幕。吴趼人响应号召写了《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并首发于梁氏主编的《新小说》（参见夏晓虹《吴趼人与梁启超关系钩沉》，《安徽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6期）。书中批判锋芒最犀利的指向正是道德方面。比如贯穿全书的人物苟观察，就是这种道德失范的典型—他儿子死了，先搬出旧道德要年轻美貌的儿媳妇守寡，但一打听到制台大人非常好色，就又丧尽廉耻跪求儿媳答应给制台大人做姨太太。正面书写上，作者的道德指向也十分强烈。比如前述天津觅弟吴氏之所以引为“生平第一快意事”，是因为体现了照顾亲族子弟、敦睦家门道德情谊。所以后来在《上海游骖录》跋文中说：“今日之社会，岌岌可危，固非急图恢复我固有之道德，不足以维持之。非徒言输入文明即可以改良革新者也。愚见所及，因以小说一体畅言之。”我们就更容易理解了，虽然他提出了道德上的方案，究非制度层面的济世良方。
事实上，这种道德追求至少在上海粤人群体中，曾有过显赫体现。像吴趼人投身的上海粤人子弟教育事业，虽然经历过一些龌龊，最终难以为继，但我们从官至国民政府行政院副院长的广东香山籍著名出版家、教育家王云五的《岫庐八十自述》以及金炳亮先生的《苦斗与壯游：王云五评传》等文献中可以了解到，整体上来讲，沪上粤人的教育和慈善事业都是非常成功的。终晚清民国之世，我们在上海看不到粤人尤其是儿童行乞，因为粤人子弟学校一直办得很好，即使有倒闭关张，也会有继起再兴，而且一向重视职业教育，使其能有一技傍身，不致贫无所依。王云五先生早年即身受其惠；无论上海抑或北京，也见不到贫不能葬的情形。《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中反复提到的上海广肇山庄和北京的广东义园，都是慈善义冢用地，不仅供省籍人士存棺寄柩，也常常服务于他人。
所以，尽管吴趼人的创作中的道德理想及其实践都有相当的局限性，不过从历史既往的大局，特别是未来的发展趋势上，这些局限性更寓含着前瞻性。这前瞻性或者发展性，最终能够突破局限性。广东在后来中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也可以从这部小说中看到逻辑的必然，同样值得我们珍视。而局限性或保守性的另一视角，则可视为坚守，即不为时流所裹挟，坚守传统道德文化的优秀一面。比如，经济学家张五常说，香港的经济起飞，与华南地区深厚的家族传统有关—经济起飞所需要的资本原始积累，往往通过家族积累而完成，与西方股份制之于经济发展的原理殊途同归；改革开放初期海外以及香港进入内地的资本，很多也正是通过家族亲缘纽带，这也正是当时对外招商引资的重点。所以，无论传统还是现代，都需要辩证地看。同理，对吴趼人及其小说，我们如果换一个视角，即从自传特质、岭南视角及岭南文化精神的角度，再加上辩证的方法与态度，便可看到，这部经典名著会在新的时代焕发出新的光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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