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张

　　五月底拿到这本《巴金书信中的历史枝叶》，才知道该书面世已经整两年了。如果没有最近一次读书活动，大概我就一直把这本书忽略过去了。我在旅途中见缝插针地读完了它，回到杭州后，又把全书内容细细回顾、梳理了一遍，从书中提供的不少日记、书信细节，以及作者在《后记》中对书名所做的一番解释，渐渐沉淀出一个相当清楚明白的感觉，那就是在书名之外，完全可以提炼出未被书名所涵盖的更多内容或主题，比如关于现代作家书信的释读角度与方法，又比如现代文学史细节的现场还原，作家就某些事件和人物写出的不同文类之间的互文关系与张力，等等。自然，紧扣《巴金书信中的历史枝叶》，着重发掘历史关节之于现代人文知识分子命运的波折也是一种角度。除了以上诸点，我通过作者在书中不少地方生发的感喟，联系作者所梳理的巴金朋友圈几个重量级人物的人生，发现还可以由“信”及“人”地窥探巴金、郑振铎、叶圣陶、冰心、黎烈文、胡风、萧军、黄裳这些人命运背后的生命原动力，即那些属于个性、人格、心理层面的东西。

　　随着文学史研究角度和方法的调整，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就开始的现代文献（或史料）整理工作愈来愈受到新一代学人的看重，尤其是进入新世纪以来，对现代作家日记、书信、佚文、影像资料的钩沉与重视十分引人注目，对这类文献资料的释读也随之热起来。读《巴金书信中的历史枝叶》，可知作者写作这些文章恰好就在这个时间段内，说它是新世纪现代文学研究文献史料热催生出的成果之一恐怕也是合适的吧？这有本书《后记》中的话为证，作者由对“仅有文本的文学史”的不满提出对读书人的书话、札记和作家书信、日记等文献资料的看重，说：“对作家书信、日记及其他文献资料的整理、解读和应用，会使文学史立体起来；对于作家心态的把握，作品产生的背景和传播过程的梳理，乃至于时代氛围的认识等都有重要意义，而这些不仅是文学史研究的基础工作，还应当成为文学史研究的本体。”（第490页）

　　可见，作者选择他所熟悉的研究对象巴金，以其朋友圈几位重量级人物之间的书信交往为目标，着重挖掘这些书信中既私密又关联某些重大历史事件的细节性、形象性内容，甚至将这些私密内容与公开发表的东西作对照，从而发现了较之教科书丰富细腻生动得多的文学史内容，某种程度上实现了“复原具体的历史情境，勾勒出历史巨浪不曾吞噬的枝枝节节，也有个人化的微妙小情调”（同上）的设想。

　　巴金晚年最重要的作品《随想录》，至今仍是高校中文专业当代文学史课程的必讲内容，但是写入教科书的《随想录》除了干巴巴几条说明文式的介绍，甚至连真实的文本也需要去图书馆找，否则就看不到。本书《黄裳书信中的巴金》一文从不同侧面摘引了大量黄裳书信，其中篇幅最长的一节就是关于巴金《随想录》的写作情况，透露了许多《随想录》写作缘起、发表与出版、反响的细节和故事，我也是通过黄裳信中的记录才知道《随想录》最初的催生者、《怀念鲁迅先生》一文遭删节、香港大学生对《随想录》的批评和对巴金的责骂、巴金以“已停笔”谢绝某些记者采访这些事情的。从这些细节读《随想录》，显然就立体化、形象化了不少，文学史也会因此有了某种可读性，而不停留在“应考提纲”的水平上了。

　　为了说明这一点，兹再转抄一条如下：

　　巴先生还好，我七天前去看过他，他什么都知道，包括风言风语。但他总觉得弄不出什么花样来，还是很平静的……近来北京笑话甚多，文艺界一般表现尚不坏，像***那样的人物也越来越少……（第399页，黄裳致杨苡）

　　作为最具私密性的文字，书信，尤其是写给至亲好友的书信，往往有其他文体难具备的相互倾诉衷肠、纾解情愫、披肝沥胆的功能，对巴金和他最亲密的朋友们而言，通信中此种功能的发挥也绝不少于普通人，甚至由于他们的文艺家身份，在自觉解剖自我内心、见性情方面往往比普通人更富有深度。我读《巴金书信中的历史枝叶》一书，固然也注意到了那些历史的枝枝节节，而对触及个人心灵、人格、性情方面的内容尤感兴趣。

　　这样的内容，较多见于记述黎烈文、胡风、萧军的文章中，特别是作者阅读《巴金的内心世界—给李致的200封信》时写下的札记，由此引导读者找到一条走进巴金内心世界的途径。

　　师陀（芦焚）曾经是一位多么富有才华和灵气的小说家，他的短篇小说集《果园城记》曾让我联想到不少世界文学经典之作。可令人意外的是，后来的师陀似乎变得笨拙，创作灵感也似乎枯竭了。其实他自己也知道问题出在哪里，他在给巴金、萧珊的信里分析过自己的困惑，有些话也只有在这样的私人通信中才能看到，比如：“现在写起来了，但是琐碎，该突出的地方架空，应有尽有，不感动人。没有材料，也不可能再专门跑去补充材料。补救的办法，只好再仔细考虑一下，把文章的层次分分清楚，压缩一点，再加一点想象，向所谓‘技巧讨救兵了。这当然不可能写像样，背景大、需要丰富的内容支持它，耍笔头贫嘴决不能掩饰内容空虚，即使有耐性的人看着也许会有点兴致，毕竟是等而下之的玩意儿，不足以哄瞒大雅。”如今回头看，靠玩技巧写出来的正式作品都塌了架，倒是私下里说的那点儿真话还保有着师陀的精气神！

　　透过胡风、萧军、巴金这三位“鲁门弟子”之间的私人通信，他们的真实性情固然也都跃然纸上，而他们之间个性、人格方面的差异也往往对比性地呈现出来，胡风的热情而自我中心，萧军的热情而率真坦荡，巴金的热情而本真包容，通过这些私人信函都留在了读者的印象中。

　　作者阅读巴金写给侄儿李致的信后所写的长文，取题为《我要做一个普通的老实人》，或许是本书中通过书信透视巴金人格性情最自觉的一篇，小标题也围绕大标题而拟，如《真正了解我的人并不多》《我只希望把是非弄清楚》《我的生活相当安靜而且安定》《听说以后要出点西方古典名著》《我要证明自己不愿做“名人”》《你也应当出点力》《我们绝不能靠说空话过日子》，好人巴金性格或人格中的某些侧面通过这些小标题得到了很好的提炼。他晚年再次“出名”后，不要人修他的故居，婉拒别人为他作品集刻章而提出要举行的交接仪式，甚至拒绝别人出版他的日记……本书作者对巴金内心的真我有一份真挚的理解，作出了恳切的判断，对巴金的“私德”表达了由衷的钦佩，我想，这大概也是本书写作所自觉到的动力之一吧。

　　只是在一个物质发达至极，精神享受讲究轻快、趣味的年代，好人往往并不好玩，阅读界也越来越喜欢玩情趣，“严肃的星辰”正大幅度地让位于“无边的风月”了……

　　二○二三年六月八日，杭州朝晖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