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国忠

　　无论是专业性质的音乐学探索，还是文化研究中的批评性审视，“古典音乐”（classical music）的每次出现都会让人感觉到这一语词所具有的丰富内涵和深厚的人文底蕴。作为音乐艺术的一种样态，古典音乐虽然经历了发展进程中的风风雨雨，但依然以其特有的强势在当今世界发挥着作用并产生重要影响。毋庸置疑，近几十年来古典音乐高高在上的地位受到了很大挑战，其长久统领音乐世界的方式、姿态及其价值不断遭受质疑。这种挑战与质疑的形成有着多方面的原因，其中最直接的有两个。第一，与大众文化紧密联系的流行音乐以全方位的扩张态势持续向古典音乐的“荣耀”发起冲击。第二，知识阶层对欧洲中心论的严厉批评导致古典音乐之“尊贵”意识的动摇。

　　正是在这样的情势下，西方音乐学界的一批学者于新世纪初开始重新审视古典音乐存在的价值和意义，多本相关专题的著作相继问世，其中朱利安·约翰逊（Julian Johnson）于二○○二年出版的《谁需要古典音乐》（Who Needs Classical Music？）的关注度最高，引发了学界的进一步思考和讨论。约翰逊是一位颇有成就的音乐学家，主要研究领域为十九世纪与二十世纪音乐，他撰写的《马勒的声音：歌曲与交响曲中的表达与反讽》和《威伯恩与自然之化境》受到高度评价。除了学术性研究，约翰逊还热心于古典音乐的推广，他的普及性音乐讲座和古典音乐欣赏指南的写作都很受欢迎。二○二○年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出版了他撰写的《人人都该懂的古典音乐》（Classical Music： A Beginners Guide）。音乐学家通过自己的研究与深度写作努力为音乐学术大厦添砖加瓦之余，热情投入面向社会大众的古典音乐推广活动，已成为音乐学界诸多学人的自觉选择。随着音乐学人对古典音乐在当代社会中的生存境况和艺术地位及影响力的深入了解，一种强烈的危机感油然而生，因为他们看到了古典音乐历来的强势所面临的严峻挑战，它所引发的问题已经触及当代社会的文化选择和音乐价值的重新审视。为了更好地理解古典音乐的艺术“优势”与当代问题，有必要在此先对这一艺术形式的概念进行简要的释义。

　　作为文化领域和知识阶层的一个常见语词，“古典音乐”是指音乐世界中的一个类别，有狭义和广义两层意思。狭义的古典音乐特指十八世纪后半叶至十九世纪初的欧洲音乐，音乐史上称作“古典主义”（Classicism），这是西方音乐历史进程中一个特定时代的指称。广义的古典音乐则指受过专业训练的作曲家通过艺术性构思与作曲过程（compositional process）创造出来的一种音乐样态，这种以特定的记谱法记录下来的音乐作品需要音乐家的“二度创作”来完成产生音响效果的艺术实现，即通过歌唱家、演奏家（和指挥家）在音乐会或歌剧舞台上的音乐表演，达到艺术展示和传播的目的。因此，在古典音乐领域，作曲家是创作的主体，乐谱是承载作曲家创作诉求及艺术蕴涵的“文本”（text），音乐表演则是作品阐释（interpretation）的艺术结果。这种广义的古典音乐也被称为“严肃音乐”或“艺术音乐”，后者已被广泛用于音乐学的学术话语中。其实，从更完整的古典音乐的艺术效果展示来讲，这一过程的最终实现还需“聆听”与“接受”的加入。换言之，作曲家的“音乐文本”呈现和演奏家的作品演绎最终期待的是音乐受众之聆听选择和鉴赏态度所体现的音乐接受与艺术价值判断。正是这种独具特色的“创作—演绎—接受”三位一体的艺术创作模式和传播路径，导致古典音乐在逐渐强化其历史文脉之厚度和深度的同时，不断扩展其跨地域、跨文化的艺术影响。很多年来，古典音乐在世界范围内艺术影响力的独占鳌头是不争的事实，对音乐世界的这一强势存在及其艺术现象带来的文化冲击历来都有不同看法，当代学者对古典音乐之文化选择和音乐价值的再度反思可以看作这一特殊“历史问题”在当下社会—文化语境中的重新审视。

　　约翰逊的《谁需要古典音乐》是对广义古典音乐之“当代命运”的深度反思，从他对相关問题的评说中可以感受到时代文化浪潮冲击所带来的危机感，也能发现学院派音乐学者依然持有的坚定的艺术信念。此书新版前言中有一段话语开宗明义，可见作者写作此书的心绪和态度：

　　二十年前我写了《谁需要古典音乐》这本书。这个标题或许太富于辩护意味且流露了某种受挫感。但我的唯一用心乃是在当今世界里重申古典音乐的主张，因为这些主张似乎已然绝响于这个时代。我当时质疑的是如何使古典音乐在二十一世纪仍然具有鲜明的价值。而我的回答是：在最好的情况下，当我们投身于古典音乐时可以探寻到那些维系着我们作为人类的至高理想的思维、感觉和经验模式。（万婷译）

　　值得注意的是，虽然此书的核心关键词是“古典音乐”，但作者在前言中已表明“古典音乐”这一术语应该由一个更具包容性的标签来替代：“作为艺术的音乐”（music as art）。如前所述，“艺术音乐”（art music）替代“古典音乐”作为专业术语早已在音乐学领域的学术话语与研究文本中出现并得到广泛认可，约翰逊在此所用的“作为艺术的音乐”的指定性表述就是要进一步强调古典音乐的本质属性及其样态建构的特色。通常来讲，只要能纳入音乐艺术的门类，每种音乐都应该有它本身的“艺术性”及其呈现方式。但是，对古典音乐之“本质”与“特性”的特殊关注和强调不仅是为了表达这种音乐形式关联艺术认知的审美特质，更是为了凸显其反映历史变迁的艺术品格和精神气象。

　　毫无疑问，与其他任何类型的音乐相比，古典音乐的构成最为讲究，因为这种用记谱法呈现的“音乐文本”承载着作曲家的艺术思想、创作理念和审美趣味，而这种关乎音乐创作者“品味”与“品位”的思想、理念和趣味都必须通过作曲技艺来实现。作曲技艺的形成建立在音乐写作的技术与方法之上，但它的展示又在多个维度体现了音乐构成的历史积淀，以及作曲家思维层面的“智性”与实践层面的音乐写作能力。换言之，作曲（composition）是一种依靠理性建构音乐的创作过程，它需要通过专门训练而获得作曲技艺并以此来展示音乐进行的结构思维和艺术表现的逻辑意义。因此，以“作品”形态作为存在方式的古典音乐最为典型地体现了由复杂性音乐创作思维和智识意涵所形塑的这门“时间性艺术”的品质。作曲过程既是作曲家个人创作追求的具体化呈现，也是与古典音乐之艺术历程和人文精神走向密切联系的时代风貌的展示。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讲，“作为艺术的音乐”以其注重作曲技艺和讲究艺术品质的创作实践为古典音乐之艺术深刻性和精神厚度的建构提供了坚实、有力的支撑，渗透其中的是对音乐传统及其艺术文脉的体认。

　　对音乐的“艺术性”和精神内涵可以从多个角度来理解，但没有人能够否认古典音乐在表达“艺术性”和展示其精神内涵方面所具有的独特性和巨大能量，因为构成这种音乐建制的形式、体裁、表演方式与传播路径为其“艺术性”承载及实现提供了极为丰富的可能性。以音乐创作为例，古典音乐之“音乐语言”的丰富性和形式、体裁建构的宽阔与厚实清晰可见，这种独具的“优势”使得它能够在广阔的场域用多样化的方式来达到艺术表现的目的。当然，对这种“优势”的观察不能离开对西方音乐历史的审视。从中世纪以宗教音乐为主体的仪式音乐和文艺复兴时期宗教音乐与世俗音乐齐头并进的态势，到巴洛克时代歌剧的诞生和器乐曲创作的蓬劫发展，再到十八世纪中后期宫廷音乐与市民音乐的交相辉映，广义古典音乐渐进式地完成了从“功能音乐”“娱乐音乐”向更显艺术品格和表现深度的“艺术音乐”的转型，而以贝多芬为代表的具有独立人格和自由意志的“作曲家身份”的确立则成为“作为艺术的音乐”这一理念及其实践形成的直接推动力。以作曲家为创作主体和用“作品”典型体现艺术创造力的古典音乐，在展示这一音乐样态之独特性的同时，也充分表明音乐承载理念、意绪、感情和趣致的多种可能性。

　　值得重视的是，约翰逊对“作为艺术的音乐”的强调特别联系到“作为思想的音乐”（music as thought）。在约翰逊看来，音乐艺术能够让人进入一种特殊的思维活动中，其强烈而复杂的独特方式能将情感和智力融为一体。显然，作者在此所讲的音乐中的“思想”主要是指体现思维特征的“思考”，这正是古典音乐渴望并有强大能量达到的状态，因为它所储备的丰富的“音乐语言”（音响材料）和传达“音乐话语”（音响修辞）的特殊形式具有展示思维复杂性的理性高度和突出音乐化逻辑性的表现深度。这种以“思考”来体现“思想”的音乐承载既是融入作曲过程的艺术审思，更是反映作曲家个人思想意识和创作诉求的艺术自觉—力图通过超越日常语言的音乐“言说”达到精神交流和产生思想共鸣的深层次“对话”。如作者所言，“它通过具体的音乐形式来呈现具体的音乐思想，并以一种能使我们在智力、情感、心灵上感到满意的方式加以阐述。古典音乐能够展现一种兼顾心灵和情感的复杂会话，这促使十九世纪初的浪漫主义哲学家和文学家将音乐视为了在某种程度上超越语言限制的事物”（《谁需要古典音乐》，万婷译）。

　　古典音乐之所以能以让我们在智力、情感、心灵上感到满意的方式传递“音乐思想”，是因为它以闪耀艺术“智性”的内在聚合力展示了触及人类心智和情感的精神纹理。一方面，每个时代的古典音乐的创造者能以熟练掌握的作曲技艺和融入音乐传统的个性化选择来呈现具有创意的音乐建构；另一方面，真正有思想、有创造力的作曲家无不清醒地认识到：音乐之物质属性的自然显现和作品“形式美”的努力塑造正是为了表达一种具有张力的艺术追求，并以此在达到超越物质层面的精神升华的同时，投射出穿越时间和跨越时代的思想品貌。古典音乐的艺术微妙性、复杂性和独特的“雅趣”形成了其特有的显现“智性”和“灵性”的艺术品格，而这种艺术品格的底蕴则是开启精神向度的音乐创造力。

　　谈论古典音乐的创造力和智识品质，必须面对“音乐经典”（canon）的问题。从其种意义上讲，作为西方文明组成部分的古典音乐的历史就是“音乐经典”的历史，而这样的历史进程也在很大程度上成就了古典音乐在整个音乐世界中的独特性和重要性。何谓“音乐经典”？在西方音乐史学的话语中，超越了作曲技艺和音乐形态概念后的“canon”是指展现艺术的高度价值和伟大创造力的音乐作品（及其作曲家），这一语词的深邃含义尤其体现于西方艺术音乐传统的诠释。当我们探讨“音乐经典”时，我们实际上是在论说历经时间考验、承载历史锤炼、达到艺术高度和呈现美之永恒的音乐作品。换言之，真正的经典不会过时，其表现形态和艺术完美性不仅在当时（作品诞生的年代）是体现最高成就的艺术典范，而且其优秀的艺术品质具有传递美感意蕴的持续力和恒久性。当然，每种有历史积淀的音乐都会有自己的经典，但相比较而言，古典音乐领域的经典作为一种艺术现象显得更为突出、更为典型。它不僅反映了众多古典音乐的作曲家对“音乐伟大性”的高度认同（尤其在十九世纪与二十世纪初）和融入“音乐经典”的强烈意识，也充分展现了古典音乐的发展中以“音乐经典”为特色而闪耀整个音乐世界并产生文化冲击力的艺术辉煌。虽然在当代西方音乐学的研究中“canon”本身以及“音乐经典”理路的学术言说常常成为批评的对象，但经典的存在和影响是任何人都不能忽视的事实。古典音乐领域的经典之所以能够超越时间、跨地域产生影响力，是因为它们带给人们的是不受时空限制的艺术景致和普世情怀，其独特的艺术价值和历史意义渗透着世代连接的审美依恋和持久的人文审思。

　　在很多人看来，以“音乐经典”为典型体现的古典音乐似乎有种“高大上”的姿态，难以接近。其实，作为普通的听者大可不必对古典音乐产生艺术鉴赏的压力。我们知道古典音乐的众多杰作蕴含“思想”，具有“意义”，但音乐学术圈外的音乐欣赏者无需对音乐的“思想”或“意义”进行学术性解读。约翰逊指出：“我们与作为艺术的音乐建立的联系应以实现‘理解为目标”（《谁需要古典音乐》，万婷译），这是一种睿智的说法。人与人之间的交往需要理解，文化与文化之间的交流需要理解，而“以人为本”的古典音乐—“创作—演绎—接受”的三阶段进程中始终强调“主体”融入的音乐行为—同样需要“理解”的介入来达到艺术目的的最终实现。音乐学界之学术层面的音乐理解是基于专业性“音乐分析”（musical analysis）和结合音乐史学思考与审美观照后做出的阐释性言说。换言之，学术性的音乐理解是以“音乐论说”的姿态出现，这种带有个人旨趣的音乐审视和表达论说者（研究者）智性思绪的音乐学术话语，实际上已将“音乐理解”转化为服务研究目的的“音乐诠释”，体现学术深度的艺术解析和价值判断，无疑是这种表达诠释取向的音乐理解的核心内涵。与之相比，以“接受”为本义和以欣赏为目的的“音乐理解”则要单纯得多。约翰逊提倡把“音乐理解”作为一种媒介性的活动，其要义是强调“参与”行为的鉴赏性“音乐共情”：“我们在音乐中能够与他人共情。我们共享着艺术品（音乐作品）邀请我们参与的那个旅程，我们也理解这段旅程。语言公式在表达方面的不充分性并不意味着内容的贫乏。在马勒《第九交响曲》演奏结束后离开音乐厅之际，人们不太可能说这音乐没什么内容。人们可能会在深入理解音乐后感到内心的痛楚，或许正因为如此，他会拒绝节目单撰写者努力想要借助文字语言表达的陈腐说辞。”（《谁需要古典音乐》，万婷译）虽然在本书中“参与”（participate）与“共情”（empathy）并不是最重要的核心概念，但这两个看似普通却蕴含深意的语词值得我们细细品读。

　　作为一种艺术行为发展过程中的环节，古典音乐的“接受”即是一种“参与”：以聆听的姿态完成“接受”之目的的实现，以欣赏的诉求获得艺术审美的满足。无论是走进音乐厅聆听（观赏）现场的音乐会实况演出，还是通过唱片或其他录音媒介接触音乐，欣赏者都是以“主体”的身份去直面这门听觉艺术。聆听的介入既是形成古典音乐欣赏的首要且必需的步骤，也是完成这一音乐样式建构过程的最终期待。进而言之，强调乐谱承载的音乐文本和音乐演绎之艺术表达的古典音乐，以其讲究的创作方式（作曲过程）和关联“二度创作”的表演实践（performance practice），为以聆听为目的的音乐欣赏提供了宽阔的“接受”空间，而欣赏者也在主体“参与”的接受维度与作曲家和音乐表演艺术家共同完成了“音乐作品”之艺术意义的整体性建构及其“理解”的实现。

　　如果说“参与”是一种身体力行的行动，那么古典音乐欣赏者的“共情”就是与艺术感受和体验直接相关的审美心理活动。英文原著中所用的英文名词“empathy”来自动词“empathize”，其基本意思是“有同感”和“产生共鸣”，中文译本则用“共情”这个语词来翻译，颇显意趣，它突出了这一语词的情感向度，进一步强化了欣赏者审美取向中的情感投入。从显性层面上看，古典音乐欣赏中的“共情”似乎是被动性的“同感”，属于浅层的心理反应，但从隐性层面上探析，则不难发现真正有深度的“音乐共情”，实际上是欣赏者对音乐作品之文本意涵及其艺术诠释的深层共鸣，这是一种“鉴赏智性”的自然流露，它在新的高度表达了古典音乐接受中特有的艺术品鉴性质的趣致。显然，古典音乐欣赏的“共情”在展示感性聆听之理性蕴涵的同时，也再次表明古典音乐（尤其是经典作品）所具备的艺术能量对鉴赏者艺术心智的构成所起到的不可替代的作用。

　　谈论古典音乐的品质、特色及其显而易见的“优势”并不是要回避这门艺术目前受到的冲击，古典音乐面临的冲击和挑战自有其关联历史与文化的多种原因。在当今这个全球化发展的时代，每门艺术的存在与发展都必须正视自己的历史与当下处境。原本作为西方文明组成部分的古典音乐已是人类共有的精神财富，其跨文化、跨地域的生存状态及其被广泛接受的境况是我们必须承认的现实。换一个角度讲，站在一个视野更为开阔的高度来观察体现西方文明及其历史的古典音乐，我们不仅要理解这一音乐“品种”承载的西方文化的精神内涵，还要体悟其艺术独特性带来的特殊审美价值。人类文明的体系建构与不断演进的活化生态，正是建立在对“异文化”及其代表性艺术样态不断深入的认识之上。无论是非西方文化圈的音乐学者还是普通音乐受众，都应该敞开胸怀接受西方古典音乐影响力依存的事实。真正美好的音乐，尤其是包括西方古典音乐“经典”在内的音乐杰作，是促进不同族群情感交流的极有效力的艺术载体，它在传递人文精神正能量的同时，用最能触动心扉的艺术脉动不断激发人类共有的“美”之渴望和对和谐世界的精神向往。

　　约翰逊在《谁需要古典音乐》中讨论的古典音乐所受到的“当代冲击”和“某种受挫感”是针对欧洲和美国的古典音乐生存现状而言，他的担忧不无道理，他的“抗争”可以理解。然而，当今中国的古典音乐生存情况与欧美的现实并不一样，约翰逊在书中描述的现象和讨论的问题由于语境不同，所形成的“结果”也有差异。众所周知，西方古典音乐在当代中国有着众多爱好者，爱乐人群体不断壮大，许多大城市的古典音乐演出市场相当活跃，一些音乐大师和著名乐团的音乐会常常是一票难求。疫情之前的那些年，像维也纳爱乐乐团、柏林爱乐乐团和伦敦交响乐团这样的世界一流名团的访华演出都已成为令人难以忘怀的“音乐事件”，那些伴随精彩音乐会而掀起的爱乐热潮可以视为当代中国音乐演出业态的风向标，这种具有时代意义的文化现象是中国音乐文化史书写不可缺少的章节。曾有不止一位的西方音乐家对中国红火的古典音乐市场和音乐人才辈出的发展态势发出过这样的感叹，“古典音乐的未来在中国”，此言听来有些夸张，但话中的深意值得回味。

　　中国的古典音乐市场日趋繁荣和音乐事业（创作、表演、教育）逐渐走向成熟，表明了一个令人欣喜的状况：中国民众的音乐生活越来越丰富，对包括西方古典音乐在内的多种音乐文化的鉴赏需求越来越强烈，而这一切都离不开整体国力的提升、民众生活水平的提高和文化自信心的增强。西方古典音乐对未来中国广大民众的音乐生活将起到怎样的独特作用，值得学界的持续关注和探究，这将是历史音乐学、音乐社会学、音乐人类学和音乐哲学共同的研究课题。对广大爱乐人来讲，西方古典音乐的独特美感和长存的艺术魅力都已化作不可替代的一种精神食粮，它将继续滋养展现音乐活力的生命存在。

　　音樂伴随人类的成长，历经三年大疫的这个世界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古典音乐：不仅是心灵的抚慰，更是精神的启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