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豪

　　第一次看到《铁袈裟》（郑岩著，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2年）的时候，我不由得发出疑问：袈裟也有铁做的吗？

　　展卷细读，才知道“铁袈裟”不是铁的袈裟，而是一块位于今山东济南灵岩寺东南角仙人崖下一眼清泉边上的巨大铸铁。只因铸铁表面有大量形似袈裟水田纹的图案，而被称为“铁袈裟”。据金属冶铸技术史专家相告，这种用“掰砂法”铸造的大型铸件，因形体巨大，需使用外范拼合组装。范块拼接之处难免会留下空隙，铁水渗入凝固之后，就在铸件表面显现出类似袈裟“田相”的图案。

　　真相大白。“铁袈裟”既不是袈裟化铁，亦非铁铸袈裟。从技术原理来讲，铸件表面留下的“纹样”乃是技术局限所致。要是古人能早一点获知无缝钢管的制造技术，恐怕“铁袈裟”就成了冰丝带，光滑丝润，没有任何“突出”的特点了。

　　“可爱者不可信，可信者不可爱。”技术史的科学分析，能从工艺角度给出“可信”的答案，揭开“铁袈裟”神秘的面纱。但神秘感一旦消解，剩下的只是冷冰冰的铸件，总让人觉得“不可爱”。

　　要看到“铁袈裟”的“可爱”之处，还需借助于艺术史的眼光。

　　如果略去“铁袈裟”表面的披缝，可以看到它其实是一尊金刚力士造像的残件。金刚力士是佛教中的护法天神之一，佛教寺庙中都可以看到它的造像。灵岩寺的这尊金刚力士造像，仅存腰部至双膝的部分，其余部分均残。透过仅存的金刚力士战裙，依稀可以想见整尊完整造像孔武威猛的风采。特别是它的艺术风格，与河南洛阳龙门奉先寺的力士形象别无二致。可见它的铸造年代，并非如前人所说是在北魏，而是在初唐与盛唐之间。这样一来，我们不仅从艺术史的角度复原了“铁袈裟”的“本来面目”，还在时间轴上为它重新定位。

　　说到龙门奉先寺的石窟造像，自然会想到武则天。这一石窟在唐代被称作“大卢舍那像龛”。“卢舍那”来自梵文，意为智慧广大、光明普照。武则天称帝以后，将自己的名字改为“武曌”。此字日月当空，同样也有着光明普照的含义。为了建造该窟，当时的大唐皇后武则天带头捐出脂粉钱二万贯。上行下效，举国响应，浩大的奉先寺石窟工程仅用了三年多时间就得以完成。居中的卢舍那大佛，据闻以武则天为原型塑造。此时的武则天，早已与高宗一起获得了“二圣”的称号，还亲自主持泰山封禅大典中的亚献。奉先寺工程竣工的前一年，她又与高宗并称“天皇”“天后”。工程竣工当年，高宗风眩之疾愈加严重，不能理政，甚至起了要禅位给天后的想法。彼时的天后，可谓如日中天。富有野心的武则天自然不会仅仅满足于在龙门一地建造雕像。灵岩寺的铁铸造像应当也是这一时期的产物。此外在泰山封禅的过程中，灵岩寺乃是武则天休憩礼拜的必经之地。灵岩寺残存的“铁袈裟”，正是当年武则天宣扬自身形象的物证。

　　令人不解的是，这样一群宣扬天后威仪的造像，怎么会毁灭殆尽，只剩下一块残件供后人凭吊呢？

　　不要忘了，灵岩寺与奉先寺的金刚力士像在材质上有着本质的不同。前者是铁质，后者是石质。古人很早就知道石头的妙用：经受得住风吹日晒，且取之不尽用之不竭，是传之后世、以为不朽的上好材料。

　　而铁毕竟不一样。从春秋时期的管仲以来，盐铁专营的政策为大多数王朝沿用。盐铁是历代政府重要的税收财源。佛寺大举兴建铁铸造像，无疑会对政府税收造成破坏。出于经济和宗教的多种原因，灭佛运动在历史上一再发生。破坏造像正是其中重要的一环。灵岩寺铸铁因武后的青睐而生，却因政治、经济等遭遇重创，化作碎片。

　　但故事远远没有完结。“铁袈裟”之所以成为铁袈裟，正是因为它在一次又一次的毁灭与重生之中，不断被人塑造、修补、增饰，给后人的想象与创作留下了一座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宝藏。

　　北宋仁宗时期，秘书省著作郎张公亮多次到访灵岩寺。他在《齐州景德灵岩寺记》一文中把铁铸金刚力士像称作“铁像下体”。我们无从知晓为何力士像被毁灭后并未完全化作铁水重新铸造铁具，也无法得知当时雕像的损毁程度。张氏没有看出它原本的面貌，对铁像年代的判断也出现了偏差。但从他对雕像较为准确的称谓来看，当时的雕像应比今日所见更为完整。否则以今日残件观之，很难看出它原本是雕像的一部分。此时的雕像，正处在“金刚力士像”与“铁袈裟”之间，只能看出它是一尊像，却看不清究竟是何像。张公亮对铁像的描述和判定，代表着北宋中期人们对残件的认知程度。

　　仅仅过了半个世纪，到了北宋末年徽宗时期，灵岩寺住持仁钦在组诗《灵岩十二景》中，已经径直把残件称为“铁袈裟”了。不要小看了仁钦的这一举动。尽管他在史书上寂寂无闻，生平事迹也鲜为人知，但他对“铁袈裟”的想象与命名，却为后世所认可并继承。明清文献中广为人知的“灵岩十二景”，最早也要追溯到他对灵岩寺景观的塑造和记忆。

　　明明是一块铁，而且前有张公亮的明文叙述，为何仁钦还要把它称作是“铁袈裟”？

　　仁钦虽是方外之人，却也难以摆脱世俗之事。熙宁三年（1070），朝廷将灵岩寺更名为“十方灵岩寺”，敕差住持。此举不仅将寺庙纳入到制度化和官僚化的管理系统，而且把寺院的性质由甲乙制改为十方制，改变了寺院所属的教派系统。原本属于律宗的甲乙制寺院一举变为禅宗的十方制寺院。借助于官方的扶持与背书，仁钦上任住持后，颇有作为，灵岩寺蒸蒸日上。

　　而在禅宗的谱系中，法统的确认，不仅在于外部的支持，更依赖于付法密授和袈裟。前者是心证，后者是物证。时人郭思在游记中提到，他从仁钦那里“闻大法眼秘密印”，指的正是禅宗内部传法时的密印。既然法印已有，那么唯独还缺少的，就只有袈裟了。可真的袈裟不易得（也许也不知从何处得）。把具有“田相”图案的残件称作“铁袈裟”，象征着法统的所在，岂不是更加巩固了灵岩寺和仁钦的正统地位嗎？我们还有理由相信，残铁在此时应该更加残破了，残破到已难以从外观上判定它本是“铁像下体”。

　　不论真相如何，从金刚力士雕像到残件再到“铁袈裟”的过程，实际上就是重塑历史、再造记忆的过程。无论“朗公说”“法定说”还是“达摩说”，被转化为圣物的“铁袈裟”已经成为营造神明、宣扬神力、维系法统的有效工具。尽管听闻“铁袈裟”传奇的人们未必能够真正信服寺院高僧们的说辞，但“铁袈裟”的名字之所以能保存并流传后世，有三个重要的因素不可忽视。

　　一是铁袈裟的物质属性，即它的原料本来是铁。在文明史上，铁的出现与运用堪称一大技术革命。铁具的使用，特别是在农业生产方面的运用，使得生产力显著提高。人类也由此进入铁器时代。传统中国作为一个农业社会，处身其间的人对铁都不会感到陌生。这是铁残件能够成为神灵化身的群众认识基础。

　　二是北宋佛教复兴带来的舍利供养之风，以及民间的衣物崇拜，为铁残件的“重生”提供了思想来源。自然界中的铁经受锤锻，浴火重生，与舍利的生成过程极为相似。这就为铁与袈裟之间建立了联系。《西游记》中唐僧穿着的锦襕袈裟，上嵌七宝，水火不侵，显然是禅宗“火烬衣存”故事的文学化表达。既然火烬可以衣存，那么塑造出一袭铁袈裟，自然也不是不能理解的了。以上种种，都借助于残件的物质属性而强化了人们对它的信仰。

　　三是文人们对灵岩“八景”或“十二景”的构建与宣扬。佛法有云，诸行无常，诸漏皆苦，诸法无我，涅槃寂静。没有永远不变的铁袈裟，也没有永远兴盛的佛寺。铁袈裟的毁灭与重生，才是真正的常态。明朝以降，灵岩寺日趋衰落，铁袈裟的神圣光环也随之退却。相反地，一种约定俗成的风物景观—“八景”“十二景”“二十四景”却异军突起，走向兴盛。当铁袈裟被纳入到灵岩“八景”或“十二景”的谱系之中时，它的神圣性再次被毁灭，作为历史人文景观的属性则被放大、宣扬。自此，铁袈裟作为灵岩“八景”或“十二景”的组成部分，它的宗教属性已为景观属性所取代。

　　不过，铁袈裟的故事到此还没有结束。金石学“考古”之风的兴起，使得传统附加于铁袈裟之上的种种光环都消散殆尽。当时光的车轮驶入二十世纪，近代中西方诸多享有盛名的学者，如法国的沙畹、日本的常盘大定、中国的梁启超，纷纷来到灵岩寺，记录碑刻，观察墓塔，吟咏彩塑，拍摄建筑，但都没有为铁袈裟留下只言片语。铁袈裟就这样被人遗忘，再次“毁灭”。直到《铁袈裟》一书的出现，“铁袈裟”才得以获得“重生”。千百年历史的升沉起伏，最终得以完整地呈现在我们的眼前。

　　生死相续，轮回循环。我不禁要问：“铁袈裟”的下一次“毁灭”与“重生”，又会出现在何种机缘之下呢？

　　中央民族大学

　　二○二三年二月十五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