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远

　　美国历史学家、斯坦福大学历史系教授墨磊宁（Thomas S. Mullaney）的《中文打字机》，是一部讲述中文打字机发明历程的著作。但是，如果仅仅将目光局限于此，则显然没有领会本书的精髓。这部书还有一个副标题，叫“一个世纪的汉字突围史”，作者叙述的重点，其实聚焦在近一个世纪以来，东西方文明之间的差异与分歧，以及汉字文化圈与世界文明之间的错位。在作者的笔下，中文打字机虽然是一种书写工具，却又绝非只是一种简单的书写工具，他实是通过对中文打字机发明历程的分析，来讲述汉字如何冲出歧视与偏见的重重包围，独自穿越世界语言的丛林，最终踏上了现代之路，融入世界文明的大家庭中。

　　墨磊宁教授坦陈，他写作这本书所抱持的理念是，首先面对编写现代中文信息技术时的种种挑戰和不平等，“特别是要建构相关的历史，就必须先建立起相关的档案”。所以近十年来，他先后走访了二十多个国家的五十多所档案馆和博物馆，收集整理了包括口述历史、实物资料、家族史和档案资料等各种史料，并对它们进行了详细的归纳和解读。墨磊宁教授进而领会到，以汉字为基础的信息环境的规模和多样性，反映出现代中文信息架构的历史在本质上具有跨国性的特点，所以他在书写中文打字机的历史时，也必然会从信息时代的全球史入手。

　　中文的两难困境

　　近世以降，现代意义上的打字机的发明，使得中文面临着一个两难的选择：“是去模仿字母文字世界形成的这种技术语言现代性，还是完全自绝于字母文字世界，走一条自力更生的技术语言发展道路。”因为中文方块字书写的特殊性，自十九世纪初开始，中文虽然同样被卷入了一个全新的全球信息秩序中，却并不具备这一秩序的根基。换句话说，世界因为打字机的发明而发生着深刻的变化，而中文则迟迟无法融入这一体系—尽管它覆盖广袤地域、跨越漫长历史，却被隔绝于现代文明之外，使中国无法走进现代世界。

　　最早的中文打字机存在于西方人的想象中，是他们的“想当然”的产物。那是一个“相当于把两张乒乓球桌拼在一起”的庞然大物，可以容纳四万多个汉字，需要五个打字员同时操作，另外还有五名工人通过一个工业级尺寸的巨型滚筒将纸张送入打字机……与之相对应的，则是他们对于这台中文打字机的冷嘲热讽。《旧金山观察家报》发文说：“把两个房间打通，才摆得下这台大家伙。”专栏作家斯特尔曼写道：“我曾在报纸上看到，一个中国佬发明了一台打字机，打出的字就像天书一般。”他甚至还为这台“大家伙”起了一个双关的名字，叫作“嗒记”。

　　彼时的中国文化精英们也同样对汉字的困境充满了焦虑和迷惑，他们急切地希望找出中华文化中有待变革的部分，从而确保中国平稳过渡到新的全球秩序之中。是以，陈独秀呼吁进行一场“文学革命”，以推倒“雕琢的、阿谀的贵族文学”；钱玄同提议“欲驱除一般人之幼稚的、野蛮的思想，尤不可不先废汉字”；鲁迅则明言“汉字不灭，中国必亡”……如此种种的激进言论，且不说中国浩如烟海的历史文献均以汉字写成，一旦废除汉字，这些无法估量的文化遗产将何去何从；中国文明和文化的连贯性，也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汉字，废除汉字无疑承担着极大的风险。

　　如果说中国的文化精英对于汉字的厌弃与批判，实是出于一种爱之深、责之切的复杂情愫，那么与他们相比，西方人对于汉字的诋毁与嘲讽，则更多出于一种文化上的优越感。事实上，西方人对于汉字不遗余力的围剿，在某种意义上即是对中华文明的质疑与否定，比如黑格尔在其《历史哲学》中指出，中文书写的本质，“从一开始就是对科学发展的一大阻碍”；卫三畏则直陈，汉字“将中国人束缚在自己的文学里，使他们变得自负和自我依赖，产生了对其他国家的轻蔑，阻碍了他们的进步”。西方人对中国人的固有印象是，汉字已经陷入发展停滞的状态，而中国人则被这种与现代思想格格不入的没落语言掌控着。

　　诚如墨磊宁教授所言，长期以来，中文都是西方社会达尔文主义者首选的批判对象，他们将中文纳入一个有着进步和落后之分的等级系统之中，无非是为了证明字母世界的优越和中文世界的低劣。正是这种对汉字的先入为主的观念，以及对既成技术和技术语言一元化的盲目崇信，使得他们漠视汉字、诋毁汉字，进而将中文排斥在打字机这种新的信息技术之外。

　　制造中文打字机的时机在慢慢成熟

　　那么，中文的现代化问题，真的像很多西方人所预估的那样是一个死结吗？汉字是否真的注定会阻碍中国进入现代世界？中文究竟是生存，还是毁灭？事实是，自单切换键盘打字机诞生之日起，人们从未放弃制造中文打字机的尝试，尽管阻力重重，制造中文打字机却始终是很多人的梦想。因为不容否认，中国需要打字机，中国人同样需要打字机。制造一台中文打字机的意义，已经不再局限于使中国人的办公习惯跟上时代，更重要的是，面对西方世界对中文的质疑，一台中文打字机的诞生，就足以成为中文符合现代性的有力证明。

　　众所周知，中国的文明成就是在没有字母的情况下取得的，亦曾在十五至十七世纪的明朝达到了高光时刻，若说中文“还处在人类言说的雏形期”，显然并不符合现实。进入新的信息技术时代之后，中文打字机所面临的第一个难题是，如何让一种包含字符的非字母文字，与这种新的信息技术相适应，亦即如何让打字机去容纳更加广博与丰富的中文。而最早试图解决这一难题的，却来自一项更早的传播技术—印刷术。

　　一八五八年，美国印刷专家姜别利（William Gamble，1830-1886）来到中国，负责主持宁波长老会的传教印刷馆。在宁波的四年间，姜别利留下了一册印刷汉字的工作笔记，笔记的每一页都被划分为均匀的网格，可以印刷二百多个汉字。通过这些统计数据，姜别利发现了出现频率最高和最低的汉字，对于活版印刷而言，这无疑意味着可以节省许多从字盒中挑选活字的时间。而这对于打字机领域同样是一个意义重大的发现，既然一般打字机无法容纳中文之整体，常用字的发现就可以大大减少汉字的体量，从而让这些常用字顺利地被纳入打字机的操作系统。

　　而拼合汉字与汉字的重新构想，则出自法国东方学家包铁（Jean-Pierre Guil-laume Pauthier）和刻印师李格昂（Marcellin Legrand）之手。将汉字拆解为基本的元素，单个字类就可以被分配到不同的文本当中，这与将拉丁字母重组为法语单词的做法并无二致。包铁和李格昂联手研制了一整套包含将近三千个构件的字体，他们的目标原本是创立一种能够排印出结构完美的汉字的印刷方法，却在无形中为中文打字机的研制提供了一条捷径。包铁和李格昂的发明还引起了另一位古怪的巴黎人德劳图尔的兴趣，他将拼合活字的排印方法移植到电路、电流和代码的世界，人们在传输电报时，只需确定电文词汇的主意义和辅意义，接收者即可以确定其对应的意义。

　　无论是美国人姜别利，还是法国人包铁、李格昂和德劳图尔，他们所从事的职业原本与打字机无关，但他们研制出的常用字（common usage）、拼合（combinatorialism）和代码（surrogacy）等技术，却为中文打字机的诞生创造出必要的条件。正所谓万事俱备，只欠东风，制造出中文打字机的时机，已经逐渐变得成熟起来。

　　中文打字机发明史上的若干个第一

　　史上第一台中文打字机诞生于一八八八年，它的主人谢卫楼（Davelle Z. Sheffield，1841-1913）也称得上是史上第一位“中文打字员”。谢卫楼是一位美国传教士，他于一八六九年偕新婚的妻子来中国传教，定居通州。为了提升印刷速度，方便向潜在的中国信众传播基督教和西方文本，谢卫楼开始着手研制可以迅速上墨和压印汉字的技术，进而思考如何将这些印章般的中文活字，改造成一套整体的机械装置。谢卫楼在当地的铸字厂和排版作坊得到启发，并终于制作出一台能达到“固定位”效率的打字机。对此，《新奥尔良皮卡尤恩日报》报道说，其打字速度“已经超过了最敏捷的中国书写者，它的价值是毋庸置疑的”。然而，因为各种原因，谢卫楼并没有看到自己心爱的发明发挥多大作用，它仅仅是一台满足人们猎奇心的原型机，却终究未能变为一种量产产品。

　　紧随谢卫楼出场的是周厚坤，他是一位庚款留学生。周厚坤是抱着强烈的爱国心去研制中文打字机的，他认为“文字无罪，工师其罪”，他的目的是实现祖国和母语的现代化。周厚坤的第一台原型机完成于一九一四年五月，其后不久，《纽约时报》即以《中国人发明出四千字中文打字机》为题予以报道。几乎与周厚坤同时，另一位名叫祁暄的中国留学生同样研制出一台新型的中文打字机，他的设计可以同时囊括常用字和生僻字，将中文书写统一到一个新的技术语言环境之下。但是，尽管周厚坤研制的中文打字机一度得到商务印书馆的青睐，却只是在小范围推广，而祁暄的发明则被西方人称作是一种“供儿童玩耍的小打字机玩具”，他本人被认为是“一个年轻有才的中国学生因其堂吉诃德式志向而踏上一条徒劳无功的迷途”。

　　中文打字机发明史上最著名的轶事，发生在作家林语堂身上。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人在美国的林语堂深感中文写作之不便，便萌发了发明一款中文打字机的念头。林语堂首先总结了过去数十年来中文打字机发明的得失，意欲扬长避短，创造一种全新的打字机形式。为此，他倾尽了自己所有的积蓄，背了一身的债务，终于在一九四五年研制出历史上第一台带鍵盘的中文打字机，首次将“搜索”与“书写”结合起来，预告了现代中文打字机形式的到来。

　　林语堂和他的女儿将这台中文打字机称作“难产的婴儿”，但这个“婴儿”的诞生，却并没有改变林家困窘的经济状况。随着彼时国际形势和国内形势的急剧变化，这款足以与西式打字机平起平坐的中文打字机，已经不再具备投入量产的客观环境，而真正将它发扬光大为一项现代意义上的中文打字技术，已经是新中国建立以后的事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