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晔

　　在当今的世界舆论场里，“生态”“环境保护”早就不是什么生僻的话题了。不过，美国国家学院科学传播奖得主查尔斯·曼恩（Charles C. Mann）新近译成中文的大作《巫师与先知：两种环保科学观如何帮助人类应对生态危机》（The Wizard and the Prophet： Two Remarkable Scientists and Their Dueling Visions to Shape Tomorrows World；以下简称《巫师与先知》）的书名还是让人略感惊诧。究竟什么样的人才能称作“先知”或“巫师”呢？在书中，作者将威廉·沃格特（William Vogt，1902-1968；又译“福格特”）称为“先知派”的创始人，而诺曼·博洛格（Norman Borlaug，1914-2009）则是“巫师派”的榜样。当然，“先知”或“巫师”都是此书作者授予他们的“头衔”，无论两位当事人是否愿意。

　　实际上，正是威廉·沃格特与诺曼·博洛格二人的思想成为全书叙事的主要线索。之所以将威廉·沃格特称为“先知”（或预言家），是因为在他看来，富裕不是我们最大的成就，而是我们最大的问题。如果我们继续获取超过地球所能给予的。“不可避免的结果将是全球范围的毁灭，也许包括我们人类的灭绝。削减！削减！是他的口头禅。”一九四八年，沃格特出版了引起轩然大波的畅销书《生存之路》，宣称包括人类在内的物种都受制于一种不可避免的“承载能力”，并因此书成为延续至今的环保运动的奠基人。诸如放弃肉食、放弃化石能源之类在国人看来似乎显得有些“极端”的西方社会的环保诉求，其思想渊源都能追溯至沃格特这位“先知”。至于他的《生存之路》也成为当今环境保护运动的蓝图。正是在这本书中，“自然环境”的概念从影响人类的外部自然因素，变成了受人类影响的外部自然因素。这方面的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许多国人因为《三体》的关系而知道了《寂静的春天》这本书。而其作者蕾切尔·卡森也承认是受到了《生存之路》的启发。

　　至于诺曼·博洛格在大众里的知名度或许更高一些—他曾在一九七○年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也是迄今唯一一位获得这个奖项的植物育种专家。与沃格特的意见截然相反，博洛格秉承“技术乐观主義”，认为应该利用技术和创新来增加粮食产量并解决饥饿问题。对他来说，富裕不是问题，而是解决问题的办法，“人类只有变得更富有、更聪明、知识更渊博，才能创造出能摆脱我们所面临的环境困境的科学”。“创新！创新！这是博洛格的口号。”

　　显而易见，这是两种针锋相对的观点，或者用书中的话说，“他们的蓝图是相互矛盾的，因为他们对生存问题的答案截然不同”：“先知派认为世界是有限的，而人是受环境制约的。巫师派则认为有无限的可能性，而人类是这个星球上老谋深算的管理者。”只不过，作者无意在书中对此展开一场论战，而是巧妙地将两位科学家的生平传记与他们的科学争议结合起来，使得这本书阅读起来非常愉快。当然，由于文化差异，中文语境的读者可能在潜意识里认为“巫师”是个贬义词，但曼恩在书中使用“wizard”一词并没有这样的意思。既然这个词在《哈利·波特》里用来泛指有能力运用魔法的人，或许在书中意译为“魔法师”会显得更好一些。

　　无论是威廉·沃格特，抑或诺曼·博洛格，他们的思想都不是凭空出现的。“先知派谴责我们疏忽大意的后果”是从对海鸟粪（guano）的观察开始的。在靠近南美洲国家秘鲁的太平洋上，干燥的岛屿很难有足够的雨水来溶解海鸟的粪便，因此海鸟粪在岛上堆成了高达四十五米的粪堆。这种拥有强烈刺鼻味道，看似无用的物事，最后却被证明是一座“金矿”。海鸟粪里的氮含量非常高，遂成为“世界上第一种高浓度商业肥料”。于是乎，欧洲船只成群结队地驶向贫瘠的秘鲁海岸，将古老的海鸟粪填满船舱。与此同时，秘鲁政府则兑现了收到的支票—高达四分之三的政府收入来自海鸟粪贸易。

　　在这些海鸟中，最重要的是冠鸬鹚，这种动物“简直就是将鱼转化为海鸟粪的机器”，一只冠鸬鹚每年能产生大约十五千克的海鸟粪。奇怪的是，自从十九世纪末期开始，冠鸬鹚的数量急剧减少。尽管秘鲁政府已经采取了保护措施，到二十世纪三十年代，鸟类的数量却再次迅速下降。无计可施的秘鲁当局因此聘请了一位海鸟观察员，这就是威廉·沃格特。他最后发现，冠鸬鹚数量的下降是厄尔尼诺现象造成的：海水表面变暖阻止了冷水上升，而没有上升流，浮游生物就没有养料，鱼类无法以浮游生物为生，冠鸬鹚也失去了食物。秘鲁政府当然希望最大限度增加海鸟的数量，以便产生最大量的海鸟粪。从这个立场出发，厄尔尼诺现象当然是一个灾难。但沃格特却得出了相反的论断，“在没有厄尔尼诺现象的时候，产生海鸟粪的冠鸬鹚，其数量大约每年翻一番。如果没有办法限制鸟的数量，西海岸很快就不会再有多余的空间或食物留给鸟类和其他生物”，因此试图人为地将冠鸬鹚数量提高到峰值水平之上，只会导致下一次厄尔尼诺现象到来时出现更高的死亡率。结论因此与秘鲁当局的期望南辕北辙：不应该只想着靠“增加海鸟粪来获得更多利益”，而应该“帮助维持大自然不断寻求的物种之间的平衡”。它必须生活在生态限度之内。正是在研究过秘鲁岛屿上的海鸟之后，沃格特的研究范围转移到人类身上。

　　相比之下，书中提到诺曼·博洛格的故事就显得不那么悲伤了。这位植物学家和农业专家的目标是培育出一种高产且抗病虫害的小麦品种。考虑到在他生活的二十世纪中叶，如今耳熟能详的“DNA”与“基因”这样的概念根本闻所未闻，博洛格的努力看起来有点像是大海捞针：“他将一株生长迅速但对秆锈病易感的植株与一株生长缓慢但具有抗秆锈病特性的植株进行配对，希望碰巧运气好，产生具有两种理想性状的后代”，无论如何，他都无法预知配对的结果，只能等到植物在地里生长出来才可见分晓。幸运的是，他终于培育出了既抗秆锈病又能稳定高产的矮秆小麦。于是出现了“绿色革命”：在二十年里，墨西哥小麦的亩产量从七百六十磅提高到两千五百磅。同样的事情也发生在印度。此后，这些新品种的小麦就被广泛推广到世界各地，被认为是解决当时全球粮食短缺问题的重要途径。而博洛格也因此被誉为“绿色革命之父”。

　　从《巫师与先知》书中的论述看，“先知派”与“巫师派”的思想，各有其渊源，也各有其道理。书中正是通过这两种截然相反的观点，聚焦于对人类生产至关重要的四个领域，粮食、水、能源以及气候变化。一言以蔽之，人类是应该改造自然生态以获得最大利益，还是改变人类的生产方式以适应生态环境。由于本书中涉及了生物学、化学、历史学等多门学科的知识，对于那些不熟悉本书所讨论的论题的读者来说，这本书可能会有点难以理解。而查尔斯·曼恩尽管在先前的《1493：物种大交换开创的世界史》一书里已经显示出驾驭生态史议题的卓越能力，在《巫师与先知》中也难免顾此失彼，留下一些值得商榷的地方。

　　比方说，书中在提到地球的“承载能力”时提到了著名的马尔萨斯理论，也就是认为人口可能呈指数级增长，而食品供应或其他资源则呈线性增长，最终大量人口会因为粮食增长的速度跟不上人口增长的速度而死亡。这一理论出于十八世纪的英国学者托马斯·马尔萨斯的《人口学原理》（1798）一书。奇怪的是《巫师与先知》在描述马尔萨斯的学说时写道，如果“更有效地使用化肥”，英国可以在二十五年里将粮食产量翻番。考虑到书中提到的海鸟粪的例子，这显然是个误用（或误译）。一八四○年德国人尤斯图斯·冯·李比希才首次发现植物所需的化学养分，这是化学肥料的开端。因此在马尔萨斯写作的时代，是不可能存在化肥的。

　　另外，在谈到物种扩张时，作者提到了原产南美的红火蚁进入美国的例子。书中认为红火蚁是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侵入美国的，还提到最早发现其踪迹的是美国著名生物学家爱德华·威尔森。不过，按照威尔森这位世界闻名的“蚁学家”在自己的最后一本书《蚂蚁的世界》里的说法，一九四二年时，当年只有十三岁的威尔森就在位于美国亚拉巴马州的老宅附近的空地上发现了“入侵红火蚁”。于是，没过几年，“作为一个就读于亚拉巴马大学的十九岁大四学生”，威尔森已经成为“当地有名的蚂蚁专家”。两本书里提到的时间点有所抵牾，依据常理，显然爱德华·威尔森自己的说法为上。

　　当然，这些细枝末节的问题不影响《巫师与先知》整本书的价值。在“先知派”与“巫师派”之外，作者还提到了生物学家林恩·马古利斯（Lynn Margulis，1938-2011）提出的“世界是一个培养皿”的说法。按照这种看法，所有的生命本質上都是相似的，所有的物种都在追求繁衍。人口也将遵循这一生物学定论增长，直到耗尽地球的资源，“人类的活动将毁灭人类自身”。如果考虑到这种近似“宿命论”的意见的存在，貌似势不两立的“先知派”与“巫师派”其实有着一个共同目标，也就是应对人类所面临的生态危机。或者用林恩·马古利斯的说法，“博洛格和沃格特在培养皿的边缘大声疾呼，或许，他们是在试图阻止继续前行的潮流”。而对于“先知派”与“巫师派”的是非，作为作者，曼恩很好地保持了自己的中立态度，呈现了两位科学家的平衡观点，读者可以通过阅读得出哪种方法更有效的结论。当然曼恩也不得不承认一个无奈的事实，要说服已有成见的某一方是不太可能的事情：“那些支持博洛格并接受高产转基因小麦和水稻的人也不会追随沃格特，去放弃牛排和猪肉，改吃对环境影响小的素食汉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