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若晶

　　《瓦尔登湖断章》一书是罗伯特·瑞（Robert B. Ray）教授关于《瓦尔登湖》的评论集。英文原版出版于二○一一年。瑞教授现执教于美国佛罗里达大学文理学院英文系，主要研究领域包括电影史与美学、电影与哲学、文学与电影中的叙事、诗歌，也曾是美国佛罗里达州摇滚乐队“庸俗的船夫”（Vulgar Boatmen）的主创成员之一。作者在电影研究领域的造诣为解读《瓦尔登湖》提供了独特的视角。

　　《瓦尔登湖》是美国作家和哲学家梭罗（Henry David Thoreau，1817-1862）最著名的散文集。但自一八五四年出版以来，从学者到普通读者，没人觉得这是一本容易读的书。《瓦尔登湖》初版印刷两千册，用了五年才卖完，沉默近半个世纪后方觅得知音。即便梭罗本人也承认，“这本书对读者是有一定要求的”，要经一定训练方可阅读。不论你之前是否读过《瓦尔登湖》，《瓦尔登湖断章》都是一本容易上手的导读之书。

　　瑞教授在接受笔者为本文所作专访时，分享了自己走入《瓦尔登湖》的因缘。瑞教授在高中就已学习了《瓦尔登湖》选段，但直到在普林斯顿读大学才通读了全书。多年后，他在新英格兰州的佛蒙特（Vermont）度假时，爬上度假小屋旁的小山，山顶有一片林荫遮蔽的湖，这令他猛然想起梭罗。下山后，他快步走去书店，迫不及待地重温《瓦尔登湖》。开学后，瑞教授开始在课堂上讲授《瓦尔登湖》。

　　“长久以来，我就对因为改行而经历了择业危机的作家和艺术家感兴趣，”瑞教授在专访中说，“我费尽心思地想找到合适的职业。我做过法律和新闻，也做过生意，但都放弃了。梭罗靠写作肯定养不活自己。他偶尔也做土地测量员。他坚信我们选择怎样的活法很重要，这是一个迫在眉睫的问题。”

　　梭罗选择的活法显然与他的时代格格不入。梭罗在哈佛大学的前身哈佛学院（Harvard College）接受了四年严苛的古典主义教育。用今天的话说，梭罗是哈佛大学一八三七届本科毕业生。可惜这位精英对找工作没有一丝兴趣。同学们都去做商人、律师或医生，他却拒绝支付五美元换取哈佛毕业证。当时的哈佛学院仅有三十五名教职工，爱默生却盛赞这里可以学到世间所有知识，梭罗评论说：“我的知识一年年变得越来越精细和科学化—如此一来，我的视野不复天穹一般辽阔，而是逐渐变窄，就像显微镜下的视界一样。”（《瓦尔登湖断章》，刘靖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2年，第29页；以下仅标注页码）他强调有意识地走入自然，从日常经验中获取生命教育，在身体力行中体悟生命的基本要素。瑞教授在专访中坦言，“梭罗让我更关注身边的世界和我对世界的即时体验”。

　　此后数年，梭罗对生活方式的探索不断吸引着瑞教授回到《瓦尔登湖》。他在专访中评论说：“《瓦尔登湖》很大程度上像一部纪录片，其实就是梭罗对生命体验的一种事实记录。”梭罗的写作好似摄影，而《瓦尔登湖》就像他生命的相簿。梭罗不断试探词义的边界，抵抗用“意义”干涉世界。他试图不带任何评判地描述一个事实，而不是借事实表达自我。他想用文字给世界拍一张“漫不经心”的照片，捕捉、呈现世界此时此刻的面目，渴望写出“一个任何智力都无法理解的句子”。

　　从哲学的意义上说，梭罗不但在描述，也在用文字洗涤着这个被意义污染的世界。从文学的意義上说，梭罗用文字创作的“画面”浓缩了他的品位与修养，传达了生命中最触动他的东西，这种东西让跨越时代和文化沟壑的读者体会到人类精神创造的高贵感。有一缕“未经擦拭的辰光”照在《瓦尔登湖》上，生活被这辰光“涤净”，变得纯洁和美好。瑞教授由此联想到维特根斯坦在《哲学研究》中的句子：“所有的解释必须消失，只能由描述来代替。”

　　提到梭罗，就不能不提维特根斯坦（1889-1951）。瑞教授在书中大量关联梭罗与维特根斯坦的哲学思想，认为两人在精神气质和哲学追求上都极其相似。虽然梭罗去世二十七年后，维特根斯坦才在维也纳出生，但在瑞教授的眼中，两人一直同行在瓦尔登湖畔。

　　其一，梭罗与维特根斯坦都是思想与生活上的极简主义者，朴素而克制。梭罗觉得财产是负累—“所谓物价，乃是用来交换物品的那一部分生命”（第7页），“我才不想拿我的命去换钱”，强调通过降低物欲来摆脱经济压力。他在《瓦尔登湖》中逐一检视衣食住行的必需品，拒绝茶、咖啡和时尚这类奢侈品，认为它们诱人堕落。与梭罗平凡的家庭背景不同，维特根斯坦生于维也纳富商之家，他家在当地被戏称为“维特根斯坦宫”，可维特根斯坦却“克己少食，着装朴素，拒绝使用任何带装饰的家具”（第89页）。他在剑桥大学读书时住的房间仅有最简单的手工制品。

　　其二，两人都在建筑设计中践行了自己的极简哲学。一八四五年七月四日，二十八岁的无业青年梭罗搬入了爱默生在瓦尔登湖畔的林地。他买下铁路工人詹姆斯·柯林斯从棚屋上拆下来的废木板和钉子，给自己搭了一间小屋。在这个十六平方米，仅能容下一桌、一床、三把椅子的小木屋里，梭罗徘徊了两年两个月零两天，又用七年时间将其长年的思考提炼为《瓦尔登湖》。他大概视写作如建筑，既然能用别人丢弃的旧木板盖出洁净美好的新建筑，他也可以用《瓦尔登湖》翻新旧世界。

　　一九二六年，三十七岁的维特根斯坦在奥地利做乡村小学教师，其间还编写了一本学生字典。二○○五年，这本四十二页的手稿在伦敦以七万五千英镑的价格售出。此时的维特根斯坦早已完成了《逻辑哲学论》，自诩清算了所有哲学问题。不料这位声名鹊起的哲学家却因不满学生缓慢的学习速度而陷入体罚学生的丑闻。为了帮弟弟排解职场上的失落情绪，维特根斯坦的姐姐特邀他为自己设计一幢房子。这个建筑项目令维特根斯坦兴奋异常。他像审视哲学概念一样打量着房子里的每个元素。就像他在哲学中毫不留情地摒弃无意义的概念，他在设计中也毫不留情地摒弃了可有可无的建筑元素，就连暖气也不放过。他花了整整一年时间设计屋子里的每一个暖气，好让它们的存在不会破坏室内空间的对称。今天你可以去奥地利维也纳的昆德曼加斯（Kundmanngasse）欣赏维特根斯坦设计的房子（虽然他姐姐认为这间没有任何装饰的房子更适合神居住，一直没有搬进去），也可以去美国马萨诸塞州的康科德（Concord）看看梭罗的小屋。

　　《瓦尔登湖断章》始终将梭罗放回他的小木屋，将《瓦尔登湖》放回瓦尔登湖。孤立的文本阅读极易导致对梭罗的误解。美国在新冠疫情期间提倡“保持社交距离”，有人将梭罗视为此倡议的先驱，津津乐道他在瓦尔登湖畔“离群索居”的往事。只是梭罗并非离群索居，瓦尔登湖也非远离尘嚣之地。瓦尔登湖其实距康科德市中心还不到三公里，绝非人迹罕至。恰恰相反，常有人在湖边散步，火车也会从湖边呼啸而过。梭罗在瓦尔登湖写作期间，不仅常有朋友来小木屋探望，他还几乎每天都回自己家吃饭。怪不得有人调侃说：“他不过是在他的小屋里‘露营罢了。”（第4页）

　　对梭罗隐士形象最有力的否定莫过于他的名篇《论公民不服从的权利》（“Civil Disobedience”）。梭罗密切关注社会问题，公开演讲反对奴隶制和美国帝国主义，连续六年拒缴人头税，因为他认为这笔税收被政府用在发动侵略墨西哥的战争上。结果有一天，他在从瓦尔登湖回家的路上撞上了收税员，被抓去康科德监狱关了一夜。第二天有亲戚替他补交了人头税才被放出来。种种不愉快的经历促使梭罗日后写下这篇政论，成为第一位表达公民有不服从的权利的美国人。马丁·路德·金、甘地和列夫·托尔斯泰都曾表示《论公民不服从的权利》对他们影响至深。

　　梭罗不是瓦尔登湖的隐士，《瓦尔登湖》也不是他窝在小木屋里一气呵成的。梭罗以他在不同时间和地点所写的日记为基础，将他的生活片段按思考主题进行了重组，再提炼升华而成《瓦尔登湖》。瑞教授认为《瓦尔登湖》的创作方式很像电影制片，梭罗完成了拍摄、剪辑和后期制作，像导演和编剧般赋予作品意义。《瓦尔登湖断章》因此也模仿了这种创作手法，从《瓦尔登湖》中拣取了四十个关键词，好像从梭罗拍摄的纪录片中剪出四十个镜头。这四十个关键词为《瓦尔登湖》提供了四十种检索方式。读者可以从任何一个感兴趣的关键词入手，随便从哪一篇读起。譬如你在林间漫步，无所谓从哪个入口进入树林，这也正是《瓦尔登湖》的阅读方式。

　　这四十篇短评不乏主题交叠反复之处，好比你在林中随意穿梭，不时踏入似曾相识的小径。瑞教授希望从《瓦尔登湖》中截取不同角度的文本快照帮助读者变换视角了解林区全貌：“我们必须心甘情愿地，一遍又一遍地，回到一些特定的段落，寄希望于每一條新的小路都会带来一次新的邂逅，从而在组成我们大多数日子的重复之中生发出梭罗所推崇的那种发现快乐的能力。”（第15页）瑞教授鼓励读者在《瓦尔登湖》的阅读中反复变换角度、反复漫步，打破事物间的惯常联系，像梭罗那样故意“迷路”，像梭罗用废木板搭起小屋那样，通过“重新安排”事物之间的联系而拓展万物无穷的界限。

　　梭罗的一生是“迷路”的一生，是令他周围“清醒”的人难以理解的一生。梭罗从哈佛毕业后回到了故乡康科德。这次返乡令他走进了爱默生的世界。爱默生是美国十九世纪知识分子的领袖，他的思想深深影响了梭罗。梭罗不仅搬去与爱默生同住，还给爱默生的孩子做家教。爱默生则将梭罗带入了美国十九世纪的核心文学圈。

　　但梭罗却令爱默生极度失望。爱默生期待他“为整个美国出谋划策”（第70页），梭罗却“坐在阳光下的门前，从日出坐到正午，坐在松树、山核桃树和黄栌树中间，在没有打扰的寂寞与宁静之中，凝神沉思”（第32页）。爱默生在对梭罗的悼词中批评他“缺乏雄心壮志”（第50页），梭罗却执意迷失在瓦尔登湖：“我到林中去，因为我希望……只面对生命的基本事实，免得到了临死的时候，才发现我根本就没有生活过。”他想用“迷路”来撬动固有观念对人生活方式的禁锢，“非到我们迷了路……非到我们失去了这个世界之后，我们才开始发现我们自己。”（第154页）梭罗与爱默生及其所代表的超验主义阵营渐行渐远。爱默生否认梭罗的文学天赋和成就，直言梭罗的文字让他“紧张不安且心情恶劣”，终其一生未在任何作品或场合中提到过《瓦尔登湖》。

　　一八六二年五月六日，四十四岁的梭罗因肺结核病逝于康科德家中。时至今日，《瓦尔登湖》已成为美国文学史上最具影响力的作品之一。人们在闲暇之际仍会像百年前那样去瓦尔登湖游泳、散步，梭罗想传达的生命真谛也一如既往地荡漾在瓦尔登湖的波心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