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晓东

　　收入《构造与重造：新文学的话语与形式》一书的论文记录了作者路杨的成长历程，也显示了路杨研究领域的更迭和拓展。本书的研究对象时间跨度接近百年，从五四新文学伊始的鲁迅直到二十世纪的李娟，从中可以大体上捕捉到某种总体性的世纪视野。我想着重强调的是，这种总体性视野，在路杨等新一代学人身上是一种具有共通性的研究素质。

　　这种总体性在路杨选择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中后期新文坛的爱欲小说风尚为题作硕士论文时或许还称不上有所自觉，但在她的博士论文《“劳动”的诗学：解放区的文艺生产与形式实践》中，就尽显端倪。这部获得了北京大学优秀博士论文奖的专著处理的是解放区的文艺實践，力求整合诗学和历史，寻找一种能够打通各种艺术门类，具有整合性、实践性与群众性的“文艺”概念及其生产机制，生成的是以解放区文学为中介，上溯左翼革命文学，下及由延安开启的共和国文学的总体性视野，也蕴涵了为共和国时期特有的社会主义文艺实践和体制化研究开辟新路的可能性，路杨接下来的博士后阶段向十七年文学和当代文学与文化批评转向，就显得水到渠成和顺理成章。而我最看重的，或许是路杨在这种具有百年跨度的研究视野中所暗含的某种“总体性”。

　　这种总体性的获得，当然不仅仅因为路杨的求学生涯横跨了现当代文学（其实在很多中国高校中，现当代文学本来就是一个学科）;而是我在这几年中形成了一个粗略印象，觉得在路杨这一代青年研究者的学科意识和历史认知中，大约先天就蕴含了某种后设的总体性视野。这种总体性可能是这一代学人所禀赋的具有代际特征的特质。集中阅读了一批近几年崭露头角的青年学人的著述之后，会发现他们轻而易举地就打通了二十世纪直至新世纪，更善于从全局出发去研究五四以降的中国现当代文学。在新一代那里，这种总体性的认知有某种范式的意义，既含括现代性的总体性，也兼容革命世纪的总体性，还有一代人在求学阶段所打通的学科建制的总体性。这一代人也更容易超越差不多贯穿了百年中国思想史的左右之争，更习惯立足于当下的中国现实而采取一种囊括革命与现代的整体立场，也把革命与现代同时理解为一个具有整合性的机制，“短二十世纪”与“长二十世纪”在他们的观照中也并非相互冲突的阐释框架，而现代文学与当代文学也天然地在他们的研究图谱中交织互动，融会贯通。一代人从而有可能真正建构一个把握二十世纪中国的长时段视野，把前一两代学者的二十世纪整体观从理念落到实处。

　　这种总体性在路杨的研究中同样具有一种自觉性，也构成了本书的某种结构性视景，至少在编辑成集的过程中，总体性是了然于胸的。这种总体性还表现在，尽管当初写作和发表每篇论文时都有特定的不乏偶然性的动因和机缘，但路杨选择的议题，都隐隐瞄着纵贯二十世纪的一些重要主题和话题领域。粗略扫描一下本书的目录，就会发现她所处理的范畴，如抒情与史诗、“反浪漫”、新文坛风尚、“新的综合”、“事功”、“革命”、“有情”、都市及其景观、现代性叙事、城乡、声景、听觉实践、传统及其形变、英雄的位置、“革命中国”等，都是二十世纪以降中国文学中的一些重要范畴。她的研究也以自己的方式与二十世纪文学历史进程中的宏大叙事紧密关联。譬如第一编“积习与新路”中的《“积习”及其反讽：鲁迅的言说方式之一种》《“小说之名”与“后来所谓小说者”》《“硬译”：语言的自新与翻译的政治》诸篇，在已经汗牛充栋的鲁迅研究领域，也努力另辟一条“新路”。《“积习”及其反讽：鲁迅的言说方式之一种》一文对鲁迅话语中“积习”的考辨以及对反讽模式的探究，也预示了路杨后来话语研究模式的开端，而对鲁迅的小说观以及翻译观的考察，都触及了鲁迅研究中一些前沿性的议题。从某种意义上说，路杨也就以鲁迅为起点，同时以鲁迅为方法，为自己的现代文学研究奠立了一个较高的起点。

　　收入本书的文章中，我读得最细的恐怕是路杨写于博士生阶段的《“新的综合”：沈从文战时写作的形式理想与实践》。前年在北大中文系开设的一门研究生讨论课“近十年学术论文选读”中，我也把这篇长达三万字的论文选入，在课上和研究生们一起讨论。北大的学生通常在读别人文章的时候都目光如炬，百般挑剔，但对路杨的这篇论文却大体上是信服的，认为路杨所谓“新的综合”，不仅仅是对沈从文战时写作的形式理想与实践的概括，其实也显示了路杨自己的“综合”意识和学术视野。对沈从文的形式理想的讨论，也蕴含着路杨此后更加自觉的治学路数和方法，或许正是从这篇文章开始，路杨逐渐找到了治学道路上属于“自己的方式”。

　　依据我的阅读感受，路杨这种“自己的方式”，就是从形式洞见现实，以及从形式重建历史，这是一种勾连和打通历史与形式的诗学追求，从而尽可能有效地在研究中使历史形式化，也使形式历史化。尤其在博士论文的写作过程中，路杨更是自觉构建一种将形式批评方法与社会史视野相结合的研究路径，在拓展“文学”“艺术”等概念的理论边界与历史内涵的同时，提出了“生产性的文艺”这一具有原创性的概念，对解放区以及共和国文艺的阐释由此具有一种理论反思和范式重建的意义。另一方面，这种打通形式和历史的思路，也对近年来现当代文学研究界颇具影响的“社会史视野”展开理论反思，而引入文本细读与形式批评的方法，对于解放区文艺研究范式的转换与更新尤具启发意义，也为重审内化于二十世纪历史进程的文学与政治这一经典难题提供了属于路杨的研究路径。

　　路杨也关注“话语分析”，在坚持文本细读与形式批评方法的同时，通过文本中的形式与“话语”探究文学史的深层构造，表现出把研究对象“重新语境化与问题化”的努力。正如她在本书后记中说：

　　本书的核心议题正在于将这些“构造”重新语境化与问题化，通过一系列个案研究，对新文学的历史构造及其文学重造展开话语分析与形式批评。在历史化的视野下，本书将辨析与探询贯穿新文学的诸多具体构造如何内在于现代性命题本身，又如何构成了现当代文学研究的一系列基本结构，并尤其关注新文学家及其后来者如何在话语、观念与形式的“重造”中，重新为新文学开辟出自我批判的位置，激活新的历史能量。

　　这种“激活新的历史能量”也可以看作是路杨这一代年青学者具有代际性的群体诉求，是一代人历史意识的彰显。正是这种历史意识的获得，使路杨的学术研究追求一种“有足够包容力的历史视野”：“重要的是对于不同历史经验的当下性的尊重与重新挖掘，同时重视它們所各自包含的历史容量与活力;不是简单地任它们在彼此之间相互拆解或抵消，而是重视它们共同面对的结构性难题。”也是在本书的后记中，路杨强调她“特别看重的是如何重新激活危机时代的文学经验，不只是将其作为某种形式或话语的元素去取用，而是形成一种机制性的汲取。构建这个历史视野的过程，也将显现出一种具有融通感、综合力、指向未来的历史构想”。从历史中汲取活力，经过现实的创造性转化，最终生成的是一种指向未来的历史构想。我从一代正在进入学术舞台中心的青年学人身上，由此看到了他们对前几代学者的有望超越的地方。他们对危机时代的文学经验情有独钟，也因为他们既是一代所谓生存在内卷时代的学人，也正在疫情和后疫情时代经历前所未有的历史经验，他们的学术生涯，也就有望更具有危机感、现实感和介入性，他们的学术视野中也就更蕴涵有未来性，就像路杨所说：“毕竟我们关心历史，终究是因为我们关心未来。”因为对这一代人来说，人生的未来其实刚刚向他们敞开，而这个未来也许意味着与前几代人迥异的不确定性和更多新的可能性，也要求他们的学术研究中注定要涵容这种可能性和远景性。

　　这一代人也把现实性与未来性更多地体认为自身生命和学术的内在视景，更具有己身性和切近性。因此，与幻变的时代相关的是，恰如路杨所说，新一代学人的“自我的重造则永远亟待开启”，这种自我的重造，既是一代人生命力的所在，也是学术的生机和活力的体现。这些年来，学术也面临内卷，在卷来卷去的过程中，耗尽的正是学术的创造力、现实感和远景透视的能力。

　　不过读了路杨的著作，我感到的是希望，对这一代青年学人来说，也许远景是如影随形的影子，或者说，他们的学术生命就体现在人类的远景中。当然，远景对于每个人都是以一种可能性而不是现实性的方式存在，如何体悟、想象远景，如何建构新的远景叙事，依然要在现实中去洞察，在历史中去求证。这本《构造与重造：新文学的话语与形式》，作为关键词的“构造”，是路杨对新文学历史的内在结构和深层建构的揭示，而“重造”则透露出新一代学人既再造学术，也重建与前几代学者不同的独属于自身学术格局的愿景。

　　《构造与重造：新文学的话语与形式》，路杨著，上海文艺出版社即将出版，列入“微光”青年批评家集丛